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

一個政策在自由放任環境下，可能會不受人為控制地產生不可預知的問題。但在中央计划经济裡由政府計劃、預先設計好，一些可預期的問題就有機會避免。舉例來說，政府規劃一個城市的交通網絡時，管制個人私家車擁有數目，便可減少如塞車等交通問題。对于国家发展的长远规划較完善，比較不會有短視近利的缺點。

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常是后发的落后国家想要趕超先進國的發展，基本上都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源不计收益的倾斜于某方面的发展。比如教育、交通、重工业、医疗等等，使其短时期内实现飞跃。苏联于1930年代将私人消费上限设为全国生产总值的50%[6]，继此苏联于重工业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但同时其农业板块亦遭到巨大打击。

某些社會福利措施不適合完全以市場價格來分配或是市場機制不容易出現，例如教育、医疗、交通、老人照護。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得以直接且公平的配置合適的資源，而不會受到市場影響。成功的中央计划经济國家，其公共福利水平都是较高的，而具体福利則需要視政府能控制資源多寡而決定。国际比较显示，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的某些生命指标，例如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都高出大部分發展中国家，尽管这些数字经常是由这些国家自己公布的数据并且具体标准也有不同之处。[7]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中央计划经济，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計畫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中央计划经济，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徹底公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

微观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中央计划经济裡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economic calculation problem）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因为資訊不對稱而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畫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这可能导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中央计划经济下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一個全權決定。即是說，中央计划经济下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并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這便使得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纪後才開始復甦成長。 這也是中國1978年決定開始改革開放，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个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阿爾伯特（Michael Albert）和經濟學家羅賓·漢內爾（Robin Hahnel）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與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參與型經濟還沒有在任何一國範圍以上實施的例子。

中央计划经济下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畫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

易造成均貧現象（实质是消费品不足、经济落后而非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可能造成政治经济体系崩溃。例如蘇聯解體。

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期间，整个无政府主义西班牙（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加泰罗尼亚）已经实施了一些分散计划经济的做法。[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