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共产主义叛乱

1941年7月，德钦梭和德钦丹东在永盛监狱共同起草了《永盛宣言》，宣布法西斯主义是“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的主要敌人”，号召与英国暂时合作，建立起包括苏联在内的广泛同盟。这一举措是遵照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由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领袖季米特洛夫主张的人民阵线战略。

这个呼吁与1940年离开缅甸，秘密接受日本人军事训练的昂山和三十志士所组成的缅甸民族主义组织德钦党的主流意见相反。1941年12月27日，昂山在泰国曼谷组建缅甸独立军(BIA)来对抗同盟国[6]。1942年昂山引领日军进军缅甸，3月8日占领仰光，同年7月，全缅英军被击退，缅甸独立军改组为缅甸国防军。1943年8月1日，傀儡政权缅甸国成立，巴莫出任总理，昂山出任国防部长，缅甸国防军也重组为缅甸国民军（BNA)。

德钦梭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转入地下，组织武装抵抗力量，而身为傀儡政府农业部长的德钦丹东将情报交给德钦梭。登佩敏和Tin Shwe于1942年7月接触流亡到印度的英属缅甸殖民政府。1944年1月，在德钦梭主持下，缅甸共产党成功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随着战争的进行，昂山对日军胜利的可能性愈发怀疑，最终昂山于1944年中叶决定投靠同盟国阵营，同时与他过去的战友缅甸共产党重新建立联系。1944年8月到9月，缅共、“缅甸国民军”（昂山为首）、“缅甸人民革命党”（即缅甸社会党前身）等团体领导人在吴努家中举行了会议，成立“反法西斯组织”。1945年3月3日，反法西斯组织更名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5天后，基地位于曼德勒的西北战区共产党人指挥官Ba Htoo开始了对日军的武装抵抗行动。1945年3月27日，在昂山的领导下，武装抵抗升级为全国范围内的起义，日军最终于当年7月撤退。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由此成为战后直到缅甸独立后数年的最有影响力的政党[7][8]。

1945年9月，德钦梭和Ba Tin到印度同当时深受白劳德主义影响的印度共产党谈话，回国后德钦梭确信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唯一方式。出于对逐渐扩散的群众示威的恐惧，英国新总督休伯特·兰斯任命昂山等人出任行政委员会中的一些职位。昂山一开始拒绝这个提议，但最终在1946年9月接受提议。此时业已清算白劳德路线的缅甸共产党由此同昂山产生分歧，最终德钦丹东被解除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总书记一职。11月2日，在缅共指责昂山和社会党“在帝国主义面前下跪”，出卖革命以加入行政委员会，故此号召罢工之后，缅共最终被逐出同盟[8][9]。

缅共第二面党旗(1946–1969)

1946年2月，德钦梭指责缅共领导层是“白劳德主义者”。当时在接替德钦梭出任党的总书记的登佩敏的主持下，缅共于1945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用此前登佩敏在印度起草的名为“向更好的互助信任和更好的合作”的政策。德钦梭和7名中央领导从缅共分裂出来，另行组织共产党 (缅甸)，又称红旗共产党（旗帜沿用缅共的红旗），德钦梭任红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缅甸共产党则重新组成新的中央，又称白旗共产党（改用白旗为党旗），选举德钦丹东出任中央总书记（后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继续同昂山和同盟合作。独立谈判期间，英国发觉德钦丹东是昂山背后的军师[8]。最终，白旗共产党也无法同昂山和社会党人形成“左翼大团结”。

1947年2月，Ba Thein Tin和共产主义学生领袖Aung Gyi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英帝国殖民下的共产党国际会议，这也是缅甸共产党第一次参与到共产党国际会议中[8]。在批判当年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后，缅共还是派出25名候选人参选，但只有7人当选[8]。随后在7月19日发生的刺杀昂山和其阁员的事件震撼了缅共和全国，但缅共仍然迫切想和同盟建立统一战线，认为刺杀是帝国主义者试图阻止昂山建立左翼联合阵线的阴谋[8]。

之后，吴努在伦敦同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完成了昂山开始的独立谈判，而《1947年10月吴努-艾德礼协议》被缅共指责为是一个羞辱，争议的焦点是作为协议附件的《列雅-弗里曼防御协议》，协议向英国提供了3年在缅甸境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未来潜在的军事同盟的优惠，这被缅共认为是英国干涉缅甸主权和吴努的妥协的证据[8]。

1947年11月8日，吴努提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重现建立联合阵线的建议，呼吁缅共，社会党和一个由作为昂山私军的二战老兵组成的人民志愿组织(PVO)进行谈判。当这一提议失败后，吴努指控缅甸共产党搜集武器准备发动起义，而缅共反对协议的举动最终迫使缅甸决定不加入共和联邦。1947年12月，缅共的孟加拉裔理论家Yèbaw Ba Tin发表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重提此前1月的口号“最终夺取政权”，号召“全国起义来摧毁卖国协议”，将一切英国和外国资产国有化，废除一切形式的地租和债务，废除国家官僚机构代之以人民政府，以及同“民主中国，斗争中的越南和印尼”以及其他“反抗英美帝国主义殖民”的民主国家建立同盟和贸易关系。缅共随后执行了一套双重政策：动员仰光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和政府雇员发动罢工，以及在农村地区建立受民兵保护的“解放区”[8]。

1948年2月，在仰光发生了一系列由缅共支持的全缅工会大会(ABTUC)发动的罢工浪潮，3月在彬马那镇区发生了由全缅农民组织(ABPO)发动的7，500人游行。由于相信他们将于3月27日抵抗日发动起义，吴努由此下令逮捕缅共领导人，但最终发现缅共总部已人去楼空。缅共的领导层逃到他们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彬马那镇区准备发动武装革命[8]。

1948年4月2日，缅甸共产党在勃固打响了独立后武装起义的第一枪。此时，德钦梭领导的红旗共产党，武僧U Seinda领导的若开人和若开邦的圣战者业已发动了武装叛乱。人民志愿组织(PVO)分裂成“白带”和“黄带”两派，由Bo La Yaung（三十志士之一）和Bo Po Kun领导的多数派“白带派”在同年7月也加入了武装叛乱。吴努政府征用克伦人和克钦人来镇压共产主义叛乱，并在1948年晚攻下卑谬镇，德耶谬镇和彬马那镇。1949年末，由于国防军总司令史密斯·敦（克伦人）被三十志士中的资深领袖奈温取代，克伦民族联盟 (KNU)宣布反叛。孟族和掸邦的勃欧人也随之反叛。缅甸步枪队的三个团也在三十志士的成员，共产党人军官Bo Zeya, Bo Yan Aung,和Bo Ye Htut的领导下转入地下，组织缅甸革命军(RBA)[8]。

缅甸共产党将缅甸定性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因此选择了毛主义的在农村组建游击队，而不是动员城市工人的路线[10]。与此同时，缅共也支持处在合法地位的左翼反对党，例如由工会领袖Thakins Lwin和Chit Maung领导的缅甸工农党(BWPP)，该党被仰光报章称为“秘密共产主义者”和“红色社会主义者”。工农党试图将共产党重新拉回主流政治中，但失败了。在1956年两党组成国民联合阵线参与竞选，取得35%选票，但所得议席不过寥寥[8]。

政治局的“为了党的存活而斗争”的决议于1948年4月在仰光召开的秘密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及一个月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得到确认。缅共总部继续在彬馬那镇-央米丁镇地区活动，偶尔北上到 曼德勒-密铁拉-敏建地区活动。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债务被废除，农业和贸易合作社被建立起来。武装叛乱一年后，共产党的武装依照毛主义路线重组为主力部队-机动游击队和民兵，指挥权由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掌。主力部队被称为“缅甸人民解放军” (PLA)，与同时期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名。1950年9月，缅甸人民解放军与缅甸革命军合并为“人民军”，与越南人民军同名，由Bo Zeya指挥。常规军被分成四个主要战区，各有一千人[8]。

尽管德钦丹东此前曾支持克伦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叛乱和民族自决权以及掸族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克伦民族联盟还是被缅甸共产党定性为被英国人控制来破坏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政府和共产党人团结的“反动封建组织”由此内战演变成由三方分别参与：吴努政府，共产党游击队和克伦民族联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吴努政府预计仅政府人员就有包括1，352名军人在内的3，424人阵亡[8]。

