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當年的紅衛兵、亲共团体及人民日報称为香港反英抗暴斗争[5]，是一場於1967年在英屬香港發生的反政府暴動。當年在香港的左派組織為響應於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6]，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策動下，香港親中共團體於1967年年初開始捕捉發起騷亂的機會。5月6日，部分被解僱的香港人造花廠工人在新蒲崗廠外聚集，企圖阻止製成品出廠，與到場的警察防暴隊衝突[7]。5月11日，約1,500名工人在香港人造花廠外聚集，防暴警察到場驅散人群，當晚東九龍宵禁[7]。香港工聯會領導層及左派團體領袖其後成立鬥委會，试图以暴力鬥垮香港政府。由於左派的騷亂及罷工罷市得不到普羅市民的響應，7月起左派的示威集會大幅減少，左派份子卻於同月發動街頭炸彈襲擊浪潮，在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個懷疑爆炸品[8]，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9][10]，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民心盡失，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11]。

香港六七暴動
文化大革命及冷戰的一部分
左派人士在港督府外示威和張貼大字報
日期1967年5月至12月
地點
 英屬香港
起因1960年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階級贫富矛盾加劇。1966年，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中國發起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中共團體试图將文革引入到香港[1]，新華社香港分社及香港的左派人士受到澳門一二·三事件的鼓舞，發起顛覆香港政府的暴動，企圖奪取香港政局的主導權。
目標香港極左派在造反思想指導下试图推翻港英殖民政府
方法遊行、集會、罷工、縱火、炸彈襲擊、槍戰、濫殺平民及軍警
結果
  • 香港政府、警隊及英軍成功平息左派暴亂及打擊炸彈襲擊恐怖主義活動[2]，為1960年代後期香港經濟起飛奠定安全保障。
  • 香港政府推行一系列經濟及政治改革，減少政治及官僚對經濟的干預，使香港成為亞洲最自由開放的經濟體，港府亦增加與民間溝通及市民投訴政府的途徑，政治上逐漸邁向民主化，政策的制定加強考慮民意，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擁護程度大幅提升[3]。
  • 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香港左派及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轉為負面[4]。
  • 暴動初期有部分市民既不支持左派騷亂，亦沒有熱烈支持香港政府。雖然港府於二戰後全面廢除帶有歧視的法例，但行政上看待西方白種人和華人仍有區別，香港1960年代經常發生勞資糾紛，政府卻傾向支持資方，因此左派以反英抗暴等口號為號召發起工運，最初曾經得到部分市民的諒解，然而左派利用工潮發起騷亂後，為使香港殖民地政府垮台及由中国内地勢力全面控制香港，便策動炸彈浪潮，造成多名無辜市民死傷，又針對批評左派暴動的人士展開恐嚇及暗殺活動，導致原本同情左派的市民都轉向支持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立場。
  • 在香港的左派組織力量被大幅削弱，左派的形象嚴重受損[4]，雖然左派勢力後來因香港主權移交而抬頭，但依然無法擺脫六七暴動產生的負面形象。
  • 引發香港戰後的第一波移民潮[2]
  • 小巴合法化
衝突方

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

中共在香港代表機構
左派組織
左派報章
左派學校
武裝組織
  • 沙頭角左派游擊隊
  • 西貢左派游擊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國共產黨

  • 中國共產黨港澳工作委員會
  • 中國民兵
  • 紅衛兵
傷亡
死亡51人
受傷832人
逮捕1,936人

暴動期間，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多次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12]，期間有1,936人被檢控，832人受傷（212名警務人員在內），51人死亡[註 1]，當中有7名市民遭左派暴徒的炸彈炸死[註 2]，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

其时正值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及捣毁，英国驻沪处理侨务专员办事处也受到中國造反派群眾冲击并被关闭。1967年8月20日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兒童被炸彈炸死[11]；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後遭到《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等左派報章發文恐嚇[13]，8月24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在返回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遭埋伏及縱火燒死；《明報》創辦人兼小说家金庸因為發文抨擊左派暴動而被左派份子追殺，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這些恐嚇和恐襲均被認為是該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14][15]。

背景
香港警察在街上展開戒備
1967年5月12日，九龍巴士3號線的一輛雙層巴士（AD4871）在東頭村道停泊期間被左派暴徒縱火焚毀
《工商日報》在1967年7月14日報導由於服務中的巴士和電車屢次遭到左派人士投擲石塊等硬物襲擊，導致車長於駕駛期間受傷，為保障行車安全，九龍巴士已陸續在巴士駕駛席的擋風玻璃及左右兩側加裝鐵網，昨天開始有加裝防護網的巴士在街上行駛，九巴正加緊為旗下巴士安裝防護網以抵禦左派人士的侵襲[16]
参见：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一二·三事件

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會及工聯會等组织[17]。

1950年代，隨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逃难南下来到香港活动[18]，大量中国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动，造成香港左右兩派對立，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左右兩派人士經常發生群毆等暴力衝突，香港政府因此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勢力，「兩派」均有不少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名義遞解出境，又在秧歌舞事件後將部分來港的親右派難民集中調遷到調景嶺安置，減少兩派群眾因混居及互相挑釁而引發打鬥的機會[19]。

1960年代，由于中国内地不断有难民逃难来到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短时间内急速上升，要在短时间内为这些急速膨胀的人口解决经济问题，并不容易，于是在这几年间不少市民经济上遭受挫折，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港英高層和香港基層市民缺乏溝通，導致市民對政府的怨氣加深。1966年4月由於天星小輪的船票加價，引發九龍出現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惟當時左派未介入，左派亦在報章撰文支持港府平亂。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内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發動連串騷亂及罷工，澳葡政府在1967年1月屈服並答應澳門左派提出的各項要求，不但要謝罪道歉，還要同意禁止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活動，青天白日旗亦不得在澳門繼續懸掛，左派自此支配澳門的政局。澳門左派大獲全勝後，香港左派分子紛紛到澳門祝賀，並且學習其鬥爭經驗，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受到鼓舞，要在香港發動類似騷亂[20]，並得到在北京的中国内地政權支持及積極配合，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又被紅衞兵奪權及批鬥，香港左派遂決定策動相较澳門左派更激烈的鬥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祈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左派的鬥爭成果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左派陣營開始積極尋找挑起騷亂的機會[21]。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香港左派受到澳門左派利用「一二·三事件」在1967年1月成功奪權的鼓舞，1967年2月起香港左派便開始藉勞資糾紛及僱員間的爭執[22]，製造多場「政治工潮」，试图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並由左派報紙將工潮政治化為政治迫害，伺機將工潮擴大並演變為壓服殖民地政府的大規模罷工及騷亂[23]。

南豐紗廠工潮

在荃灣的南豐紗廠是香港當時規模最大的紗廠之一。1967年2月14日，南豐紗廠領班黃劍雄與左派工人發生打鬥，廠方報警處理，後來開除了兩名有左派背景的工人陳佛振、葉炳昌，左派工會迅即將此事政治化為左右兩派的鬥爭，聲稱是「美蔣特務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壓迫！」並指責資方打壓左派工人。作為左派喉舌的《大公報》在2月26日於社論稱「美蔣分子這段期間氣焰囂張，是與港英當局的縱容包庇有關。」不但稱荃灣各大紗廠都有「美蔣份子」製造「兇案」，更開始將矛頭指向港府[24]。3月16日，香港工聯會屬會之一的「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其後在胸前佩戴毛澤東頭像章的南豐反迫害鬥委會代表，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在高叫《毛語錄》口號後，要求廠方立即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份子」工廠領班黃劍雄[24]。在這次工潮中，資方和警察都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使事件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25]。

港九的士工潮

1967年4月，多間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機發起怠工，威脅公司恢復聘用全數被開除的左派司機及解僱其指定的僱員。「中央的士公司」及「上海的士公司」都受到左派司機怠工影響，最終結業。在香港島的「中央的士公司」有左派司機在4月3日怠工，公司收入大減，怠工司機提出的復工條件之一是公司開除被左派司機貼上「蔣幫份子」標籤的車務主任梁啟彬[26]，代表資方的總經理胡應湘與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及怠工司機經過四次談判仍無法取得共識，香港島「中央的士公司」宣佈結業，並將的士賣給沒有怠工的司機[27]。另外，4月19日《工商日報》及《新生晚報》記者在灣仔景隆街的「中央的士」車廠門外採訪時，一度遭到左派人士包圍、恫嚇及強搶菲林[28]。事後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對兩名記者遭受恫嚇一事感到遺憾，可是多份左派報章卻抗議香港報業公會的聲明[29]。

