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评价

文革初期，林彪、陈伯达和康生提出用“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作为毛泽东的称号，之后《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也采用了“四个伟大”的口号，但毛泽东本人并不接受，曾在文件和新闻稿中删去“四个伟大”[註 1]，并多次表达对此口号的厌恶之情[註 2]，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会谈时称“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这个口号遂停止使用[1][2][3]。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后和1973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和政治局委员说，他这一生就做了两件事。“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4]^:463[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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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将毛泽东及其领导的执政集体在革命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有效实践，是指引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其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成功的指南方针，将其本人定位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以及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也是同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政军界人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抗日战争）、冷战时期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

1981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评价毛澤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时认为他在文革與先前的一段期间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认为其对党、人民、军队、国家、世界等都作出了贡献。2013年，中国共产党官方又评价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6]。

2023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对其评价增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主編逄先知、金沖及認為：

犁、耙、栽、割，全套農活，毛澤東都樣樣在行；還常常跟長工爭勝，搶重活幹，養成山區農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疾苦也體會很深[8]^:10。父親期望毛澤東將來成為生財有道之精明人，一旦發現毛澤東行為不合自己準則，便用高壓手段來管教；對毛澤東來說，卻促成最初反抗心理[8]^:10。母親平時虔誠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信念灌輸給孩子；當時毛澤東未必懂得多少佛教道理，但母親言傳身教，使毛澤東從小同情貧弱，樂於助人[8]^:11。

在留學成為時尚乃至時髦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研究和學習外國，並且分析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確有其不同流浴之處，也許是以後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重要契機[8]^:53。

毛澤東最富特色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之重要，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之動力和目標；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中國有影響之農民運動權威[8]^:121。朱毛紅軍的會師，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軍餘部是以具有很強戰鬥力之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有2,000多人，近千支槍，訓練嚴格，裝備齊整，作戰有經驗；他們大大增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力[8]^:171。毛澤東和戰友們在極端複雜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結果使井岡山鬥爭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都是寶貴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前進之新起點[8]^:183。毛澤東在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於解決枝節，而力求從本原探索[8]^:213。毛澤東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錘煉出一整套科學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周密調查實際事實，堅持從時地情況充分考慮客觀事物各方面複雜因素和變動，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深思熟慮，找出切實辦法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之第二手材料，輕率決定政策；科學工作方法貫穿中國革命全過程，在實踐中發展心，教育全黨和人民；是中國革命能取勝之極重要原因；離此則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8]^:221。

面對複雜局勢，毛澤東態度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總攬全局考慮和部署[9]^:10。對毛澤東説來，彷彿倒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之本事[9]^:12。太原失守後幾個月內，在毛澤東及時而正確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敵後反圍攻鬥爭中，消滅大量日軍，積極開展山地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逐步實現在山西戰略目標，奠定開創整個華北敵後抗戰新局面[9]^:37。毛澤東考慮問題，總是把立足點放在對局勢發展作出最嚴重之估計上面，才能做到有備而無患[9]^:39。毛澤東付出超乎常人之艱辛勞動，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豐富之革命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為理論概括，回答當時許多人無法回答之問題[9]^:53。毛澤東之講話有很強之感染力[9]^:77。毛澤東很重視在政治上關心知識青年，勉勵他們進步，並注意在他們之中發展黨員之工作[9]^:79。

毛澤東重視並採納黨外人士建議，充分展示寬闊胸懷和謙虛風格[10]^:14。在民族團結旗幟下，毛澤東十分注意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之上層人士，特別是上層中之主要代表人物[10]^:32。毛澤東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受幾千年封建統治和一百多年帝國主義壓迫而獲得解放，成為中華大地真正主人，是翻天覆地之大事變，中國各族人民銘記在心[10]^:33。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之重大問題上，毛澤東從不讓步，不論對誰，即使對國際共運領袖斯大林，也不例外[10]^:56。毛澤東在堅持原則之前提下，又善於作必要之妥協和讓步[10]^:56。當時連西方國家輿論也承認，簽訂中蘇條約成為戰爭結束後國際政治中最重要事件，是蘇聯和中國重大外交勝利[10]^:60。毛澤東把注意重點逐漸移到經濟，關心國民經濟能否迅速恢復發展，能否儘快渡過嚴重經濟困難[10]^:63。1950年7月，毛澤東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是具有遠見卓識之戰略決策[10]^:111。1952年10月31日，毛澤東囑咐說：「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後來廣為流傳，成為動員和激勵幾代人治理黃河之口號[10]^:102。批判電影《武訓傳》，毛澤東是藉此提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歷史人物，應當說是重要的，積極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但同時也片面、粗暴和政治上綱過高，未能真正用學術討論方法，在思想文化界用政治批判學術爭論之不好先例[10]^:107。思想改造運動出現一些做法過於生硬，在感情上傷害一些知識分子，發生過錯誤用教條主義觀點來批判某些學術觀點，後來毛澤東在講到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稱：「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10]^:109毛澤東本人始終生活簡樸，自己要求十分嚴格[10]^:219。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特別是朝鮮戰爭停戰以後，毛澤東和中國政府爭取一個和平之國際環境，為中國國內之經濟建設創造有利之外部條件[11]^:83。

