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共发现61余种动物的遗骸，主要见于第一期和第二期，尤以第一期居多。这些遗骸多因古人食用后丢弃而较为破碎。其中，无脊椎动物3种，脊椎动物58种，脊椎动物中以哺乳类为最多，此外还包含爬行类、鱼类和鸟类。在遗址中发现的猪和狗为驯养动物。在发现的猪标本中，少年个体和成年个体占到90%，且第一期发现的陶猪身体比例介于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证明当时已有养猪食肉的行为。遗址中出土的狗标本和狼存在明显的差异，且在居住区发现了疑似狗粪，证明当时已驯养狗。此外，发现较多的水牛标本，说明当时也有可能驯养水牛。其余动物为捕猎所得，包含象、犀牛、麋鹿、红面猴等在浙江野外已不存在的物种。据研究，这些物种遗骸应当是本地所产[10]。

根据第一、二期的孢粉分析，第一期文化时期，主要的植物为枫香、蕈、南酸枣等当下见于岭南、台湾和南亚的植物，说明当时气候较现在更温暖湿润。而到了第二期，榆、松等耐旱木本植物开始出现，说明气候开始变得干旱，水域变小。在第三期文化层中，枫香、蕈等划分减少，说明气温开始下降，气候向温带靠拢。第四期则出现了喜冷、湿的蕨类植物，说明气温进一步下降[3]^:360-361。

在发现的植物遗存中，包含大量稻谷及稻杆、稻叶形成的堆积，位于木构建筑遗迹附近，厚度达到20至50厘米，种类为栽培稻中的籼稻。大量稻谷保存完好，稻叶在出土时仍呈绿色，且能辨别稻谷上的稃毛[7]。除此之外，也发现了小葫芦、橡子、菱角、酸枣、芡实等果实，说明采集仍是当时重要的食物来源。出土植物遗存中包含大量樟科植物叶片，应为人工采集，并可能作为药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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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下颌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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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文化出土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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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芡实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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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标本

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生产工具由骨、石、木等材料制成。在第二次正式发掘出土的4670件文物中，骨器占到了48.6%，足见其地位。在这些骨器中，骨镞、骨耜所占的比例最大，此外还包括锥、凿、针等实用器以及笄等装饰品[6]^:115-116。两次正式发掘出土的骨耜达200件左右，多见于第一期文化层中，多为水牛、水鹿、麋鹿肩胛骨制成，上端窄处为柄，下端宽处为刃，正面中部常有穿孔，或两侧磨凹，上可见藤条捆绑痕迹[6]^:155-156。第二轮发掘出土过一件捆绑有木柄的骨耜，还原了此种器物装柄的原貌。浙江农业大学教授游修龄提出，骨耜为河姆渡人翻地的工具，并以其用具将当时的农业形态命名为“耜耕农业”，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11]。除骨耜外，兽类尺骨常用于制作骨凿，肋骨用于制作骨锯或骨匕，鸟类肢骨由于中空而被用于制作管状针[6]^:117。

河姆渡遗址早期文化层出土的石器比例约为石器的七分之一，早期多用黑色变质岩等质地较为坚硬的石料制作，除刃部磨制之外其余部分多为打制，因而较为粗糙。器型上，以石斧为最多，除此之外还有石凿、石锛等[6]^:119-121。在这些石器中，发现了有段石锛的雏形。这种石锛可与木质或骨质的器柄结合，起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有段石锛曾在中国东南部以及朝鲜、日本和许多太平洋岛屿的遗址中被发现，而河姆渡出土的石锛为有段石锛早期的形态[12]。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器大部都经过磨制，相当比例都是作为复合工具组成部分（例如踞织机的一部分）出现，除此之外还有木筒和木碗出土。第二期文化层曾出土一只椭圆瓜棱形木碗，木碗上涂有朱红色漆。这一发现将考古发现漆器的年代从商代上推2000年[3]^: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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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木柄骨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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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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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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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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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漆碗，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共出土完整和复原陶器1695件以及数倍于此的陶片。出土的陶器中，依据陶系可分为夹炭黑陶、夹砂黑陶、夹砂灰陶、夹砂红陶等，而以夹炭黑陶为多。这种陶器为了减少陶器烧制过程中的开裂，有意将炭化的植物茎叶掺入黏土中烧制而成。依照文化层从早到晚的顺序，第一期文化主要为含铁量较低的黑陶，尤以夹炭黑陶为多。至第二期，出现泥质红陶，黑陶色泽已开始变灰。至第三期，夹砂灰陶成为陶器中的主流。至第四期，含有氧化铁的夹砂红陶成为主流。除此之外，第一期和第二期的陶器多为泥条盘筑法制成，而从第三期开始，陶器变得更加匀称，中心对称性更好，因而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慢轮制陶工艺。陶系的差异也是进行遗址分期的重要依据[6]^:84-85,87-88。