4月初，九龍「中央的士公司」同樣發生工潮（與香港島的「中央的士公司」同為胡忠家族所有，當年香港島和九龍未有汽車過海隧道連接，故此維多利亞港兩岸的「中央的士」由家族成員各自管理），怠工司機要求資方復用於1月被解僱，名叫孫亮的左派司機。勞資雙方代表在勞工處調解下達成協議，資方同意復用該名司機，勞方的三名代表則答應遵守五項條件，包括準時上班等基本要求[30]。惟孫亮在4月27日復工不到一星期，便於5月1日遞交抗議書要求公司撤銷勞方答應的五項條件，左派司機再次怠工。九龍「中央的士」董事局開會後，總經理胡應濱（他是胡應湘之弟）表示，由於孫亮代表左派工人單方面推翻協議，為免繼續有不如意的事件發生，董事局決定九龍「中央的士」於5月5日結業，公司的70輛車大部分被出售予司機[31]。

當年是「中央的士」總經理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於2008年接受專訪時表示，當年公司有387輛的士，聘用千名司機，在司機發起怠工後，他親自代表資方與代表左派司機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談判，過程中察覺到左派工會根本不太關心勞資糾紛的細節，目的只是將事件政治化，談判期間左派工會代表更不斷在他面前揮舞《毛語錄》，為了了解左派的政治口號，他特地到書店買了一本《毛語錄》，還在談判後期引述《毛語錄》反駁左派工會代表。胡應湘又稱當年為了不讓左派有空間繼續搞事，他親自決定將的士以特惠價賣給沒有參與怠工的司機，而車價可分三年以分期付款形式歸還給公司[26]。

青洲英坭工潮

青洲英坭在紅磡馬頭圍道的廠房早於1967年1月尾已發生過一次工潮，當時的起因是青洲英坭廠取消工人原有的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並發起罷工，在勞工處調解下，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於2月尾復工[32]。

可是到4月29日，該廠的澳洲籍工程師威廉臣與工人李邦疑因車輛泊位問題發生爭執，工友將糾纏中的兩人拉開，廠方報警後有工人發起包圍廠房，當警方抵達時人群散去，不過這件事卻被左派人士利用發起工潮，並有左派工會人士向工人派發《毛語錄》。5月1日，紅磡廠房約有百餘個左派工人罷工，手持《毛語錄》包圍廠房內的寫字樓並高呼《毛語錄》口號，要求廠長接見。左派工人代表提出五項條件，包括廠方解僱工程師威廉臣及永不錄用、要求威廉臣親自向工人及登報道歉、不准再有敵視工人的事件發生、廠方不得報復，並且賠償受傷工人李邦的醫藥費及損失[33]。

該廠廠長在5月3日早上仍沒有返回英坭廠，廠房秘書梳利士稱他不能自行答覆工人提出的要求，提議左派工人派三名代表到香港島總部與公司管理層商談，工人則以事情發生在工廠為由，要求總經理到廠房面談，勞工處調解組主任徐添福於上午10時50分到達青洲英坭紅磡廠與左派工人代表會晤，徐添福提議左派工人找一處中立地點或到勞工處辦公室進行勞資談判化解分歧，但左派工人拒絕由勞工處進行調解，徐添福親自向左派工人代表查詢這次勞資糾紛是否與福利問題有關，左派工人卻拒絕向勞工處主任交代發起罷工的原因，堅持要廠長親自談判，勞工處當日未能調解糾紛，左派工人則繼續怠工[34]。青洲英坭於5月5日發表聲明，因為業務競爭激烈，決定關閉紅磡廠房及遣散工人，呼籲該廠員工盡快回廠安排領取工錢及遣散費。青洲英坭於5月13日宣布將會向被遣散的員工補發工資，不論日薪、半月或月薪的工人都可獲發放一個月工資，服務年資長或表現良好者另發予額外金，但必須在5月20日正午前領取，否則保留不發額外金。一直罷工的左派工人拒絕資方遣散，亦拒絕領取資方支付的遣散費，更在廠房外扎營抗議，期間有8名左派學校的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及手持《毛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已被遣散的左派工人，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經到場慰問工人，並且帶領左派工人高叫《毛語錄》語句[35]。6月10日，雖有報導稱青洲英坭計劃重啟生產及願意聘用舊人，但不會聘用已被遣散的全部工人。該廠要到同年12月的六七暴動尾聲時，才正式復工及開始小量生產[36]。

暴動過程

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位於新蒲崗大有街的香港人造花廠分廠發生勞資糾紛。當時工廠頒佈極為嚴苛的規定，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會工資、廠方不允許工人請假等。4月13日，新蒲崗人造花廠頒布10項員工紀律及工資的新例，部分不滿的工人多次向資方交涉[7]。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廠方更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解僱92名包括勞方代表的工人，並關閉分廠的啤機部[37]:26-38[38]。4月28日，香港人造花廠即時解僱92名香港總廠及新蒲崗分廠的員工，翌日資方更關閉兩間工廠的倒模部，再有566名工人遭辭退[7]。

工潮在5月4日開始升级，部分工人強行入廠要求資方談判，左派工會介入，煽動工人在廠外張貼大字報及《毛語錄》。警察訓練分遣隊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5月6日，約150名工人在廠外集會，抗議資方解僱，並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警方調停不果，局面更趨混亂，防暴隊採取行動，逮捕17名工人，過程中亦造成多名示威工人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梁乃發、林貴容）到黃大仙警署交涉，因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被捕[37]。事件中共有21名工人及左派工會人員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會、非法毆打及恐嚇孔標罪名。警方在5月6日晚上8時30分公布，這批人士被捕及落案起訴的原因是阻止工廠出貨，而當一隊22名的警察抵達時，這些人員立即發起工友包圍警察及要警察拘捕管工，至130名警察抵達時才能夠控制局面，警察在過程中只使用了警棍及有一名被捕工人受傷，警方強調當時工會人員的行為已經超出和平糾察的範圍[39]。

該21人於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提堂，其中一人（鄭馬運）於庭上認罪，判罰港幣100元，其餘20人（彭輝、鄧洪、梁乃發、曾儉、賴漢林、鄒松勝、黃業都、王庚寧、蕭劍輝、羅振宏、林貴容、鍾玉芳、古玉琴、麥明、游火運、張金亮、李勝、歐陽進強、馮金水、吳炳明）否認控罪。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訴事件是警方「有计划、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理事長楊光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人會見警務處處長戴磊華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因「案件進入司法程序」而不予回應[40]，而報章《大公報》社論開始將事件政治化[37]。其後，親北京的報刊以「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為名，鼓動「香港市民上街對抗」。

新蒲崗騷亂
徙置大廈外有左派暴徒縱火
遭到左派暴徒大肆破壞的街道上佈滿被推翻的汽車

5月11日早上，香港工聯會領導層認為應趁機將這次工潮升級為反政府騷亂，於是派員前往新蒲崗人造塑膠料花廠慰問參加罷工的工人，向工人派發《毛語錄》，煽動工人在新蒲崗大有街一帶的街道聚集，堵塞新蒲崗工廠區的道路，阻止貨車上落貨，並且有左派工會人員混入工人人群之中，帶領工人高舉《毛語錄》在工廠區示威，並在街上貼大字報，警方最初仍是採取冷處理的手法，為避免讓左派工會藉機激化事態，警方在上午並沒有介入新蒲崗的左派示威[41]，在現場戒備的警員亦驅車撤走，可是在午後事態惡化，約有千人聚集拿著《毛語錄》，示威工人開始走出新蒲崗工廠區外聚集及示威，並有工會人員帶領示威者包圍工廠及衝擊工廠大廈的大閘，工廠東主及管理人員報警救助，氣氛漸趨緊張。當日下午3時許，有數輛警車開抵爵祿街，約有40名警察下車，由一名督察帶領下走往大有街，並有一名警員拿著揚聲器勸籲現場的左派工人不要繼續阻塞道路，又稱示威者是時候回家了，但左派示威者沒有聽從勸告，繼續高舉《毛語錄》叫囂並辱罵警察。由於左派示威者不但沒有理會警方勸告，還在左派工會煽動下提升對抗姿態，警察訓練分遣隊約由150名防暴警察組成的一個連之後到達新蒲崗，分別沿大有街兩端推進，同時呼籲左派示威者可以從大有街兩旁的道路離開，這時大部分示威者逐漸從大有街散去，可是在八達街卻有左派工會帶領示威者繼續堵塞道路，防暴警察在街口停下來，雙方對峙，由於勸告無效，警方舉起「警告，催淚彈」的旗幟，一名警司繼續與左派工會人員理論，可是仍然勸告無效，警方於是施放催淚彈，左派示威者則使用木棍襲擊警察，又投擲石塊和玻璃瓶，現場棍石交加，警察和示威者發生扭打，又有左派示威者從大廈投擲磅碼、磚塊及玻璃瓶，警方於是發射木彈還擊，並拘捕在場發起騷亂的部分左派工會人員[41]。東頭新區有左派團體帶領示威者投擲石和玻璃瓶並圍毆兩名男子[41]，防暴警察到場驅散滋事份子，至傍晚警方控制局面，新蒲崗工廠區的工廠員工開始清理左派示威者的大字報及收拾被破壞和搗亂的物品。鄰近新蒲崗的黃大仙仍然有左派示威者向路過的巴士和私家車投擲石塊，彩虹道有左派示威者向消防車投擲磚塊及放火燒車[41]，東頭村約有600人聚集，並且有人縱火，有私家車及貨車被焚毀，又向趕到滅火的消防車掟石。當晚9時30分起，九龍東部的部分地區實施宵禁，範圍包括九龍城、新蒲崗、黃大仙、彩虹及牛池灣[42]。香港空軍輔助隊派出一架直升機到新蒲崗和黃大仙上空盤旋，警方一直戒備至深夜[41]。宵禁至5月14日才解除，共有391人被捕，32人受傷[7]。

