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月十七日（旧历）陳寅恪生於長沙，籍貫江西省南昌府義寧州（今修水縣）。祖籍福建省汀州府上杭縣，乃江州义门陈氏后裔，宋嘉佑七年自江西浔阳迁往福建。到六世祖陳騰遠又由閩入贛。他的兒子克繩，人稱韶亭先生，可見家學淵源。幼子偉林，字琢如，是有名的醫生，創辦義寧書院培養人才，太平天國時組織鄉人為團練，防守義寧。祖父陳寶箴是三子，1851年中舉，在父親死後接任團練。上京未中會試,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招攬人才，受到其禮遇；曾官拜湖南巡撫。陳寅恪是為其父陳三立繼室俞明詩所生的第二子，陳氏門堂三代世家，陳三立為詩文名家。祖母黃氏以在寅年生，取名寅恪（恪字為家族字辈），在家族中排行第六，晚輩稱其六叔[3]。

陳寅恪兒時啟蒙於家塾，學習四書五經、算學、地理等知識[4]。1900年（光緒26年）祖父陳寶箴去世後，陳三立舉家遷居江蘇金陵，在家中開辦思益學堂，教授四書五經、數學、英文、體育、音樂、繪畫等課程。先後延聘教師有國學大師王伯沆、柳翼謀、周大烈。陳家兩代素來倡議新政，「思益學堂」領風氣之先採用現代化教育，陳三立與教師相約一不打學生、二不背死書，一派新式作風，深得當時兩江總督張之洞讚賞[3]。如此家學淵源下，陳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國學底子，眼界並擴及東西洋，留學日本前便「從學於友人留日者學日文」[5]。

1902年春季，陈寅恪隨長兄陳衡恪来日本，兩年後的夏天回南京度假，與五哥陳隆恪考取留日官費，15歲的陳寅恪隨陳衡恪經上海吳淞碼頭離岸東渡日本。父親陳三立相送并作詩一首《十月二十七日江南派送日本留學生百二十人登海舶隆寅两儿附焉遂送至吴淞而别其時派送泰西留學生四十人亦聯舟并發悵望有作》[6]。自費入東京弘文學院就讀。查中国的《清国留日学生名薄》和日本《弘文书院清国留学生名薄》等诸多原始档案文献和学籍记录名单，无“陈寅恪”之名。有“陈衡恪(26岁)”、“陈隆恪(17岁)”之名。陈寅恪研究专家刘梦溪著作中认为“陈寅恪考入日本庆应大学”。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陶方宣、桂严二人所写的《鲁迅的圈子》一书称“鲁迅和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还曾经同室居住”。

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1907年，插班考入大學預科學校的上海吳淞復旦公學。1909年畢業後由親友資助留學，先後考入德國柏林洪堡大學、後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1912年春，從瑞士返回上海，回歐洲時到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翌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的符九銘召他回南昌閱卷。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斷學業。在國內這幾年都擔任閱卷工作，但他並未久居南昌而是在南京陪伴家人居住。

1918年冬，獲得江西教育司官費資助，再度出國深造。1919年1月到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Charles Rockwell Lanman）學梵文和巴利文。後因時局不穩，官費停寄，生活至為艱苦，每餐吃炒腰花（豬腎），省下的錢買書[7]。性情孤僻，很少社交[註 1]。

1921年轉往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研究院，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穆勒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通過留學期間的學習，具備了閱讀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註 2][註 3][註 4]。1923年陳寅恪在《與妹書》中明確地表示「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漢文，係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於希臘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屬一系」。夏曾佑曾對他感慨說道：「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

頗具意味的是，陳寅恪四處求學，學貫東西，可一生中没有一張文憑。

陈寅恪故居，清華照瀾院2號

1925年3月自德國返回中國，時吳宓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註 5]。次年秋到校任教。1928年，清華學校改制為清華大學，應聘為中文、歷史二系教授，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親，與清代台灣巡撫、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之孫女唐筼完婚。在此期間主要講授佛經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課程。1929年6月5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被委任为第一组主任。1929年10月，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斡旋下，陈寅恪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1930年以後，開「佛經文學」、「世說新語研究」、「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研究」、「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諸科，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註 6]，當時名家如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都來旁聽，鄭天挺稱他是「教授的教授」，歷史系教授姚從吾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自視甚高的劉文典認為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同時還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第一組(歷史)主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編委會委員等職，得遍閱故宮滿漢文宗[註 7]。陳寅恪本人是謙虛的，自稱：「寅恪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註 8]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鋼和泰學習梵文。1935年他享受特殊貢獻者的薪資待遇，月薪480元，為清華教授中月薪最高者。他分配有一幢住宅，住清華西院36號。[8]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寅恪力主求和[9]。其父陳三立憂憤死。寅恪悲慟過度，右眼失明。11月攜眷南逃，途中手稿遺失甚多[註 9]，任教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主要講兩晉南北朝史、隋唐史專題和元白詩研究等。1937年10月自北平隨校南遷至長沙，11月從桂林到廣州、香港、海防，再到雲南。1938年到達在蒙自的西南聯大，次年又隨西南聯大遷往昆明。1939年，牛津大學聘請他為中國史教授。因其不適應高原氣候，又思念家人，便決定赴英講學。1940年9月，他離昆明赴香港探親，準備轉英國。因戰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間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有詩「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

