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潮春事件

臺灣自康熙23年（1684年）納入大清版圖後，雖然屢次頒布移民臺灣的禁令，但施行下來成效頗有限，在康熙皇帝統治臺灣之初，全臺灣漢人估不足8萬[6]，但在乾隆朝（1736年－1795年）人口數量急增，約在1750年代之後，臺灣西部人口數已逼近200萬。[7]^:58-59人口過剩的問題不只在臺灣浮現，在18、19世紀期間，更是整個大清帝國面臨的普世問題，人口增長但土地資源始終有限的狀況下，百姓只好離開原鄉，另覓發展。[8]^:127-134

初時臺灣荒地多，尚得以接納大量移民來臺墾拓，不過，隨著人口持續增長，18至19世紀間陸續滋生其他社會問題[6]，在臺灣為了爭搶耕地、水源，出現難以計次的族群械鬥（原漢衝突、閩客械鬥、泉漳械鬥）[7]^:63-67[9]^:67，其他具代表性的尚有嘉慶朝的白蓮教之亂、道光朝的太平天國之亂，動亂原因皆摻有人口過剩的因素。[8]^{:162-167、174-178}

早在19世紀上半葉的道光朝（1821年－1850年），曾任臺灣道道尹的徐宗幹便形容臺灣乃是「三年一大反，五年一大亂」之地，主要歸納出：「地理位置孤懸海外，上級監督不易」、「派駐官員不黯臺灣通行話，上下溝通困難」、「官員俸祿過低，容易收受賄賂」、「辦公經費匱乏，官員有心無力」，以上四項皆是造成臺灣當地吏治惡劣敗壞、政府權威旁落的原因。[10][11]^:96

由於18、19世紀的台灣官民比例失衡、政府長期處於失能狀態，地方秩序常常維繫於地方豪強之上。所謂地方土豪，最初係有些人以相同籍貫或宗族力量為號召，不乏以訴諸武力解決各類爭端，有些宗族聘請遊俠等作為打手，甚至招募部曲，從事保衛家園或者直接的掠奪行為，久而久之形成一武裝集團，集團領導者多為地方土豪。[12]^:96-103

由於這群土豪在地方上極具政治與經濟實力，幾乎取代地方官員的權威，地方土豪與地方政府關係十分微妙，有些官員厭惡地方土豪魚肉鄉里的習氣，有些則願意與地方土豪打好關係，但相對應土豪要擔負起維持區域和平或者抵禦外侮的任務。臺灣一些叛亂事件，不少肇因於地方不滿政府作為，導致土豪帶頭向政府作亂，而當有其他土豪勢力願意協助政府鎮壓叛亂地區，又可以獲得「正統」名號[12]^:96-103，進而受封官銜、官職，或獲取土地、單項專賣等特權[9]。

地方土豪以一個同姓氏、同宗族的傾向十分常見，但也會結合不同的地方派系，據地與其他土豪勢力爭搶糧、米、地、水源，常常有流血衝突之情事。以臺灣中部地區為例，19世紀上半葉，被漢人氏族間相互仇殺的影響，大量平埔原住民就被迫遷徙、走避山區；在1830年代，原本盤據臺中盆地北緣的客家人也被趕往彰化縣東北角（約今東勢區）一帶，此區又淪落成漳州人、泉州人相互染指、武裝衝突的區域，地方豪族與豪族之間常懷有宿怨，不難想見。19世紀上半葉，臺中一帶具代表性的地方豪族有阿罩霧林家（林定邦、林文察等）、北勢湳洪家（洪欉、洪璠等）、四張犁戴家（戴松江、戴潮春等）、四塊厝的林家、舊社的賴家等等。[12]^{:96-103、113、130}

康熙帝領有臺灣之初，因臺灣孤絕海外的地理特性，唯恐將領擁兵自重，多採三年一換的「班兵制度」，凡兵丁、將領、官員多從中國內地輪調，而不任用臺灣當地人士[13]^:48，但後來因時勢所需，乾隆朝後漸漸招募臺勇入伍，卻始終懷著猜忌的態度。[14]^:394-399

18世紀以後，臺灣人口數量日益上升，在1750年代西部人口約200萬[7]^:58-59，雍正十年（1732年）戌守彰化縣以北的臺灣北路協，軍隊員額2400名、乾隆53年（1722年），調整營制，原北路分割成中路營（嘉義縣城）與原北路協，合計添兵1097名，臺灣北路協總額增為3497名，編制和兵力雖略有調整，但對比人口數量增幅，控制力增加有限。[14]^:15-21

