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燈招牌

文字勾線通常有兩種方法：「單勾」的霓虹光管按照文字筆劃，而「雙勾」以線條勾勒字的外框。

在香港，店舖多以雙勾用於名稱，再用單勾寫上服務內容或英文譯名，中文使用最多的字體分別有隸書[3]、行書[4]和楷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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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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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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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雙勾並用

框內除了文字外，空白位置或會加上幾何排列圖案，更可以隨着不同光管的閃動頻率造成動畫。

在香港，橫向書寫的中文字在招牌兩面通常在同一方向開始，即一面「香港茶樓」，另一面則寫作「樓茶港香」，情況類似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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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內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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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位置及指示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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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標誌

招牌的邊界通常設外框[4]，形狀各異，而且顏色有別於內框文字以作對比。外框亦未必單純用上直線，像押舖般就有複雜的線條。

在香港，招牌的角落或許會加有相關的圖案[6]，如東南亞餐廳選用椰樹圖案為例。如果店舖名稱與動物有關，也會納入設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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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的雙線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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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舖獨有的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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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產品的圖案（例如啤酒）

招牌會因應城市的樓宇設計和街道佈局，選擇出能夠與行人和城市環境之間互動的展示方式。

在香港，在樓宇有三種常見安裝的位置，分別是在建築物上伸延、在建築物外牆以及在店面三大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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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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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上伸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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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面

1910年12月，發明家佐治·哥迪在巴黎車展首次展示了霓虹燈[8]。

1913年，世上第一個霓虹燈招牌由一位巴黎髮型師在蒙馬特大道擁有，上面寫有 Palais Coiffeur 的光管[9]。

1926年，日比谷公園裏安裝了日本第一個霓虹燈招牌[10]。

1964東京奧運後，國內對戶外霓虹燈招牌的需求大增。除了1973年石油危機，往後的霓虹燈生產隨經濟發展而倍增，到1990年代達到頂峰之後明顯減少[11]。

1926年，上海成為中國內出現首個霓虹燈招牌的地方。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海的商業活動頻繁，同時租界使該地接觸西方技術，令煤氣燈及電燈得以較早普及[12]，譬如1930年代的南京路已經佈滿霓虹燈的招牌廣告。

後來，在1937年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和1940年代國共內戰的情況下，不少上海的霓虹燈師傅基於社會動盪南下香港，攜帶技術、資金等繼續發展[13]。

霓虹燈原本為西方的產物，但香港昔日殖民地的身份使到大眾接觸到這種外來傳入的技術，並將其加入本地的元素[14]。

同時香港的地理形勢造就了稠密的市區，高密度的樓宇加上狹窄的街道[15]，唐樓和綜合用途建築物的「下舖上居」建築結構，讓一個一個的霓虹燈招牌從牆身伸延至馬路，組成有層次的景觀，相比起其他城市較獨特的街道面貌。

霓虹燈招牌的街道景觀源於各個商舖不同的招牌設計，而當時政府沒有刻意規管亦無規劃，使商戶可以大小、形狀、高度等任意發揮，跟競爭者爭艷鬥麗[16]。

這景觀不但代表香港，尤其經濟起飛年代時被冠以「東方之珠」的稱號[7]，後來更引申到數碼龐克的科幻題材，作為一個未來反烏托邦城市的視覺元素。這種蘊含亂中有序的理念亦出現於香港另一個曾經存在過的地方：九龍寨城，兩者均啟發不少科幻故事的背景[17]。

霓虹灯繁荣映衬了香港1960至1980年代的发展，在许多摄影师，如 Nick DeWolf、Greg Girard 的记录中出现[18][19]。

香港在二戰後經濟發展迅速，加上霓虹燈為當時較前衛的科技，不論大小公司都以此作為宣傳方式，數量於1980至1990年代達到高峰[20]，不過相反近年有減無增，可歸納以下原因：