工聯會宣布成立各業鬥委會

5月12日傍晚6時，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佈立即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業鬥委會」或「鬥委會」[43]，要在香港發起武鬥直至香港政府賠禮、認罪、賠償、釋放鬥爭被捕者及嚴懲「兇手」。當日新蒲崗仍然持續有騷亂，範圍和暴力亦有擴大傾向[44]，有暴徒在街上推翻汽車及縱火燒巴士，警方於中午在東頭新區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5月12日，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徒，警方與暴徒在徙置區爆發衝突，在第26座二樓有一名14歲男童被騷亂者投擲的石塊擊斃，左派組織其後將死者的遇害日期及地點改為5月11日及新蒲崗大有街，訛稱男童是在人造花廠被防暴隊活活打死，试图煽動民眾參與鬥爭，死因庭於同年10月5日根據法醫及目擊者供詞認為是被石塊等硬物擊中頭部致死，陪審團裁定死於橫禍。

5月13日，九龍的暴動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暴徒在街上放火燒巴士及其他車輛，搶劫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及縱火，又有暴徒闖入政府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及搗亂[45]。警察訓練分遣隊採取驅散行動，又將九龍東部指定地區的時間宵禁提前至傍晚6時開始，九龍的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46]:39-54。

5月16日，南九龍裁判署開審「5.6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非法集會案，及至5月17日續審當日，20名被告未依時到庭受審，被法庭下令通緝。部分被告於「6.23塑膠工會暴動」當日被捕。

5月18日，資方為緩和局勢，位於西環的總廠接受啤機部的罷工工人申請復工。

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左派示威
《大公報》在1967年5月19日報導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郭沫若、廖承志、粟裕、羅貴波、王力、關鋒、聶元梓、傅崇碧等中共要員與紅衛兵代表出席於昨日下午在北京舉行的十萬人鬥爭大會，支持香港左派鬥到底，英國以為中國忙於文化大革命就無暇顧及香港的左派鬥爭簡直是異想天開
1967年反對港英當局逼害鬥爭大會

5月15日清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香港左派團體的抗爭行動[7]。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46]。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暴動及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的舉動對香港的左派團體具有吶喊助威的作用，香港的左派報章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均在頭版廣泛報道[47]，驅使香港左派團體決意發起更大規模的騷亂。5月17日，中共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電香港工聯會表態支持香港左派工人以「毛澤東思想」鬥垮港英政府，並發動北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中國代辦處示威及舉行聲討港英政府的大會[48]。

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46]。

各界鬥委會成立

5月16日，多個左派團體在土瓜灣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決定立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又稱「各界鬥委會」[47]。值得注意的是5月12日成立的「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是產生「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組織，並由「各界鬥委會」接替「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統籌鬥爭工作，「各業工人」改為「各界同胞」代表招攬工人以外的成員，此後「鬥委會」的簡稱便是指「各界鬥委會」。各界鬥委會成員有104人，並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會上又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將鬥爭行動升級。同日，在中國政府組織下，北京市有40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但為免北京的遊行群眾失控，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表明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49]。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的10万人大会，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員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除了谴责香港政府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他又宣布，「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50]

港督府示威蔓延中區
輔政司祁濟時在港督戴麟趾爵士離港休假後宣誓為署任護督，他與華民政務司何禮文、署理輔政司和防衛司姬達、港督特別助理、副輔政司（特別事務）成為港府應對暴動的核心決策人物

各界鬥委會成立翌日（5月17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抗議，要求其接收「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戴麟趾拒絕接見[7]。眾人在港督府大閘外揮動《毛語錄》及高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及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51]。當時除了電台和主流報章傾向支持港府，香港社會人士如陳子雋等人亦製作書刊反對左派團體在香港發動文革式鬥爭[52]。

5月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左派人士聚集示威的主要地點，港府最初對於左派示威者採取容忍態度，未有驅散在港督府外聚集的示威者，但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的人數，示威者需要分批前往及離開港督府，左派團體於是將支持者聚集到在港督府附近的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5月20日，近3,000人在督轅門外聚集示威[7]。港九各地陸續有左派集會及示威，參加者除左派組織的人士，亦有工人、學生及其他群眾。

左派人士在中區示威期間，鬥委會在中國銀行大廈頂樓裝設大型揚聲器連日播放政治宣傳及《毛語錄》口號，為左派示威者吶喊助威，而在一街之隔，警方在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中心）安裝強力擴音器播放歐西流行曲，蓋過港共團體利用揚聲器播放及左派示威者高呼的《毛語錄》口號[53]。

5.22花園道騷亂

5月21日，左派示威者堵塞中環交通及在中區到處鬧事，局勢轉趨緊張[54]，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驅散阻塞道路交通的示威者。除了港島中區，左派團體也在港九各區領導左派示威者以左派報館、中資銀行、國貨公司及左派學校等建築物作為據點，進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襲擊警察及破壞公共交通設施等活動，當防暴警察到場採取驅散行動時，左派示威者便迅速退入左派團體設立的據點，當警察撤離後，左派示威者便從左派據點出來，再次阻塞道路及搗毀公共設施[54]。

5月22日上午，前往花園道港督府抗議的左派群眾執意衝擊在花園道口的警方防線引發流血衝突[55]，在域多利皇后街有左派份子駕駛巴士開足馬力衝撞在場戒備的警察[56]，中區花園道一帶集結的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

由於中區的騷亂有擴大到的傾向，為防左派份子在入夜後繼續製造事端，當局於5月22日下午3時45分宣布香港島部分地區當晚6時30分至凌晨5時實施宵禁，宵禁地區主要在港島北岸，由香港島西南岸的薄扶林至東北岸的柴灣，這是香港島於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的首次宵禁[57]。

5月22日在中區的衝突有15名傷者送院[58]，其中一名是警察，左派媒體卻宣稱有幾百人受傷，當中重傷者超過100人，另一方面有媒體稱左派示威者將紅汞故意潑到自己的身上製造警方粗暴鎮壓的證據[55]。當日港九各區有175人被警方逮捕，大部分在香港島的中區被捕，包括有8人在宵禁期間不聽勸喻而被拘。衝突發生後，港府頒布法令，凡派發「煽動性」傳單、張貼「煽動暴力，破壞警方忠誠性」字句的海報、散播反政府言論者，警方有權作出沒收、銷毀、拘控[59]。

5月23日起，鬥委會發動巴士、電車、天星小輪及煤氣等公用事業的左派工人定時罷工，而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均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

5月24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對港英政府的鬥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7]。

5月28日，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抵港，與駐港英軍軍事演習[7]。

6.6太古船塢左派發動罷工

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7]。

6月6日，《大公報》稱太古船塢3000多名左派工人宣佈罷工，抗議廠方破壞船廠內貼在小輪的大字報，總經理卡素等人在左派工人連續八小時的審問下簽署認罪書[60]。海陸理貨員也進行罷工，並舉行誓師大會，35艘海洋輪停止起卸貨物。與此同時，九龍倉有1,000多工人停工半天，並在倉內手持橫額遊行，抗議港英政府撕毁大字報。同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10日，《人民日報》再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全國工農及解放軍，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7]。

