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

史称“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集权的体制。二战之前各国也有採类似之体制以因應国内外紧张局势，為集中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對應备战和应战的需要所採用的特別制度，例如德国和日本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取得快速工业化和极大增强军力的显著成果。在同樣的指導原則下，二战结束後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超級大國。然而，这种战时体制在本质上严重背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压抑了地方经济部门、企业部门和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加上其力行於政治上整肅各种反动派和压制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導致思想的單調化和极端化，使整个社会仅在特定方面急速进步。斯大林过世后，斯大林模式失去动力，苏联从此陷入不正常發展軌道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时代主题逐渐向着和平发展转移，蘇聯迎來了新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與西方關係趨和緩，然而坚持軍事、重工業第一的“斯大林主义”依然堅固地控制著蘇聯的方方面面，抑制社會活力所生的弊端进一步凸现，之後的修正也因成果不彰而被廢棄，苏联始終處於僵化、封闭的状态，其发展道路愈发受到国内外質疑。

苏联从1922年起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4年斯大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任苏共领导人先后进行改革，但他们只是对原有体制進行小修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而到了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后期所有改革全部停滞。此種體制傾向於犧牲下層人民的利益來解決上層權貴的問題，從1989年開始，蘇聯由於改革失利與嚴重的通貨膨脹，開始對下層人民實行進一步的緊縮政策。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

但另一方面，他的社會主义改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中央权力的下放，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开始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力。随着“公开化”的日益深入，苏共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罪行被揭露的同时，民心也逐漸流失。尤其是在1989年，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体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积累的错误发生了总爆发，共产党及其政治目标在东欧国家日益不得人心，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府也纷纷效法东欧诸国，意图脱离苏联而独立。西方新聞媒體亦常戲謔地稱“蘇聯”為“蘇分”（Soviet Disunion）。[2]

苏联经济学家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认为，戈尔巴乔夫制定了所謂500天计划，在尚未有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下，想利用短短500天将苏联原来的计划经济彻底转变为市场经济，结果是国内在价格固定的情况下生产者不愿意亏本出售商品，导致生产力下降，商品供应不足，最终政策被迫终止，但此时黑市充斥着美元，卢布已经贬值到接近崩溃的边缘，1990年的劳动节，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的谩骂声中走下红场主席台。

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戈尔巴乔夫主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

学者大卫·M·科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催生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而大量苏联共产党及政府内的精英为逐利，转而拥护资本主义。他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大量金融寡头是苏联共产党、共青团出身可以作证这一点。大卫·M·科兹认为，不是因为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而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苏联体制才终结。[3]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领导层竭力回避改革，经济改革措施大多半途而废，致使经济发展迟滞，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1972年尼克森訪華後，美苏战略均衡的态势逐渐被打破，并且苏联的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而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有美国的一半多，武器的研發與使用更是隱性軍費，这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滑，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生产粮食不如进口粮食便宜，农产品的增长赶不上需求增长。战后到198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的各项指标增速呈逐年递减态势，苏联经济的各项指标也都出现速度递减。例如苏联国民收入於1950年代平均增长10.3%，1960年代平均增长6.8%，1970年代平均增长4.9%，1980年代经济增长率继续下跌，到1990年代则開始出现下降[4]。

能源出口收入占苏联外汇收入最高曾达到54.4%（1984年），在1973年和1979年第一、二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拒绝与OPEC限产保价相配合。其与OPEC争夺西欧市场，争当西方的“可靠伙伴”。20世纪80年代，苏联极度依赖油气出口收入来维持经济运转，油气价格下跌使苏联国力遭受重创。1985年8月，美国里根政府迫使沙特增产，实行“逆石油冲击”战略，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陷入了用增产维持石油美元收益的怪圈[5]。

同时蘇聯末期，苏联政府的秘密报告指出，卢布出现严重贬值、国民购买力严重下降，国内物资、商品尤其是生活用品极度匮乏，人们要为了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一大早就排长伍，甚至苏联民众在商店和超市里已经无法买到必要的商品。当时还出现了囤积物资后再高价卖出的“地下经济”，而这种情况最后还变得越来越猖獗且政府已经无力管控。从1990年开始，苏联政府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对经济状况的统计和报告，也没有按例制定和发布相应的“五年计划”。

