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独立中学

早期，1818年就有英华书院（英语：Ying Wa College，旧称Anglo-Chinese College），来自香港的教会男子学校，是英语学校，毕业生可以直接为英政府打工当官。办学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创立于英国殖民地马六甲。马来亚第一所中文学校采用广东话为教学语的五福书院于1819年在槟城成立[3][4]。新式现代化华文学校的开始是来自满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康有为。他曾受到定居马来亚唐人的邀请，来马来亚住上了一段长时间。同时，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曾前来槟城鼓吹革命与推动新式教育。在这种热络的情势下，马来亚第一所新式现代化学校中华官音学堂，在满清驻槟城理事张弼士的大力捐助下，于1904年在槟城正式开课。满清此时为了拉拢马新华人，以延长国祚，因此连续数年特别派遣视学员来马新鼓吹办学。尊孔学堂创办于1906年，坤成女子中学及育才学堂分别创办于1908年。此后，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而现代化华文学堂随着历史的推移，形成了今天华文独中由来的基础。[5]

在1960年2月18日，教育部长拉曼达立宣布成立教育政策检讨委员会，以检讨《1956年拉萨报告书》。委员会的9位成员包括了陈修信的3位亲信：梁宇皋、王保尼和许金龙。8月4日，《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简称《拉曼达立报告书》)正式公布，并在8月13日获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6]。

1961年起，政府不再举办以华文为媒介的中学公共考试（初中三年级考试、华文中学升学考试和华文中学离校文凭考试)，只以官方语文——马来文或英文作为考试媒介；在中学方面，规定只有“全津贴中学”，即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与国民型中学（算是华文中学），和不受津贴的“独立中学”两种，并由1962年1月1日起，停止对不合格（不接受改制）的局部资助学校的津贴，而独立中学可以继续存在，但须受到政府教育条例之限制。这意味着，华文中学面对两个选择：接受政府的津贴和条件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或是不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成为独立中学。

尽管官方和马华公会员进行各种宣传活动，强调改制的好处，宣称该报告书乃维护华文教育，并无消灭华文教育、华校、华人语文和文化之意图，但在诱使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方面仍然受到民间极大的反弹。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公会新领导层，极力支持《拉曼达立报告书》和华文中学改制。马华公会自此与坚决持反对立场的董教总关系紧张，三大机构于是无法操作，实质上已经名存实亡。

1960年11月5日，在马华公会拒绝召开三大机构会议后，董教总自行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会议，大会通过5项议决：

1. 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第2条国民型中学的定义，不应改变华文中学教学之媒介语；
2. 赞成实施小学免费教育；
3. 应有以华文为媒介语的高初级文凭考试，而价值相等；
4. 应有以华文为教学媒介之后期小学；
5. 小学升中学不应受30%的限制。

1961年上半年，各地华文中学都按兵不动，等待董教总的决定。3月15日，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在槟城召开的教总15人工委会会议上，强调“津贴金可以被剥夺，独立中学不能不办”的坚定立场，大力呼吁全马华文中学不可申请改制，应积极筹办华文独立中学。5月30日，退出马华公会的前教育部副部长朱运兴，以独立人士身份并以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作为竞选宣言，在安顺国会议席补选中，以3千多数票击败马华公会候选人华景裕。

然而，选民的意愿并不能使联盟政府重新检讨整个教育政策。相反的，在1961年下半年，马华公会要员如李三春、李孝友、谢敦禄、李润添等人与教育部部长拉曼达立相继通过电台推销华文中学改制的“好处”和“保证”。教育部和新闻部在当时发放大量宣传品，梁宇皋的《事实胜过雄辩》也印成册子到处派送。而新闻部宣传刊物《今日之谈》几乎每期皆以改制中学为课题。

当局的宣传重点有4项：

1. 改制后有三分之一时间学华文；
2. 董事部不必为经费操心；
3. 学生学费减少，减轻家长的负担；
4. 改制后学生有出路。

10月21日，在华社和反对党激烈反对下，国会通过《1961年教育法令》，把《1960年教育检讨报告书》的建议赋予法律地位。[7]

1960年，砂拉越的18所政府资助和私立华文中学共有学生5,050名，22所政府资助和私立英文中学4,224名学生。当年，砂拉越英殖民政府发表《砂拉越中等教育报告书》(《麦里伦报告书》)，主张把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12月6日，英殖民政府总督在立法议会建议所有还未采用英语为教学媒介的中学，在几年内逐步使用英语为所有科目的教学媒介，除了研究土著和中国语言及文学科维持现状。

1961年初，英殖民政府教育部长逖逊致函各华文中学董事会，提出把华文中学改为英文中学的政策，即除了华文科外，其他各科目全部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且以10年为期完成改制计划。1961年中旬，英殖民政府发表《国家中等教育白皮书》，规定中学教育必须以英文为教学媒介，否则从1962年4月1日起撤销津贴金。

虽然砂拉越华社强烈反对华文中学改制，但英殖民政府仍强硬推行该改制计划。结果，有6所华文中学拒绝改制为英文中学，而成为华文独立中学，即古晋中华第一中学、古晋中华第三中学和第四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建兴中学和开智中学。其他12所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则逐步变质，先改为英文中学后再改为马来文中学。在砂拉越、沙巴和马来亚联合邦于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后，1983年砂拉越英文中学逐年改用马来文教学，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

