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
內容
《公羊》成書年代不詳,戴宏在《公羊序》中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於從《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诛心”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诛心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来表達。西漢初年,為了取得正統地位,儒生必須以聖賢之言為依歸,由此以尊王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开始兴盛。
評論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称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東晉范甯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1]《公羊傳》的成就在於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直稱《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
鍾繇不喜《公羊傳》,他稱《左傳》為「太官」(掌管帝王膳食的官員,是少府的屬官),而稱《公羊》為「賣餅家」,意為《公羊》市井鄙俗,不能登大雅之堂。同時代的蜀漢官員孟光則相反[2]。
流派
而在公羊學獲立為官學之後,公羊學派的勢力大漲。後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讖緯”學大为流行,漢朝知識份子籠罩在迷信與神秘的氛圍之下。漢代主要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春秋博士學,皆傳自董仲舒,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3]。樊宏之子樊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4]。張霸又删樊儵《严氏春秋》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5]。到了東漢晚期,以何邵公最為出名。《鹽鐵論》編纂者桓寬亦為公羊家。
東漢以后,很多人對讖緯學進行了批判,公羊學自此逐漸走向沒落。公羊學派自東漢以後幾乎消聲匿跡,六朝時期,何邵公曾被立為官學。唐代的經學日趨式微,研習公羊者為少數。
清代考據學興盛,學者們陸續對公羊傳進行研究,公羊學思想又有一次复興。清朝公羊學大盛,有名的公羊学家有十数人,這是因為乾嘉以後的清代中葉社会矛盾激化所致,“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6]常州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重要地位,武進莊存與是當時學術中的主流,他們企图从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清代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戊戌六君子等,皆屬於清代公羊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刘逢禄发挥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统”思想,“欲攘蛮夷,光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7]龚自珍則抛弃庄存与、刘逢禄的隐喻的手法,大膽的對现实進行批判,他的公羊学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影響所至,而有晚清戊戌变法的改革事蹟,康有为利用“三统”、“三世”说,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都是引用公羊學的“微言大义”。學者杨向奎曾说:“清代从庄存与到陈立这一批公羊学者中,可以称作思想家者当推龚自珍。”[8]但是龚自珍的公羊之学也有缺陷,龚本人发挥最多仍是“三世”说,鮮能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梁启超就说“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9]
日本
公羊学很早传入日本。德川家康立朱子学为官学,任用儒者林罗山传授儒家思想。林羅山、林鵝峰父子为《公羊传》加上训读读音和顺序符号,1688年林鹅峰出版林羅山評點過的《公谷白文》。
参考文献
- 范甯:〈春秋榖梁經傳集解序〉
- 《三國志·蜀書·孟光傳》:「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后汉书》卷32《樊宏传》:宏子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
- 《后汉书》卷36《张霸传》:“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 《郁园北游文存》
- 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诛绝例第九》。
-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196页。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