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

南朝宋文帝認為晉代陳壽撰修的《三國志》，內容精潔，但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他的注釋方法有四大原則：“一曰補闕、二曰備異、三曰懲妄，四曰辯論。”清代《四庫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二百一十餘種[1]。宋文帝歎為“不朽”之業。例如：《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記载文帝〈与吴质书〉一文，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這必須靠裴松之的注加以補充。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2]清人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3]“(裴松之所引用書)凡百四十餘種，其餘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4]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5]趙翼說：“今按松之所引用書多凡百五十餘種，……皆注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6]

從唐代開始，有學者對裴松之《三國志注》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7]。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觀其成書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8]，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9]。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10]葉適則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11]。近代學人陳寅恪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現今中國大陸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及注文的字數進行了認真的統計，依據中華書局的三國志點校本作計算，發現陳壽正文有36萬餘字，裴松之注文為32萬餘字[12][13][14][15]。宋代晁公武所謂的《三國志注》文多出《三國志》全文數倍之說[16]，不攻自破[17]。

《三國志注》中收錄了不少的知名文章，至今在後朝已失佚的當朝文學，在《三國志注》都能一窺原貌。如建安七子的文章、曹丕的《典論》和《與吳質書》、曹植的《洛神賦》、《銅雀臺賦》、諸葛亮的《出師表》、曹操的《短歌行》、李密的《陳情表》等在《三國志注》皆有收錄。日後如鍾嶸的《詩品》和隋唐以後的《古文觀止》皆有引用《三國志注》裡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