霓虹燈（左）和 LED（右）

一塊以搭棚方式拆卸的霓虹燈招牌

1. 技術方面：LED 的出現提供更便宜和省電的選擇[14]，讓不少店舖在添加新招牌或更換招牌時用上此照明方式吸引顧客
2. 建築方面：霓虹燈多見於較早發展的港島和九龍地區，但舊區逐漸面臨樓宇老化和重建，適合懸掛招牌的唐樓會拆卸，而新式建築外牆未預留空間，同時發展商亦未必願意出租相關的位置予店舖
3. 模式方面：互聯網的普及，令宣傳方式更廣泛和流通，不必要借助大型的招牌作招徠；同時網上購物的出現取代了實體店，部份商品以更直接方式售賣，亦無機會掛上招牌
4. 政策方面：2010年政府全面實施「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新制度下的招牌不能自外牆伸出多於4.2米，離地不能少於3.5米。未經屋宇署批准或根據規定均屬違例，當局將發出清拆令要求拆除[21]。部份已成地標的霓虹燈招牌因此需要拆除，例如深水埗的「信興酒樓」招牌及西環森美餐廳自1977年豎設的「Sammy's Kitchen」牛形霓虹招牌[22]
5. 租金方面：香港的舖租日益昂貴，店舖未能長期保留相同位置加上昂貴成本，減少製作招牌的意欲；就算有了招牌，如果日後需要搬遷亦要承擔額外費用[23]
6. 疫情方面：香港在2020年初開始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24]，使依賴本地及遊客消費的零售及飲食行業均受顧客減少而影響[25]，加上部份指定場所需為保持社交距離而關閉，甚至開業較悠久而仍掛有招牌的店舖都處於結業潮中，當中包括灣仔春園街的「大金龍」麻雀館、銅鑼灣波斯富街的「蛇王二」[26]及旺角西洋菜南街的「維珍尼亞賓館」[27]等等[28]。

自2010年起，每年約有3,000個被屋宇署評為危險的招牌被要求拆去，至今已有逾九成的霓虹燈招牌在香港的鬧市中消失[29]。單計油尖旺區 ，由2015年至2018年11月四年間，總共有803個招牌擁有人承諾會遵從屋宇署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或已經完成拆除工程[30]。

以前適逢香港製造業蓬勃，加上霓虹燈招牌大行其道，相關行業亦得以受惠。現在已退休，曾經在創辦於1953年的「南華霓虹燈電器廠有限公司」[31]擔當霓虹燈師傅的劉穩指出，香港1970至1980年代的霓虹燈訂單幾乎做不完，當時每一個霓虹燈都是訂製，比起今時大量生產的招牌，對家庭生意和小本經營的店舖更有意義[32]。當大部份工廠北移，本地生產成本相對昂貴，更甚是霓虹燈的式微，使寫字師傅、霓虹玻璃光管師傅、招牌安裝師傅等在香港都成為夕陽行業[33]。

加勒比海岛国古巴，首都哈瓦那在20世纪中期也经历过霓虹灯繁荣，但在1959年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后，许多营业性场所关闭，使得霓虹灯招牌数量下降；之后美国贸易禁令也使得整体景气不再。伴随社会结构转变，哈瓦那也开始了霓虹灯的复苏迹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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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溫哥華固蘭湖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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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首爾江南區（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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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拉斯維加斯佛蒙街（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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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上海南京路（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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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东京涩谷（2008年）

健力士世界紀錄曾記載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霓虹招牌，以下為歷年打破紀錄的例子：

1973年

• 香港彌敦道與加士居道交界，普慶戲院外牆之「樂聲牌」霓虹招牌[35]，紅白兩色，樓高20層，由樂聲牌港澳區總代理信興集團建造[36]，南華霓虹燈電器廠有限公司負責製作[37]，用4,000多支霓虹光管組成，於1995年拆卸

1980年代

• 香港「萬寶路」香煙霓虹廣告牌（大小：210英尺 x 55英尺）[38]

1982年

• 香港銅鑼灣伊利莎伯大廈天台的「星辰表」霓虹招牌，由總代理太平洋行建造，明華光管公司負責製作，組成的霓虹光管共有3英里長[39]，於1990年代由「Panasonic」霓虹招牌取代並列為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霓虹招牌[40]，到2021年再被更換作同樣設計的 LED 招牌[41]

