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之治

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袭元朝。中央设中书省，地方设行中书省。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行中书省则总管一省军、政、司法。[參⁠ 1]然后发现决心加以着手改革吏治，他首先废除某某等处行中书省，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三者分立又互相牵制，防止了地方权力过重[參⁠ 2] 。

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执行皇帝的命令。其后，进一步宣布不许再议置丞相。秦汉以来行之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參⁠ 1]。

明朝初年的监察机关称为御史台。1382年（洪武十五年）御史台改称都察院，长官有左右都御史等，负责弹劾百司。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纠察内外官员。监察御史正七品，官阶虽低，威权却重，外出巡查，号「代天子巡狩"。此外还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驳正章疏违误[參⁠ 1]。

朱元璋即位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首先，朱元璋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參⁠ 3]。其次，朱元璋敢于从自己身边“高干”开刀，郭桓案、空印案就是典型案例。而驸马欧阳伦因「数遣私人贩茶出境」牟取暴利而被朱元璋赐死。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下令全国广泛宣传这本书，他还叫人节选抄录贴在路边显眼处和凉亭内，让官员读后自律，让百姓学后对付贪官[參⁠ 2][參⁠ 4] 。还有就是允许民间百姓上访，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上访，在明朝，受到了朝廷的保护，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參⁠ 5]。严惩贪官污吏收到了强烈震慑作用，但贪官现象始终未根除。

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參⁠ 6]。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參⁠ 7]。

1380年，朱元璋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并秉承皇帝意旨，任命总兵将官，发给印信。战后，统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參⁠ 8]。

在军队编制上，自京城至府县，皆立卫所。每卫五千六百人，置卫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有兵一千一百二十人，指挥官称千户；千户所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有兵一百二十人，指挥官称百户；百户所下辖二总旗，每总旗下又辖五小旗，一小旗十名兵士[參⁠ 8]。

为了彻底解决蒙元的残余势力，洪武帝从明朝建立开始就不断北伐。洪武二年（1369年），明军追击北元残余势力，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一万余人，北元皇帝逃到漠北几百里外。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十万余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军越过长城，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蒙古捕鱼儿海元军被击溃，明朝俘虏北元残余势力八万人。北元随后灭亡，蒙古黄金家族从此一蹶不振，分裂为自相残杀的鞑靼、瓦剌等部，长城沿线的兀良哈三卫和哈密国等向明朝朝贡。

由于元末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加上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明初，「土地荒芜」、「居民鲜少」是个普遍现象[參⁠ 9] 。朱元璋吸取蒙元灭亡的教训，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生产的措施，同时明朝開國力求薄稅養民，官員俸祿為歷代最低，配合朱元璋大力反貪，使民生經濟有效恢復。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登记民户达1065万户，登记人口达6500万人，垦地面积达366.7万顷。

1368年，朱元璋下令，各处荒田，农民垦种后归自己所有，并免徭役三年，原业主若还乡，地方官于旁近荒田内如数拨与耕种。同时还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屯田主要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洪武年间全国军屯田不下六七十万顷。民屯包括把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移往地多人少的地区垦荒，以及招募、罪徙耕种。明初政府多次组织农民大规模兴修水利。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府县计开塘堰40987处，浚河4162处，修陂渠堤岸5048处。这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參⁠ 10]。

朱元璋在经济上大力治理，洪武年间全国纳税土田总数达387.4万余顷。1381年，全国征收麦、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间，增加了600多万石。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不仅闽、粤、赣、江南、湖广，就连北方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大量种棉[參⁠ 11] 。

明初，手工业以棉纺织业、製瓷业、矿冶业和造船业等的发展最为迅速。纺纱织布是明初农村的重要家庭副业。洪武年间景德镇有官窑20座，景德镇瓷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好，在制瓷工艺方面取得许多新的成就。在矿冶业上，全国官营铁矿有13所。这些铁冶，除炼生铁之外，还炼熟铁和钢。同时明初的造船业曾居世界前列[參⁠ 12]。

元朝关于地主打死佃户仅杖一百零七，赔烧埋银五十两了事的法令，明朝也不再沿用了。明初虽因袭元朝户籍制度，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但工匠已不像在元代那样长年累月服役于官府[參⁠ 9]。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明初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南京是当时的国都，人口近20万，人烟稠密，住宅连廓栉比，旅店一榻之室，月钱高数千。明政府为征收商税，京都设宣课司，府设税课司，州县设税课局、库。洪武年间商税较轻，“三十而取一”。明处时期还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明太祖决定发行纸币，造“大明宝钞”，禁止民间用银[參⁠ 13]。

但是明朝實施海禁的原因卻源自太祖：是因為當時朝廷需要安頓內部、打擊北元，對逃到海上的張士誠、方國珍等反軍餘孽以及海盜一時騰不出手來清剿，故而下令實施海禁。這也導致明朝中末期沿海平民無以為生，倭寇之禍影響甚深，也使明朝來不及發展出資本主義[參⁠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