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港

約1636年的〔福爾摩沙島西岸圖〕。圖中顯示古魍港形勢，途中右邊內海是臺江內海，左邊的苯港內海與中央的倒風內海形成「古魍港內海」。

十六世紀古代臺灣西南海域比今日海岸線退後7-10公里，且沿岸多為濱外沙洲內圍瀉湖，當時沿海有兩處大型潟湖內海，由佳里半島隔開，半島南側是臺江內海，北側為倒風內海。當時北港溪從揖子寮（今下揖村、頂揖村、笨港口港口宮一帶）入海。朴子溪、八掌溪從今日的朴子市入海，急水溪從魍港出海[1]。在十七世紀以前包含「倒風內海」以北、經過魍港，延伸到北港溪口的笨港內海[2]，是為廣域的「古魍港內海」，今世這片水域已淤淺成陸，部分尚為魚塭與鹽田。魍港島的地理格局是凹入西南海岸的一個袋入型海灣，海灣內沙洲縱橫，航道水深平均達2.8到5.6公尺[3]。魍港島位於古魍港內海進出口的浮島沙洲，根據根據荷蘭測量的地圖魍港島與漁夫島（今布袋前東港）南北形成扼守內海的出海口，因此亦是通往靠陸的倒風內海之門戶[4]，在荷蘭文獻中倒風內海又被記為魍港灣[5]。因為內海有魍港島和漁夫島有兩條長型沙洲屏障外海強勁浪潮，內海內顯得風平浪靜，成為當時的船舶良港。

魍港島之北是北港，南邊是馬沙溝和北門嶼，從魍港的船隻可通過馬沙溝水道，進入臺江內海[6]，這條水道直到清初還可以通行。隨著中國明朝中葉沿海走私貿易逐漸興盛，漢人海商、盜匪開始頻繁往來於臺灣海峽，一些雞籠、大員，以及古魍港內海中的魍港、北港（笨港）等地區開始出現海商、海盜、漁民活動[7]。古代魍港因為水道較淺，適合海盜船等小型船隻進出，可躲避官方大型船隻的追捕，故受海盜們青睞[8]。

關於魍港之名，又有「芒港」[9]、「魍魎港」、「蚊港」、「莽港」、「網港」等別稱。日本學者中村孝志認為魍港之名可能與印尼或南島語的「舟：」[1]。學者黃阿有認為當時魍港成為海盜賊窟，因此才有「魍魎港」之名[10]。然而在《大清一統志》之中稱魍港為網港，即「網子」之意[11]。台灣史學者翁佳音考據台灣荷據早期地名，認為台灣多數沿海地名來源都與閩南語相關，而魍港該地本為漁民捕魚之處，因其港口多設網寮捕魚、故稱之為「網港」，後來才轉為同音的「魍」[12]。

位置疑雲

關於魍港準確位置還有爭議，多數學者認為嘉義縣布袋鎮虎尾寮即是魍港、青峰闕所在。圖為位於嘉義布袋虎尾寮的「魍港太聖宮」。

對於古代魍港的位置是今日何處，不是很確定。日據時期學者伊能嘉矩因魍港也被稱蚊港，認為就是今雲林縣臺西鄉蚊港。另一位同時期日本學者安倍明義則認為蚊港是嘉義縣東石鄉蚊港，連橫則是認為魍港又為北港，即笨港。戰後的學者們多認為魍港在台南北門區一帶，到了1960年代，臺南文史工作者盧嘉興進行實地勘探與在地訪談，認為魍港是嘉義縣布袋鎮好美里附近，即今日虎尾寮。學者黃明德、蔡隆德透過荷蘭古地圖與衛星定位儀，也認為魍港位置在今布袋鎮虎尾寮。加上虎尾寮該地太聖宮媽祖神像亦被斷定年代是明末神像，當地也流傳荷蘭城舊址的傳說，今日學術界主流多認同魍港在布袋鎮虎尾寮[13]。然而台灣史學者翁佳音持保留意見，還是認為魍港在台南北門區、急水溪（麻豆溪）海口附近一帶，是最符合荷蘭和清代相關文獻記載的[14]。