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釜、支脚、灶、鼎等炊器，罐、盆、钵等盛器，盘、豆等食器和盉、杯等水器。炊器中，釜的数量最多，且随文化层而变化，其高矮、器型、陶系可用于区分文化分期。支脚的数量也较多，可用于在烧火时支撑釜，部分三期支脚上有堆塑。鼎从第三期开始出现，第四期数量增多。盛器中，罐的数量最多，包含双耳罐、单耳罐、四系罐和小平肩罐等器型。食器中，数量最多的是盘，其中最常见的器型是翻沿盘和折棱盘。自第二期文化起，豆的数量开始增多，到第四期成为主要的食器[6]^:92-112。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的炊器中，有夹砂红陶灶一件。该器物下部为圈足，足上有小孔，外壁有两耳可供搬运，内壁有支丁可用于架釜，为中国发现最早的专用架釜炊煮器[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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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正式发掘出土陶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及第一次正式发掘出土十八角刻花陶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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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口多角腰檐黑陶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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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堆塑的支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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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口广沿黑陶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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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盉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三期文化层中均发现大量木构建筑遗迹，以第一期保存最为完整。河姆渡遗址发现建筑的第一阶段形态为干栏式建筑，分为高干栏和低干栏两种形态。结合民族学资料推断，这一阶段干栏建筑基础为直接打入地下的承重桩，在承重桩上设龙骨形成基座，再于其上立柱建设房屋，房屋屋顶可能为两面坡，上有稻草或茅草以防雨水[13]。第二轮考古发掘中，曾发掘出4排疑属于同一建筑的木桩，其中三排两两间距均为3.2米，与其余一排距离为1.3米。根据推测，该建筑应为背山面水，带有前廊的长屋，面宽在23米以上，进深约7米[3]^:26。第二阶段的建筑形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先挖掘柱洞，此后放置木制垫板，最后填土的承重桩。部分研究认为，此时的建筑形态已转化为地面建筑，其他研究则认为此时的建筑样式仍为干栏式[14]。在第三期文化层中发掘出水井一座，外围为28根栅栏桩组成直径6米的圆形，其内有十六根平卧圆木组成正方形平面，与四排垂直木桩相套，形成方框。推测当时水井为方形，方木为四周支护，而圆形栅栏可能为井亭[3]^:294。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建筑构件多使用石斧、石锛等工具加工而成，构件上常可见到相关的加工痕迹。石斧主要用于伐木和切断木料，石锛则用于平整木料。石凿、骨凿用于开挖卯孔，而纵剖木料则使用的是石楔[6]^:189-192。第一、二期文化层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大量榫卯构件，其余构件可能采用捆扎的方式固定。出土的榫卯有柱头榫、梁头榫、燕尾榫、双凸榫、企口板等。榫头截面长宽比接近4:1，已与后世比例相近[6]^:19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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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榫卯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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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梁头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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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期文化层发现木构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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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对水井的复原

河姆渡的原始艺术大部分为实用器上的装饰艺术，其次为雕刻作品和陶塑[6]^:205。河姆渡陶器口沿、肩部多有装饰，以绳纹和几何纹样最为常见，也有谷粒纹、波浪纹、禾叶纹等纹样，使用的加工工艺包括刻划、压印、戳印等，而陶器上的绘画作品既有写实作品，又有写意作品，题材包括鸟、鱼、水稻、太阳、花草等，以鱼禾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为代表[6]^:213-225。出土的陶塑包含堆塑和捏塑，制作较为粗糙，其题材包括日常用具、禽畜走兽，也有人像和陶舟，其中的陶猪、陶羊、陶狗等动物形象较有特点[6]^:212。

河姆渡雕刻品使用的材料有象牙、骨、木等，技法以线雕为主，也有圆雕和浮雕，表现题材主要为鸟，也有太阳、蚕、鱼等形象。其中的双鸟朝阳纹牙雕为线雕的代表，该牙雕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中心由五个同心圆组成太阳纹，圆外有火焰纹，两侧有钩喙昂首相望的双鸟[15]。而圆雕鸟形匕则为圆雕的代表，长15.8厘米，宽3.4厘米，厚0.8厘米，成条状，身小尾大。头部鸟首下倾，中间为鸟身和翅膀，尾部夸大成圆弧状。此外还有蚕纹盅形器一件，椭圆形，中部阴刻蚕纹，证明当时已有蚕[6]^:20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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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叶纹陶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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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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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鸟朝阳纹牙雕，为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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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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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纹盅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