1941年受香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許地山所邀，任職客座教授，講授隋唐史，僅講授韋莊《秦婦吟》一詩，耗時兩個月，1941年8月4日，許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淪陷，學校停課，生活物資奇缺，由於陳寅恪懂日文，日軍十分禮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饋贈。期間寅恪閉門治學，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書。当时驻港日军亲自处理陈家所租借的楼房（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征用问题的当事人、也是负责给陈家送指定的粮食配给的日军少佐松某人工作记录等档案文献记载，自始至终他都是和陈寅恪说中文进行沟通。因为松某人是京都大学中文系学生。当时在场参与处理此事的还有后来成为日本的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的小川环树、还有日军竹藤峰治、肥田木等数人，均是日本各大学的中文系从军学生；而征用陈家租借的那楼居民楼是因为该楼离香港大学很近，日军“笔部队”准备利用这个楼房来查封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实行文化统制。最后征用楼房之事被日军驻港总督矶谷廉介否决。香港日本政權欲以高薪聘請其任香港東亞學院院長，未果。1942年6月19日，陈寅恪致傅斯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四人信中说：“……香港倭督（指矶谷廉介）及汉奸（指陈君葆）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交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之事。”

1942年5月1日陈寅恪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大学正式辞职。攜妻女逃離香港，至桂林，中研院物理所長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於廣西大學。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學。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下旬，離開昆明經緬甸、印度前去英國治眼疾，卻因耽擱太久，無法痊癒，僅一眼能見微光。1946年春，乘船繞道北美回國到南京，10月重回清華。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列入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中正推荐的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之一并出席大会。[10][11]1946年再任清華大學教授。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48年底，解放軍逼進北平，陈寅恪并没有前往台灣的打算[12]。傅斯年電話催請寅恪南下[註 10]，寅恪舉家乘飛機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後在嶺南大學[註 11]，未能前去台灣[註 12][註 13]。

1952年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自此一直擔任中山大學教授，為歷史系、中文系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唐史、唐代樂府等三門課程。1954年，中国史学会公布第一届理事会名单，郭沫若担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担任副主席，他担任理事[13][14][15]。1960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54年，陳寅恪寫成《論〈再生緣〉》，油印稿由章士釗帶到香港，輾轉由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一時轟動海外，議論紛紜，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關方面與郭沫若、周揚、齊燕銘等人交換意見後，決定在大陸出版陳端生著和郭親自校訂的十七卷本《再生緣》，以回應海外議論。然而，由於這部乾隆年間的虛構作品語涉「征東」，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特殊國際環境下，周恩來、康生出面中止了對《再生緣》的討論，陳著與郭氏校訂本也被擱置起來。胡喬木拜訪陳寅恪時，陳氏因言：「蓋棺有期，出版無日。」即指此事。[5][16]

陈寅恪墓

國務院副總理陶鑄敬重陳寅恪的學識和人品，1957年曾關心陳寅恪的眼疾。1962年，陳寅恪滑倒於浴盆內，右腿折斷，陶鑄派三名護士輪班照顧，助手為黃萱。文化大革命時，陶鑄被江青打倒，陳寅恪同時遭到迫害，紅衛兵凍結寅恪夫婦工資，趕走黃萱和公派的護士。陈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有詩：“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劉節代替寅恪受批鬥[17]，造反者依然发明了对付盲人学者的独特批斗法，将喇叭设在他床前，“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1969年10月7日在廣州因心力衰竭且驟發腸梗阻麻痺逝世[18]，陳寅恪逝世11天后，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一百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19]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卷下，“己酉年 一九六九 先生八十歲”條目載：“……舊曆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陽曆十月七日（依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為舊曆己酉年八月二十六日乙卯）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唐篔亦逝[20]。

陈寅恪与唐篔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改存银河公墓，直到2003年才安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21]

陈寅恪《李唐氏族推测之后记》中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对中国三千年来中原农业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了极为精辟和创见性的概括；并可延伸到后来《河殇》中认为的黄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的关系。

陳寅恪曾自言：「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對於「不古不今」之義，歷史學家有不同的說法，在中國有羅志田、桑兵；在臺灣，除了汪榮祖著有《史家陳寅恪》專書以外，黃清連、王震邦及逯耀東等亦有專文對此進行探究。而「不古不今」含義至今仍尚有分歧，茲舉數家之言如下：

依汪榮祖的說法「不古不今」為中古史，因陳寅恪本身也是以中古史見長，亦曾言：「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因此，此說得到多數認同。逯耀東則進一步認為「不古不今」係指經學而言，即超越今古文經學，專治乙部之學(按：乙部為古代圖書分類之史書)，故可作兩方面探討，初為乙部之書，進為專指魏晉隋唐之史。而桑兵認為「不古不今」並非由字面上來解釋，應從其時代背景做觀察，「不古不今」為「不新不舊」之意，引申為治史不拘泥於古亦不疑古。但是根據錢賓四教授的想法，首開今古之爭的兩漢經學，就不存在實質的今古差異，僅是虛擬的差異。