1954年7月7日和7月8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兩次講話，表明毛澤東發展和完善中國之國際戰略及獨立自主之和平外交政策，有基本原則和大政方針，有具體可行之措施和步驟[11]^:101。

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毛澤東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毛澤東之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轉移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11]^:9。《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毛澤東主持下，經過反覆修改，日臻完善[11]^:44。毛澤東多年來抓住不放反對黨內之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毛澤東集中批評脫離實際和群眾之思想作風；此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後，於1957年春提出全黨整風之初衷[11]^:72。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之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之領袖地位，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11]^:73。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意識形態方面長期而複雜之鬥爭；鬥爭在一定條件下，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變成為政治鬥爭；但是，如何正確領導鬥爭，毛澤東和全黨都缺乏經驗；而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之形勢、對整個階級鬥爭之形勢作過分嚴重之估計；反右派鬥爭之嚴重擴大化，就是在此情況下發展起來[11]^:242。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造成很不幸之後果；大批正直之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摧殘和迫害，許多家庭因此受到牽連；大量所謂右派言論，只是對黨在具體工作中之缺點錯誤提出尖銳之批評，甚至只是對黨之某個基層組織或者某個領導人提出批評，也都被當作右派言論批判，並作為根據劃為右派分子；由於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同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以造成生動活潑之政治局面之主觀願望相反，嚴重消極影響國家政治生活；極大妨礙黨之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之貫徹；教訓令人痛心[11]^:243-244。反右派鬥爭已經發生嚴重擴大化，毛澤東之思想也急劇向「左」發展[11]^:246。