苏联农业衰退的基础是在1930年代形成的。苏联选择了斯大林模式，彻底消灭个体经济，组织大规模生产，完全剥夺了农业生产者的物质利益，並選用了不合理的生產策略，这使外貿农业发展走向末路。國內農產方面，因为政府不愿意、也不打算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痛苦的但却必要的市场化改革，这种情况导致了苏联农产品消费市场在1990-1991年间的彻底崩溃[5]。

布热津斯基在《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危机》一书中明确提出[6]：“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作为1970年代末的总统助手，我长期以来确信俄罗斯帝国的多种特征是其阿喀琉斯之腱，我曾提出了一个中庸的秘密计划，旨在支持苏联内部非俄罗斯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而国务院的反应是，当时苏联事务的主要专家劝说国务卿说，事实上现在存在一个‘苏维埃民族国家’，一个很像美国的多种族混合体，我的提议将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计划没有推进。”布热津斯基毫不讳言瓦解苏联是美国一以贯之的长期战略。他说：“苏联的解体是长达40年的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以不同方式为此结果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而且，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一些人物，比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莱赫·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以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造成苏联解体的“新思维”的提出者）。”“最为重要的是，几位美国总统对苏联构成的长期威胁具有共识。他们遏制苏联使用军事力量来扩大其支配范围，并在同时迫使苏联这个对手在其处于劣势的政治和社会经济领域（展开竞争）。……这吸干了苏联的资源，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不再强大，其政治成功不再具有吸引力。”

布热津斯基认为，在美国瓦解苏联长期战略的作用之下，里应外合，苏联最终由内部崩溃。他在另一本著述《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写道：“像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动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与其说“美国确实在苏联解体的政治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定程度上不如说是由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宗教等）在此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俄罗斯沙皇国开始到1917年俄罗斯帝国被二月革命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扩张占领了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因而民族问题困擾統治由来已久，沙皇的對付方式卻異常殘忍，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旧的沙俄，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利用俄羅斯的資源補助落後地區，民族的體制內分配政策等，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69年中，其民族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節。

为確保统治權與防止反叛，俄國的做法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改變保有特定民族自治權利的政策，逐步對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和大力進行教育洗腦，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大民族主義），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強力執行移民和種族清洗改變人口分布，即所謂俄羅斯化政策，這與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放任管理不同，埋下嚴重的後果。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与奴役和屠杀。另外，俄罗斯帝國倒台後，新建的蘇聯在20世紀的历史上又一次再对外扩张，俄国十月革命后，順應一戰後的國際局勢，列宁当政时期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列宁去世后的苏联恢复了对外扩张的路线，斯大林时期强行吞并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卡累利阿[7]，導致蘇德戰爭時，羅馬尼亞、芬蘭和德國聯合一致攻蘇。

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并入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共和国（包括中立陶宛共和国）、图瓦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并对外侵略和武力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與芬兰等民族的大片聚居地，對外兼併了大量的落後地區，給本身特別是俄羅斯為首的加盟國，帶來了巨大的管理難度和經濟問題。蘇聯內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远东朝鲜人、汉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因此令這些少數民族企圖利用蘇聯的敵人幫助自己，如前述所說蘇德戰爭時期，也在德軍支援下發生的車臣、印古什叛亂等暴力事件。

這其中倡導的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卻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不但如此蘇聯在境內為了攏絡，施行了民族保護性政策，作為主體的俄羅斯族本身的權益和好處，也在畸形的民族補助政策下被制約。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新思维改革后，激化并爆发了苏联所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一些如波兰的卡廷森林惨案和1944年时期苏联政府对车臣人的流放等历史真相被解禁并逐渐被曝光出来，最終这些事件也得到了平反導致人心思變更加厲害。与事实上实行的“大俄罗斯主义”政策不同，《苏联宪法》卻明确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主权并享有脱离联盟的权利[8]，这成为最終解体的法律基础。1990年3月，富裕的波羅的海立陶宛率先宣布獨立，中亞等受俄羅斯補助的貧困受益國雖未打算實行這類權利，具備完善工業與發達城市的俄羅斯卻仍在經濟轉型的困頓中，因為深受其害而決心獨立出去，中小加盟國被拋棄，最終使得願意維持蘇聯的加盟國不得不接受解體。

由于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使俄羅斯這個國家背上歷史包袱。在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高加索国家境内都存在强烈的反俄情绪，如波罗的海三国拒绝使境内的俄罗斯族在苏联解体后自动获得国籍，乌克兰则禁止在学校里讲俄语。