陳先生身為一文史名家，不僅在治史上有卓越貢獻，在相當早的時候就提出與乾嘉學派治學風氣不同意見，他認為若是要瞭解詩詞典故的深意，除找出古典(第一出處)之外，還要找出作者當時的今事，這樣才能古今融為一體，這種古典今典共鳴的新傳記批評，實際上已經超越中國歷來詩詞評論的窠臼，乃陳先生晚年著作與早期著作的會通處，也就是陳先生的心史所在。

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提出「關隴集團」的說法。從北周、隋至武則天政權，皆與關隴集團息息相關。

宇文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並且融合鮮卑及漢文化以消除胡漢隔閡。最後北周形成較團結的關隴胡漢集團，漢族也成為軍隊主力之一，得以攻滅因政治混亂而衰退的北齊。陳寅恪指出：「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

陳寅恪一生治學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6]。1953年已決定其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裡，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毛澤東）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27]」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此事於20世紀80年代方公之於世。

1957年，陈寅恪作诗《广州京剧团来校清唱，即赋三绝句》，同时作为新谷鸳的粉丝，在同年春节将其名字写入对联。1959年至1962年期间，广州京剧团每年都会到中山大学风雨操场（即现中大南校区行政楼）进行演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陈寅恪逢场必到，同时陈寅恪亦能分辨出张君秋与新谷鸳的演出形式不同。1964年作诗，意为昆腔、弋阳腔已渐次式微，只有京剧令人“渐欲狂”。[28]

陳寅恪生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簡體字，曾托人向毛澤東表達反對之意，他自己書籍出版時，也強調不能使用簡體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業先前尊重他的遺願，在2020年，陳寅恪逝世超過50年，其著作權保護期滿，生前著作進入公有領域。譯林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陳寅恪合集》，首次將他的著作以簡體字印行，引发舆论争议[29]。

• 《吳宓文集》說：“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 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 胡適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 高阳在《锦瑟详解》一文中言：“我作考证，师法陈寅恪先生，以穷极源流为尚。”
• 许冠三认为其对新史学之贡献“首推史料扩充”，为学尚“喜聚异同宁繁毋简”。[30]
• 余英时：“又谱玄恭万古愁，隔帘寒柳障重秋。哀时早感浮江木，失计终迷泛海舟。岭外新篇花满纸，江东旧义雪盈头。谁教更历红羊劫，绝命犹闻叹死囚。”“看尽兴亡目失明，残诗和泪写孤贞。才兼文史名难隐，智澈人间劫早成。吃菜事魔伤后死，食毛践土记前生。逄蒙射羿何须怨，祸事从来是党争。”[31]

• 錢鍾書則認為詩史說是一個偏見，屢作譏評。在《管錐編》第1227頁、《宋詩選注·序》都直接或間接做了批評。錢先生的批評，實有其根據。陳先生在古典文學批評上偏向於寫實主義，對於抒情或不是為寫實目的的作品，詩史說就不能自圓其說。這種觀點證諸於西洋文學史，乃是有真憑實據的。反觀中國古典文學並不能一概皆視之為寫實主義，這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有泰半以上是寫實主義，其他是抒情或不是寫實目的的作品。所以詩史說值得商榷。但是陳先生的詩史說的新意在於以史證詩，以詩證史，在理論上確有一新耳目處，不但在理論的陳述上，以及實際批評貢獻，造成空前絕後的成就。[32]

• 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敘述，在韓愈是否「服硫磺」的問題上，錢鍾書不取陳寅恪的考證；後來他（錢鍾書）又批評陳寅恪考證楊貴妃是否以處子入宮太「trivial」（瑣屑）。余英時感慨地說：「我才恍然他對陳寅恪的學問是有保留的。」[註 14][註 15]。

• 錢穆1960年5月21日致余英時的信中對陳寅恪的文章提出了兩點批評：一是“冗遝而多枝節”且不“可誦”；二是“臨深為高，故作搖曳”，認為為文不可學他[33]。

• 严耕望云：“（陈）治学长处在于提出一个深具启发性的见解，但往往过分强调这个见解，有时为了强调新见解而走偏锋，自是他的短处。”[34]

• 许冠三论陈寅恪：近人论述寅恪史学颇多误解，最无稽的莫若说他“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以及志在效司马氏“通古今之变”。殊不知他衷心仰慕的，乃是宋人论史见解和司马君实所型定的长编考异之法，先考并世材料之异，复合古今情意之同。……概括来说，寅恪治史自有其不容忽视的特色，亦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业绩，但无论如何说不上“伟大”。[35]

• 陳寅恪 / 江啟明 (Kong Kai Min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Portrait Gallery of Chinese Writer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