從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地位和威望之提高，毛澤東強烈感受到中國經濟落後造成之壓力和束縛，他迫切希望改變處境；訪蘇更加激發毛澤東只爭朝夕，儘快改變中國落後面貌之決心[11]^:291。毛澤東關於工作重點轉移之決策，無疑是正確；但它是在不斷革命之思想指導下提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時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堅定基本觀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社會主義之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當著毛澤東認為需要提出另外之新任務時，工作重點就會隨之而改變，就像後來所發生那樣[11]^:306-308。《工作方法六十條》提出之任務和目標，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之政治氣氛中，在沒有經過充分科學論證之情況下確定，要求過高，過急，是難以達到；「大躍進」，這是在不切實際但卻十分鼓舞人心之口號激勵下，在過高過急之任務壓力下，逐步發動起來；為實現任務和目標，《六十條》裡規定一些工作方法，如生產計劃三本賬，普遍組織省、市、縣直到基層單位之檢查和評比，提高農業合作社之積纍等，助長工作中之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浮誇作風之滋長；《六十條》有許多規定是正確，有理論意義和長遠指導作用；正碓、包含著真理之思想觀點，都應當作為一份精神財富繼承下來，加以研究和應用[11]^:308-311。在南寧會議上表現出毛澤東與中央其他幾位領導人之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在建設速度；由於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又提出一些超過實際可能之高指標而被會議一致通過，直接導致「大躍進」開始發動[11]^:311。毛澤東一貫做法，當認為黨內出現重大錯誤或偏差時，大聲疾呼；待犯錯者作自我批評後，毛澤東又加以鼓勵，繼續委以重任；在以後黨內生活中，類似情況出現過多次；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從此開始受到破壞，對後來之歷史進程產生嚴重消極影響[11]^:319-320。成都會議毛澤東之批評，提出見解，從道理上講也不能說不對，比如學習要結合獨創，但由於指導思想上之「左」，由於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助長盲目蠻幹情緒，把許多必要、合理之規章制度當作迷信廢除，造成無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當之規定，破壞正常經濟秩序[11]^:323。毛澤東之話傳達下去，使得整風運動增加「左」之做法，把許多人當作「白旗」來拔傷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毛澤東還談到設置對立面，思想在黨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曾產生過消極影響[11]^:347。可能由於長期指揮作戰之緣故，毛澤東在指導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時，常採用類似用兵作戰之方法，使用一些軍事術語；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明年是帶決戰性的一年，不論工業、農業都是這樣，特別是鋼鐵、機械，還有糧食。從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還有四個月，鋼鐵生產任務能否完成，相當危險。為甚麼我們在這裡開會？就是要緊急動員，要搞到那麼一點鋼。」[11]^:365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之創立者，調查研究之倡導者；但在「大躍進」中，毛澤東背離原則，從主觀願望出發，實行一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之政策，片面誇大主觀動性和人之意志作用，在實際工作中很多情況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調查研究大多是走馬觀花式之觀察，或是從各級領導幹部之彙報中得到很多不真實和虛假，歸根到底是從上面（包括毛澤東本人）用行政力量壓出來，多麼危險，是嚴重教訓；在「大躍進」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過去講實事求是，從思想路線上偏離正確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使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到恢復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經過以後20年之曲折道路，從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得出來[11]^:370。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享有無與倫比之崇高威望，由於毛澤東過分自信，由於聽到讚揚越來越多，毛澤東就逐漸難以聽不同意見，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因此，導致毛澤東輕率發動「大躍進」，是值得借鑒和深刻總結之經驗教訓[11]^:371。當時杜勒斯一再散佈「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告誡台灣不要跟美國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國人不會拋棄他們[11]^:390-402。逢單日炮擊使金門成為美國之絞索；也使蔣介石有充分理由拒絕從金門、馬祖等外島撤軍，以利於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邊緣政策[11]^:410。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此引發之「共產風」和極左思潮，來勢猛烈，猶如一列急速行駛之火車，一時根本刹不住[12]^:22。毛澤東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之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問題[12]^:32。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幹部頭腦仍然發熱下，毛澤東比較冷靜，走在糾「左」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大量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主張，包括糾正自己曾經認可之看法[12]^:45。毛澤東對1958年以來之全局形勢估計為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只是「一個指頭」，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一談起高指標，毛澤東總有些後悔，但他認為「大躍進」總的來說不能說是得不償失[12]^:93。毛澤東說彭德懷他們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同盟者」，這個論斷顯然是不對；此觀點正是後來把老幹部等同於「民主派」，「民主派」等同於「走資派」這個錯誤觀點之初始[12]^:119。毛澤東把黨內分歧和矛盾直接說成是階級鬥爭，大概在黨的歷史是第一次；把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之錯誤，進一步延伸到黨內，使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嚴重損害，影響深遠[12]^:122。「反右傾運動」，在黨內開展過火鬥爭，許多敢於講真話、說實情之同志，遭到無理批判，有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運動破壞民主集中制，黨內生活極不正常[12]^:133。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在階級鬥爭擴大化之歷史背景下，發生「左」之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極端；但無論如何，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重大貢獻[12]^:146-147。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之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也沒有經受住實踐檢驗，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價值規律[12]^:160。〈論人民民主專政〉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兩篇名著，為新中國建國綱領奠定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就其基本思想來說，將在長時間內保持生命力[12]^:166。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政策，是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之一個重要國際戰略[12]^:191。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由於缺乏經驗，又急於求成，迷戀高指標，離開實事求是之思想原則，聽信一些不負責任、不符合實情之報告，因而對高指標曾幾次決心調整，總是落不到實處，因而總是處於被動狀態[12]^:196。主觀上本來是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過上好日子，使國家早些實現富強，但超越實際可能，搞背經濟規律，結果卻適得其反，受到嚴厲懲罰[12]^:210。

在毛澤東思想上，一方面是階級鬥爭（越來越佔主導地位），一方面是發展生產力，毛澤東總想通過抓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力之發展；然而總是事與願違，往往不是促進而是妨礙生產力之發展[12]^:351。儘管毛澤東重申延安整風時期對待犯錯同志之正確方針，但是由於前提搞錯，甚至是顛倒，把黨內一些不同意見分岐，錯誤當做「右傾機會主義」或叫做「修正主義」批判；不可能做到正處理黨內不同意見分岐，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黨蒙受重大損失[12]^:357。毛澤東提出意識形態問題，從歷史上之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之鬥爭看，是帶有規律之歷史現象，很值得重視；小說《劉志丹》也確有缺點或錯誤；但是毛澤東把上述論斷用到當時文藝界，用到習仲勳等人身上，則是用錯；而且給中國文藝事業乃至整個思想界也帶來很大損害，導致後來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之嚴重後果[12]^:358-359。對毛澤東來說，不論是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他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是一種進步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繫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道路，所以，包產到戶問題成為毛澤東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之直接導火索[12]^:362。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之根源[12]^:363。蘇聯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以毛澤東為代表之中國共產黨人，以無比勇氣，敢於頂住蘇聯種種壓力，沒有跟著赫魯曉夫等人之指揮捧轉，保持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自主之地位[12]^:410。