至6月13日，港英政府派出大批警察搜查筲箕灣、柴灣、銅鑼灣區多處樓宇，逮捕了六名參與暴動事件的船塢工人，同時向另外14名工人發出通緝令[61]。

7月16日，防暴警察搜查筲箕灣道169號的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發現藏有大批削尖的喉管、經改裝的利刀、匕首、汽油彈、塞滿爆竹火藥的玻璃瓶，使用鐵釘和木棍製作的狼牙棒，還有使用木板、鐵釘和皮帶製作的「釘手套」[62]，於是拘捕在場的包括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在內的45名工人和學生。警方落案控告其中40人參與恐嚇性集會，該40人最終被裁定「參加非法集會」罪罪成，全部入獄兩年。

6.23塑膠工會襲警引發衝突

6月23日，警方派員前往廣東道左派塑膠工會會址外拍攝大字報，期間突被一群手持鐵通、玻璃樽及三角銼的男子襲擊，警員自衛期間向施襲者開槍，其中一名施襲者（鄧自強）被當場擊斃，兩名警員在事件中受傷。施襲者後退守膠業工會會所，警方增援攻入會址，期間遇左派頑抗，行動中共拘捕53人，另有多名警員受傷。被捕人士當中，有三人（包括鄒松勝、羅進苟）傷重不治。[63]

左派發起全港罷工及罷巿
警方與左派示威者在電車廠對峙，圖中央位置可見有一名暴徒使用折凳襲擊警員
1967年广州市支援香港大罢工
《華僑日報》在1967年7月15日報導，工務司鄔勵德於昨日公開向廣東省當局提出增購淡水的函件，澄清港府在5月23日已經向中方提出購買本年6月至9月的淡水供應，到6月9日再發出公函，可是中方至今一直拒絕回應增購淡水的信件，絕非如左派報紙造謠所稱港府故意不提早一個月尋求廣東省當局供水，才會弄得現時需要制水，鄔勵德稱大部分市民都知道左派報紙的宣稱並非真相，而現在將購水的函件公開可避免左派媒體利用中方斷供東江水的問題來繼續造謠
《工商日報》在1967年9月7日報導由於近期雨水充足，部分水塘滿溢，水務局因此在昨晚再次恢復全日供水
《華僑日報》在1967年9月17日報導港府已於本月13日向中國廣東省當局發出公函查詢下月是否會依約供水，不過因為新供水期在10月1日才開始，故此是否會得到中國當局正面答覆尚屬過早，如中方恢復供應東江水，來水將會先注入船灣淡水湖，餘下的將輸到大欖涌水塘，不過無論10月的新供水期安排如何，目前香港的存水量在限額供應及市民合作下，是可渡過即將來臨的旱季

6月7日，1967年香港市政局選舉如期舉行。同日晚上，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和九龙仓三个機構的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100,000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爆发群众游行[64]。

6月8日，防暴队进入工务局属下的电器机械厂镇压示威的工人。424个工人被捕，工人徐田波被捕后在警署拘留期間死亡，十二條肋骨斷裂，事後死因聆訊裁定他死於意外[65]。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中华煤气场，驱散示威工人，逮捕60名工人，工人黎松和曾明遇难。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据点银都戏院。6月10日，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一万多人加入罢工的队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戴麟趾爵士，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最嚴重抗議」。

6月11日，接鄰華界的沙頭角舉行「反英抗暴示威」，群眾包圍警署，解放軍及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香港700艘漁船，共6,000漁民乘船到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但絕不容許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將香港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兩萬漁民海上反暴遊行。防暴隊搜捕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6名工人，事後通緝7人。

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經中國銀行匯款一千萬港元到香港各界鬥委會[66]，支持鬥委會津貼左派工人罷工及鬥爭。同日，港府吊銷銀都戲院的經營執照。

6月18日，中國試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遗体[64]。

6月23日晚，军警到港九树胶塑料业总工会拘捕70余人，工人鄧自强襲擊兩名探員，期間被探員開槍自衛射殺[67]。工人邹松胜和罗进苟在被捕后送院治理期間死亡。

6月24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0,000名左派工會的工人參與，以九巴最受影響，其他交通工具亦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7]。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政府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司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將曠工僱員即時解僱。而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往往會遭到左派機構恐嚇，甚至襲擊。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表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68]

6月24日，左派村民在沙頭角警崗聚集，與前來驅散的警察防暴隊衝突，焚毁3輛警車及裝甲車，12人被捕[7]。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队进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24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三名警務人員被捕。

6月27日，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6月29日，左派再號召為期4日的「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停止由大陸進口至下月2日，令豬肉及蔬菜供應一度短缺及價格急升[7]。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掛出遇難工人徐田波、黎松、曾明等黑白的大頭照面向路人。又因中方在合約到期後未有延續供應東江水，政府實施隔日供水4小時[7]。

6月28日，廣州海陸空三軍和群眾八萬人集會，声称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6位遇難工人的家属举行记者招待会，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烈士家属在会上指责港英当局不敢公布死因并企图毁尸灭迹阻挠家属领取烈士遗体进行安葬。」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香港政府[64]。

7月2日，罷市停止。

鬥委會發起罷工、罷市以拖垮香港經濟為目的，中國政府亦限制食品供港[69]，即使香港天氣乾旱亦拒絕回應港府提出的購水要求，至當年10月前都沒有輸東江水到香港，企圖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不過香港居民在左派罷工、罷市的影響及中方限制供應食品、淡水的危機下卻保持忍耐。左派團體當年宣稱有6萬人參加罷工，但是即使加上罷市而停工的8萬人，在罷工及罷市的高峰期也只有14萬人，以當年香港勞動人口140萬人，罷工及罷市的人數最高也僅佔勞動人口的10%[70]。

雖然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罷市在短時間內有對香港的經濟活動構成若干影響，但遠遠沒有達到癱瘓香港經濟的效果，由於港府及主要企業都在呼籲復工無效後開除繼續曠工的左派工人，並由新聘人員替補，而隨著時間推移，鬥委會也無力發放津貼要求工人繼續罷工。中國食品輸出到香港在暴動期間數度大幅減少，雖然未有導致香港糧食短缺，但是部分食品的價格出現顯著上漲，可能會動搖民心，港府因此派出代表團到日本、南韓等地尋求增加食品供應，而香港的進口商亦增加從泰國、印尼及台灣輸入豬、牛等牲口，加上香港農業提升蔬菜及肉品的產量，都有助增加食品供應及平抑物價，降低食品限制輸港的負面影響[69]。由於缺乏普羅市民的響應，左派的罷工、罷市行動在7月已告失敗，不過左派此時未有罷休，拖垮香港社會經濟的行動亦變得極端化，繼而在7月發起造成香港市民死傷及人心惶惶的炸彈恐怖襲擊浪潮[70]。

沙頭角槍戰及文錦渡事件
条目：沙頭角槍戰
沙頭角槍戰當天下午，警察在封鎖哨站崗；駐港英軍派出直升機到場進行低空偵察

1967年7月8日，約300人自華界越過邊境，向沙頭角警崗投擲石塊及土製炸彈，華界民兵以機關槍射擊，5名警員殉職[7]。上午10時，中共民兵持輕重武器由中英街非法越境入侵香港邊境禁區包圍沙頭角警崗，並且向警崗擲石頭及使用漁炮等爆炸品發動攻擊，駐守警崗的香港警察先施放催淚彈及以木彈嘗試驅散入侵的數百名中共民兵，但並未成功[71]。10時30分，當中的約100名民兵開始使用機槍（或是衝鋒槍）等槍械攻擊警崗，香港警察先向天開槍警告，但民兵卻向警崗掃射，雙方因而爆發槍戰[72]。啹喀兵奉召開往增援[7]。

由於包圍香港警崗的中共民兵遠多於守衛的警察，只配備手槍保衛警崗的5名警察陸續中彈受傷，但警崗繼續遭到密集槍擊，於是請求支援（對象包括駐守在1哩半外的駐港英軍）。在槍林彈雨下救護車輛無法進入現場，各警區於是各派遣一輛由貨車改裝的高馬型裝甲車趕赴現場，但在接近現場時因為遭民兵以機槍射擊，輪胎被子彈射穿，無法繼續前進。駐港英軍接報後派出的裝甲車在抵達現場時，駐守警崗的2名巴基斯坦裔及3名華裔香港警察均已殉職[71]，而12名趕到的警察在嘗試為警崗解圍時亦告受傷[72]；中國方面則有1名民兵死亡、8名民兵受傷[73]，駐港英軍的直升機隨後飛抵現場偵察。這次中共民兵侵入邊境及殺害哨崗警察的事件促使香港政府將保護中港邊境安全的工作轉交駐港英軍執行，由駐軍的踞喀兵接替香港警察在沙頭角駐守[74]，香港政府於同日下午6時宣佈在沙頭角實施宵禁，來往新界上水和沙頭角的九龍巴士20線（即後來的九龍巴士78K線）縮短服務範圍至軍地。

