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行為

以下解釋方法是該研究領域之代表論述，它們部分相互對立，部分相互依存：

• 社會結構方法（包括社會學或群體理論方法）聲稱選民的投票決定是基於社會結構的特徵，如年齡、性別或社會背景，如職業地位，支持某種政治選擇以及從屬關係、宗教取向或居住地的大小。為此，美國選舉研究特別開發了微觀和宏觀社會學方法的解釋模式，區分決定行為的社會群體規模。選舉研究也使用了 Lipset 和 Rokkan 的Cleavage理論藉著社會衝突線的概念來解釋政黨關係。哥倫比亞學派根據俄亥俄州伊利縣1940年總統選舉的數據指出，選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宗教信仰和居住地區在決定選民投票率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 社會心理學方法，也稱為安娜堡或密歇根模型（因其研究者之根據地而命名），通過政治態度（對政治目標與情境的認知、信仰，以及評價與情緒反應，並且試圖影響政府決策活動的一種心理層面之準備和傾向）解釋投票行為。基於社會結構方法、長期形成的政黨認同、對政治問題和事實問題的態度，以及頂級候選人（英語：top candidate）的個人形象。密歇根學派使用1956 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數據指出心理因素，從長遠來看，喜歡或忠誠於政黨或黨派會帶來影響。同時，在短期內，候選人的形象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而在相類似的短期因素中，對政策議題的態度影響較小。然而，該研究結論遭批評，因為它暗示美國民主最終是“暴民政治”，選民是不理性的。批評者表示，沒有選擇研究者提出的問題的選民，在政策議題上的投票被認為是不理性的，密歇根模型使用了195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數據，它基於1950年代美國社會之政策衝突相對穩定而不明顯。
• 理性選民的理性選擇方法或模型：人們主要以利益為導向的方式做出決定。他的個人、經濟優勢是決策的唯一依據。
• 社會環境模型
• 業績回顧投票行為（英語：retrospective voting）是在1980年代被提出的一種模式，選民對政府官員過去的表現進行評判，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投票。該模型側重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績效投票對選民的信息成本低於政策議題投票。換句話說，即使選民基於政黨之間預期效用的差異或對政策議題的態度來投票並不那麼理性，但也可能基於對執政黨在選舉前一段時間的表現之評價。 選民可以說是足夠理性的主體。
• 最小化最大遺憾（英語：minimizing maximum regret）模型由 Morris Fiorina 和 John Ferejohn 提出。一般而言，理性行動者尋求最大化其最大效用並最小化其最大潛在損失，而選民傾向於選擇後者。策略性投票與此相關。

根據選舉的類型，個人在投票時使用不同的評判標準。因此，投票行為也以舉行之選舉為條件。根據選民的偏好結果，不同的因素在全國選舉和地區選舉中發揮作用。對於每個人來說，黨派忠誠度、對現任的滿意度、就業情況、性別、宗教和階級等因素的重要性順序在全國或地區選舉中可能看起來非常不同，即使選舉發生在相對相似的候選人、問題和時間範圍內也是如此。例如，宗教在全國選舉中可能比在地區選舉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反之亦然。這些類型的選舉發生在城市或農村環境中的地點的重要性是影響選民心態的另一個因素。

2004年塞浦路斯公投後的研究根據選舉類型確定了四種不同的投票行為。如果公民被要求在總統、立法、地方選舉或公民投票中行使其投票權，他們將使用不同的決策標準。在全國選舉中，人們通常會根據自己的政治信仰投票。在地方和地區選舉中，人們傾向於選出那些看起來更有能力為他們的地區做出貢獻的人。公投遵循另一種邏輯，因為人們被特別要求投票支持或反對明確定義的政策。[4]

越來越多關於情感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文獻發現，情感狀態在公眾投票行為中發揮著既有益又有偏見的作用。這裡的情感是指情緒或感覺的體驗，常與認知相對照來描述。這項工作主要源於心理學關於情感狀態參與人類判斷和決策的方式的發現。[5]

傳統上，政治學研究在其大眾政治行為理論中忽略了非理性考慮，但社會心理學的結合變得越來越普遍。在探索情感對投票的影響時，研究人員認為，焦慮和熱情等情感狀態會鼓勵對新的政治信息進行評估，從而通過導致更深思熟慮的選擇來促進政治行為。[6] 有研究也發現情緒和心境等情感因素可以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選擇。例如，有證據表明，各種與候選人評估無關但會激起情緒的事件，例如運動競賽的結果[7]和天氣[8]會顯著影響投票當下之決定。

研究已提出幾個變量來調節情緒和投票之間的關係。其中一個變量可能是政治世故化（英語：political sophistication），世故化程度越高的選民更有可能對政治刺激產生情緒反應，因此在投票選擇時更容易出現情緒偏見。[9] 情感強度也被證明可以調和情感與投票之間的關係，一項研究發現，對於較高強度​​的情感衝擊，估計效果會增加一倍。[10]

另一個影響投票行為的變量是天氣。當人們感覺到氣候炎熱時，其行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11]，因為它會導致更高程度的喚醒。因此，由於溫度升高而引起的喚醒增加可能會影響選舉結果，因為它可能會影響選民投票率等集體行為。有研究發現，高溫會增加憤怒[12]，這反過來又會激勵人們投票。[13]

以下是一些改變投票行為的原因：

• 社會變革、個性化（英語：Individualization）和不斷變化的價值觀
• 歷史變化，這可能導致對政治的要求發生變化
• 由於政治家對社會結構變化的關注不足，人們對政治越來越缺乏興趣，並表現出對政治的失望
• 由於媒體的變化，政治醜聞的發布越來越簡單

此外，全球化（包括文化價值觀的變化）和經濟變化也很重要

政治心理學研究顯示情感影響的方式可能有助於選民做出更明智的投票選擇，一些論述提出該類影響可以解釋選民如何在整體政治關注度和成熟度較低的情況下做出明智的政治選擇。

Bruter 和 Harrison 認為，選舉心理學（英語：electoral psychology）包括人格、記憶、情緒和其他心理因素影響公民的選舉經驗和行為。[26]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提出的損失規避理論[27]通常與投票行為有關，因為人們更有可能使用投票來避免不利政策的影響，而不是支持有利政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價值參考（英語：value references）對於確定個人偏好至關重要。[28] 此外，可以爭論的是，損失規避只存在於高風險的事實可以作為其驗證，因為它表明即使人們非常關心他們的決定的結果，他們仍然有偏見。[29] 這一點在選舉和全民公投中很明顯，因為選民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做出選擇。例如，有人提出，損失規避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負面偏誤在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30]

• 策略性投票
• 從眾效應
• 布萊德利效應
• 政治心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