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臺禁令

1683年，清康熙帝派施琅領兵攻打臺灣島，鄭克塽隨後投降，明鄭政權覆亡。然而，康熙用兵於臺灣，僅是為了掃除前朝反對勢力，並非有意治理臺灣；當時，康熙曾表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朝廷中亦有不少大臣反對將臺灣併入帝國版圖。經施琅屢次上奏（如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提到將臺灣併入版圖並不會增加中央的財政及兵力負擔，此外該地又更可作為東南沿海各省的屏障），康熙帝終於接受其建議，並於1684年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隸屬福建省臺廈道臺灣府。伊能嘉矩認為，清朝治理臺灣初期仍多採取被動防制政策，並對臺灣人不信任，制定禁令與規定，遂依施琅之建議頒布「渡臺禁令」，以限制漢人前往臺灣。

下列之人民渡臺之三項限制內容，其並非為清政府所發布之原文，而是由學者伊能嘉矩在整理史料之後所記：
一、欲渡航赴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之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之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之審驗許之，潛渡者處以嚴罰。
二、渡航臺灣者，不准攜伴家眷，既渡航者不得招致之。
三、粵地（廣東）屢為海盜淵藪，以其積習未脫，禁其民之渡臺。[1]

早年學界認為，上述第二類禁令造成臺灣人口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也促成某些移民向原住民（大多為平埔族族群）婦女求婚的意願，並藉此獲得其於母系社會系統中所繼承之財產（如土地），當地亦因此產生諺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2]。某些無法娶妻，或髮妻未能得子，又希望有後代繼承其香火者，往往以過繼、收養子等方式因應此一問題，因此產生「大量螟蛉子」之現象。[3]，平埔族重視女兒的風俗融入，也造成臺灣「抽豬母租」的風氣盛行。此外，此禁令亦導致大量羅漢腳（男性遊民）產生，成為當地社會動亂（如械鬥）之源頭。

但晚近研究（？研究）指出，臺灣開發史上確有原漢通婚，但只有少數漢人男性得與原住民女性通婚，理由有六：

一、史料僅記載拓墾初期漢人男多於女，男性婚配困難，以及某些原漢通婚，但從未同時記載原漢大量通婚。離臺返鄉、婚後來臺、返鄉結婚及來回兩岸等可能才是初期移民的普遍選擇。

二、臺灣漢人男多於女的記載僅出現在荷領至清初之間。乾隆初期以後不復有此等記載。原因是雍正乾隆朝已屢屢開放搬眷入臺。男多於女現象在乾隆朝已經緩解。

三、臺灣原住民人口偏少，可婚配女性遠少於突然大量湧入的漢人男性。多數漢人男性不可能有機會與原住民女性婚配。

四、原住民部落有其族群意識與團結，不可能允許原住民女性多數與漢人通婚而導致原住民滅族的慘劇。漢人之族群歧視也使雙方多數人不願通婚。清朝法律更長期禁止原漢通婚。

五、日治時期多數平埔部落仍然健在。顯示其女性過去並未大批嫁與漢人而剝奪本族男性結婚繁衍的機會。日治時期戶籍記載也顯示原漢通婚僅佔平埔族女性婚姻之少數。

六、晚近基因研究顯示，原住民基因佔臺灣漢人基因平均比例很低。顯示歷史上原漢通婚佔漢人婚姻比例不高。臺灣漢人家族在臺歷代母系祖先中，確實可能包含原住民，但原住民女性並非漢人在臺母系祖先的多數[4]。

前兩類禁令，有清一季雖未明言取消此類相關禁令，但也缺乏明文記載之律令出處或持續執行之證據。[5]

至於伊能嘉矩所言之第三類禁令，緣由為廣東人在明鄭年間屢次協助其海軍對抗清廷，而且當地海盜活動一向頻繁；在施琅過世後，該禁令即告解除，因此實際上持續時間甚短。但由於有關渡臺三禁的說法深植人心，過去曾認為此令造成臺灣客家人在人口數上不及閩南籍者，或遭同化成福佬客。[6][7]

1875年，沈葆楨受命出任臺灣海防欽差大臣，經考察後認為必須解除過去限制漢人的各種渡臺限制以落實「開山撫番」政策，否則臺灣之土地將無法充分開發；同年2月，沈葆楨上奏請求解除關於臺灣之各種禁令，並獲得朝廷准許。

臺灣於清治初期之出入港口雖只開放福建廈門與臺南鹿耳門對渡；後因北臺灣逐漸開發，才分別於1784年和1788年開放鹿港及八里坌為通商口岸，當地亦因此產生俗諺「一府二鹿三艋舺」。但實際上臺灣一側與大陸對渡之港口遠不只以上，臺中大安港即為清代自然形成的重要移民口岸[2]

• 臺灣編查流寓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恭陳臺灣棄留疏

• 國立中央大學 - 台灣歷史教學資料庫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臺灣移民歷史的考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NTL/12/c4hsyquarter2.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陳泉甫.清領時期屏東平原之番漢關係.國立政治大學.2004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簡後聰.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01-01 [2016-11-30]. ISBN 978957112549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11） （中文（臺灣））.

• 《嘉義縣志》〈沿革志〉第四篇-「嘉義縣」雛型的形成 1683-1895：135-16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