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維益

中国抗日战争期間，在時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的命令下，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軍長孫桐萱護送孔德成、孫琪方夫婦，緊急從曲阜縣撤退到重慶市[1]。時值重庆陪都时期，為躲避日軍轟炸，政府單位奉命遷往市郊，向西疏散到距離七十公里外的歌乐山；其中桂花灣一地被劃為甲種住宅區，用以興建要員公館、別墅。孔德成一家所居住的奉祀官邸跟著疏散至此，他們住進一座快速建起的木造洋樓，在雲頂寺附近樹林中的蝦蟆石7號[2][3]；孔德成的老師呂今山也來到重慶，官邸落成後，他根據相傳為孔子所作的《猗蘭操》，將其命名為「猗蘭別墅」[4][5]。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廿六（1939年11月7日），孫琪方即將分娩，孔德成請來李士偉醫生到家助產，孫琪方於當日下午生下一子。幾天後的十月初二（阳历11月12日），呂今山為新生兒起名；由於重慶在古代屬於益州，因此將他命名為「維益」，並取表字魯僑、号小魯[6]。抗戰結束時，孔維益與姐姐維鄂都在重慶就讀小學[7]。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後，由於交通不便、曲阜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孔德成並沒有馬上離開重慶，直到1946年9月，一家人才遷往南京市[8][9]^:125，曾住過位於琅琊路5號的臨時公館、桃源新村的黨政高官宿舍、以及四海1號[10][11]。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孔德成獲選為國民大會代表後訪問北平市，同年三月的報導中表示：「⋯⋯本人之奉祀官，下任繼承者為本人之子維益，現年七歲」[12]。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冬，孔德成將其夫人、四名子女及隨從安置在上海；同年末隨著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孔維益與父親、国民革命军將領李延年搭同一班飛機抵達臺灣，隨後其他家人、秘書李炳南等人才離開上海[13]。一家人住在臺中市復興巷（臺中車站後站附近）的兩間日式平房裡，作為奉祀官府的臨時辦公室[14][15]。

在臺灣，孔維益就讀省立臺中第二中學（今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16]。而由於孔德成在國立臺灣大學任教，在孔維鄂考上台北實踐家專後，向瑞三礦業創辦人李建興借了一層房子居住，位於臺北市信陽街瑞三大樓[9]^:223。孔德成隨政府遷台後，受蔣中正總統重用而極為忙碌，無法親自督導子女的課業，由李炳南教導他們儒學；民國四十三年（1954年）之後，邀請湖南省平江县人方典成來教導孔維益四書[17]。他自己所接受的嚴格傳統儒者教育，不用來教導子女，面對新式教育採尊重態度。王曾才曾評論，古代貴族教育是採延聘老師到府的方式，而現代教育的課程設計已經完全不同、古老的教育方式並不適用；在新時代中，即使是孔氏嫡孫，也無法避免現代升學的競爭壓力[18]。孫琪方表示慶幸已離開孔府，否則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中，可能更難管教子女；又評論孔維益在青少年時曾有「輕狂之舉」，不過邁入成年以後就變得穩健。為因應日本、韓國、马来西亚等國尊崇孔子的團體訪臺，在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劉真協調下，教育廳出資二十多萬元、由省立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撥地，在南區頂橋子頭興建一棟平房，作為奉祀官邸。1960年9月官邸建成，孔維益隨父舉家遷入居住；幾年之後孔家北遷，此處交由奉祀官府辦公之用[15][9]^:167-168。

根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第二二九次行政院會決議，以及在附錄交議事項中、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提議的「查優遇至聖及四配嫡裔求學，前經中央一四七次常會決議，由國家給資培植至大學畢業」，行政院在民國五十年（1961年）核准，孔維益可以免試入學[19][20]。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胡適在台大醫院休養期間，適逢七十歲生日，毛子水親筆在其祝壽簽名冊開頭寫了一篇說明；在祝壽冊上面有超過一百人簽名，孔維益及父親也是訪客之一[21]。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孔維益高中畢業後在大學聯考落榜，於是依規定免試分發到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就讀[18]。在台北就讀大學期間，他就跟父親在信陽街寓所同住；李建興得知孔德成因公務需要、兒女就學而欲遷居台北，將武昌新村（位於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23巷）的一戶四樓公寓贈予孔家。孔維益之弟孔維寧從高中畢業後也聯考落榜，援引同一條款申請分發至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後改輔仁大學中文系[20][22]；於是，孔德成一家在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搬去武昌新村定居[9]^:223-224。不久有報紙報導分發事件，引起輿論大譁。當時不僅報紙社论、讀者投書曾批評此舉有違公平，還有民眾在所撰文章、新詩中表達不滿；此事也被二十名監察委員聯名糾正，指教育部徇情違法[20][23][24]。不過教育部認定，分發有先例可循、還有國民政府的憑證為據，而且同時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卫兵「亂民」以及發生搗毀曲阜孔庙等「蓄意滅絕中國固有文化」之事，為彰顯「我政府優遇聖裔，益徵彼暴我仁」與維護中國道統的一貫精神，最後還是決定維持禮遇[20]。