随着卑谬镇被共产党，缅甸革命军和人民革命组织联军攻下，第一个反抗吴努政府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民主阵线(PDF)于1949年3月在当地成立。随后三方同盟协定由德钦丹东，德钦梭和Bo Po Kun在1952年10月1日签署。除于1950年组建人民军的缅共和人民革命组织合并外，协议主要包括领地的划分和合作条款[8]。

1952年11月，缅甸共产党和克伦民族联盟达成停火协定，但并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一些少数民族武装的投降使克伦民族同盟匆忙于1956年4月组建民主民族联合阵线（DNUF），后来领导权逐渐由Mahn Ba Zan领导的毛主义政党克伦民族联合党（KNUP）掌控。克伦民族同盟左派由此同其他少数民族势力渐行渐远，并同缅共走得更近，最终两党于1959年5月在国民民主联合阵线（NDUF）的形式下达成同盟关系[8]。

国民民主联合阵线也包括了在孟邦人民阵线投降后，由Nai Shwe Kyin领导建立的新孟邦党，1956年3月成立的钦族民族先锋党（CNVP)和于1957年7月成立的由Saw Maw Reh领导的克伦尼民族进步党(KNPP)。新孟邦党和克伦尼民族进步党都是在克伦民族同盟的帮助下成立的。这是民族武装势力中最成功的统一战线组织，一直延续到1976年，克伦民族同盟从联合阵线中脱离，另外组织民族民主阵线（NDF)。然而缅甸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即受压迫民族应在政治上脱离拥有统治地位的压迫民族，但绝不等于分离出国家版图，而是要在各个不同场合下基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争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处理民族问题。对于受殖民统治或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下的民族来说，民族自决权是指摆脱殖民统治并建立或恢复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权利（如1921年蒙古革命摆脱日本支持的中华民国和俄国白军的军事占领后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对于已经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整体来说，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所适用的民族自决概念仅限于脱离奉行大民族沙文主义（如泛斯拉夫主义、大汉族主义、大缅族主义和马来人至上等）的主体民族政权的种族压迫，而在摆脱这一压迫（推翻奉行种族主义的主体民族政权）后所要实现的则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民族自治权利。缅共由此根据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如1920年苏联扶持成立远东共和国脱离日本支持的俄国白军政权、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蒙古族地区建立内蒙古自治区脱离中华民国管辖，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各省宣布脱离清廷独立类似），认为各少数民族地区脱离现政权管辖不能以实现分离并成立小国家为目的，而是为实现新政权成立后在中央对各民族地区的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而要求各民族地区反抗缅甸政府的运动都必须置于其领导之下。这和当地少数民族所认为的民族自决的观念（独立于缅甸国家版图之外）相去甚远，因为共产党人一贯认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所谓民族自决权不过是“现有体制所给予‘民族（nation）’的不是在他们（‘民族’）为其所能时的简陋祝福，就是在其所不能时的空洞短语”、“只维护单独一个民族的某些特权，并总是力主为‘自己的’民族取得更大的利益”，从而形成某个少数民族因所谓的“民族意识”而对抗全体主体民族的局面，与实行民族压迫的主体民族统治者制造和煽动民族仇恨的政策无异，因此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并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而是应同时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统一战线内各党的意识形态冲突得因而不到解决[8]。

1950年代，共产主义武装的进攻逐渐失去力量；1953年10月缅甸政府取缔该党，国民对内战的不满促成了缅甸共产党在1955年提出“和平与统一”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仰光左翼反对派和保守派的共同欢迎。拥有崇高声望的民族主义领袖德钦哥都迈于1958年组建内部和平委员会，被政府允许代表缅共说话。在1956年缅甸大选中，民族联合阵线取得很好的成绩，给吴努政府造成一些政治动荡[8]。

在国际上，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失败后从云南跨境到缅甸东北部，使缅甸政府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周恩来在从印度支那半岛举行的日内瓦高峰会返回后前往仰光会见吴努，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人民有“选择本国体制”的权利；吴努于下一年回访，得到中国政府不会同缅共联系的保证。同年12月，尼古拉·布尔加宁和尼基塔·赫鲁晓夫访问缅甸长达一个星期，表现出认可缅甸作为一个模范的不结盟的，按照自己节奏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意思。缅甸政府也是万隆会议的强烈支持者。1957年，奈温率领了一支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会见了毛泽东[8]。

吴努随后转向对自己有利的和平谈判，提出了非常成功的“武器换民主”的主张。缅甸国防军在1956年初的进攻计划，在木各具的Aung Thura（“英勇胜利”）计划，在勃生的Aung Tayza （“辉煌胜利”）计划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1958年发生了克钦族民族主义者的大规模投降，随后是勃欧族，孟族和掸族共产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Bo Po Kun领导的人民革命组织。官方数字是5，500名“武装共军”“投向光明”，其中包括了主要在若开邦北部实兑地区活动的800名白旗共产党人[8]。

奈温看守政府主持了1960年2月举行的大选，由吴努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廉洁派(Clean AFPFL)取得了胜利，并修改党名为缅甸联邦党[8]。然而，两年后以奈温为首的亲美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吴努政府垮台，联邦党大部分领导层和少数民族领袖被关押。同年7月7日仰光大学的学生发起和平示威，遭到缅甸国防军的残酷镇压，造成上百名学生被杀。

196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院估计缅甸共产党成员大约有5，000人。

1963年4月1日，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在发布大赦令后提出和平谈判。在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前就在仰光活动的三十志士之一的Bo Ye Htut以及缅甸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同Bo Ye Maung和Bo Sein Tin一起接受了这一建议。同月，克伦民族同盟分裂成克伦民族团结党(KNUP)和Tha Hmwe领导的克伦革命协会(KRC)。6月，红旗共产党代表团最早来到谈判桌，随后红旗共产党的领袖德钦梭在8月从若开邦来到谈判地点。仅仅举行三次会议后，联邦革命委员会就在8月20日突然结束谈判，红旗共产党代表团匆匆回到若开邦首府实兑[8]。

由Bo Zeya, Yebaw Aung Gyi, Thakins Pu,和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三支缅甸共产党代表团在7月和9月从北京回国，这些“北京回归者”被允许前往位于勃固山脉的党总部，党的领导层由此在15年后重新统一，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8月28日由总书记Yebaw Htay和原人民军总司令Bo Zeya率领的缅甸共产党代表团来到谈判地点后，谈判在9月2日正式开始。9月20日，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民民主联合阵线书记德钦辛率领第二支代表团抵达谈判地点，与第一支代表团作为同一阵营。政府方与缅甸共产党和国民民主联合阵线的谈判令政府同其他少数民族如掸族和克钦族的谈判黯然失色[8]。

由于联邦革命委员会向缅甸共产党提出的以下要求，谈判在11月14日破裂： 1.所有部队必须集中在特定地方 2.任何人在没有允许的情况下不准离开 3.所有组织活动必须停止 4.所有筹款活动必须停止

由于对和平谈判的期望很高，国民民主联合阵线得到德钦哥都迈和三十志士之一的前军官Kyaw Zaw支持的人民和平委员会在11月初发起从敏拉镇到仰光的六县和平游行。游行的过程中，支持者呼喊反政府口号，游行者也收到了来自仰光大学学生联盟(RUSU)和全缅学生协会联合会(ABFSU)的食物。当游行队伍来到仰光后，200，000人在城市大堂集会，演讲者公开支持国民民主联合阵线保留武器和领地的要求。尽管一开始缅甸共产党和国民民主联合阵线误以为奈温提出和平谈判是政府虚弱的一个标志，他们一抵达仰光后就察觉这只是一个政府装饰门面的举动。然而，他们也借此机会重新建立联系和与家人见面[8]。

游行后超过900人被迅速逮捕，大部分是BWPP和NUF的活动家，其中也包括了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勃欧民族组织联盟(UPNO) 和过去的武装组织勃欧民族组织(PNO) 的领袖Thaton Hla Pe，以及过去的组织孟族人民阵线领袖Nai Non Lar。到了年底估计有超过2，000人被监禁，几乎整个仰光大学学生联盟和全缅学生协会联合会的领导层都逃亡加入缅甸共产党[8]。

受到1963年和平谈判破裂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缅甸共产党抛弃了过去“和平和统一”的路线，重新回到革命毛主义的路线[11][12]。一系列清党和草率处决随后发生，被仰光报章称为“清洗，解职和处决”的政策。大批党的老成员，以及在1963年和平谈判破裂后加入缅共的学生领袖，被德钦丹东下令处决[8]。