早在1573年《明實錄》便提到魍港存在，並提到當時海盜林鳳在明軍剿匪下，率萬人海盜集團往東逃竄至澎湖，幾天後又逃往魍港。林鳳評估魍港海域水淺，大型戰船無法進入，便捨棄大船改以輕舟來躲避明艦追擊，並以魍港為舶地，這是魍港首次出現在歷史上[15]。1574年林鳳再度逃往魍港，明軍與台灣原住民合作，大破林鳳部眾。而1590年代當時古魍港內海不僅是海盜的據點，當時內海水域豐富的漁業資源，也吸引不少中國船隻到澎湖、古魍港內海周遭一帶捕魚，1593年明朝官員就提到當時沿海漁民經常前往澎湖、北港一帶捕魚，每年有數十百艘漁船前往該區。尤其每年冬季的烏魚季節都讓許多中國漁民前來捕魚，後來荷治時期的荷蘭人特地在魍港征收「烏魚稅」，該稅成為重要稅收之一[16]。

此外，漢人來台捕魚也順便帶些貨物轉售給魍港、雞籠、淡水、大員等地的原住民，進行「漢番交易」，甚至以捕魚為名，遠赴日本進行走私貿易[17]。明朝官方為了控管走私，要求漁船去臺灣需有船引許可[18]。海盜林道乾在臺灣多地留下蹤跡，其中倒風內海的大圭壁是其主要據點[19]。在1602年陳第隨明將沈有容至東番（台灣）剿倭，並在〈東番記〉紀錄了「魍港、加老灣、大員、堯港、打狗嶼、小淡水、雙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幫坑」等港口地名以及原住民風俗[20]。

魍港亦是古代福建沿海前往臺灣島的必經航路，1617年的張燮《東西洋考》提到前往東番的航道上會先經過澎湖，再航行到魍港。而明末清初的航海書籍《指南正法》也提到澎湖來的船隻可航到魍港，再從這裡分成南北兩個航道，一條往南航向打狗、放索。另一條從魍港往北可航到淡水、圭籠[21]。因此學者陳宗仁認為陳第〈東番記〉記敘古代臺灣港口的順序也是依照南北航線來記載，故以魍港和南邊的加老灣為起點[22]。

到了1610年代，不僅古魍港內海已是福建漁人的重要漁場，與台灣原住民鹿皮貿易、與日本的「會船點貿易」也相當興盛。隨著日本民間本土對舶來品需求大增，日中貿易儘管進行走私管制，日本海商南下與漢人海商交易，雙方把交易點轉移至魍港內海北邊的北港，進行「會船點貿易」[23]。興盛的貿易，使得當時一度以北港作為臺灣島之名，連帶內海南側的魍港也為知名，《指南正法》所載：「蚊港（魍港）亦叫臺灣，係是北港」[24]。日本德川幕府為了想加強對華貿易，在1616年讓村山秋安率領艦隊窺視臺灣島西北部沿海，這引起明將韓仲雍、沈有容警告日人不准佔據東番[25]。

顏思齊與鄭芝龍開發

「布袋魍港太聖宮媽祖神像」具有明代風格，其年代推論為明末清初，被認為是顏、鄭開墾魍港時期從大陸攜來。

在1621年或1624年，根據《臺灣外記》記載，顏思齊率領十三艘大船隻從日本退到臺灣沿海聚眾巢居，開始在海上從事經商與劫掠，聲勢逐漸擴大。關於顏思齊在台灣登陸巢居的地點，一說是在今北港，這主要來自連橫《台灣通史》提到：「航行八日夜，至臺灣。入北港，築寨以居，鎮撫土番，分汛所部耕獵」，認為北港即苯港北港，今日北港鎮、水林鄉一帶流傳顏思齊在當地建立「十寨」的傳說。然而台灣史學界普遍認為連橫的說法並不正確，清初《讀史方輿紀要》中提到的北港在澎湖的東南方，因此該港口應該是南邊的魍港一地。儘管荷治文書和地圖上，魍港（Wanckan）和笨港（Poonkan）是相鄰兩地但不同的地方，但早期開墾的諸羅外九莊也多落在魍港周遭，現代學者黃明德、蔡隆德在今布袋鎮虎尾寮曾經採集到當地傳說「顏思齊一夥行船過青峰闕，從魍港登陸」，因此顏思齊的大本營很可能是在魍港[26]。原先魍港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就已有不少漢人漁夫在魍港海域季節性的往捕烏魚，漢人也在魍港與日人進行走私貿易，亦是與原住民貿易的商貿港，更是澎湖水道的必經之地。

