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瑪蘭族

噶瑪蘭族以前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但事實上其聚落的數量是超過六、七十個社以上。過去對噶瑪蘭族的稱呼都以蘭陽溪為界，以北的稱為「西勢番」、以南的稱為「東勢番」。當時重要聚落包括打馬煙社、抵美簡社、奇立丹社、奇立板社、貓里霧罕社、抵美福社、流流社、武暖社、歪仔歪社、新仔羅罕社、利澤簡社、加禮宛社、奇武荖社等。

噶瑪蘭族群首見於歷史的記載，是在1632年，當時佔據淡水一帶的西班牙人，有一艘商船在航行中被颶風漂流至「蛤仔難」平原。但是，對於噶瑪蘭比較明確的記載，則是在1650年時，荷蘭人所記錄之當時該地39社的人口資料，距今已有340餘年。

噶瑪蘭族婦女使用泰雅式織布機

1768年漢人林漢生初侵噶瑪蘭，為當地原住民所殺。1776年，林元旻由烏石港北邊的河流上溯，成功侵佔淇武蘭，為漢人入墾蘭陽平原最早者[4]。然而20年後，漢人大規模武裝進入噶瑪蘭，這次的結果卻是噶瑪蘭族被迫離開原居地。1796年，漢族漳州人吳沙率領軍隊式的集團，以漳州移民為主力，配上泉州人和客家族群，以武力侵犯噶瑪蘭，建立了頭城。[5]這群已經在這片土地平靜生活了數千年的噶瑪蘭族人，開始了他們翻天覆地的大改變。但早在吳沙帶著漢人開墾宜蘭平原之前，噶瑪蘭人農耕範圍已遍及各地，吳沙所率領的「羅漢腳仔」只能找較為偏僻的地方墾拓。漢人以欺壓的方式，侵佔噶瑪蘭族的土地。例如將死貓、死狗丟入噶瑪蘭族的田地，使噶瑪蘭族因為不吉利而放棄田地。或是推移田埂，使噶瑪蘭人的田地縮減。漢人種種欺壓行為，終於迫使噶瑪蘭族往花蓮、台東遷移[6]。

不久以後，漢人的勢力就遍及噶瑪蘭東西勢三十六社，漢人人口並急速增加。噶瑪蘭人不論在經濟、社會方面，都居於絕對弱勢的地位，他們只好在平原內部做境內的小遷徙，開始遷往三星、蘇澳等地。噶瑪蘭人逐漸失去賴以維生的土地以後，在1830年至1840年之間，以五結鄉的加禮宛社人為首南遷奇萊平原，在美崙溪北岸（今花蓮縣新城鄉的北埔、嘉里）建立新的聚落，包括加禮宛社、竹仔林社、武暖社、七結仔社、談仔秉社、瑤歌社，為加禮宛六社，以加禮宛社為頭領的「大社」。

初到該地的噶瑪蘭人，就像當時吳沙挾千人之勢席捲蘭陽平原一樣，很快地也稱雄於奇萊（花蓮）的荒野間，族人紛紛湧至，而逐漸凌駕於原本居住在該地的阿美族和太魯閣族，加禮宛六社遂成為噶瑪蘭族的第二故鄉。

馬良廟

噶瑪蘭族人的被迫遷徙早期主要因為受到漢人武裝屯墾及「流番」遷徙的進逼，晚期受制於社會的弱勢被漢人運用契約使所得無法溫飽，或喪失土地；雖然一再遷徙，但自清朝開山撫番政策的施行，加上晚清北路（約今日之蘇花公路）的修築，經濟文化的衝突加上在臺漢人違反清朝保護番民的禁入番界令屢屢侵吞番地，終於在光緒四年（1878年）爆發了由「少壯番」引導的加禮宛事件。

該事件的起因有兩個版本，一主張漢人商賈陳文禮越界侵墾加禮宛六社的土地而引發衝突，另一說為漳浦人陳輝煌「指營撞騙，按田勒派，共詐番銀不少；該社被逼難堪，是以決計反撫」。噶瑪蘭族群原偏居蘭陽平原，為漢人進墾台灣最晚的地區；但自加禮宛社事件後，主要的噶瑪蘭族群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逃竄或歸降清軍。自清朝1874年再度廢止渡臺禁令後，經此役更積極的鼓勵墾民與商販前往後山，戰事結束後總兵吳光亮採「勒遷以分其勢」的政策，勒令部份加禮宛社及參與戰事的撒奇萊雅族（Sakizaya）社眾遷離，自此噶瑪蘭族人散居各處，逐漸融入漢人或他族的社會。[7]2005年統計資料顯示僅查得911人。

現在，居住在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人已經很少了，他們散居各處，沒有比較大的聚落。至於在花東海岸，花蓮豐濱鄉的新社村與立德部落，則是噶瑪蘭人目前較具規模的部落。

當年雖有數千人移往花蓮，但仍有噶瑪蘭族人沒有離開，混居於外來移民，而私下依然保有自己的傳統習俗，仍有族語依然使用於鄉間。

2009年6月6日，由撒奇萊雅族頭目黃德勇、噶瑪蘭族頭目潘金榮及官方代表花蓮縣政府原民局長林碧霞，在昔日加禮宛六社的根據地「加禮宛大社紀念碑」前進行「埋石立約」儀式，代表兩族的盟約如磐石堅定[8]。

1991年，時任宜蘭縣長的游錫堃表示：「肯定噶瑪蘭人對開發宜蘭的貢獻，更為漢人在移墾過程中所犯下的錯誤，公開向全體噶瑪蘭人道歉。」[9]这是二百年來宜蘭主政者第一次公開承認其歷史錯誤，向噶瑪蘭族人道歉。

1991年的「開蘭一九五」[10]，宜蘭縣政府邀請流落花東地區的噶瑪蘭人返鄉尋根，這是即將消失的噶瑪蘭族群，首次受到政府的重視。在「噶瑪蘭人返鄉曲」的氣氛感染下，八十三歲的老噶瑪蘭人陳抵帶含淚拉著游錫堃的雙手說：「今天你肯為阮這弱小民族辦這活動，阮內心實在很感謝。」說著說著，竟雙膝下跪，游錫堃紅著眼眶，立刻將這位長者攙扶起來[11]。

在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過程中，游錫堃是首位代表政府，向歷史受難族群道歉的政治人物。此後，1995年，李登輝成為首位為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的總統[12]。而蔡英文是首位向原住民族道歉的總統[13]。

1992年，為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宜蘭縣政府向省政府爭取已建好完成命名之「捷徑」、「利澤」、「興南」三座橋樑，改採噶瑪蘭族舊地名，更名為「利澤簡」、「加禮遠」、「噶瑪蘭」橋[14]，獲省政府同意，是為全國首例（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於1995年改名）。而宜蘭縣政府自建、自行命名的「貓里霧罕橋」、「泰雅大橋」等新建橋樑也於其後陸續完成。

一直被迫附屬在阿美族當中的噶瑪蘭族，其實不論是祭典或語言文化，都與阿美族完全不同。因此，從1980年開始，偕萬來帶領的噶瑪蘭族的原住民，就開始展開尋根以及正名運動。經過長期的努力，緊接著邵族之後，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也在2002年12月25日正式認定噶瑪蘭族為原住民的第11族。噶瑪蘭族文化的傳承與保存，自此步入一個新的紀元。

事實上，噶瑪蘭族語至今依然被該族族人保存使用，同時他們也已經編印噶瑪蘭語辭典、語法等教材，做為學校鄉土教學的材料。噶瑪蘭族不僅族群意識強烈，宗教信仰以及文化祭儀也都十分鮮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