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古部

“汪古”（蒙古語：）一名的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可能来自“城墙”之意，也就是金朝的长城（金界壕），据拉施特《史集》所说，金朝的君主在与游牧民的边境筑起了一道墙，波斯语原文称此墙蒙古人称作‎（اونکوه），俄译本据塔什干本和德黑兰本将其转写为ūtkūh，而东方研究所本和巴黎本则将其转写为ūnkūh，[5]中国蒙古史学家亦邻真认为该词应该读作ūnkūh，即汪古部族名之来源。《史集》在该段中同时还记载突厥人将其称为‎，亦邻真教授认为是‎的误写，即第一个字母Y（ی）少了一个点误写成了B（ب），因为该词（蒙古語： yohurkha）正好是“围墙”的意思。[6]柯劭忞《新元史》也说：“汪古部乃白達達十五部之一，本爲布而古特，亦曰貝而忽特，遼人稱爲烏而古，屢降屢叛。後爲金人所撫，屬西北路招討司。大定後，北族漸強，金塹山爲界，以限南北，烏而古部有帳四千，居界垣之衝要，屏蔽山後諸州。獲古謂長城曰盎古，又訛爲汪古”。[7]此外屠寄《蒙兀儿史记》里也说：“北语谓边塞曰乌古，语讹为汪古，遂称汪古惕”。[8]

芬兰学者芮跋辞（Volker Rybatzki）则认为，汪古一名来自突厥语的öng（荒野、荒漠）加上-güt（派生词尾），汉语文献中的“沙陀”即是对该名称的意译。[9]

1207年的蒙古高原部落

汪古部本是金朝的直辖臣民，负有守卫界壕抵御蒙古的责任[10]。波斯史学家拉施德丁也几次描述了金长城，并肯定汪古人在守戍界壕：[4][5]

契丹（女真）君主由于时刻担心着这些蒙古游牧民，便在契丹国（金朝）与这些部落之间筑起一道象亚历山大城墙那样的城墙（蒙古人称之为ūtkūh，突厥语则作būqūrqeh），表现了制驭他们的远大眼光与才干。这道城墙的一端起自哈剌沐涟河[11]，……另一端直到女直地区边界的海边（东北）。契丹君主把汪古惕视为自己的军队和真诚效忠的奴隶（bandeh-i mukhlis），将ūtkūh城墙的大门托付给他们，这个部落便经常守卫着它。

汪古同蒙古高原各部交往也很密切，似乎起初他们同乃蛮有特殊的关系，后来又联合蒙古消灭了乃蛮。蒙古西侵并战胜乃蛮是成吉思汗实现蒙古统一的最后一次决战，而汪古部又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当时的蒙古史料如《史集·成吉思汗纪》、《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都有记载。但只有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简称《阎碑》）指出了汪古部曾经出兵与成吉思汗同征乃蛮的事实。在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以前，征服了克烈部的王罕，王罕的部属曾被汪古部收留，在克烈部人答失蛮的《神道碑》也有记载。这表明，在成吉思汗统一突厥、蒙古各部以前，克烈与汪古部之间，汪古与蒙古部之间都已有交往。[4]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都于曲雕阿兰，“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千户，其中就有“汪古惕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古列坚五千户”，超过蒙古全军的5%，因此汪古的归顺对成吉思汗建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成吉思汗初次出兵下中原在公元1211年，金人在蒙古进军前，正忙于修筑乌沙堡，其后负责守卫乌沙堡的汪古部将关口交给蒙古。入关后，汪古部又自愿充当向导，所以使金军一接触时就陷于被动，以致一败涂地。拉施德丁也证实了确有其事：[4]

后来，当成吉思汗攻打契丹（金朝）地区时，阿剌忽失（汪古部首领）出于对阿勒坛汗（金朝皇帝）的怨恨，将（他所防守的城墙）关口转交了成吉思汗。

汪古部贵族在元朝不仅是世袭封王，在元代社会中非常受到重视，而且还享有同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宠遇。《阎碑》在叙述孛耀合说：[4]