顏思齊當時與另一股武裝海商勢力李旦是合作關係，顏思齊並透過李旦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建立合作，隨著1624年荷蘭人準備從澎湖退入台灣島上的大員，已經在魍港建立據點的顏思齊還把自身一艘船艦租給荷蘭東印度公司，幫忙他們撤離[27]。而當荷蘭人在大員建造據點城堡時，他們向魍港採購大量紅磚石和石灰，作家楊渡認為之前顏思齊在魍港一帶建設營寨和聚落，因此不僅有足夠的窯磚和石灰工人供自己建設，還可外銷於荷蘭人在大員的建設[28]。在荷蘭人來到大員前幾年，其勢力還尚未控制魍港地區或鄰近的新港社，荷蘭首位臺灣長官馬丁努斯·宋克的書信提到，當時李旦和顏思齊有數百人，他們的勢力在大員北方一帶，從事劫掠的工作[29]。魍港並不在大員的統治下，李旦和顏思齊的海商集團儘管掛著荷蘭旗與荷蘭人一同打劫西班牙的商船，然而他們的船隊還在魍港、海豐港、二林港一帶偷偷打劫來往大員的商船[30]，而荷蘭的船隻來到魍港地帶時，荷蘭人還曾遭到魍港居民襲擊，可見兩地並不是那麼友善[31]。荷蘭人在大員建立政權後，不少漢人為了避開荷蘭人的課稅與貿易限制，改往魍港進行貿易[32]。

1625年8月李旦因病過世，顏思齊接替李旦在台灣的業務，然而同年10月顏思齊在嘉義山區打獵時染病，隨即過世。部下們推舉能力出眾的鄭芝龍來領導幫眾，繼承了顏思齊多數遺產。鄭芝龍繼續沿著魍港內海周遭往內陸開墾，另一方面他維持與荷蘭人的合作，繼續掛著荷蘭旗幟進行打劫[30]，其艦隊規模逐漸從接手時的20艘增至40餘艘。1626年下半年鄭芝龍的劫掠活動開始脫離荷蘭人的旗幟，自立門戶，其活動範圍也擴大至中國大陸沿海。1627年時其艦隊規模迅速增至400艘，不分區別對來往船隻進行劫掠和保護費，不僅明朝不堪其擾，荷蘭人也深受其害[33]。

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福建巡撫熊文燦招安後任官海防游擊，但他此時仍經常來往台海之間，未完全離開魍港地區[34]，甚至鄭芝龍在熊文燦的許可下，大舉招募數萬福建漢人饑民，透過海船運到魍港內陸開墾，鄭芝龍不僅提供墾戶資金，並讓墾戶三戶共用一牛，且頭三年免除稅金的優惠鼓勵漢人來台，在魍港內海周遭及八掌溪一帶分別建立大奎璧莊、井水港莊、下茄苳莊、鹿仔草莊、龜佛山莊、南勢竹莊、龜仔港莊、槺榔莊（大槺榔、小槺榔）、大坵田莊共九個聚落，這些聚落後來被稱之為諸羅外九莊，這些莊園成為鄭氏私人的產業[34]。

約1644年〔魍港實況圖〕。圖中標示A為已被侵蝕的舊堡，標示I為的小丘是新堡建議位置，標示C為荷蘭駐軍營地，圖中標示G為「中國戎克船的水道」、圖中標示F為「漁夫居留的村子」、圖中標示M為「有些漁夫的房舍」、圖中標示E為沙丘