在重新确立毛主义路线后，缅共在1965年开始建设乡村地区，被称为“红色政权区域”，由主张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在条件成熟的时刻夺取政权的“强硬”活动家管理。负责教导毛泽东思想的中央党校也随之建立，第一堂课在1965年3月25日开始[8]。缅共的这些措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支持[13]，另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亦视缅共为其同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二者开始向缅共提供武器和资金，并招收大量缅共干部入读军事院校，为其培训军官。

然而，党内日益加剧的分歧使德钦丹东，Thakin Chit和北京回归者在1966年8月16日会面来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最终决定复制苏联肃反运动的经验，并参照中国红卫兵的实践，建立了青年组并选择了会领导党内多数派来肃清反对派的高校学生[8]。

数名党内高层被指控为“修正主义者”受到肃清，Thakin Ba Tin和Yèbaw Htay在1967年4月27日被暂停中央政治局的职位，而一些党内高层，例如Yèbaw Ba Khet在察觉到危险后选择退党。Thakin Ba Tin在1967年6月8日被草率处决，随后是Yèbaw Htay，其中他们的儿子是处决队的一员。他们被分别指控为缅甸的“邓小平”和“刘少奇”。

1967年12月15日，德钦丹东和其余政治局委员通过一份决议，决定采纳“党内革命”的路线，命令全国所有党员肃清各地的党组织。三十志士的第一位，曾经陪伴昂山到厦门接受军事训练的Bo Yan Aung在12月26日成为被肃清的受害者。

1965年成立的勃欧解放组织最初与缅共交好，1967年由于其领导人波桑顶反对与缅共进一步联合，导致勃欧解放组织分裂，亲共派德格列于1974年8月宣布成立掸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组织（SSNPLO），武装定名为掸邦人民解放军（SPLA）。1976年4月，德格列率领约200人赴邦康受训。5月1日，掸邦各民族人民解放组织决定接受缅共领导，旗下武装编入新人民军中部军区。1977年2月，德格列率部回到加度基地区，中部军区4045营随同到达，并改编为该组织的第7610营。1981年，中部军区618旅再次派遣3个营驻防加度基地区。

成立于1961年的克钦独立军因其受美国扶持的背景（其前身为二战时期的美军克钦游骑兵（Kachin Rangers）），具有强烈的反共属性。自1969年其丁英所部被新人民军收编并入罗相的101军区以来，该组织与缅共积怨颇深，但其内部因罗相本人在克钦族中的影响力而仍不乏亲共派，缅共由此决定争取该组织。而1972年时任101军区司令的罗相在外出打猎时不慎摔下山崖坠亡后，克钦独立军与缅共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1975年末，由原中国援越志愿军军官黄云和少校率领的新人民军南坎县大队向贵概挺进，与活动于此的克钦独立军第四旅发生冲突。此后双方展开拉锯战，最终南坎县大队于1976年8月歼灭克钦独立军的创始人、反共派早丹所部，亲共派马兰布朗森（Maran Brang Seng）、马利儒早梅（Malizup Zau Mai）等人随之掌权，开始与缅共密切合作，克钦独立军从此与缅共结成统一战线（2021年复出的新缅共亦受到其帮助），尽管其目标仍然更倾向于民族问题而不是共产主义。

自与缅共结盟开始，克钦独立军亦开始受到中国和越南的间接支持，一度以保卫其玉石资源为由反对西方国家对缅甸内战的干涉。克钦独立组织的史料中明确记载了1967年反华骚乱后中国和越南对克钦独立军的资助：“1967年，奈温政府忘恩负义，大肆排华和残害华人…同年，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即援助克钦680支冲锋枪，以帮助克钦人民对抗大缅族主义。克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帮助。”在中国和越南军队展开经商活动后，克钦独立军还曾与中国和越南军方合办过7家公司，开辟与中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贸易通道。

然而自2011年起，克钦独立军中的反共派再度发迹，开始对克钦邦境内的华资企业进行敲诈勒索，反对中国方面承建密松水电站，并扬言切断中缅油气管道，且公然向中国政府声索片马、古浪等地区，并要求美国为此向中方施压，甚至一度与台湾当局接触，导致其逐渐失去中国的支持。中国政府认为，克钦独立军并未放弃其建立“景颇大地人民共和国”、煽动中国境内的景颇族在云南进行颠覆活动的目标，因此开始将其视为与王宝的老挝苗族叛乱武装相同性质的敌对势力。佤邦等前缅共武装亦因此与其保持距离，唯彭家声部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仍与其结盟。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并停止对包括缅甸共产党在内的海外共产党的援助，亦因此禁止携带枪械的缅共武装人员入境进行补给。而在1978年中越及中阿关系恶化后，由于中越阿三国均为自己的重要盟友，缅共原本决定维持中立，然而时任缅共领导人德钦巴登顶于1978年访华期间，中方宣布给缅共为期一年的过渡期，从1979年起将中止对缅共的一切援助。因在中断援助等问题上与中方完全无法达成一致，德钦巴登顶当面指责和攻击时任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使缅共作出倒向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一方的决定。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后，缅共宣称“任何时候‘缅甸人民’都将站在越南一边”，导致中缅两党彻底中断一切来往。随后根据越南方面的要求，缅共开始排斥党内大量中国背景的干部及华裔干部，具体表现为中央政治局全部委员均由缅族担任、中层以上干部的缅族比例维持在3/4，而以佤族、克钦族和果敢族为主的基层军官和各机关单位基层干部全部受到排挤和歧视，因而此举被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和官兵视为复辟大缅族主义，导致党内人心出现涣散。1979年9月缅甸出于抗议苏联和越南操控1979年哈瓦那会议而退出不结盟运动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访仰光。

与最大援助国中国断绝联系后，缅甸共产党的活动开始持续衰弱，加之因党内不设纪律检查委员会而无法有效监管党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在日常工作中无法切实履行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和群众路线等根本原则，导致其组织结构日趋松散，使新人民军各部逐渐脱离党组织的约束，从而军纪日益败坏，逐步退化为针对平民的武装犯罪组织。

1978年之前，缅甸共产党曾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解放区内的罂粟种植和鸦片交易，为时年缅甸境内唯一的禁毒力量。鸦片曾作为违禁品被禁止买卖，更禁止机关和部队任何单位或个人收购和加工，在税收方面只征收现金和粮食而绝不接受鸦片。新人民军各单位亦多次开展缉毒行动从农民手中大量收缴鸦片，亦从缅甸政府军或其他以毒养军的反共民族武装手中缴获鸦片，例如东北军区曾从政府军手中缴获果敢产鸦片1500公斤。但由于并不具备全面禁种的条件，因此也根据实际情况对民间的种植传统给予适当放宽，即缅共方面允许外地烟商进入解放区收购部分获得许可的烟农所种植的鸦片，但收购后必须以现金或粮食缴税，禁止以鸦片代替；在解放区内一律严禁吸食鸦片和其他任何毒品，并通常以劳教方式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被劳教后的吸毒者若仍屡教不改，即可处以死刑。因缺乏黄金、白银、美金和卢布等其他硬通货，此时鸦片仅作为缴获的硬通货之一用于平衡解放区的进出口赤字，而种植或主动购入鸦片并出售牟利则属非法行为，最高可处以死刑。 [14]

自1978年中越关系恶化后、缅甸共产党倒向越南开始，便涉足金三角地区的传统行业——毒品贸易以维持军费开支，且向越南方面提供罂粟种植和高纯度毒品加工技术换取军援，从而使毒品贸易亦成为当时越南人民军维持在柬埔寨和中国方向军费开支的一项重要产业。[14]