8月10日至8月11日，文錦渡華界工人越境，脅持英軍邊防指揮官及大埔理民府官，並迫簽「認罪保證書」，香港政府宣布，除羅湖外，邊境全面封閉[7]。

9月29日，警員何溢強及陳樹榮休班後往新界旅行，但乘電單車在文錦渡過橋時誤入華界被拘留[7]。

10月7日，休班警員曾冠梅在沙頭角遭人擄入華界，次日獲釋[7]。

10月14日，新界衝鋒隊高級督察胡禮在文錦渡被農民擄入華界，後拘禁在軍方的旅館中[7]。

11月1日，中英雙方就胡禮事件在深圳舉行首次秘密談判[7]。

11月20日，胡禮成功逃脫返回香港，並召開記者會詳述事件經過[7]。

11月26日，誤入華界的兩名警員在羈留57天後獲釋[7]。

炸彈襲擊浪潮
駐港英軍士兵正在檢視一枚左派暴徒放置在電車路軌上的土製炸彈
左派暴徒在街上放置貼上「同胞勿近」的炸彈，並張貼辱罵西方白人是「白皮豬」和不支持暴動的香港華人是「黃皮狗」的標語
穿上防護衣的駐港英軍軍火專家正在檢視及拆除親共份子放置的炸彈，由於當年香港警隊並未設立處理爆炸品的部門，故此鬥委會及左派團體發動街頭炸彈襲擊浪潮後，需要由軍部負責拆彈，其後促成香港警隊在1972年成立爆炸品處理課
《工商晚報》在1967年9月7日報導今早大埔墟站的一段路軌被喪心病狂的港共暴徒放置炸彈，嚴重危害於早上回校上課學童的性命安全，由於列車需要暫時停駛及由軍火專家檢驗及引爆炸彈，導致列車服務受阻兩小時及班次誤點

1967年6月初，鬥委會開始討論發動炸彈襲擊。6月10日凌晨時分，有一名於多年前從廣東省公安廳調派到香港在華潤公司擔任經理的幹部[75]，在北角電車總站駛出英皇道的電車路軌上放置了一枚實驗性質及使用紙袋包裝的炸彈[76]，時任《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在其回憶錄《香江五十年憶往》表示[77]，剛收到有幹部未經指揮部同意便自行發動炸彈襲擊的消息時[78]，鬥委會領導層一度感到震驚，並在內部會議引發激烈討論，有會議列席者認為擺放炸彈陣既可阻礙警察行動，使軍警疲於奔命，又可動搖市民對港府維持局勢的信心，打擊港府的統治威信，更可嚇阻支持港府鎮壓左派暴動的國民黨勢力，還能鼓動民眾進行推翻港府的鬥爭[78]，不過也有列席者擔心將工運及騷亂升級為城市炸彈戰又傷及無辜時，可能會導致「反英抗暴」完全失去市民支持。至於被放置在北角電車路軌上進行測試的首枚炸彈，金堯如表示並未能成功引爆[78]，隨後有一名打掃街道的清潔女工將這枚用紙袋包裝的炸彈當作垃圾清掃掉，所以除了放置這枚炸彈的參與者及鬥委會領導層的部分成員外，並沒有太多人知道在6月10日香港已出現這場暴動的首枚炸彈[75][76]。

1967年7月初起，衝突不斷升級，為平民提供廉價醫療服務的貝夫人健康院亦多次遭到左派示威者闖入搗亂及縱火[79]，左派工人在鬥委會指挥下在街头多次襲擊警務人員，警隊开枪還擊，擊斃任職搬运工人的郑浙波、马烈于，麦志华，何枫，余秀文等多名暴徒[80]。7月11日，新華社記者薛平被指煽動暴動而遭拘捕[7]。

7月12日下午5時25分左右，大埔鄉事委員會會所發生六七暴動的第一宗炸彈爆炸[81]，一個被安裝在會所儲物室的計時炸彈爆炸，將隔鄰原定於下午5時召開成立大埔民安促進會會議的會議室炸至毀爛，幸好鄉委主席黃源章收到消息將有左派份子破壞會議後，把會議臨時取消，才沒有造成死傷[38]，翌日警方搜查散頭角村時將一名涉案的大埔鄉事會會所雜役拘捕，並且起出一批爆炸品，大埔鄉事會會所的爆炸拉開了六七暴動炸彈浪潮的序幕，炸彈浪潮一直持續至同年12月[81]。同日，警方聯同英軍搜查摩托車業職工總會的兩間會所，拘捕40人[7]。

7月13日，黃大仙警署被投擲爆炸品[7]。

7月15日，新華社記者陳鳳英，陳德穆在港督府門外示威時被捕[7]。

7月16日，鬥委會宣稱港九油漆总工会会员蔡南、朱日基被警方擊斃，不過朱日基沒有在香港境內死亡[註 3]，也不在官方的六七暴動51人死亡名單內[82]。鬥委會及油漆工會為首的左派團體藉此將暴動升級為城市炸彈戰，由左派營辦的學校則把實驗室用作炸彈的生產工場，發動又稱為「遍地菠蘿」的炸彈襲擊浪潮[83]，由此「菠蘿」成為香港坊間對炸彈的代詞，同年7月中旬至11月尾每天都有炸彈爆炸，左派的炸彈及燃燒彈襲擊不限於警務及公共交通設施，也包括設於社區的政府辦事處[83]，九廣鐵路的車站及路軌多次發現炸彈，並且多次發生炸彈襲擊巴士和電車，造成無辜市民死傷[84]。

7月18日，警方拘留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蔡渭衡[7]。

7月19日，新華社記者薛平被判入獄2年[7]。

7月21日，鬥委湯秉達被捕[7]。

因為騷亂演變為連串炸彈襲擊，由於警隊缺乏處理爆炸品的裝備及經驗，港府要求駐港英軍協助，由英軍派出軍火專家檢驗及移除懷疑爆炸品[84]。港府又使用緊急法例的權力派出軍警搜查巢穴，拘捕及關押部份涉嫌指揮暴力的襲擊工人运动领袖，有部分中國人被遞解回中國内地。

8月4日，香港警察得到軍方支援，由英國皇家海軍正於香港停泊的競技神號航空母艦派出軍用直升機，將防暴警察運載到鬥委會位於香港島北角的數個據點，搜捕發動炸彈襲擊的恐怖份子，。警察分別從直升機空降到大廈天台及由地面發動突擊，上下夾攻位於英皇道與糖水道交界的僑冠大廈。軍方直升機率先在僑冠大廈的天台直接降落，軍警隨即進入大廈內逐家逐戶搜捕鬥委會成員[85]，主要目標之一是位於A座24樓4號室的學友社。軍方直升機亦曾經嘗試在新都城大廈和明園大廈的天台降落，惟該兩座大廈的天台面積不足以讓直升機直接降落，軍警遂從直升機游繩而下。警方在大廈內除搜出各式炸彈及武器外，還發現有設備完善，設有手術室的「戰地醫院」[86]，行動中拘捕26人，包括鬥委會副主任兼漢華中學校長黃建立[7]，在行動中有數名華豐國貨工人被拘捕，翌日位於僑冠大廈基座商場的華豐國貨公司繼續營業，而培侨中学校长吴康民因在3日晚上离开侨冠大廈的據點而躲过被拘捕。

香港的親共團體在其出版的《戰鬥報》（第六期）散發指導暴徒使用炸彈襲擊警署、軍營、政府合署、銀行、酒店及社區設施的「抗暴小包裹」炸彈襲擊行動手冊
匯豐銀行位於英皇道306號的北角分行捲閘遭港共暴徒掛上寫有恐嚇文字的紙稻草人及放置土製炸彈
1967年10月9日有受鬥委會驅使的左派份子在橫頭磡向街上的人群投擲土製炸彈時，疑因炸彈過早爆炸，該名左派份子自炸身亡，連手臂亦被自己的炸彈炸至飛脫

港府的搜查行動未能立即壓止炸彈襲擊活動，鬥委會在8月將行動升級發動大規模街頭炸彈恐怖襲擊[11]，恐怖份子在港九各處鬧市放置真炸彈及疑似炸彈[80]，當時在電車、巴士、渡輪碼頭及各港九區街頭，都被發現放有土制炸彈或偽造的炸彈，鬥委會意圖造成社會更大恐慌，使港英政府感受更大壓力[77]。