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性質、基層幹部狀況之估計，以及工作步驟和方法等問題，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分歧，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直接原因之一[4]^:9。毛澤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很重視生產鬥爭，但他更重視階級鬥爭[4]^:25。毛澤東很重視和喜歡自然科學，更重視和喜歡社會科學[4]^:35。以後文化批判運動越來越升級，毛澤東之興趣和注意力也從「四清」逐漸轉到此，直接導致「文化大革命」之發動[4]^:85。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之估計，嚴重混淆是非、敵我；在他看來，他所提出之建設社會主義之主張一直受到阻礙而無法推行，原因就在這裡[4]^:106。社會上原有之錯綜複雜之矛盾在種種漂亮口號掩蓋下集中大爆發，所造成之惡果遠超毛澤東原來之預料，反映出他想法嚴重脫離實際[4]^:136。「全面階級鬥爭」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澤東個人來決定和宣佈[4]^:157。毛澤東決定對「王、關、戚事件」採取隔離審查之斷然措施，沉重打擊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對遏制局勢惡化產生積極影響[4]^:197。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之侵略戰爭，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之民族自尊和自信[4]^:252-254。「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之震動和打擊極大，是「文化大革命」之重要轉折，宣告「文化大革命」之理論和實踐之失敗[4]^:293-294；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沉重打擊，毛澤東之健康迅速惡化[4]^:299。毛澤東和中國政府伸張正義、援助弱小、蔑視強權，贏得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4]^:316。1972年尼克遜訪華，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引起後來《中日聯合聲明》[4]^:328。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錯誤，但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思想，以後幾年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4]^:335。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之兩件大事之一，認為它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擔心有人要對「文化大革命」翻案[4]^:437-438。毛澤東談話主題仍是「鬥爭」，使毛澤東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4]^:445在關鍵時刻毛澤東沒有給「四人幫」奪取最高領導權，對後來黨順利粉碎「四人幫」極為重要[4]^:451。《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聽取毛遠新彙報時之多次談話，繼續從錯誤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出發，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出現政治、經濟、文化等新矛盾新問題時，把一些不屬於階級鬥爭之問題看作是階級鬥爭，又沿用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使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4]^:451。毛澤東對鄧小平「保留黨籍」之意見，多少反映出對鄧仍留有餘地，寄有某種希望之複雜心態；毛澤東還託付汪東興採取措施加以保護鄧，以免遭受不測[4]^:459。中國各族人民沿著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之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闊步前進[4]^:47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毛泽东先后以不同理由发动了反右运动、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先后使社会形势陷入乱局，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具体表现为：

1. 国家宪法及法律、党内的党章条例和民主集中制失去约束力，公民、党员的合法人身权利失去保障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在快速追赶指标的过程中求快求量而不保质，导致大量次品被生产，无效消耗巨量资源及产能，并出现大幅度夸大实际产量的“放卫星”现象，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底层劳动人口不堪重负、丧失劳动积极性从而重挫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发展指标，使经济倒退，出现饥荒。
2. 教育业废弛，高考停摆，各学段学校罢课，教师、知识分子群体被停职批斗折磨。一大批适龄的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阶层被迫失去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参与“红卫兵”、“造反派”等组织或被勒令“上山下乡”至农村、工厂等地参与劳动以及到全国各地参与“串联”，造成人才断层，严重影响这一群体在日后到来的高科技、知识化、信息化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国内高等院校破格招收学业水平不够格的“工农兵学员”令教育资源严重浪费。
3. 一些国家物质及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遭受折损，国内一些寺庙、古迹、诗书古籍等与当局主张相悖的遗存遭到不可修复的巨大破坏甚至损毁。一些艺术家及宗教界人士遭受残酷批斗与迫害。
4. 针对其本人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伟大的领袖及导师”、“大海航行的舵手”、“红太阳”等称谓集中出现，引领了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体现在歌剧歌曲、文学诗歌、电影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并且为“四人帮”一类别有用心的政界人士所利用，包括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大元帅的彭德怀和贺龙等在内的一批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在其间蒙冤遭受批判、折磨甚至因此殒命。