荷蘭東印度公司退入大員後，對於以魍港為據點的海盜，認為他們的打劫行為嚴重威脅到海上貿易。但此時尚未掌握魍港，於是荷蘭人在1626年公告對於在大員居住或與想在大員鄰近番社貿易的漢人都需要向公司申請居留證，來便於控管[35]。隨著鄭芝龍被明朝招安後重心轉移，大本營從魍港轉移至福建安海鎮，而荷蘭人也趁機把勢力深入魍港、笨港[36]。1633年，荷蘭大員當局決議剷除魍港至鹿港之間的海盜窩點。1634年，漢人海盜劉香率艦隊企圖進入魍港修整，被荷蘭人拒絕後，劉香入侵大員並遭到擊敗，此後魍港海域海盜勢力大幅削減[37]。

魍港一帶本是麻豆社傳統社域，隨著荷蘭人在魍港建立石灰廠，大批漢人工人進入魍港，1634年末、1635年初麻豆社的原住民人開始襲擊在魍港燒石灰的漢人工人及漁夫，使得荷蘭人在1635年發動麻豆社之役，順便一同報復麻豆溪事件慘案，這場軍事行動成功讓麻豆社投降，確保了魍港一帶的安寧。而荷蘭為了大船追剿海盜方便，把原來的魍港水道入口從原先的7、8荷蘭呎挖深到13荷蘭呎，比大員海道還深2荷蘭呎，加上從魍港內海往臺江內海的水道較深，進入臺江內海容易[38]。福爾摩沙長官漢斯·普特曼斯擔心漢人、葡萄牙人或日本人占據魍港要地並建造要塞，將威脅荷蘭對臺灣南部的統治，他奏請巴達維亞總部於魍港建立要塞，選定在進入魍港內海的水道狹隘處，於一小丘上建址，該處甚至用步槍都可以射到來往船隻[39]。1636年荷蘭人在魍港建立方堡（Reduit），並命名為「菲立辛根堡」，並派荷蘭士兵20餘人駐防，據此作為統治北陸沿海一帶領域的軍事要塞。菲立辛根堡於1636年底於一個小沙洲島建蓋完成，該地理位置經常受海水的沖蝕[38]。而於1644年堡壘被海水侵蝕而須放棄。當年秋天荷蘭土地測量員S.J. Domckens重新測量，繪成〔魍港實況圖〕。荷蘭人決定另築一個新堡壘，將新菲力辛根堡改建在東邊更接近海邊結實土地之區域上，並在對岸增設一砲台，以加強對魍港水道的掌控。新堡與舊堡樣式有些差別，新堡是方形稜堡，於1647年完成砦堡的防禦工事。然而，儘管荷蘭加強新堡對海侵的半月形防禦工程，但無法仍抵擋海水侵蝕，在1657年對新堡的受損評估中，公司認為再投入資金也無法維護菲立辛根堡[40]。

對於從事漁業的魍港漢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37年於該地設置徵稅所，對鹿皮和烏魚征收什一稅[41]，確保來台收購鹿皮等的船隻都去大員和魍港交過稅[42]。又因為魍港的牡蠣殼是荷蘭人鋪設道路的建材之一，也是燒石灰的重要原料，1634年為了因應建設殖民地的需要，荷蘭人在魍港建立石灰廠。隨著1639年興建熱蘭遮城，魍港的石灰輸出到大員的產量達到了一波高潮[43]，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石灰業安全的重視，也是促成興建菲力辛根堡和對麻豆社、虎尾壠社用兵的原因之一[44]。魍港的石灰產業不僅給公司帶來獲利，還發展出不同應用的石灰產品，魍港石灰一直到荷治末期都有生產[45]。

此外，魍港不僅是漢人據點，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其周遭沿岸還有些森林，擁有優質的木材資源，因此在當時魍港是一處良好的船隻維修場所。當貿易來往船隻受損或出現結構問題，會進入魍港進行修整，1634年海盜劉香就是以船隻維修為由企圖進入魍港[46]。然而因為魍港一地是沿海沙洲水道，缺乏足夠耕地，多由大員一地提供糧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當這不影響魍港的重要地位[47]。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記錄《熱蘭遮城日誌》中，顯示魍港的船隻頻繁來往大員之間[48]，其中鹿皮是魍港最大宗出口商品，在1635年運往大員的鹿皮即有一萬張[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