孔維益身高183公分，熱愛篮球、棒球等球類運動，就讀大學二年級時，結識在同校邊政學系就讀的曰潔，是蘇民與穆允鶴的女兒[25][9]^:228。

畢業後，孔維益先後在育達商業職校、黎明工業專科學校任教十四年[26]。曰潔常出席孔家各種餐會，由於孔德成在臺灣大學任教、蘇民也於同校任職，她與孔維益的關係被稱為是「親上加親」。孔維益與曰潔於民國六十年（1971年）一月十七日結婚，由孫中山之子、前行政院長孫科證婚，兩位介紹人為劉安祺、台静农，儀式在台北市自由之家舉行；婚後，孔維益身為長子，依照傳統與父母同住在武昌新村，育有一女孔垂梅、一子孔垂長[9]^{:228, 231}。曰潔認為丈夫個性豪爽、寵愛子女，當他忙碌、孔德成又在國外進行學術交流時，就由弟弟孔維寧來協助照料起居。孔垂長回憶，成長過程中常與父親上館子、與父親一起打籃球或棒球；孔維益也會就近帶兒子去中華體育館看籃球賽，直到中華體育館在民國七十七年（1988年）失火拆除。孔維寧夫人吳涯形容，孔維益管教子女嚴格，不過孔垂長較為木訥，也很少被責罰。此外，孔維益與父親一樣不管家中小事、與母親一樣喜讀武俠小說；他較少過問家中祭祀，每年臺北孔子廟的家祭義務，都是孔維寧代行[18][9]^{:293, 294}。

經多年醞釀以後，旧金山齊魯會館理事長宋正介倡議在美国舉辦首次祭孔大典，並受推舉為召集人；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中，孔維益與曲阜旅美代表陳伯豪兩人負責財政組，孔氏宗族代表孔維祺等人負責禮儀組。在國內外準備完畢後，民國七十一年（1982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祭孔大典於舊金山金门公园音樂廣場舉行，由孔德成擔任總主祭[27]。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孔維益獲聘為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專任副教授，負責教授國文，又兼任中國文化大學夜間部教授[26]。他有兩份儒學研究著作，《朱注四書引二程子語考略》以及《论语郑氏注研究》[28][29]。

由於孔府飲食傳統，孔維益並不注重保健，他跟弟弟兩人都不忌口；體重逾九十公斤，相當肥胖，也是中山堂附近山西餐廳（山西晉記餐廳[30]）的常客。民國七十八年（1989年）二月二十三日，孔維益感到左肩不適，不過他不以為意，照常授課。兩天後的星期六，孔維益在藝術專科學校上課後，感到身體不適，下午回家休息。孔垂長回憶，當天父親突然叫他過去說：「給爸爸親一個，現在不親以後就沒機會了。」孔垂長照辦，給父親擁抱後就回房去。孔維益隨後又去文化大學夜間部授課，晚上十一點返家。此時，其身體狀況繼續惡化，感到相當不適、忽然喘大氣；凌晨三點時昏迷，被送去新店市耕莘醫院急診。在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四點，孔維益因心肌梗塞導致循环系统衰竭，最後宣告不治，享年五十歲[26]。時任考試院院長的孔德成請了一個月的喪假，移居新店中央路的媳婦家隔壁；三月九日，孔德成的學生、部屬及山東同鄉籌備治喪委員會[31]，以陸軍一級上將劉安祺為治喪主任委員。同月二十三日上午八點，孔維益家祭在於臺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上午九點公祭，李登輝總統特頒「詩禮怡徽」輓額，多位各級政要都親自前往祭悼。公祭後，孔維益被安葬在台北縣三峽鎮龍泉墓園[32][9]^:294-295。

孔維益雖然是世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的法定繼承人，但是他的早逝，使他未能承襲父職；他的獨子、孔德成的長孫孔垂長，因而成為下一代奉祀官繼承人[32]。孔垂長當時還年輕，在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就讀初中二年級[33]；孔德成父子都沒有告訴他，未來要做什麼。之後孔垂長前往澳洲留學，回臺灣在貿易公司上班。直到2000年代，孔德成已經年邁，才告訴孫子以後要接任奉祀官，要學習相關事務[1][34][35]。因此在孔德成逝世後，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一職就由孔垂長接任[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