这些运动产生的消极后果均重创了彼时国力尚有限的中国正常的发展和建设。也因此国际历史学界在研究讨论此段历史时多对其具有争议或批评意见，包括中国官方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时亦承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相关决策上犯有错误评估形势时局的历史错误。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称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

1980年3月，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反右运动以及毛泽东作出评价（收录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3][14][15]：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鄧小平會見意大利記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當談到毛泽东時，鄧小平說[16]^:344-345：

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与此同时，在回答法拉奇关于文革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17][18]：

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过由鄧小平主持起草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成功實現黨在指導思想上之撥亂反正[4]^:470。《決議》科學地評價和總結毛澤東之歷史地位和毛思想[4]^:470-471：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講話：「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紀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4]^:472「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領導我們和人民，找到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接著，他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4]^:473「毛澤東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4]^:474[19]

中國兩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習近平通过公開講話，对毛泽东形成了下列官方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20][21]。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的关系时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价毛泽东时代：“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3]

1. 历史学家迈克尔·H·哈特於1978年將毛在百人中排名第20：“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乔治·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41]哈特在1992年修訂版中，根據中國變化，降低對毛影響力評價，在百人中名列第89，排在列寧、华盛顿、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等人之後。[102][103]
2.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的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化，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104]
3.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在和陈布雷谈话时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105]

1.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是“三分过，七分功”，“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 、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106][107][108]。“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09]。
2. 毛泽东前秘书（非专职）李锐说:“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后面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110][111]
3. 张闻天在1959年7月12日对彭德怀说：“会（1959年庐山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彭德怀回应：“西北组也是这样”。[112]
4.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哲學暨近代史專家胡绳认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113]。他也认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虽然过去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表示反对民粹主义，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的第一人。……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不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而且领导全党和全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大胆地跃进，取得了胜利。”谈到人民公社，他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114]。
5. 胡锡进评价毛泽东说：“毛泽东犯过一些错误，但我相信，只要中国不分裂成七八块，大中国还存在，对毛的否定就走不了太远。因为毛所建立的国家高度独立自主，中央政权的有效性，还有把国家带进核俱乐部等，为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可以坚实踩上去的肩膀。一些人骂毛泽东骂过头时，舆论自然会反弹。躺着的毛泽东有这个力量。”[115]
6.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核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毛澤東研究專家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在2003年哈佛大学为纪念其著作而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回忆，他曾经在韶山讲话评论过毛善於打天下，但不擅於治天下；随后，他评价大跃进造成了巨大浪费，而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清除反革命则“更加糟糕”；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治理国政时出现过错误判断、没有直面事实、急于求成和报复心理等问题，并认为毛将自己当作思想认识的准则，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出了修正主义，进而形成了专制独裁；但施拉姆也认为毛有许多值得钦佩之处，在回答為什麼毛的（政治）遗产没有被和斯大林、希特勒或波爾布特相提并论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毛的政治直覺在很多方面是正確的，毛曾为中國人民努力付出，尽管50年代之後毛的情緒化、領導錯誤與歇斯底里特質愈來愈嚴重，并且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与罪过，但毛仍然是為了中國盡力而为的伟大领导人，并将因此而被铭记[116][117]。
7. 辛子陵评价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115]。
8.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评价毛泽东“对国家的忠诚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伴随着毛泽东对时代的贡献，亦有时代对他的局限。这通常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难以避免的，后人不能苛求”[118]。
9.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尽管曾经在存在着所有这些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这是毛泽东的后继者们评价不高的一个时期），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41][42][43][44][45][119]。對於西方學術界普遍質疑1949年的革命是否有必要，迈斯纳认为1949年革命經由土地改革運動，在經濟上成功達成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在政治上則失敗了，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或民主制度，而形成史達林式的壓迫機器。[120]
10. 日本漫畫家藤子不二雄Ⓐ在《剧画毛泽东传》2003年復刻版的後記中寫到：「我認為毛澤東的一生可以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與建國後兩個階段。我描繪的主要是前期階段。對這個時期的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動盪與苦難的階段，但他時刻懷揣著「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偉大而浪漫的夢想。此時的毛澤東不僅是一個充滿力量的革命戰士，還是一個志向高遠的浪漫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但是，建國後的毛澤東，成為一個統治7億人民的領袖後，卻捨棄了浪漫，轉向到國內鬥爭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便是這鬥爭的終極表現，這也是毛澤東最大的悲劇。但無論如何，毛澤東肯定是本世紀最大的英雄人物之一。」[121]
11. 曾加入中共的美国学者李敦白对毛泽东的评价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为一身”[122]。“絕頂聰明、才華過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受苦受難及死亡的罪魁禍首。...如果毛在大權獨攬之前去世，那他或許還會被認為是個先知，甚至會被當作聖人來緬懷。”[123]。
12. 寫過《毛澤東傳》的英国作家菲力普·肖特認為：毛澤東是傳記作家的最佳人選，他刁鑽狡猾，複雜又充滿人性弱點，不是天才，就是瘋狂，或者都是。[116]

