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县大屠杀

文革时期建造的邵阳兵工厂——红日机械厂（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1967年，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编造“黑杀队”一词，即当时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弟等21种人要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1967年8-10月，道县展开“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等）、道县大屠杀爆发，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10][11] 道县大屠杀直接影响了次年的邵阳县大屠杀[2][3][4][7][8]。

1968年7月，“黑杀风”或抓“黑杀队”的行动在邵阳等县城逐渐盛行，开始出现群众被杀死或逼死的情况[4]。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爆发“八·四血案”、共死9人[4]。起因是地主子弟邓保民被诬陷参与“黑杀队”，被民兵批斗、上私刑，反抗逃跑途中杀死了当地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导致当地民兵和生产大队将邓保民杀死，并将邓保民一家灭门，包括邓保民老婆唐桂姣（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邓超雄（17岁） 、小女儿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岁）[4]。此后，民兵和生产队又追杀一人，并迫使一人自杀，最终该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4]。

“八·四血案”引发了邵阳县全县对“黑杀队”的大屠杀，邵阳县贫下中农甚至为此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2][4]。8月下旬起，由于解放军第47军的介入，包括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等人多次出面制止，并召开“ 塘田会议”，大屠杀才逐渐结束[4]。

1973年，杨荫甫调任邵阳县委书记，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对邵阳“黑杀风”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1974年4月，用1个月的时间，调查组发现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副；其中，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4][12]

另有学者指出，邵阳县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达数千人[2][3][6][13]。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版的《邵阳县志》中，仅承认全县295人被杀、277人被迫自杀，合计572人[6][9]。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邵阳“黑杀风”冤案获得部分平反[3][4]。1985年6月，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对文革中抓“黑杀队”等一系列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4][12]：

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查处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为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清查三种人”的原则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1977年12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