为解决中国方面断绝援助后的军费不足，缅共中央开始全面放开解放区内的鸦片种植，并由一些地方财政贷款给农民发展种植，所有鸦片统一由公家收购，禁止任何个人进行鸦片买卖活动，亦禁止在解放区内进行任何毒品交易。对民间则宣称生产毒品“只是为了坑害西方帝国主义”，属于“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方式。以彭家声为首的新人民军东北军区成为首个开展毒品贸易的单位，于1978年在果敢县主城区老街成立“特货贸易公司”，时任果敢县财政局长、东北军区副司令杨茂良的兄弟杨茂安兼任该公司经理，贵概县财政局长刘国玺负责交易活动及财务管理，由各区、县政府从烟农手中以税收形式征收的鸦片被统一送入由军队控制的加工厂进行加工，最后通过各种渠道将加工好的吗啡贩运至缅泰边界的国际黑市上（为防止解放区内和军中出现吸毒现象，最初只加工不能直接吸食的吗啡）。在缅共中央“创收”政策下，加工吗啡的工厂遍布各大军区。其后因不满足于吗啡加工利润，1985年成立171军区后，原中部军区618旅政委车炬被破格提拔为该军区政委并兼任下辖的420师师长，于1986年4月在被解放的原毒枭坤沙的地盘楠漠建立四号海洛因加工厂，高薪从泰国聘请海洛因加工技师，开始从事海洛因加工。缅共中央最初的在解放区内禁贩禁吸的禁令由此成为一纸空文，不论军中或是民间，缅共控制区内的吸毒贩毒现象日益严重。1980年代以后，在中缅两党关系已经全面交恶的情况下，缅共中央开始允许东北军区彭家声部将大量海洛因成品贩运至中国境内（原本禁止向中国境内贩运），从而遭到中国政府通缉。[14]

自经营毒品贸易开始，缅共党政军纪律彻底松弛，并开始增收除鸦片税和基本税收之外的各种苛捐杂税。除税收、贩毒所得及来自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外国军援外，敲诈勒索、绑架缅甸平民和外国商人索要赎金亦开始成为其国内的军费来源。以上行为导致缅共逐渐丧失民心。

缅共的支持者越南亦成为其扩展海外业务的一大市场之一。由于1981年后苏联和朝鲜不同意增加军事援助，迫使黎笋政府寻找其他援助国和经济来源。黎笋当局首先命越南驻联合国代表黄碧山向先前的敌人——美国转达了开发近海油气田合作和在越南全面引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意愿，希望以此直接在军事和政治上获得美国的全面支持，同时决定开展地下贸易补贴财政。黎笋政府通过提供军援的方式，于1981年底通过缅共引入罂粟籽，并以聘请农业专家的名义聘请缅共方面的毒品加工技师，于1982年初将河宣省作为鸦片种植试点，并通过缅共方面的渠道打通海外销路，共享在国际黑市中售卖鸦片的利润。1982年下半年，黎笋政府又下令在谅山、莱州、高平、黄连山四省种植鸦片。在缅共“农业专家“的指导下，仅河宣省同文县一地即于1982年一年种植罂粟430公顷。越南人民军第一、第二军区也在种植罂粟。为鼓励农民提高鸦片产量，越南当局于1982年下半年又提出：超额缴纳鸦片税的种植户，可根据数量等级，奖励粮食、布匹、自行车等生活物资。越南边民亦大量将毒品走私进中国境内。云南省文山州和红河州公安部门仅1982年下半年即查获越南人非法偷运入境的鸦片达300多两。[14]中国新华社随后披露了越南当局鸦片贸易的细节，迫使美国因舆论压力而放弃与黎笋政府的接触，导致越南倒向美国的企图失败。

1980年奈温当局发布大赦，吴努等人随即从泰国回国。缅甸共产党以Mong Yawng的一次袭击作为回应，但在大赦令过期后又在9月提议进行谈判。第一次会议于10月在北京举行，缅共代表团由总书记德钦巴登顶率领，政府方则由当时突然离开政府和克钦族的谈判到访北京的奈温率领。第二次会议双方分别由Thakin Pe Tint和Aye Ko少将率领于隔月在腊戍，Aye Ko在谈判上提出3个新条件： 1.共党（缅甸共产党）解散 2.共军（新人民军）解散 3.交出全部共区（“解放区”）地盘

缅甸共产党被告知在1974年宪法第11条下建立起来的一党制国家缅甸不允许存在另一个政党。奈温在5月14日终止谈判，并在不告知克钦人的情况下任由双方停火协议在5月31日过期。其中缅甸共产党从来没有与政府达成停火协议。

在中国边境，亲缅共的“缅甸人民之声”电台(VOPB)开始广播要求结束缅甸内战，在新的多党制下发展民主和建立民族团结。缅甸共产党仍然在东北部掌控15，000人，而政府军在迟来的1982年恢复国王征服者行动后，仍然在缅共攻击下损失上百人，最终撤退。由于双方都面临来自1976年成立的，有针对性地排除缅族的众多少数民族包括克伦族，孟族，克钦族，掸族等族成立的民族民主阵线的威胁。

1983年6月，在越南等国施加外交压力下，军政府被迫与缅共再次进行和谈。奈温以缅共承认自己执政的合法性为前提，声称将在国会给予共党（缅共）合法席位，并同意保留共军（新人民军），共区（“解放区”）实行高度自治，并由当局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被德钦巴登顶拒绝。

随着最大援助国中国断绝一切援助，与之交恶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两国自身困难状况日益加剧，亦难以继续支持其他各国共产党（例如除缅共、泰共、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外，越南还同时支持菲共及马共等组织，在其自身失去中国援助后，对以上国家和党的援助逐渐力不从心）。1985年霍查去世及1986年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后，越南也开始革新开放并寻求与中国恢复传统友好关系，阿尔巴尼亚亦不堪自身国内矛盾，从而使两国均逐步停止了对缅共的援助。完全失去中越阿三国外援后的缅共由此陷入全面孤立状态，被迫与民族民主阵线在1986年达成协议。此后缅共党内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日渐低落，错过了1988年8888民主运动后美国等西方各国撤销援助导致军政府处于孤立状态的时机。

1985年，原遭缅共驱逐并流落掸邦南部缅泰边境地区的佤族土司岩小石与亲台湾当局的毒枭坤沙的蒙泰军交战。新人民军总部命附近的中部军区618旅趁机攻占坤沙在缅泰边境景帕布山一线的据点，并收编岩小石部，于回俄成立171军区，打通了与当时已经进入低潮期的泰国共产党方面的直接联系。该地区为新人民军最后成立的军区，又因此地主要居民为岩小石的佤族部落，从而在行政区划上被划归佤邦管辖，因而该地区亦被称为“南佤”。1987年底泰老边界战争爆发后，该军区曾与泰国军队在两国边界线上发生对峙。

1989年缅共的瓦解并未换来缅北地区的和平。缅共原领导集团于4月被撤换后不久，以毒枭坤沙和受台湾国民党当局派遣的张苏泉为首的蒙泰军即于5月初趁机占领171军区。6月底缅共基本瓦解后不足一月，缅甸军政府即单方面宣布与缅共的主要继承者佤邦之间的临时停火协议作废。佤邦最高领导人即联合党总书记赵尼来为此发出与召学腾部、吴再林部、丁英部和克钦独立军建立“和平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吁，于年底与以上组织共同成立缅甸和平民主阵线，并在党代会上提出“不让一寸土地，不交一支枪”的方针（德格列的掸邦人民解放军于1992年1月除了与同为中部军区的北掸邦军签订联防协定之外，亦与坤沙蒙泰军签订相关协定，因而被佤邦排挤在联合阵线之外。截止21世纪初，掸邦人民解放军所剩兵力仅200余人），且重新恢复自1978年后中断的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提出背靠中国的对外政策，并应中国的要求决定着手解决缅共后期遗留的毒品问题，迫使缅甸政府军重新承认停火协议。稳住缅政府军后，佤邦立即向坤沙蒙泰军正式宣战，行动代号“901飞行计划”。

由于中国、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军事援助已随着缅共瓦解而终止，加之缅共后期毒品问题的惯性较大，面对坤沙的进攻态势，佤邦的军费问题仍然难以解决。1989年5月31日，联合党中央仍然在缅共“特货贸易公司”的基础上成立“5·31公司”，负责毒品产销以筹措军费。佤邦党政军领导人均占有相应的股份，公司利润由联合党中央和官员与佤邦联合军高级军官个人共同分成。1994年，佤邦境内的海洛因加工厂最多时达到48座，较为分散，规模也较小。1998年又出现了4座固定而规模较大的加工厂，流动规模较小的有16座，1999年又增加5座。中国方面对此采取“葫芦卜加大棒”政策，一面积极劝说联合党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彻底禁种罂粟，另一方面亦通缉佤邦涉案官员和军官，例如曾于1994年通缉涉及一起贩毒案件的联合军总司令鲍有祥之弟、后任171军区政委的鲍有宇。佤邦方面为此与中国政府签订《沧源协议》，规定毒品不得从佤邦境内进入中国，也不能流入缅甸政府控制区，但并未规定佤邦不得向其他民族地方武装倾销毒品。通过与中国协商，佤邦开始使用易货贸易和有限的硬通货通过老挝及柬埔寨大量购买武器装备和服装加紧备战，主要为各式轻武器和轻型装甲车等装备，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越南。物资则大多从中国或泰国采购。由于坤沙蒙泰军为国民党残军背景的反共贩毒势力，同时越南方面亦在颁布禁毒政策加紧全面禁种罂粟，佤邦亦能时常依靠缅共时期的传统关系间接获得中国和越南方面的部分装备和物资补贴。1995年后，佤邦境内开采出锡矿，使联合党中央下定全面禁种罂粟的决心。