8月9日，根據緊急法令，警隊搜查多間左派學校，又對屢次發表要策動更多街頭炸彈襲擊的《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進行查封[87]。8月9日，《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董事長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及有關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和經理翟暖暉被警方拘捕，三報遭勒令停刊[7]。8月15日，警察逮捕五名记者，其中2人为新华社记者，另外三人是《文汇报》与《大公报》记者。同日警察逮捕长城电影公司的影星傅奇和石慧夫妇，他們在5月间以「慰问团」為名参加九龙英资青洲水泥厂外工人罢工及騷亂，又領導示威者在港督府示威及貼大字報並引發暴動，因為領導及參與暴動而被关入扣押中心。8月18日，教育司署警告9間左校，如作煽動活動將被查封[7]。鬥委會發動的街頭炸彈襲擊除了擾亂市民生活，導致人心惶惶外，更造成多名市民無辜死傷[77]。

8月20日發生清華街慘案，當日下午2時20分先有一枚炸彈在北角英皇道從高處拋向一輛服務中的電車，英皇道698至700號有造成三名分別14至58歲的途人及店員被炸傷。下午4時30分左右，有一對年幼小姊弟（8歲女童黃綺文、2歲男童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時被炸彈炸死，該宗慘案在香港社會觸發公憤[11]。

8月23日，立法局議員簡悅強要求港府將炸彈罪犯判以死刑[7]。

8月25日下午，鰂魚涌、北角、銅鑼灣先後發現多個真假炸彈，西營盤於晚上發生正街炸彈襲擊案，先有一個炸彈被放置在皇后大道西和正街交界的馬路中心，當駐港英軍軍火專家到場拆彈時，再有兩個炸彈從路口旁的樓宇被擲下，三名途人及兩名警員受傷，其中39歲小販鄭國佳傷重不治[88]。

8月28日傍晚發生獅子山爆炸案，當日下午獅子山發現插有三支紅旗的可疑物品，警方通報駐港英軍派員登山檢查，軍火專家華克曼在懸崖上檢驗該件懷疑爆炸品時發生爆炸，他被爆炸的衝力拋落超過61（200英尺）的懸崖下殉職[89]。

9月3日發生灣仔消防局爆炸案，當日銅鑼灣、鵝頸及灣仔不斷有真假炸彈，九龍紅磡亦發生炸彈襲擊，共造成1死28傷，消防副區長簡文在灣仔消防局值班時被炸死[88]。

當時仍然可在市面流通的煙花及爆竹成為左派暴徒製作炸彈的火藥材料，左派非法份子更爆竊及打劫在石礦場及土木工程工地地盤的危險品倉庫盜取硝酸甘油炸藥及引爆器，使做出來的炸彈破壞力大大增強，又在炸彈中加入大量鐵釘及玻璃碎，當炸彈爆炸時可產生更多尖銳的碎片造成更大的殺傷力[90]。為避免左派暴徒繼續輕易取得製作炸彈的材料，港府於9月5日根據緊急法頒布《一九六七年緊急措施（烟火）規則》，香港從9月8日起禁止市民燃放煙花爆竹，並限期交出已購買的相關產品，批發及零售商亦須要繳出煙花爆竹的存貨[91]，同時指示存放有炸藥的88間持牌危險品倉庫，將工程炸藥由地盤的私人倉庫轉移到政府倉庫保管，避免有更多高性能炸藥落入恐怖份子的手中[92]。9月24日，港督戴麟趾返回香港[7]。

香港社會除了要面對左派團體的連串發動炸彈襲擊，由於1966年秋季至1967年的夏季香港持續天氣乾旱，港府在1967年2月起開始分階段實施限時供水，港府在5月起向中方提出購買淡水應付乾旱，但中方一直拒絕回覆購水要求[93]，港府惟有進一步縮短供水時間，至7月13日隔4天供水4小時，減慢食水消耗，可是《大公報》等左派媒體卻宣稱為港府故意限水刁難居民[93]，又將節水措施稱作「政治制水」，左派團體更將當時香港緊缺的食水當作鬥爭的武器[94]，左派工會會所故意將食水水喉接駁到污水渠蓄意虛耗食水，水務局採取行動截斷蓄意浪費食水的左派工會水錶[95]，直至8月中旬颱風「愛莉斯」及「姫蒂」為香港帶來豐裕降雨，港府宣布8月23日起全日供水數天[96]，8月28日港府為準備即將來臨的旱季決定每天供水4小時，至9月初因儲水量達標及有部分水塘滿溢，港府宣布9月6日起恢復全日供水[97]，同時呼籲市民仍要節約用水。9月26日，港府為提防中方不履約供水及需要確保水塘的存水量足夠渡過整個旱季，故此恢復每天供水4小時。10月1日上午10時，中方恢復供應東江水[7]，港府表示全日供水將可維持至下年春季，但強調即使中方恢復供水，港府也絕不會向港共搗亂份子作出讓步[98]。

10月4日，《大公報》記者黃澤被判入獄5年[7]。當時左派份子放置的炸彈須由英軍拆彈專家拆除，有警察嘗試移除造成交通阻塞的可疑物品，但曾經發生炸彈爆炸造成死傷。左派恐怖份子發動炸彈襲擊時亦曾經害人終害己發生被自己的炸彈炸死的意外，如在10月9日左派恐怖份子於橫頭磡東道與鳳美街交界處設置炸彈陣陷阱，當警察到場調查時再投擲炸彈，企圖炸死警員，但遇襲的警車及時避開，而其中一名恐怖份子向警車投擲炸彈時，炸彈提早爆炸，該名左派恐怖份子的右手手臂當場被炸飛[99]，全身被自己的炸彈炸至遍體鱗傷，於送院途中斃命，另有三名無辜市民在這場恐襲中被炸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参见：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1967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要求香港政府於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左派報館的出版禁令及释放19名被关押的左派記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100]。8月22日，北京英國代辦處遭紅衛兵焚毁[7]。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被闖入的红卫兵殴打[101]，又强迫他在毛澤東像前下跪，他堅持拒绝，但被打至頭破血流[102]。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納德·霍普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干预，将我们撤离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101]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103]。

另外，中國政府為報復香港法院在1967年7月19日判處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獄，1967年7月21日將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安東尼·格雷軟禁[7]。1968年4月12日，格雷首次獲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探訪[7]。駐華代辦霍普森直至1968年8月14日終獲離境許可，從北京飛抵香港，而港督戴麟趾獲延任一年[7]。記者格雷至1969年10月4日才獲得釋放[7]。

清華街慘案及林彬被燒死
条目：清華街爆炸案和林彬 (播音員)
《華僑日報》在8月26日報道林彬被左派暴徒縱火襲擊，搶救無效逝世，並表示這宗左派恐襲令全香港市民憤慨

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暴行予以批評，譴責左派份子在香港各區街頭周圍放置炸彈[11]。1967年8月20日下午，七歲女童黃綺文與她年僅三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期間被一枚經過偽裝的炸彈炸死[104]，該宗慘案震驚香港社會[11]，其後林彬在商業電台以《欲罷不能》為節目主題，譏諷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動，譴責左派暴徒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105]。親共報紙《大公報》及《文匯報》都沒有報導清華街有兩名兒童被暴徒炸死的消息[93]，卻在新聞版發文揚言要對林彬不利，《文匯報》更在報導中將林彬的名字都以諧音改為「臨殯」[13]。

8月24日，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及其弟林光海駕車上班途中，遭人投擲汽油彈死[7]。林彬離開窩打老道山寓所前往商業電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兩名喬裝成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將林彬駕駛的汽車截停，再放火將林彬及其同車的堂弟林光海燒至重傷，兩人分別在8月25日及8月30日在醫院傷重不治[106]。林彬在救護車上一度甦醒，並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107]

林彬和堂弟被燒殺的當天中午，左派媒體《新晚報》即刊出「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宣布林彬四大罪状：

  1. 通过电台散播仇视伟大祖国的言论；
  2. 勾结美英帝国主义，投靠蒋邦；
  3. 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鸣锣开道；
  4. 污蔑爱国同胞是暴徒为港英当局的血腥镇压歌功颂德。