（太祖）仍约世婚，敦交友之好，号按达—忽答。

这种关系，实际上并不是从孛耀合时才开始的。拉施德丁指出（还在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附蒙时）：[4]

有姑娘从成吉思汗氏族嫁到汪古惕部落，也有娶自他们的。

元代曾到中国的西方旅行家，凡是旅途经过汪古部领地的人，都很了解汪古部同成吉思汗家族的这种关系，马可波罗说：[4]

这些领主们（即阔里吉思等人），被成吉思汗的后裔大汗看成是贵族的血统。成吉思汗曾经娶王汗（他用我们的话称为长老约翰）的女儿为妻。所有的诸王贵胄都是从这个姑娘所出，他们总是把自己或亲属的女儿嫁给统治那个地区的诸王—长老约翰血统的后嗣。

鄂多立克从北京取道东胜、天德回西方时，也曾指出：[4]

（汪古部主）凭据一项由习惯确定的契约常常会得到大汗的女儿为妻。

《阎碑》所谓“约世婚交友之好，号按达—忽答”是成吉思汗与别部通过婚姻建立军事联盟的一种方式。最早建立这种关系的有弘吉剌部和亦乞烈思部，征服克烈部以后，又同斡亦剌、汪古部建立了这种关系。拉施德丁在斡亦刺部的一节写到：[4]

成吉思汗与他们保持（相互）嫁娶姑娘的关系，并成为anda-quda（按达—忽答）。

“按达”，也就是结拜、结义、朋友的意思，《蒙古秘史》汉译作“亲家”，是姻亲的意思。以上几部在成吉思汗统一突厥、蒙古各部的过程中，或起兵相助，或自动归附。成吉思汗由于他们在艰苦的统一战争中的功劳和为了进一步利用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乃保留他们的领地和属民，固定了世代联姻的亲属关系。直到元朝建立以后，他们就成了几个特殊的勋贵家族。成吉思汗创造的千户制度，打碎了原有的部落体系，将拥护自己的部落分属于以亲族、驸马、功臣为首的千户，再把被征服的各部百姓拆散分配到各千户之中，割断他们原有的血缘纽带，统统变成蒙古国、蒙古化的百姓。[4]

汪古一名在蒙古侵金之后才开始出现，现今学者一般认为他们操突厥语，宗教信仰也不同于蒙古人。[4][12]

北京十字寺发现的景教十字架

汪古部是一个信仰聶斯脫里派基督教的部落。聶斯脫里派基督教于5世纪初兴起于西亚，7世纪传入中国，唐代时称为景教。与操突厥语的克烈部（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和操突厥语的乃蛮部（游牧于蒙古高原西部）一样都信仰基督教，特别是汪古部还留下许多带宗教色彩的实物。[4][12]

汪古部不仅处于蒙古草原和中原交通的要冲，而且是草原丝绸之路常经之地。元代旅行家拉班·扫马和雅巴拉哈三世曾由此前往西亚，欧洲来华的马可波罗、孟高维诺、鄂多立克等人，或来回时途经这里，或同汪古部人有过直接接触，他们在西方留下了各种文字的记载，其中也报导了汪古部的情况，因此汪古部的史迹也普遍受到中西交通史研究者的重视。[4]

他們不同於蒙古部，較早已從事農業。

据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论文，河北省梳妆楼元墓之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遗骨检测结果Y-DNA haplogroup Q-M242[13]。大致上可以断定汪古部的贵族属单倍群Q-M242，单倍群Q-M242在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群中出现的频率最高，[14]也有一部分的北美洲印第安人群有此单倍群，单倍群Q-M242出现的频率在爱斯基摩人、阿留申人中也很高。[15]

• 阔里吉思
• 赵世延
• 马祖常
• 汪德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