此外，當地方若有武裝械鬥衝突，政府多要求地方豪族出「團練」協助鎮壓，自嘉慶年間蔡牽事件後，透過民間自組「團練」、「聯境」參與城防、隨同營兵打戰的現象日益普遍[15]^:172-175；而軍隊本身，則因待遇不佳、戰力低落之外，班兵時有聚賭鬥毆、騷擾民婦、強佔民舍之事，未免增添管理上的困擾，清廷對增加臺灣軍隊員額意願始終不高；清廷在臺軍事疲弱，也造成臺灣民亂頻繁、地方土豪趁勢作亂的契機。[14]^:375-378[16]^:214-226

阿罩霧福德祠

4月28日，戴軍南王林日成為了替族人林媽盛報仇，率領三萬多人截斷阿罩霧的水源，打算一舉消滅前厝林家（即霧峰林家）。這時，林家因多數家勇跟隨林文察與林文明赴浙江與太平軍作戰，庄中只有72名壯丁。但在林文鳳指揮下，林家人靠著大砲等強大火力予以還擊，隨即展開三天的激烈攻防戰。期間，林家莊宅幾乎失守，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援軍突襲林日成陣中，擊殺敵軍數百人，一加上翁仔社〔今臺中市豐原區翁子〕羅冠英與東勢角客家人分別派出援人支援，另太平林家與塗城等附近族親也派出四百多名勇丁支援，共同擊退來襲之林日成軍。

同時，林向榮率領2200名（一說為3000名）士兵駐紮嘉義，並於4月28日擊退戴軍。之後清軍出城，在坊牌與戴彩龍率領的戴軍一萬多人於八掌溪兩畔對峙。由於戴軍由白沙坑包抄，一舉截斷清軍後路，導致清軍前後受敵，部分將士溺死河中，直到後來使用大砲突襲，一舉逆轉戰事，反敗為勝。

另一方面，戴軍西王陳弄率軍攻打鹿港，以獲取財貨。但由於鹿港城居民多為泉州人，而漳州籍戴潮春起事後又大肆屠殺泉州人家莊，因此鹿港居民在黃季忠、蔡馬湖、林清源等士紳領導下極力抵抗，而勇首施九挺也招募600名鄉勇協助抵抗，經過三天大戰後終於擊退戴軍（一說為鹿港人得到媽祖神示後，信心大振、團結奮鬥，最終戴軍不戰而退）。

六月，掌管台灣北部軍務的鹽運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襲大甲城東門，一舉收復該城。而戴軍的王和尚則於6月2日率軍圍攻大甲城，並斷絕城中飲水。於是城民請貞婦余林春祈雨，而當天果然下起雨來，頓時解除城中水問題。6月9日，代理淡水廳職務的張世英與千總曾捷步、把總周長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羅冠英率軍支援，加上大安港黃氏的協助，一舉擊退戴軍。但6月17日，王和尚再度領軍圍城，並再次截斷城中水源。這次居民又請余林春祈雨，當天也再度降下甘霖。於是在張世英指揮下，城中清軍出城迎擊，再度擊退戴軍。

6月7日，洪毓琛升為臺灣兵備道，統籌全部戰事。6月9日，提督曾玉明率領600名兵力抵達鹿港。然而，清軍軍費卻在押解途中於安溪寮遭遇戴軍，清軍大敗潰散，千總龔朝俊與澎湖副將陳國詮等人戰死，軍械、彈藥、銀兩全被奪走。

而同時，林日成進駐彰化城，戴潮春退回四張犁，之後戴軍陸續攻打嘉義、白沙坑等地，但皆被清軍擊退，而清軍雖陸續有曾玉明擴兵400人、臺勇1000人助戰，但也難有斬獲，雙方於是陷入對峙之中。

八月與九月間，林文明率領1000名臺勇請假回台灣助戰，戰事產生變化。他於外新、阿罩霧（今台中市霧峰區一帶）、大里杙等地與戴軍展開激戰，擊退戴潮春軍，然後轉自翁仔社（今台中市豐原區），與當地勇首羅冠英合作，合力掃蕩石岡仔、葫蘆墩等地的戴軍，然而此戰後，林文明以彈藥不足為由，返回阿罩霧。經多次催促後，善後總局補發火藥4000斤、子彈2000斤，而林文明於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請福建巡撫徐宗幹補發積欠的安家銀19000兩與口糧費銀10000兩，但這些錢始終未撥款下來。

1862年11月23日，林文明率300兵勇攻打樹湳，最後於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國率領600名臺勇，與羅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張犁，經過七天激戰受攻克該地。但由於軍費仍未解決，林文明再度停止進攻。至此戰事再度陷入膠著。