1993年

• 香港上環林士街多層停車場「三九胃泰」霓虹招牌，其橫跨建築物兩面外牆，上面寫有「999 San Jiu」字樣，組成的霓虹光管共有13公里長[40]

1999年

• 香港的一座巨龍霓虹招牌（大小：299英尺x 151英尺）[38]

• 1964年：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前，以大规模的霓虹灯隐喻资产阶级的纸醉金迷，其中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代表[43]
• 1982年：科幻題材的赛博朋克分支，其视觉作品通常出现大量霓虹招牌，如电影《银翼杀手》，也使得霓虹招牌成为其标志性的象征
• 1994年：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影《重慶森林》中曾選用不少香港霓虹街道作場景[44]
• 2023年：《燈火闌珊》

• 1987年：達明一派歌曲《今夜星光燦爛》以霓虹燈光描寫香港城市的繁華璀璨，同時隱喻九七回歸的前景問題[45]，其音樂影片亦以街道的霓虹招牌作背景

• 2002年：Keith MacGregor 《Neon Fantas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46]
• 2014年：夏永康「我的霓虹城市系列」《被遺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47]
• 2014年：Romain Jacquet Lagreze《HK Neon Sig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位於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的霓虹博物館（Neon Museum），成立於1996年，旨在收集、保留、研究和展示標誌性的拉斯維加斯霓虹燈招牌[48]。展館內收藏數個從賭城大道和賭城市中心獲得並完成修復的招牌，令它們得以繼續運作；另外設有一個名為「霓虹墓地」（Neon Boneyard）的戶外展覽空間，入面收集超過150個退役的霓虹燈招牌[49]。

常見於港澳的「蝠鼠吊金錢」霓虹燈押舖招牌[50]：
上半部份象徵蝙蝠，取其諧音；
下半部份形似錢幣，喻意利潤

2015年

西九文化區與 Google 虛擬博物館合辦「NEONSIGNS.HK探索霓虹」網上體驗項目，推出了「霓虹香港－電照不夜城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及「香港霓虹招牌今昔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數碼展覽[47]，是次為 Google 首次拍攝夜間霓虹燈街景圖[51]。此外，M+視覺文化博物館表示會把少量清拆後的街頭霓虹招牌收為館藏，目前就分別有兩塊來自深水埗「信興酒樓」和西環「森美餐廳」[52]。

2017年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獲香港賽馬會資助，透過社區文化遺產保育計劃出版籌備近兩年的《城市字海 – 香港城市景觀研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53]，並舉辦導賞團及展出多位工匠的字體工藝作品[54]。

2018年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郭斯恆出版《霓虹黯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一書，過程中走訪了香港15條主要馬路和40多條街道，記錄了超過500多個霓虹燈招牌[55]。

2019年

北角油街實現舉行小型懷舊霓虹燈展覽「城街．招牌」，由建築師馮達煒及麥憬淮組成的招牌保育組織「街招 streetsignhk」籌備，其中有一間放滿霓虹字體的200呎鏡房[56]。

法籍攝影師 Romain Jacquet-Lagrèze 推出名為「城市詩意」的個人企劃，把所拍攝下的霓虹招牌相片印到瓷磚上，於灣仔及尖沙咀 K11 Musea 旗艦店旗艦店發售[57]。

2020年

非牟利機構「霓虹交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年中成立，以觀察記錄霓虹燈招牌的製作和保育為目的，同時舉辦各類展覽及工作坊[58]。其首個大型項目為拆除並保留佐敦白加士街的翠華餐廳巨型招牌，總經理陳倩雯當時負責聯絡各方（包括招牌下方的小巴站負責人）協調溝通，最後工程順利完成[59]。

2016年經歷尼伯特風災後，為了鼓勵招牌受損的店家，台東縣政府推動「小招牌大景觀」計劃重建街道景觀[60]。建築管理科會取締並限期改善不符合建築法規的招牌，縣府亦有預算補助部分有意重製符合規範的招牌的店家[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