由于缅共时期贩运毒品的全部资金均由原171军区司令/政委兼420师师长车炬一人秘密存入海外账户，除车炬本人外，无人知晓缅共存入国外银行的贩毒资产的具体数额和下落。因而自新人民军分裂后，原各大军区均希望获得这笔资金充作军费（当时已和坤沙处于全面战争状态的佤邦尤其急需大量军费），又因车炬本人拥兵自重，且为缅共党内仅次于彭家声的最大贩毒者而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佤邦方面决意将其秘密扣押。1990年初，车炬被以召开军事会议之名诱骗至邦康，由中央警卫旅对其实施逮捕并审讯，但直至车炬因病死于监禁中也未曾透露任何有关缅共毒资的细节，这笔资金从此下落成谜，但各大军区从未就此停止对这笔资金的追查，且持续至今。

1995年初，由被前171军区收编的原土司、政协副主席岩小石牵头，佤邦成功收编坤沙麾下的国民党残军二代魏学龙、魏学刚兄弟，欲借助其力量收复原171军区辖区。同年5月11日，佤邦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总书记赵尼来兼任人民政府主席。

1996年初，佤邦击败坤沙收复南佤前171军区辖区，并吸收了周边大量的原坤沙地盘。坤沙投降数月后，赵尼来因突发脑血栓而无法继续理政，并于2009年9月在云南就医期间病逝，其佤邦最高领导人职务遂由第二位建邦元老、联合军司令鲍有祥接替至今。此后佤邦继续开展禁毒工作，于1996年11月正式宣布将于2005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之前全面禁种罂粟，在未能全面禁种之前则逐步减少官方层面的交易和加工，税收逐渐递减接受鸦片/毒品，直至完全不再接受，且尽力避免毒品经佤邦境内流入邻国（尤其是中国），并将刚刚收复的南佤作为开展1999年烟农移民项目的目的地，以逐步减少罂粟种植面积及依赖人口。该地区在行政上被交予刚刚收编的魏学刚管辖，其兄魏学龙任171军区司令，鲍有祥之弟鲍有宇任政委。此等领导结构被民间称为“缅北版国共合作”。该军区仍下辖由原政委车炬兼任师长的420师、525师及一个独立团。目前佤邦在该地区仍与坤沙蒙泰军的主要继承者南掸邦军持续冲突，北掸邦军与佤邦的前身同为前中部军区，因而与佤邦维持这一特殊关系共同对抗南掸邦军。

由于彭家声部的兵变导致新人民军遭到瓦解，佤邦与彭部结下组织分裂之仇，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视为叛军，且中国方面亦对此事极为不满；又因彭家声大肆开展毒品贸易而与其旧识坤沙方面来往密切（二人与罗星汉均出身自泰缅孤军开办的军事训练班），向中国境内大量走私毒品，并由此勾连台湾当局，彻底激怒中国政府并遭通缉。另彭家声女婿吴再林部因地理条件等因素也与坤沙方面有所往来。以上因素导致佤邦决意肆机推翻彭家声政权。

不同于其他缅共辖区在中国方面的交涉下开始陆续逐步采取措施禁种罂粟（如815吴再林部于1991年及克钦邦101丁英部于1992年即宣布开展禁毒计划，其中吴再林部完成禁毒仅用六年时间），由于彭家声等人为缅共内部最早和最大的贩毒者，为保护其既得利益，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所辖的果敢和勐古地区仍坚持延续1978年以来奉行的“以毒养军”政策。从1989年至1993年初，其毒品问题的严重程度日益超过缅共时期，例如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继承自缅共时期的“特货贸易公司”处收购高纯度海洛因成品750克以上，即赠送一枚苏制M46手榴弹；在同盟军内部，士兵每人每天供应3克海洛因等。在此期间，云南警方在芒卡、清水河、南伞等口岸检查站共查获海洛因2000公斤。1992年11月至1993年5月，不满毒品贸易所得分配不均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副司令兼912师师长杨茂良和与佤邦关系密切的893师师长李德华发动兵变与彭家声对峙。杨茂良三兄弟亲赴佤邦，表明愿配合佤邦应中国方面的要求颁布的禁毒政策，从而获得佤邦的支持。趁彭部爆发内讧且相持不下之际，佤邦方面于1993年5月出兵果敢推翻彭家声政权，以杨茂良取而代之，李德华随之升任同盟军副司令。彭家声垮台后，坤沙蒙泰军失去了可从北部夹击佤邦的潜在盟友，并在佤邦集中力量打击下逐渐走向末路。

杨茂良部与中国军事对峙的前沿——南伞-杨龙寨国门一线

然而作为彭家声的接替者主政果敢之后，杨茂良仍大肆贩运毒品并公然挑衅中国政府（如1994年5月将大量苏制120毫米迫击炮部署在南伞国门对面威胁中方释放在临沧地区进行毒品交易被捕的其兄弟杨茂贤，并扬言对云南警方相关执法人员采取报复），导致中国政府陈兵数万于杨龙寨至清水河一线，并切断果敢地区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杨茂良深知自己是在佤邦的武力支持下得以掌权，从而为摆脱这一影响，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中大量的亲佤邦军官撤换，并代之以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如1993年6月即迅速撤换新上任不久的893师<后128师>师长李尼门，由其子杨克勋取而代之；副司令李德华和勐古县长孟撒拉随后也时常赋闲在家），导致其与扶持自己上位的佤邦方面产生嫌隙，之后甚至在公开场合下发表攻击佤邦最高领导人赵尼来和联合军司令鲍有祥的言论，最终彻底激怒佤邦（与1975年至1978年越南黎笋政权同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之间的关系类似）。佤邦方面随即决定肆机另立主政果敢的人选。

1995年8月，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前沿根据地勐古发生兵变，亲佤邦的同盟军副司令李德华、128师（前893师）原师长李尼门及勐古县长孟撒拉因不满杨茂良削权，随即起兵与杨茂良对峙。杨茂良亲赴仰光寻求缅甸军政府支持，军政府随之借机插手果敢内乱，暗中支持杨茂良对抗具有佤邦背景的兵变一方，允许其兵力与重武器沿萨尔温江西岸的政府军阵地调动。经过2个多月来规模不大的十几次战斗，李德华和李尼门率领的以128师为主的兵变队伍败退至佤邦境内，孟撒拉则退守云南畹町镇境外的棒赛澡塘河一带。此时佤邦方面已开始物色可替换杨茂良的人选。出于彭家声在果敢地区拥有较深的根基、一时无法找出相较其更适合的人选，佤邦最终决定与吴再林的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前815军区）共同支持彭家声重返果敢主政。

8月勐古兵变一役大大削弱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整体实力。1995年11月底，趁杨茂良部署其主力124师（前912师）讨伐孟撒拉所在的澡塘河一带导致老街及周边地区兵力空虚之际，佤邦与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共同出兵推翻杨茂良政权，随后将彭家声接回果敢。兵败后的杨茂良为寻求缅甸政府军保护，将萨尔温江以东部分地区出让予缅军，导致滚弄战役的战果丧失。返回果敢之后，彭家声表态愿开展禁毒工作，中国政府在佤邦和第四特区两方作保的情况下撤销了其通缉令，暂不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视为贩毒武装。

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的前沿根据地勐古于1995年8月发生第一次兵变后，宣布脱离杨茂良后的县长孟撒拉将驻防当地的同盟军128师改名为“勐古保卫军”，并与缅甸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在彭家声重返果敢后仍属同盟军序列。[17]