就在林文明於北路有所斬獲時，清軍卻於南路遭到挫敗：台灣鎮總兵林向榮與台灣水師副將王國忠於七月前去救援斗六城，但反遭嚴辦、陳弄等人率數萬戴軍圍困；10月29日戴軍攻破圍困許久的斗六城，林向榮自殺，王國忠等大小將領紛紛戰死。戴軍佔領斗六後，駐紮彰化城內的林日成於12月20日發軍圍攻大甲，與清軍大戰於城外，由於清軍人數有限，雖有羅冠英率義勇救援，仍敗退回城。這次戴軍與前兩次一樣截斷城中水源，而大甲城居民三度請余林氏祈雨，天空隨即降下甘霖，不久戴軍撤退，林日成亦退回四塊厝。隔年1月，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率領3000名清軍增援，並進駐鹽水。

1863年3月19日，吳鴻源發動猛攻，直攻到嘉義城外，與城內守將湯得陞裡外夾擊，擊退圍城多日的陳弄軍。6月，吳鴻源因不肯遵守指令發動攻擊，被洪毓琛免職，由曾元福接替，但六月洪毓琛亦死於任內，清軍與戴軍又陷入膠著之中。

8月，丁曰健接任臺灣兵備道，並由滬尾（今新北市淡水區）登陸，重新佈置新的作戰方針。他命台灣鎮守參將關鎮國由五汊港（今臺中港前身）進攻，自己則於10月22日進駐竹塹城（今新竹市），並命張世英、羅冠英等人精選1000鄉勇駐守岸里社，打算直接攻打四塊厝等戴軍活動核心地區。兩軍合力之下，清軍迅速掃大肚溪以北（今台中市一帶）的戴軍村，並控制住大肚溪航運，11月28日圍攻彰化城。

另一方面，11月12日福甯鎮總兵林文察自安平登陸，11月20日抵達嘉義，懲勸當地兩百數十庄向清軍投降，並與與護理水師提督曾元福會師商議戰略。商討結果，他決定先疏通嘉義與彰化交界處的道路，然後再收復彰化，於是命白瑛、關鎮國合攻斗六，請彰化知縣凌定國由寶斗（今彰化縣北斗鎮）向南攻，而他本人與許忠標等部隊沿海向北作戰，直到麥寮與南下的林文明會師後再攻打彰化。

朝廷平定戴潮春事件之後，王楨、鄭榮在數個臺中海線廟宇贈與匾額，以誌紀念。圖為「慈芘兵戎匾」，今安置於臺中市清水區的清水紫雲巖。

11月26日，林文察進駐麥寮。這時丁林兩軍已包圍彰化縣城，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之後，林文察進駐塗庫，與曾元福相約攻打斗六，同時殲滅支持戴潮春的村莊三十多座，逐漸逼近斗六城，但斗六防禦堅固，難在短期內拿下。於是12月12日，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戰事為由，密令各軍各撤離城外，至1864年1月15日，僅留關鎮國數營於城下，並燃燒煙柴草煙火，令士兵作慌亂狀，而誘使城內敵軍開門襲擊，這時附近甘蔗田伏兵衝出襲擊，關鎮國等軍備後夾擊，成功大敗敵軍，收復斗六城。1月18日，戴潮春在張三顯勸說下出面投降丁曰健，但因出言不遜，丁曰健命陳捷元將他斬殺。[18]

收復斗六後，清軍開始掃蕩林日成、洪欉、陳弄與嚴辦等戴氏諸王強將。1863年12月，曾玉明迅速圍攻北勢楠，雙方展開激烈的攻防戰，其中清軍曾挖地道攻入，但不成功，只好以大炮猛烈砲轟，才攻陷該，洪欉則於期間戰死，其弟洪番被俘，當場被殺。1月19日，林文察率軍攻打四塊厝，經過一番激戰後仍未能進，最後搭建砲臺，以大砲連夜砲轟，才得以於1864年2月6日斬殺林日成，收復該地。5月，林文察與羅冠英圍攻小埔心，與陳弄展開砲戰，期間清軍死傷慘重，羅冠英也死於其中，但在羅冠英弟弟羅坑領導下，清軍持續猛攻，終使陳弄開投降，並被當場斬殺。同月，丁曰健派遣知縣白鸞卿、參將徐榮生等人率軍攻打於二重溝重新起事的嚴辦，嚴辦以伏兵擊退清軍，但清軍以優勢兵力圍攻，並以大砲轟擊指揮臺，擊殺嚴辦，並押其妻侯氏回嘉義，以凌遲處死。

至此，戴潮春事件宣告結束，清軍終於收復中台灣，而曾雄據一方的戴氏政權則結束其三年多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