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教

明代成化、正德之際，有北直隸軍戶羅思孚開始宣揚羅教。[3][4]羅氏是山東萊州即墨人，早年皈依佛教，透過多年自身修行參悟，結合佛教禪宗、淨土宗等教義開辦羅教思想，替普遍不識字的民眾開闢一種不必入寺修行、且能過俗世生活的修道方法，在民間中下階層大受歡迎，廣為流傳。[5]羅教結社在明代發展甚迅，清代到達興盛，影響力更是遍布大江南北，由以閩浙、兩江地區為甚，然則卻沒有統一的結社組織，故各地教義與儀式方式皆有些許出入。[4]又因為羅教的傳播，接連影響到其他民間宗教，教眾分別佛教、儒教、道教教義吸收有所差異，遂又各成派系，每個派系各自有其體系與經典。[6][2]

日治時期，1919年（大正八年）台灣總督府推行「舊慣調查」[7]，由於龍華派、金幢派與先天道教眾皆有持齋茹素的特徵，當局將三派統稱為「齋教」，後才有齋教之名傳開。[8]當時總督府視齋教三派為佛教旁支。因而齋教亦有「在家佛教」別稱，但實際上齋教思想摻雜「儒釋道」，兼容民間信仰，不論教義或根源等，都和傳統正信佛教信仰截然有別。[2][8]

一般齋教教徒在家修行，主持教儀，茹素，不剃髮出家，不穿僧衣[8]，民眾習稱其神職人員男性為菜公、女性為菜姑[2]，舉行法會儀式或聚會的建築物稱作「齋堂」[9]，而不稱「寺」或「巖」，堂號多作橫書，而不若廟宇的聖旨牌以直式書寫[2]，亦是其歧異之處。

1915年（大正四年），余清芳在臺南西來庵以齋教為號召，鳩眾兩千人武裝抗日，此即西來庵事件。台灣總督府繼而對台灣民間信仰展開全面普查，始知當時齋教發展遠較佛教蓬勃，繼而打壓齋教，齋教教眾被納入日本佛教宗派，如曹洞宗或臨濟宗，此一轉變對台灣宗教信仰發展影響極鉅。[7][8]

二次大戰結束後，齋教又受到國民政府和中國佛教會的批判而逐漸式微，不乏轉為一般佛教寺廟。[7]

龍華派係羅教別名之一，同樣奉羅思孚為祖師，羅思孚又名「羅普仁」，信徒稱「羅祖」，又稱無為老祖，著有《五部六冊》。因持齋的教徒互相尊稱為「老官」，故一般稱為「老官齋」。[2]

金幢派始祖為明代王佐塘，王氏為直隸省永平府順聖縣人，早年曾入龍華派，法號普明，傳承自羅思孚（羅清老祖）門下，教徒尊稱為「太虛老祖」。金幢派在崇禎年間經董應亮發揚光大，後有再傳弟子蔡文舉。蔡氏原為魚商，棄商修行於福建莆田創辦「樹德堂」，門徒有十人各建齋堂，謂之「蔡公十大房頭」，世稱「蔡阿公派」。另有一支派由翁永峰開創，翁氏本為蔡文舉門下陳謙的弟子，由於對教中經典《慈悲懸華寶懺》詮釋不同，故另立「翁公派」。[10][2]

清朝官方檔案中又記載為「青蓮教」、「金丹道」、「齋匪」等。先天道以瑤池金母為信仰核心，據教內典籍《祖派源流》記載，譜系上溯至達摩祖師為初祖，下至六祖惠能，七祖南嶽懷讓、馬祖道一，八祖羅蔚群，至黃德輝康熙年間創辦先天道，以九祖自居。[11]

齋教隨漢人移民傳播來臺，然清廷視齋教為「邪教」，為避免檢舉及官方取締，清代台灣齋教傳布皆由教友私下宣教，形式低調不彰。[2][7]

初期（1895年至1914年）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傳統宗教先採取寬鬆的態度，是故齋教組織、傳教方式仍延續清朝舊慣，維持隱密的性質。不過因應日本佛教積極傳入，台灣齋教人士對此有所反思，自行提出「宗教改革」，其中代表人物為先天道的黃玉階。黃氏在1908年－1910年（明治41年至43年）間擬定「本島人宗教會規則草案」，草案中彰顯聯合齋教及其他民間宗教的企圖，影響甚廣。1912年（大正元年），以台南為中心的齋派三教合組「愛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聯合會」，簡稱「齋心社」，並約定每年舉辦聚會，此為齋教三派首次為宗教聯合付諸的行動。[7]

中期（1915年至1937年）

1915年（大正四年），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以齋教信仰鳩眾，發動武力抗日，後遭日軍弭平，此即「西來庵事件」。[12]西來庵事件不僅是臺灣總督府對待民間宗教態度的分界，也是台灣齋教信仰由盛轉衰的關鍵。[7]

1920年（大正九年），台灣齋教組織為求自保，成立「臺灣佛教龍華會」，強調齋教三派皆根源於佛教，且願意納入日本佛教信仰體系，革除舊習，建立所謂「純粹宗風」。台灣佛教龍華會在嘉義建立「天龍堂」總部，迅速於各地成立二十二個支部，邀請日本僧侶擔任顧問，不少齋堂自請納入日本佛教曹洞宗、臨濟宗管理，自此之後，齋教逐漸轉向「空門化」，其中以龍華派最為顯著。[7][13]

末期（1937年至1945年）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對台政策漸趨高壓。[14]1936年（昭和十年）總督府推動「寺廟整理運動」，不少齋堂不是被整肅、便是被併入佛教[2]，爾後的「皇民化運動」，更強迫台灣百姓放棄傳統信仰、改信神道教，參拜神社[14]，齋教再度受到打擊。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正信佛教僧侶（北方僧團）陸續來台佈道。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也帶來不少中國佛教僧團，台灣佛教界遂由中國佛教會接掌[2]，不少沙門對齋教的信仰形式多所批判，認為神佛不分，斥《五部六冊》為偽經，乃附佛外道不足取。[15]迫於時勢潮流，齋堂或自主轉型成佛堂，不少神職人員菜公、菜姑也選擇落髮出家。[2][7]時至今日，齋教傳統漸失，並與佛教的界線漸趨模糊，「空門化」現象已十分普遍。[2]齋堂除了轉型為佛寺，也有變成其他宗教，比如鸞堂、一貫道道場或是慈惠堂的情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