2000年10月，勐古再度发生兵变，孟撒拉宣布向缅甸政府军投降导致勐古保卫军即128师发生分裂，保卫军副司令即128师师长李尼门随即奉老街方面的命令出兵镇压孟撒拉部。双方在孟撒拉首先被李尼门部俘获后大打出手。缅甸政府军趁双方均损失惨重之际打退李尼门部的进攻，并随之将孟撒拉监禁。11月24日，缅军诱骗李尼门等人前往黑勐龙镇谈判，待李到达指定地点后，周围设伏的缅军士兵立即将之及其随行一百余人（多为从中国境内招募的无任何作战经验的雇佣兵）全部就地枪杀。缅军随后抢先封锁了通往中国边境的全部路段，使李尼门残部无法逃往中国境内。因李部大多为临时拼凑、毫无实战经验的雇佣兵，很快一路溃逃至中缅边境界河瑞丽江沿岸，但全部被缅军打死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李尼门部随之全军覆没，缅军成功吞并勐古地区。在此之后，勐古保卫军被缅甸国防军解除了武装，并遣散大部分士兵，仅有为数不多的士兵被编入勐古地区自卫军。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就此失去128师建制，并丧失勐古这一前沿根据地直至2023年底。[18]孟撒拉在遭缅军监禁期间去世。

2002年5月，泰国军队与美军举行“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在泰北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地区陈兵数万，并公开支持坤沙蒙泰军的继承者——南掸邦军趁机攻占泰缅边境缅方一侧的12个阵地，从而同佤邦联合军爆发自1980年代后的又一次冲突，一直持续至当年10月缅泰两国政府宣布重开口岸国门为止。2003年12月26日，双方在两国边界地区的勐干举行会谈，佤邦最高领导人鲍有祥以缅甸联邦“边境检查总署署长”的名义参加此次会谈。两国经此次会晤达成谅解后，泰国亲王昆赛出资数千万泰铢援助佤邦的北部烟农南迁移民计划，用于建立学校和医院。

2003年初，171军区独立团团长魏赛堂因未能进入军区领导层且极力抵制邦康方面颁布的禁毒措施，意图哗变，但很快被佤邦联合军副司令李自如在勐阮设计诱捕并缴械。同年7月13日，魏塞堂被军法以运输毒品罪和叛乱未遂判处无期徒刑。独立团的番号也因此被撤销，改称2518团，由鲍有宇之子、佤邦最高领导人鲍有祥之侄鲍岩板接任团长。后因魏塞堂本人军功显赫而在军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被佤邦中央政府特赦释放，且再次出任军职，曾于318旅任副旅长。

基于中国法条制订的佤邦基本法

在解决缅共时期遗留的毒品问题方面，由中国方面援助替代种植项目，克钦邦丁英部(前101军区)于1992年宣布全面禁毒；吴再林部于1991年颁布《六年禁毒计划》，于1997年宣布全面禁毒；回到果敢后的彭家声虽宣布同意开展禁毒计划，但仍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1996年3月，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副司令李国鼎亲自前往云南临沧地区进行毒品交易被捕；同年年底，勐古县长孟撒拉所部在瑞丽江沿岸公然同云南公安边防部门抢夺运毒车辆。此些事件导致中国政府再次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列入境外贩毒武装黑名单，彭家声亦因此再度遭到通缉。迫于各方压力，彭家声成立了以其副手白所成为局长的禁毒局，着手开展禁毒计划，于2003年宣布全面禁毒（仍有争议）；佤邦则因毒品种植面积较大，采取逐步禁种的方式，于1990年颁布《佤邦对禁种根除大烟的策略与措施》，对 50 岁以上的吸食大烟者进行耐心劝说；对 50 岁以下的分别按情况和区域，采取强制戒毒和劳改的办法；1991年颁布《禁毒通令》；1992年，最高领导人赵尼来亲自主持了对3000余亩鸦片烟苗的铲除行动，并邀请国际禁毒组织和缅甸政府代表于现场观摩；同年，位于勐冒县境内价值9000多万美元的毒品加工厂被捣毁；1994年颁布《关于加强佤邦地区毒品管理的若干決定》，建立毒品管制委员会；1995年制定了《关于在佤邦的部分地区实现三年无毒区的行动计划》，分地区分片落实禁种，发展各种经济作物。在中国方面的压力和提供替代种植项目等援助下，从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间，佤邦财政同毒品有关的收入(包括罂粟种植和鸦片交易税等)仅占10%左右。自1992年2月1日至2005年初，全邦共捣毁毒品加工窝点6处；在实行逐年分片减种的过程中，强行铲除罂粟苗5000余亩，减种面积达70多万亩，使罂粟种植面积由1989年的100万亩减至30万亩，最终于2005年完成全面禁毒工作。以上地区禁种毒品后皆主要以色情业和博彩业取而代之，而电信诈骗则属灰色地带（官方层面虽不合法，但曾一度默许其存在）。受缅共毒品问题严重影响的越南则于1992年在宪法中宣布“毒品是危险的‘社会病’”，采取各项严厉措施（与中国相同，在越南携带毒品超过一定数量唯一死刑），并通过中国援助的替代种植项目逐步完成全面禁毒。

尽管前缅共各部取缔了历史遗留的毒品种植及贸易，但由于缅北是金三角地区南北往来的交通要道，毒品借道走私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各部对流入自身辖区的毒品持严厉打击的态度，并始终保持与中国、越南和老挝方面的执法合作。由于在缅共时期并未建立任何有效的法律体系，以上武装辖区的执法依据一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为准，导致缅甸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方面因此要求这些地区完善其自身法律体系。后仍基于中国法律和中国执法体系，某些地区如佤邦开始制订自身法律体系作为量刑依据（如《佤邦基本法》），并依照中国的政法委模式成立了相应的执法体系（如佤邦司法委下辖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三大部门，815亦直接成立政法委），但仍有一些地区（如果敢）并未制订任何详细的法律条文，其执法工作仍由军队负责。

尽管于2005年起宣布全面禁毒，但前缅共各部仍不时有官员和军官涉案。当年9月10日，中缅两国警方联合在掸邦东部勐萨县栋达镇铙乔村附近对来自邦康的一支武装押运车队进行检查，从车上查获海洛因383.35公斤、各型枪支36支、RPG-7火箭筒6具、各型手榴弹33枚、子弹数千发。该武装车队受时任2518团团长鲍岩板指挥，目的地为其团部勐阮，经查为中国毒枭韩永万授意。2008年6月26日，“9.10”案同案犯韩永万、段必武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而鲍岩板则在掸邦景栋监狱服刑，后经交涉于2012年被释放。出狱后的鲍岩板被任命为468旅旅长，后升至佤邦建设部部长，并进入联合党中央政治局，期间创立“金华公司”，成为电诈行业的保护伞。

2005年10月，克钦新民主军即前101军区副司令泽龙在缅甸军政府支持下发动兵变，司令丁英本人则被军政府以开会为名诱骗至曼德勒并遭扣押。最终因丁英承诺未来将接受缅甸政府的诏安，换取缅军不再支持泽龙，后者因而很快败退密支那。

作为最早成立的前缅共武装，丁英克钦新民主军和彭家声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成为缅军政府的头号打击对象。虽彭部拒不投降，但因自1989年彭家声发动兵变颠覆缅共以来，始终致力于个人家族统治，导致其部内讧严重，缅军由此趁机收买其副手白所成、掸邦第一特区公安局长魏超仁、特区秘书长刘国玺及果敢副县长兼东山区区长明学昌（通称“果敢四大家族”）指控其违反停火协议私造军火，于2009年8月8日起形成与周边所有前缅共武装的对峙局面。又因彭家声与中国方面积怨不浅（彭家声除名义上宣布禁毒前向中国境内贩运毒品遭通缉外，还在宣布禁毒后仍向中国境内大量走私军火），无法获得中方的任何支持，最终于2009年8月底被缅军彻底击溃后被迫再次流亡。缅军由此在1969年被击退40年后重新占领果敢地区。而佤邦与815军区方面因基本继承和延续了缅共的党政制度，具有相对完善的政治体制，其内部较为稳定，且因其禁毒立场和控枪政策而获得中国的大力支持，因而在果敢发生战乱后，两地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背靠中国随时准备应战，使缅甸政府最终放弃吞并此两个地区的企图。对于果敢事件，佤邦方面以中立立场为由，拒绝出兵援助与中国关系不睦的彭家声部。此役史称“88事件”。