砂拉越华社不只坚持经营原有6所华文独立中学（于1945年至1960年创办），更在1962年至1968年创办另8所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公民中学，诗巫公教中学，美里培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美里廉律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西连民众中学。这就是目前砂拉越仅存的14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4,948人。

沙巴目前的9所华文独立中学，都是在1960年代（1962-1969）创办的。在《1961年北婆罗洲教育法令》颁布后，英殖民政府实施统一薪津制度，接受资助的华文中学必须受政府管制。1970年，沙巴有14所华文中学，即4所政府资助华文中学和10所私立华文中学。1971年，受政府资助的华文中学逐步改为英文中学。1976年，沙巴受资助的英文中学（包括改制的前华文中学），与西马的英文中学一起逐年改用马来文为教学媒介，并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成为目前的国民中学（马来文中学）。目前，沙巴有9所华文独立中学，学生6,344人。

经历这场威迫利诱和软硬兼施的改制风暴后，华文独中的办学陷入低潮，其生存与发展面临重大危机。在政府废除小学升中学考试后，华文独中面对严重的学生来源短缺问题，更被视为收留落第生和“破铜烂铁”的补习学校，独中整体士气低落，惨淡经营。

面对极其恶劣的客观环境，华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母语教育，于1973年在霹雳州发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把全国仅存的60所华文独中从灭亡边缘救活和发展起来。董教总于当年成立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并发动筹募全国独中发展基金及提出《独中建议书》作为独中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导。居銮中华中学（銮中）在陈诗圣于1980年代出任校长后，推出了赞助人计划，鼓励各界支持銮中，打下銮中经济基础和与华团紧密的联系[8]。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建设，独中工委会在推动独中办学的历程中，无论在课本编纂、举办考试、师资培训、技职教育、学生活动、升学辅导、出版业务、资讯收集、基金筹募、奖贷学金等方面均作出重大贡献。目前，华文独中的办学已达一定的学术水平，其统考文凭受世界许多大专承认。而现在独中的学生人数也逐漸的增长，每年每个家长都抢着独中的位子，可喻"僧多粥少"。

由于独中的数目与学额有限，再加上地域限制与个别家庭的经济能力等客观问题，进入独立中学的华小毕业生并不多，每年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华小毕业生进入独中[19]，而多数马来西亚华人都把孩子送到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和英语源流学校[lower-alpha 2]。部份家长不选择独中是因为认为独中毕业后升学与投入公共服務困难，因为独中文凭并不受官方承认，除此之外獨中學費高昂，並且入學考試困難，但有许多国外私立与本地私立大专以及私人领域承认其文凭。

一般上大型独中的学生来源并不成问题，面对学生来源问题的主要是偏远的小型独中。

华文教育乃至其它非官方语言的外語教育在马来西亚一向是个争议性的敏感政治课题。马来西亚政府所采用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主张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应该以国语（马来文）做为所有学校的主要教学媒介语，并曾以此为最终目标来执行。由于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是民间私人华文中学抵抗这个国家政策而形成的产物，因而它的争论主要都围绕在马来西亚国家的外語教育问题上。

由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国家，种族团结非常重要的。在早期，部份人士就認為只有统一在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下才能达到平等与团结，政府也就制定了单一语文政策，并对此观点加以宣传；在认为馬來土著才是国家真正主人的观念下，马来文理所当然成为被用来统一全民的语言。然而此观点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少反对声音，尤其是认为“多元文化并存与平等共生才能真正达到团结”的人士的异议。而前者就往往給后者帶上“破坏种族团结”的污名。

独中长期以来所坚持的 “发展中华民族母语教育和承传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原本是为了让当地华人可接受完整的母語教育。然而在国家语文政策实行下，华文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董教总，经常会被马来西亚其他种族人士尤其是以种族主义政党巫统为主的官员批评为“华人极端主义分子”（英語：），而独中也被视为“华人的学校”、“中国人的学校”等。

2016年9月4日，柔佛州王储东姑依斯迈批评多源流教育制度，未能真正地促进国民团结。他说，在柔佛，未来不会再有多源流学校，反之只有一种柔佛民族学校，不过，为了宗教目的，柔佛境内的宗教学校仍将维持[20]。该言论随后引起各方议论[21][22]。

独中乃至华文教育工作人士常被认为是华人极端主义的几个理由：

1. 反对中学改制为单一源流；
2. 课本被认为偏重视中国历史；
3. 课本内容多来自台湾；
4. 认为不同源流学校是种族隔离。

而支持独中与外语教育的人士认为：

1. 用学生未掌握的语言来教学，将事倍功半。语文科与数理挂钩，将牺牲掉语言能力较弱的学生，令数理变成一门不易掌握的知识，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符合教育原理，尤其是英语不普遍的乡区。
2. 升上国中的华小毕业生的辍学率一般比独中生高，不能适应语言环境的转变被认为是一大因素，因此国家应该设置多语、多元化的教学环境，让能力不同的学生能有效并快乐地学习。
3. 独中对本国历史、各族的背景历史等一样并重，也注重世界史，以便让学生在认识本国历史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不同种族之间的历史以及世界的历史。
4. 独中的课文内容是依据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大纲而自行编写，并不是来自台湾。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教育工作者只是提供技术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