由於1967年的香港不但沒有手機，亦未有傳呼機，就連固網電話也不多，當年的新聞科技由編採、寫稿、排版至印刷在報紙上實體發行的連串工序並不可能在3小時左右完成[108]，《新晚報》卻於當日中午便印刷好實體報紙在市面發行，以半版篇幅鉅細無遺描述在上午近9時「突擊隊」燒殺林彬的經過，並且附上「突擊隊司令部」公告及其「四大罪狀」，故此社會輿論都認為左派團體是早有預謀及已計劃好殺害林彬[108]。《大公報》在林彬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中有人匿名稱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並稱仍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109]。

殺害林彬的兇徒仍然逍遙法外，林彬的遺屬由民國政府接往台灣居住，民國總統蔣介石在1968年8月發出總統令褒揚林彬[110]，靈位入祀台北忠烈祠。

暗殺名單及金庸避走新加坡
《香港夜報》在1967年7月7日刊登「漢奸群像」，圖左起的查良鏞（金庸）、彭富華、李福樹、徐家祥，大篇幅宣稱這四人已被中共當局列入首批漢奸名單，將要被執行「民族紀律」的最重刑罰
由於左派份子利用郵包發動炸彈襲擊，包括匯豐銀行、怡和洋行、中華廠商會均收到藏有爆炸品的郵包，香港警方在1967年8月宣布將啟用從美國購入的X光機查找郵包炸彈，同時呼籲市民切勿接納來歷不明的郵包，如對郵包的內藏物有懷疑，應聯絡警方協助檢查
参见：金庸

《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對於“六七暴动”的态度十分明確，在報章內表明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顛覆港英政府的暴動[111]，親中共組織則將金庸稱為“汉奸”、“走狗”、“卖国贼”及“豺狼镛”等等，不斷進行诅咒及辱骂 ，而在香港的一家主營中國貨品零售的百貨公司於橱窗的顯眼位置，擺放出暴動份子眼中的“十大汉奸”宣傳品，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並且图文并茂。《香港夜報》等左派媒體在7月7日刊登被中共當局列為漢奸的首批四人名單，其中包括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聲稱名單內的「漢奸」將會被執行「民族紀律」的最高刑罰[112]。

林彬在8月24日被杀害后，金庸被親共份子列入六人暗殺名單中的第二位[113]，其他五位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樹及簡悅強、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112]、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及《真報》社長陸海安[114]，其後金庸的住所收到郵包炸彈[115]，幸運的是查宅發現郵包的來歷可疑後有所警覺，遂通報警方由軍火專家檢查及將炸彈拆除。金庸一家受到暗杀威胁，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金庸说：“顺便到新加坡巡视业务，那边有张《新明日报》。”而《新明日报》是他先前於1967年3月和斧標驅風油創辦人梁潤之在新加坡聯合創刊的。

金庸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116]。金庸離開香港後，承印《明報》的建明印刷廠曾經被捣乱，亦曾經有數百名左派暴徒闖入當時《明報》編輯部所在的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厦[117]，準備對《明報》大肆破壞，不過《明報》早有防範，已將《明報》門口的招牌和標示辦公室位置的指示牌全部移除，並且重門深鎖，左派暴徒在大廈內花了半小時都找不到《明報》編輯部，及後警察趕到，《明報》辦公室才避過燒砸之災[117]。金庸回港後受到香港政府保護至1970年代末。

炸彈浪潮持續
《星島日報》在1967年11月6日報導港共恐怖份子昨日在香港島多處發動炸彈襲擊，銅鑼灣怡和街炸彈爆炸有1名督察被炸死、22位市民受傷，灣仔有5名警察被投擲炸彈受傷，另一則標題報導香港市民發揮警民合作的精神，協助警方擒拿6個投放土製炸彈的港共暴徒，其中1個暴徒是被自己的炸彈炸傷就擒

8月26日，《大公報》記者黃澤在中環示威集會時被捕[7]。

炸彈襲擊浪潮到1967年10月仍然持續，10月13日一名在英文中學就讀的學生在莊士敦道炸彈襲擊電車事件中遇害。同日，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抵達香港訪問8天，左派份子將炸彈恐襲升級，又驅使左派學校的師生在鄰近啟德機場的九龍城各主要道路放置炸彈，在石寶德訪港期間發現的真假炸彈超過600枚[118]。10月16日，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到香港視察，表示暫未見有必要將放炸彈者處以死刑[7]。

同年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振市民的信心及加強社會凝聚力[119]，於10月30日舉辦為期七天的「香港週」推廣「香港人用香港貨」及振興香港工商業[120]，此舉被認為是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在「香港週」舉行期間左派份子發動多宗炸彈襲擊。

11月5日是「香港週」的最後一天，當晚銅鑼灣發生造成1死22傷的怡和街爆炸案[121]。警務處交通部高級督察麥基雲在銅鑼灣怡和街將一個阻塞道路的可疑旅行袋移到路旁，再蹲下檢查旅行袋時，收藏在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麥基雲被炸斷手腳當場死亡，另有22人被炸傷。

11月7日，庇利羅士女子中學10多名女生在校內籌款被捕[7]。

11月8日，旺角荔枝角道炸彈爆炸有三名無辜市民被炸死，當中一名死者是10歲女童，另有一名12歲男童因眼球被炸彈碎片擊破致右眼永久失明，放置炸彈的兇徒羅水欣亦被自己的炸彈炸傷[122]。

暴動終被平息
《工商晚報》在1967年11月28日報導昨晚中華中學有學生在校內六樓的實驗室協助左派暴徒製作炸彈時發生意外爆炸重傷，並刊出新聞圖片（左上角）報導該名遭自己的炸彈炸至血流披面的中華中學學生被抬上救護車，在右下角的圖片以圓圈標示中華中學的正門放有可疑物品

11月15日，鬥委任意之及廖一原被警方拘捕[7]。11月下旬鬥委會及左派工會開始未能向參與炸彈行動組的罷工工人發放罷工生活費及炸彈行動費[123]。

左派份子在各區放置真假炸彈的行動越趨失控，其後連左派學校的校園、左派機構的門口也出現炸彈，炸彈襲擊浪潮波及到左派自身[124]，但暴徒仍然繼續利用左派開辦的學校製造炸彈。

1967年11月27日晚上，位於中西區卑利街的中華中學發生爆炸事故，該校的18歲學生蕭偉文在校內六樓的實驗室協助港共暴徒製作炸彈時發生爆炸，蕭姓學生把自己的左手炸斷[125]，重傷昏迷，警方到場後拘捕另外5名男子[126]，並且在校內起出一批炸藥及硫磺硝酸鉀、氯酸鉀等炸藥原料[127]。由於事態嚴重，教育司署在11月28日宣布即時封閉中華中學至下翌年8月15日，該校學生的家長可聯絡教育司署安排子女轉校[128]，警方則搜查多間左派學校，撿獲大批武器及爆炸品，過程中需召喚軍火專家將撿獲的炸彈引爆，其中在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有108名師生被帶走協助調查[129]。

1967年12月2日，中華中學校長兼鬥委黃祖芬被警方政治部探員拘捕，與若干被捕鬥委成員一同囚禁於摩星嶺集中營[7]。12月11日，參與罷工之左派的士司機抗議受鬥委會操控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大幅削減罷工補助費達六成，無法應付生活需要，在左派的士司機施壓下「摩總」准許罷工的會員復工[130]。

港府宣布每年一度的工展會不會因為左派非法份子的炸彈威脅而停辦，第25屆「銀禧工展會」如期於1967年12月5日開幕，為期36天的工展會在展銷攤位及文娛活動的規模均比以往盛大[131]，左派媒體批評港府仍要搞工展會只是為了粉飾太平，左派暴徒則恐嚇將會發動更多炸彈襲擊，由於多個月以來左派發動的暴力恐怖襲擊不斷造成無辜市民死傷，左派人士在香港社會被邊緣化並陷入孤立，社會主流輿論普遍支持港府強硬對付鬥委會等左派暴力團體，香港市民對左派組織及在背後支持這場暴動的中共產生的厭惡亦日益加深。1967年12月中旬，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團體停止炸彈襲擊浪潮[132]，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遂漸告平息[107][109]。

港督延任及特赦罪犯
《工商晚報》在1967年12月6日報導港督戴麟趾於昨日下午主持第25屆銀禧工展會開幕典禮時致辭，戴麟趾表示香港今年面對很多困難，包括共黨鬧事、嚴重、交通受到嚴重擾亂等等，但是香港的經濟活動依然增加，香港仍是一個有衝勁及活力的社會，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下，香港今年的工業出口保持增長，工業生產增加，聘請了更多工人，足見香港的堅固及日益堅強，對於那些由政治煽動的不法行為，戴麟趾向香港市民保證港府有決心、有能力應付