自88事件以来，多支前缅共武装发生内讧后直接投降缅甸政府军或遭其他武装吞并。克钦邦第一特区即前101军区（丁英部）成为前缅共武装中首个宣布投降者。作为交换，丁英本人于次年成为缅甸国会议员。丁英辩称自身实力弱小且远离其他原缅共辖区，不得不屈服于缅军。克钦独立军担心缅军势力在克钦邦坐大，对丁英部展开多次进攻，最终在接受缅甸政府诏安三年后，其辖区于2012年5月遭克钦独立军攻陷，随后丁英被撤销国会议员，并表示要重新加入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作战。2010年，北掸邦军 （前中部军区西线）司令雷茂带领两个旅向缅甸政府军投降。2011年，缅军通过“毅力行动”占领部分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和北掸邦军辖区。2015年初，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在克钦独立军方面的支持下企图反攻果敢，最终只占领了红岩周边的极少数区域。彭家声本人则于2022年初去世。

为改变自1989年叛离缅共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因彭氏绝对家族统治、毒品贸易及无政治纲领等原因遭受三次重大内乱的前车之鉴，2013年6月28日至29日，原掸邦第一特区领导集团正式宣布成立缅甸民族正义党，在当时召开的第一届党代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彭家声之子彭德仁当选为代理总书记；2015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一届二中全会召开，成立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5人，增补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若干，落实了政治建军，维护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政党的组建标志着同盟军开始恢复被抛弃20余年的缅共体制，并极力摆脱原先背叛缅共的贩毒武装形象，但正因其此些极其复杂的过往历史，加之正义党内继承了原缅共时代不设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设置而无法有效监管党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外界对其活动仍持怀疑态度。

为在88事件后抑制缅共各部武装，2011年12月2日，坤沙蒙泰军的继承者南掸邦军与缅甸军政府签订临时停火协议后，军政府提出允许其与佤邦共管与泰国接壤的全部地区，遭到佤邦方面的严厉拒绝。为在泰缅边境取得优先控制权，南掸邦军开始在其管辖区大兴土木，进行圈地运动，直接威胁到佤邦的安全。

2012年7月，为争夺水源控制权，南掸邦军绑架了60名佤邦南部农场的工人，以此要挟佤邦联合军171军区支付1000万人民币赎金。171军区方面则限期南掸邦军在一周内释放扣押的工人，否则将在其防区内实施交通封锁。若发现南掸邦军军人进入防区，一律开枪射杀。在联合军的强大压力下，南掸邦军释放了人质。

除佤邦外，南掸邦军与同为中部军区出身的北掸邦军亦冲突不断。2020年12月9日，北掸邦军与南掸军在南渡附近发生交火。2021年2月13日，在皎梅与南掸邦军爆发冲突，此次冲突持续两天。

自1989年缅共瓦解后，作为缅共主体的佤邦方面虽与其余各部保持名义上的兄弟组织关系（类似于1921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撤销后苏共与中共、1951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解散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因其并不愿平等对待其他各部且不时出现侵吞他部防区等霸道之举，加深了其余各部对其的严重不满，导致原本同出一脉的传统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呈现出类似于1960年代中苏交恶前夕的趋势），从而给缅甸军政府提供了潜在的可乘之机。

2016年9月28日，佤邦方面以掸邦东部第四特区（前815军区）方面与缅军政府频繁接触、意图全面投降缅军（事后证明不实）为借口，派出佤联军468旅600余人进入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的菊赛阵地。因双方的友军关系，掸东同盟军方面并未戒备，导致两处重要高地被佤联军强占，阵地上150余名掸东同盟军官兵被缴械。这是自1993年佤邦借第一次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内乱之际出兵果敢推翻彭家声后缅共各部之间发生的第二次冲突。为防缅军趁虚而入，最终此次冲突由勐拉与邦康双方协商后和平解决，双方对外宣称是在进行野营拉练。直到2017年3月8日，佤联军才以换防为名将所占阵地归还第四特区。掸东同盟军从此加强了对佤联军的防备。2019年11月2日，时任佤联军468旅旅长鲍岩板的车队在前往孟片矿井途中，在孟片和孟迪之间的色勒县孟洋镇阳廊检查站遭掸东同盟军369旅方面拦截检查，鲍岩板随即命令其警卫排占领附近山岗与掸东军对峙。2024年3月23日，掸东同盟军在与佤邦交界的第四特区西北边陲开展军事演习，以应对佤邦方面的潜在威胁。

2022年4月18日晚，佤联军与同为中部军区的北掸邦军发生小规模冲突。起因为一名佤联军士兵突然用匕首袭击放哨的北掸邦军士兵，该哨兵随即向佤联军方面投掷手榴弹，炸死两名佤联军士兵，双方随即爆发枪战。据悉此次冲突是因北掸邦军方面从掸邦中部阵地突然撤退使南掸邦军趁虚而入招致佤邦方面不满所引起，为缅共各部间爆发的第三次冲突。

2024年3月6日，位于南弄地区的佤联军318旅某部连长以“抓捕逃兵”的名义擅自带领几名随从驾车进入刚刚收复的掸邦第一特区（东北军区）辖区内，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211旅的车辆发生碰撞，双方当街发生争执。由于事涉两军关系，211旅旅长亲自出面调解，而涉事佤军连长却辱骂该旅长，致使双方爆发肢体冲突。事后第一特区公安局交警大队声称已扣押肇事双方及车辆，并要求出手打人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士兵向该佤军连长赔礼道歉，并询问该连长是否接受道歉或需要向其上级通报此次交通事故，该连长接受道歉并声称无需汇报上级。但在返回南弄后，该连长却将此事报告上级，称同盟军涉事官兵并未一同前往交警队接受处理并亲自赔礼道歉，仅由交警队方面代为道歉。佤邦方面随即发表公函，要求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方面交出参与斗殴的士兵，并送至南弄当面赔礼道歉，否则将追究到底。佤邦方面的依据是事发路段为双向车道，佤邦军车在道路一侧正常行驶，而同盟军军车则因前方有车挡路而变道至对向车道，试图逆行超车，导致对向车道的佤邦军车刹车不及，从而发生碰撞，因此赶往事故现场的同盟军211旅旅长有包庇应负此次事故全责的己方肇事车辆之嫌，由此引发涉事佤军连长不满而情绪波动，从而使双方争执从口角上升到肢体冲突，且怀疑涉事同盟军军车驾驶员为吸毒人员。第一特区方面随即复函，表示愿全力配合佤联军缉捕逃兵，并已要求己方涉事官兵向涉事佤联军连长赔礼道歉，称不应因基层发生的误会而影响双方自缅共时期以来的传统关系。但由于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背叛缅共的叛军历史，佤邦方面并不认可与其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传统友军关系。

对于缅共各部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中国云南省外事部门亦不断在各部之间协调，以保证缅共各辖区不再因内讧而被缅军占领，由此维持中缅边境一线的稳定。

2021年2月军事政变爆发后，缅共突然宣布复出，于3月15日在克钦独立军的帮助下成立“人民解放军”，活跃于克钦邦和实皆省，与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人民防卫军（PDF）合作（但暂未与佤邦和815等原新人民军各部建立联系），使用小规模游击战来锻炼部队和增进影响力，全力加强根据地建设。目前尚未有对缅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

前缅共各部虽不支持电信诈骗行业，但却因全面禁毒后的经济问题而默许其存在，导致部分军方人士涉案（如佤邦境内的诈骗园区通常被驻防当地的军官占有约30%的干股），逐渐出现了类似先前“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以诈养军、以军护诈”趋势。由于大量中国公民和越南公民在缅北各地遭到电诈园区的绑架与酷刑，电信诈骗问题对于前缅共各辖区来说，已如同当年的毒品问题一样引起中国和越南两个前缅共最大援助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并间接触发了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反攻已被电诈产业盘踞多年的果敢和勐古等原新人民军东北军区辖区，史称1027军事行动。

2023年8月15日至16日，中泰缅老四国警方启动合作打击赌诈集团专项联合行动。随着缅甸政府军在政变后加剧对缅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担心类似当年在果敢禁毒问题上彭家声和杨茂良激怒中国政府而彻底失去中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全方位支持，且本地经济亦因此而导致物价飞涨，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而导致治安问题恶化，尽管电信诈骗已成为禁毒后的一项重大产业，佤邦和815方面仍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跨国执法行动，9月1日，佤邦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发文通知要求佤邦境内中央各部门、部队、县、特区、南部管委会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此后，佤掸两地警方已先后逮捕并向中国警方遣返移交了数千名电诈人员。

