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黄世瑞教授、学者管役夫、中国现代政治学家萧公权等学者均认为，尽管墨家常假托于夏禹，但其思想体系实际上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6][7][8]俞正燮在《癸巳类稿·墨学论》中认为“墨者，宋君臣之学也”。墨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体系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国承袭的殷商遗俗的影响。[9][7][10]

殷人是一个以质朴著称的民族，注重实际效益，无繁琐的礼仪和形式主义，亦无严格的宗法制度从而无“久丧之制”，墨家在这基础上延伸出了节用、节葬、非乐等思想。墨子所主张的“木为桐棺”的薄葬方法也始于殷商。[11]墨家的尚贤、尚武、崇材尚力、功利主义观也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征[7]。殷人重视工商业和严刑法治的传统也被墨家沿袭[12][13]。墨家的宗教鬼神观念与殷商的祖先神崇拜和自然神信仰很接近，却抵制周人神道设教下的天命观[7][14][15]。墨子的“兼爱”是一种平等的博爱，不辨血缘关系之亲疏；而殷墟甲骨文中体现有“多父制”和“多母制”的习惯，在商代氏族共权传统的昭穆式亲属结构中，子对父并无特别亲近的关系，生身父亲和氏族中父辈的成员并无显著差别，因此《尚书·高宗肜日》称“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墨子·法仪》则称“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孟子则批判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认为墨家的“二本”之说异于儒家的“一本”之说[16][17][18][19]。墨家不反对女子从军，且获军功同样受赏，其主张的生活礼仪规范约束上也不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异，而商朝女性地位显著高于周代以后，墨家的妇女观和兼爱主张都具有殷商母权制遗留的痕迹[6][10][20][21][22]。

墨徒直接攻击门阀阶级，大倡机会平等之“尚贤”主张，将“殷人尚质”的传统发扬广大，打破周礼的宗法等级秩序，虽然在渊源上比儒家更旧，但却更加适应了战国时代社会大变动的发展趋势，从而成为显学且更加新潮。[8]

墨子第一個把名、實關係當作哲学范畴提出。主張「取實予名」，認為糾纏概念难以分清是非，只有客观實際地才能判断是非。提出立论要有“本”（根据）、“原”（證明）、“用”，這是著名的三表説[註 1]，是中国最早期有關归纳法的論述。

戰國後期，後人以墨子的三表説作為基础，建立起逻辑分析诸理论，發展出認識論、邏輯學、几何学、几何光学及静力学等研究，是謂「墨家後學」。

「墨家後學」是中国古代第一个逻辑学体系，全球三大古典逻辑体系之一，主要以三物论为代表，三物分别为故、理、类[25]。《墨辯》是讲解墨家逻辑的主要著作。

近代有大量學者如钱临照鑽研《墨經》，發現《墨經》幾乎涵蓋了哲學、邏輯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多個學科內容。胡适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正是科学的精神，是墨学的贡献”[26]。墨家把推理称为“说”，《经上》曰：“说，所以明也”；《经下》云：“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小取》中還提到“或、假、效、辟、侔、援、推”七种推理形式。墨子常批评儒者答非所问，墨子问儒者，“何以为乐”，答曰：“乐以为乐也”。墨子批评道：“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27]。

墨子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貢獻。《墨经》精到地阐述了经典力学中力的概念和力矩原理，提出“力”、“动”与“止”的定义。关于槓杆原理，亦提出了“重”、“权”（力）、“称头”（重臂）、“称尾”（力臂）等概念[28]。《墨经》中提出了“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相当于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墨子和他的学生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在当时就知道了光的直线传播[29]。他也提出了“原子論”的雛形，关于“端”的论述，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細分的最小单元。

英国漢學家李约瑟曾指出：「墨家思想所遵循的路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已经产生欧几里得几何体系了。」[30]

墨家同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民间结社组织，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其领袖称为「」或「巨子」，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所謂“墨子之门多勇士”[31]。一般認為，墨翟未曾擔任過“”。「」由上代指定，代代相传，在团体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32]。

墨者多来自社會下層，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33]。“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還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游俠者，稱「墨俠」。[34]墨者必须服从的领导，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35]。例如腹䵍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概言之，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人性观上，墨子认为人性是趋利避害的，又主张“义”与“利”是相通的，并没有认为人的本能可以被定义为善或恶，而墨家正是从人的本性出发强调利他、利己。墨子认为“素丝无常，唯所染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36]，即人刚出生时就像无色的丝线，善恶等性格都是在后天的环境中染上的；墨子的学生告子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了“食色，性也”、“性，犹湍水也”、“人性无善恶”的观点。

墨家亦在政治上主张“君、臣、萌（民），通约也”(《墨子•经上》）、“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墨子•七患》）、“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亲士》）、“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墨子•经下》）、“罪，犯禁也，罪不犯禁，惟害无罪”（《墨子•经说上》），被一些学者认为具有言论自由和契约法治思想的萌芽。[37][38][39]

墨家在提倡“兼爱”的同时也不忽视个体自身的幸福，《墨子·大取》中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於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认为“爱人”并不排斥自己在外，自己也同样属于被爱护的对象。

一般都将秦国转弱为强都归功于商鞅变法，史家何炳棣則認為秦国发出“求贤令”，墨者入秦者众，秦墨为秦国富强做出了無比貢獻。[40]李竞恒认为墨者入秦，可能由于墨家思想与秦国提倡的法家有相通之处，墨家与秦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最后实现了有机融合。在墨者文献中，有一些理念与制度设计已经与秦制完全一样。如伍长、什长、亭尉、县令、县丞、县尉、乡三老，皆为秦的制度。此外，还有灭三族的酷刑，还有“城旦”这一奴役制度。《墨子·尚同下》中有鼓励告密的内容：“若见恶贼天下不以告者，亦犹恶贼天下者也；上得而罚之，众闻则非之”。这种鼓励向专制君主告密的立场，与出土秦律非常相似。云梦秦简律法中就有所谓“公室告”，如“贼杀伤”、“盗它人”等，秦律鼓励“公室告”，甚至认为，即使是“子告父母”，如果符合“公室告”，就应该听从。可见，秦律也是鼓励为了“天下”利益而“大义灭亲”的。这与墨者所谓对父母之爱与路人之爱无等差，在价值观上也是很相符的。因为按照墨者的这一逻辑，如果父母损害了所谓“天下”的利益，那么就同样应该将父母揭发举报。[41]但“墨家助秦”一说的主观猜测性较强而证据不足，在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吕氏春秋·首时》记载墨家巨子田俅子求见秦惠文王却一直等了三年，后来得到楚王引荐才见到，这与何炳棣主张墨家在秦献公时期就已入秦自相矛盾，且战国末期的荀子亦批判墨子和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