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

牙璋，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20世纪20-30年代[1]，石峁遗址所在地区出土大量玉器，当地的贫苦农民曾经用遗址中发现的玉器换取食物，有过“斗玉易升米”的说法。[7]1929年，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品主任阿爾弗雷德·薩爾莫尼（Alfred Salmony）在北京收购榆林农民售出的一件53.4厘米长的墨玉质“刀形端刃器”，藏于該馆，引起了考古和收藏界的重视，后世认为该玉器当出自石峁。[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估计有4000余件石峁玉器流失海外[1]。陕西元阳文化博物馆馆长高玉书认为，国外有遗址玉器两三千件， 国内有两千多件， 神木县私人收藏家胡文皋拥有数百件。[1]收藏石峁玉器的机构有：大英博物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神木县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1][9]

1976年夏天，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考察时偶然获知石峁的信息，于是立即前往考察，遗址自此被发现。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小范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部分房址、墓葬和灰坑。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和神木当地的文物机构多次对遗址进行复查，遗址中的大量玉器、陶器以及石雕人像使得遗址获得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但当时，为了厘清遗址规模、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机构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调查，确定了遗址的范围。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地区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首次确认遗址由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马面”和“角楼”组成，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1][10]。

考古学者认为，石峁城垣长度达10千米，宽度大于2.5米，依照现有残高计算，总石量超出了城内人群所能承担的范围，因而具备王权的象征意义，可能为4300年前该区域的统治中心。石峁考古队也在遗址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了十余座面积几万平方米到十几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同时期小城遗址，印证了石峁遗址的中心地位。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沈长云结合《史记索隐》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认为石峁遗址是屬黄帝部族的地區。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遗址的年代过于接近传说中的夏朝，应当为五帝末期的遗址[12]。而曾任石峁城址考古队队长的孙周勇则撰文表示，在没有获得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不应对遗址作出考古之外的解释[11]。

2022年，付巧妹團隊通过大规模线粒体全基因组的分析发现，石峁人群和陕北地区本地较早期人群——仰韶时代晚期庙梁和五庄果墚人群的遗传联系最为紧密，与位于黄河中游晋南地区的陶寺人群的母系遗传联系最密切。相比于中国其他现代人群，石峁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尤其是和以秦岭-淮河为界的中国北方汉族人群之间母系遗传联系最紧密。[18][19]

有学者参考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认为石峁遗址和朱开沟遗址同属朱开沟文化，早期为农耕文化。但此后，气候变得干冷，距今3000年前后达到顶峰，使得当地族人不得不东迁或南迁[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墙中有玉器的传言，石峁遗址石砌城墙遭到严重破坏[20]。2007年前后，韩家圪旦遗址墓群遭到大规模盗掘[16]。当地民营采石场对遗迹和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切断了内城城墙。农田的深耕和新修墓园也对遗址造成了干扰。对此，文物部门也采取了划定范围、整体搬迁、就地搭建场馆的保护措施[6]。在2016年陕西省政府第六次常务会议上决定将按程序颁布实施《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6年-2030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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