2023年9月27日，毕业于昆明陆军军官学校的新任佤邦联合军副司令、鲍有祥之侄鲍军峰（化名艾陈）因涉嫌充当电诈保护伞，在昆明被中国警方逮捕并审讯。10月12日，原2518团（独立团）团长及468旅旅长、“9·10”运毒案主犯之一、时任佤邦建设部部长、鲍有祥之侄鲍岩板（化名陈岩板），时任勐能县县长、原鲍有祥女婿何春田（化名肖岩块）被中国警方以电诈组织者和保护伞的罪名通缉。[19] 10月16日，联合党中央发布决议，将鲍、何二人开除党籍、军籍并撤职。10月17日，戶板縣法院签发了二人的逮捕令。[20]2024年1月23日，鲍有祥之子、468旅旅长鲍岩康与佤邦司法委共同签发逮捕令，并于2月20日宣布冻结二人名下的一切资产。

截止2023年11月21日，缅共各部执法部门共向中方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1万名。[21]

2023年11月30日，越南救助难民机构表示，来自中国、越南和其他国家的被绑架者要求先以他们的同胞为目标，骗服他们将钱投入虚假投资平台。如果指標没有完成，被拘者就会遭受虐待甚至其本人器官會被摘除和販賣[22]。

2023年12月10日，辽宁、福建、重庆等地公安机关指控白所成、白应苍、白应兰、魏怀仁、魏榕、刘正祥等10人为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重要头目，並對這些人发布公开悬赏通缉。[23][24] 2024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缉的以白所成为首的十大缅北诈骗集团在中缅边界被押解至中方。[25]

2023年10月27日，腊戌、贵概等多地的缅甸政府军据点遭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袭击并爆发交火。同盟军方面称此次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作为老街电诈行业和毒品贸易后台的各大受缅甸政府承认的民团，并封锁腊戌至清水河 、木姐的主要公路，史称10.27军事行动。28日，同盟军方面相继发布《对敌伪人员的通令》[26]及《对中国籍人员在果的通告》[27]，要求政府军和民团投降，并要求中国籍电诈头目自首，并称会保护被胁迫从事电诈人员。

2023年11月11日，果敢亨利集团总裁魏清涛、福利来集团总裁刘正琦及原新人民军东北军区司令赵明的通讯员、原掸邦议会议员、果敢自治区领导委员会委员明学昌的女婿毕会军被中国警方刑事拘留，三人认罪悔罪视频流出。次日，中国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对缅北果敢自治区电诈集团头目明学昌、明国平、明菊兰、明珍珍进行公开悬赏通缉。[28][29] 11月15日晚，明学昌在抓捕行动中自杀身亡。11月16日，明国平、明菊兰和明珍珍在果敢被缅甸警方抓获并移交中国警方[30]，明學昌的屍體亦被緬方用救護車送往杨龙寨口岸，由中國方面驗屍後歸還緬方。

11月12日，同盟军表示在滚弄战役52周年之际已全面占领滚弄地区，薩爾溫江两岸缅甸军政府武装据点均被清除[31]。这是缅共武装首次跨过萨尔温江建立根据地。

11月19日，缅甸军政府发言人佐敏吞少将称10.27军事行动为“侵略战争”；而在两天前的11月17日，佐敏吞曾暗指中国是此次战端的幕后支持者。当天下午，缅甸军方即于发动1967年反华骚乱56年后再次发动反华骚乱，鼓动数百名暴徒围攻位于仰光的中国驻缅大使馆，声称中国干涉缅甸内政、向缅北武装提供援助等等，当天的反华活动也在新首都内比都同步举行。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中缅边境举行军演以示回应。中国军队展开演习后，佐敏吞不得不表示缅方“已经提前收到了关于此次演习的通知”，并声明中方演习没有违背中国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原则。

截止11月20日，清水河、棒赛、南坎和勐古等原东北军区辖区均被收复。

11月26日，佤邦联合军以绑架难民的罪名逮捕了5名在南邓难民营中征兵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士兵。

12月6日，距缅军老街軍分區司令部米線溝直線距離約2公里的大赢山据点被攻破，此地可俯瞰老街市區。彼时果敢全境僅剩米線溝、南天門山、楊龍寨和大水塘等幾個重要據點尚未被收复[32]。

12月14日，经过中国的调解，缅甸军政府与緬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之间达成临时停火协议[33]。根据协议，缅军将于12月底全面撤离老街，老街将获得和平解放。

12月16日，同盟军表示战线已至老街中心外围东城、125安置点一线，受双方临时停火影响，正与缅军在老街城区对峙[34]。同日，同盟军派遣政治部副主任茶德安前往125安置点发放大米，并劝导民众为防止缅军袭击离开安置点，茶德安表示同盟军平等对待各族难民，自本次军事行动开展以来，已安排车辆护送近十万名包括缅族在内各族难民返回下缅甸[34]。

12月18日，同盟军已控制杨龙寨口岸。[35]

12月19日，由于18日当天缅甸空军轰炸了同盟军的防区，雙方于老象塘一带爆发了战事。[36]

12月25日下午，老街东城区皇冠酒店附近发生交火，造成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包括中国人。[37]

进入2024年初，冲突接近尾声。1月3日，杨龙寨方向一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镇康县南伞镇，造成5名群众受伤，伤者已送往医院救治。[38]

1月4日，同盟军占领原果敢自治区主席白所成在老街的府邸白家酒坊，同时抓获了果敢自治区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李正福之子李福寿和自治区常委兼缅甸边防部队1006边防营（88事件后投降的同盟军残部）监察委员会主席、魏超仁之弟魏怀仁（又称魏三）。[39]同盟军总部随即宣告果敢全境解放，以全部原东北军区辖区为基础重组掸邦第一特区，目前大致分为果敢、贵概、勐古和木邦四县。1月6日，緬甸國防軍吞吞敏准將正式向户板的佤邦联合军與同盟軍宣佈投降，被俘缅军官兵被缴械后，经佤邦境内遣送至腊戌。

1月9日，繼5日同盟軍光復果敢全境後緬甸空軍於當日再次出動轟炸機轟炸老街城區。[40]

1月10日至11日，在中国方面的斡旋和促推下，缅军与同盟军代表在昆明举行和谈，并达成正式停火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了以上信息，并表示：双方同意立即停火止战，军事人员脱离接触，相关争端和诉求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双方承诺不损害中方边民和在缅项目人员安全。双方并就停火安排等其他事宜进行了协商。[41][42][43]

尽管同盟军取得胜利收复原辖区，但由于其缅共背叛者的身份及武装贩毒的历史，加之其依然存在延续自缅共后期绑架平民敲诈勒索或充军等恶习[44][45]（例如曾有在果敢当地的第四特区居民指控同盟军进入老街后以涉嫌贩毒和电诈的罪名扣押大批在当地正常经商的中国商人及其财产和车辆，以勒索数千万人民币的赎金），更有指控称部分同盟军官兵与某些贩毒/电诈嫌疑人私下勾结并故意将其释放（有迹象表明同盟军内部依然存在官兵吸毒贩毒现象）。外界（尤其中国方面）因此并不视此次行动为单纯对抗缅军当局，而是同先前三次同盟军内乱一样，将其视作彭氏家族和四大家族之间的“毒诈内讧”，认为其重返果敢后仍将延续原先“以毒/诈养军、以军护毒/诈”的老路。

1月14日，继1月12日缅甸军政府同意暂时停火后，同盟军方面指责军政府违反停火协议，以致双方再次爆发冲突。

1月26日，原中部军区之一部——德格列部勃欧民族解放军宣布已控制了希本镇[46]。

2024年2月，同盟军在白所成宅邸——酒坊后山发现一个大型毒品加工厂，每天可生产各类毒品数百公斤。

截止2024年，佤邦联合军和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为具有完整辖区并保持与缅甸政府军之间停火状态的缅共武装，而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北掸邦军和勃欧民族解放军仍和缅甸政府军持续冲突中。由于丁英的克钦邦第一特区（101军区）已于88事件后投降缅甸军政府，目前缅共辖区全部集中于佤掸两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