1. 1989年3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杰斯·布莱恩所著《胡耀邦传》声称，邓小平曾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请陳雲领头讲话。陈云说，對於毛澤東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他認為毛澤東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面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面否定。[124]^:36-37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印象》全文引用[125]，然而原版的英文书名、作者名、国外出版社均不可考[126]。1989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1992年济南出版社出版的《超级审判》也有相同內容，没有說明出处。[127][128]于光远曾在回忆录中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不是常委，没有在大会上讲过话”[129]^:243-245；于光远和朱佳木等人的回忆都证实陈云在此次会议上只有两次小组发言[126]。網路上流傳陈云說毛「建党他有份，建国他有功，治国他无能，文革他有罪」[130]。陈云女儿陈伟力在2013年5月6日举行的毛泽东思想座谈会上公開否認，說這是李锐對毛的評價，不是陈云說的[131]。
2. 刘亚楼曾否认苏联援助内战。他回忆道：“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132]1946年6月30日， 毛泽东在致罗荣桓的电文中说：“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斯大林名字的电文代号）对满洲的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完全靠自力更生。”[133]但杨奎松认为，国共内战中苏联红军确曾经把缴获自日本关东军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给中共的东北野战军[134]。苏联情报机构将军帕维尔·苏杜普拉图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个人回忆录《特殊使命》中说，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这些战略进攻行动期间特意引发“柏林危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协商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他们想以此转移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注意，将美国的援助重心牵制在欧洲，减少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力度[135]。
3.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1954—1976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院长李志绥在其《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私生活混乱，跟多名年輕女性如张玉凤有性伙伴关系，并染上男性滴虫病且传染多人。[136]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林克、徐涛、吴旭君等人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历史的真实》，反击李志绥书中的说法，并认为“这本书名为李志绥的个人‘回忆录’，但我们很清楚，以李志绥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是绝对写不出来的”[137]。而在书中经常被李志绥提到的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亦出版《汪东兴公开毛泽东私生活》一书，反驳李志绥的记录[138]。
4.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39]，批評馬寅初「社會主義下也有人口問題」的觀點，造成中國人口過多，給自然環境與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壓力。[140]中國後來不得不採取一胎化政策[141][142]。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认为毛泽东的观点是“人多力量大”[143]。但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毛泽东最初没有在计划生育上批判马寅初，并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人口问题时肯定马寅初的观点；而“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主要是肯定这个合作社依靠群众力量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并没有鼓励多生孩子的意思[144][145]。

• 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功过、得失。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
  • 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 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146]
  •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为什么？因为没有自己的经验，光有别人的经验不行。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147]^:242[146]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2011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年会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说：

“不容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严重错误。对于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盲目求纯、造假浮夸的错误，对于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我们不但不能回避，还要继续深入地研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深刻地记取沉痛教训，永不能再犯。但是，我们也决不能容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题发挥，给中国共产党抹黑，给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对这些言论，我们不能听之任之，而要通过深入的、有针对性的研究，用事实来说话，用科学论证来说话。”[148]

• 胡平為康正果《還原毛共》一書的序表示，評價毛必須跳出『「解放」前是萬惡的舊社會，「解放」後是幸福的新社會』的中共史觀，而把毛放在中國百年的大歷史框架中，依照中共從建立到發展壯大的脈絡中予以評判。因為毛正是依賴中共建立的黨軍／黨國體制才能倒行逆施。毛為中共立的功越大，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犯的罪就越深。[149]
• 余英時教授認為，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一直陷於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揚，則等於否定這個「王朝」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如果褒揚過於熱烈，又有可能助長黨內「保守派」氣焰，而否定現行政策的合法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进行[89]。大陸上雖出版不少有關追憶毛澤東生平作品，但其真實性都尚待考察，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造成正確評價的困難[86]。

• 毛泽东
  • 毛泽东生平
  • 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感谢日本争议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
• 對袁世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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