苏联各级党政干部的官僚主義自建立時已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批“官僚氏族集团”，这批集团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 約占全國人口的1.5%[4][9]。約占全國人口的1.5%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號稱代表人民利益的黨的幹部群體逐漸蛻變爲與人民對立的特權階層。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

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反之同樣地，當群眾日益感受到特權階層与自身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馳時，這種政治體制的衰敗和瓦解也就不可避免。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人民更加认识到苏共腐败本质而加剧了对政府的不满。苏共官员干部大搞裙带关系，官商勾结与权贵资本主義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苏联体制制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上层根本接触不到底层的民众，不了解人民的疾苦，在粉饰下其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想看到和让其看到的东西。官员干部并不关心人民艰难的生存现状，政府对于人民的态度只是任其自生自灭，面对苏联大量老百姓的贫穷和饥寒交迫苏共则视而不见。最终苏共致使自己完全丧失了民心。

具体地说，1980年代末，官僚集团羽翼已经丰满，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而即使是軍隊等政府背景的單位，也因為喪失了奮鬥的目標，軍心渙散而無力再阻止聯盟崩潰。中國大陸也有社會主義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

和平演变说的观点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在武力为后盾对共产主义国家遏制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手段，全面推出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支持共产主义国家反共势力，加速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不过，虽然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的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当时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也是不可忽视的。

长期的軍備競賽，给苏联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1975年最先減少的是太空计划的開支，甚至變成與美國合作。除了耗費不貲拉大了苏联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之外，蘇聯在冷戰中後期不斷用兵也造成名聲的敗壞。美苏两国间的军备竞赛使国家财力过多地投入国防军事预算，在蘇聯這會加剧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发动阿富汗战争，美蘇同時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也是苏联解体原因之一[10]。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末開始也與蘇聯長期交惡，1970年代後更與美國結盟，在遠東、新疆與阿富汗的邊境地區對峙，也造成蘇聯不小的負擔。

1986年4月26日凌晨1時23分47秒（UTC+3），位於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普里皮亚季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史上第一次第7级核事故（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最严重的等级）。爆炸引起的火灾将高剂量辐射尘埃散发到大气层中，超过336,000名周边居民被迫撤离，善后费用及其他损失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含通货膨胀）[11][12][13]，造成了除军备竞赛外另一沉重的经济负担。

苏联在事故发生初期，领导高层只得到“只是反应堆发生火灾但是没有爆炸”信息，以致于爆炸34小时后才开始采取撤离措施。原先采取秘而不宣之处理态度直到接到从瑞典政府透过外交管道发来的信息，此时放射性物质已经飘散到瑞典，苏联终于明白事情远比他们想的严重。在此之后苏联資訊虽更显得透明化，但国民已经对于苏联信任崩溃，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曾表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14]。”

苏联成立宣言、成立条约及历次宪法均规定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享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過去苏共黨中央透過集中監視、裙帶政治、或者補助中亞等落後地區來阻止這項權利被各加盟共和國實行，但在民主改革後這樣的高壓脅迫與不公平的手段已無法持續。俄白烏三國領導人當時提出以別洛韋日協議的獨聯體取而代之。这为加盟共和国独立及苏联的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15]

戈巴契夫在1985年就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上台執政後，推動政治改革，將部分中央權力下放給予蘇聯加盟共和國。而最大的加盟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佔蘇聯人口的三分之二與七成的土地。1991年6月12日，尚為蘇聯加盟國的俄羅斯進行了首次俄羅斯總統全民直選，已退出蘇聯共產黨的葉爾辛以無黨籍身分獲得57%的得票率當選首任俄羅斯總統。而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屬意的蘇聯共產黨籍雷日科夫僅獲得16%選票。而戈巴契夫一年前才剛由人民代表大會選出首任蘇聯總統，非人民直選，正當性及民意基礎較民選的俄羅斯總統葉爾辛不足。八一九事件之後，平息政變的當時蘇聯最有權勢的地方首長、俄羅斯總統葉爾辛宣布蘇聯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戈巴契夫被迫辭去蘇共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讓下屬各黨組織自尋出路。四個月後，已無實際權力的戈巴契夫被迫辭去蘇聯總統，蘇聯解體。

•  德涅斯特河沿岸 、  阿尔察赫共和国 、  阿布哈茲 及  南奥塞梯 为後蘇聯國家“冷冻冲突”地区。此四个国家互相维持友好外交关系并共同建立和組成国家民主与权利共同体（Community of Democracy and Rights of N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