港督戴麟趾的任期原定於1969年4月屆滿，英國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長戴麟趾的任期至1970年4月[133]，戴麟趾其後於1969年及1970年再獲留任，至1971年10月才結束共7年半的港督任期返回英國，並由麥理浩接任港督一職。

1968年8月14日，因學生在校內協助左派暴徒製作土製炸彈而發生爆炸事故的中華中學，其學校註冊被教育司署取消，不能在勒令封閉期於當月屆滿後復課[7]。1968年8月28日，原本抵制香港考試的5間左派學校向教育司署申請參加1969年度的香港中學會考[7]。

1969年9月5日，香港政府特赦六七暴動的部分犯人，13名囚犯獲縮短刑期，10月2日最後一名被囚的左報記者黃澤出獄[7]。

部分死亡案例

警員杜雄光殉職
条目：高士打道爆炸案

1967年10月13日晚，左派人士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78至180號（現在的華懋世紀廣場）將一個藏有炸彈的紙袋放在馬路的中心，見習督察史丹頓與杜雄光等警員於晚上7時許在現場戒備，期間有10餘名市民從路旁的樓宇步出，警察即高呼叫他們離開現場，但有兩人未離開，三個警察於是上前呼籲，但放在路邊的紙袋突然發生炸彈爆炸，杜雄光當場被炸至重傷，送抵醫院後不治。當時在場的史丹頓及警目葉金有亦被炸傷[134]。同日亦有一名乘搭電車的中學生唐德明於灣仔莊士敦道被投擲炸彈炸死。

杜雄光遺體於10月18日出殯，安葬於沙田大圍穀寮墳場。1968年1月，死因裁判法庭裁定杜雄光“死於被一名或多名身份不詳人士謀殺”[135][136]。

高級督察麥基雲殉職
条目：怡和街爆炸案

1967年11月5日，高級督察麥基雲駕駛電單車途經銅鑼灣怡和街時，因為發現一個可疑旅行袋被放置於電車軌，造成交通癱瘓，他把該可疑旅行袋移走時，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麥基雲當場被炸死，手腳亦遭炸斷。

石硤尾殺警案
条目：石硤尾殺警案

1967年11月28日下午4時許，警員薛振鴻與另一名同袍於石硤尾一帶巡邏，期間薛曾於巴域街近石硤尾新區第七座處稍作停留，此時突有三名激进分子出現，薛振鴻遭激进分子從後襲擊，激进分子先把薛按在地上，然後以三角銼等利器向薛亂刺，激进分子於行动後數分鐘逃去無蹤，並搶走薛之配槍及六發子彈，薛倒臥於血泊之中，其左臂仍插有一把三角銼，送院後證實死亡。

錦田殺警案
在1967年12月9日於錦田被左派暴徒奪槍及槍殺的殉職警員李觀生出殯

1967年12月9日，警員李觀生與另一名同袍在錦田警崗附近一帶巡邏，在距警崗30米祠堂村口華昌米酒莊處遭兩名左派人士搶奪佩槍，左派人士向李連轟兩槍，李負傷步回警崗，撥打直線電話報警，後於警崗內失救傷重死亡。

警方及政治部連日行動中共拘捕30多名左派分子，懷疑與案件有關，包括疑兇羅倫、左派打石工會主席兼鬥委會成員劉三、鍾德及前警員蘇長壽等，被捕人士當中，有不少均與一左派武裝組織「新界戰鬥行動組」有關。

至於另一名疑兇何祥（又名何樹祥），警方相信該人為黑社會成員，與8月份尖沙咀一宗金鋪劫案有關，並於此宗殺警案中搶走警槍，案發後一直在逃，據說何祥在潛逃内地期間，自行把兩把從死者及另一名警員手中奪得之警槍交予當地的武裝組織，使警方無法尋回有關失槍。

至1971年9月22日，何祥於爆竊上水滙豐銀行分行期間失手，其後在八鄉一間木屋被捕。最高法院於同年12月判處何祥死刑，至翌年3月獲港督麥理浩發落，改為25年有期徒刑。

荔枝角道炸彈襲擊
条目：荔枝角道炸彈襲擊案

1967年11月8日晚旺角發生炸彈襲擊，太子道近荔枝角道交界有十餘人企圖發起騷動，有人投擲炸彈襲擊到場的警車，警方防暴隊開槍，當場擊斃兩名激进人士，其中一人手上仍握着炸彈（另有說法指該兩名激进人士遭自己的炸彈自炸身亡），同時有輔警乘巡邏車經過，發現有人於馬路渠邊放置炸彈，輔警於是下車當場拘捕放炸彈的歹徒羅水欣，就在警察把羅水欣押上警車之際，該枚炸彈發生爆炸，導致至39人受傷[137]，包括7名輔警，其中3名傷者（張雲、周雲英、文圖業）後來傷重不治，男童胡漢傑在大廈二樓家中做功課時遭炸彈碎片擊中致右眼永久失明[138]。

該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遭警方擊斃的兩名左派分子和三名遭炸死的市民。涉嫌放置炸彈的羅水欣後被控三項謀殺罪，高等法院於翌年2月29日裁定三項誤殺罪名成立，判處羅水欣入獄12年。

左派媒體觀點的示威者死亡细节

左派媒體宣稱左派示威者由港英政府於和合石墳場安葬，1973年当年的暴動參與者将这些死难者合葬于一處金塔區。总共有16名死难工人被合葬：徐田波、黎松、邓自强、鄒松勝、羅進苟、李安、何楓、鄭浙波、馬烈、章集、盧漢彬、蔡惠南、余秀文、麥志華、蘇全及何瑞祺[139][140]。

機械部工人徐田波死亡

防暴隊數百人在工務局機械部工人舉行抗議大會時衝入，發射催淚彈鎮壓，拘捕四百工人，6人被起诉，工人徐田波被捕後死于黃大仙警署，死因庭裁定徐田波“死於意外”[141]政府發言人聲稱，徐田波於翌日凌晨仍然「看來良好」，至有病態表現時，看守警員召警方醫生到場檢查，後返魂乏術，其遺體於9日下午送抵九龍公眾殮房，又稱徐田波的死亡將會被左派「歪曲和利用」。而左派陣營則認定徐田波是於黃大仙警署羈留期間，遭警察活活打死的，徐田波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142]。

中華煤氣公司黎松、曾明遇难

防暴队在中華煤氣公司，從屋頂發射木彈、催淚彈然後衝入廠房，並拘捕數十人，工人黎松、曾明遇难。按左派媒體說法，警方搜捕期間，黎松被警察開槍射中，後跌落煤氣鼓隔氣水池內死亡；但按照《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收受左派利益參與騷動，而被左派分子打死的[143]。死因庭裁定黎松“死於橫禍，中煤氣毒窒息身亡”。后合葬于和合石坟场。

膠業工會事件邓自强、鄒松勝及羅進苟遇難

6月23日4名警察走近位於旺角廣東道的膠業工會樓下，撕下大字報及標語，此時突有廿餘名左派工人從樓上跑下，以手持的鐵枝、木棍及玻璃樽等襲擊探員，警察隨即拔槍連響20多發，兩名工人中彈，其中一人鄧自強送院後不治。膠業工會随后遭到逾百名防暴隊搜捕，在附近樓宇發射催淚彈。開動水龍頭對付催淚彈，到晚上9時45分攻入拘捕。2名警官重伤。警方拘捕了56人，期間鄒松勝及羅進苟於送院後死亡。

邵氏工人李安遇难

1967年6月24日，警方於清水灣邵氏片場把王煜森和李安拘捕，兩人被送往黃大仙警署拘留，王、李兩人於6月26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受審，李被控以藏有煽動性標語，內容大意為「邵氏資方與美英帝國主義聯合對付中國同胞，顯露其政治陰謀，為提出強烈抗議，邵氏片場……停工一天」，警方称李於“受審期間突然暈倒，於送院期間不治”。左派称李安及王煜森被提上法庭時，已無法站立，結果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144][145]。左派称由法庭送院期間，右腎爆裂，傷重死亡。在李安死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張錦賢、陳文沾、張應其）隨後被捕，各人被控以謀殺李安及傷害王煜森身體，三警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分別被判入獄八年及六年。不过翌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李安本人亦與徐田波等被左派陣營視為「烈士」，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合葬於和合石墳場。

九塢勞聯工會書記何楓

7月14日警察攻入红磡宝其利街的九塢勞聯工會，冲突中書記何楓被打死，后下葬于和合石墳場。死者头部有枪伤，子弹贯穿两侧太阳穴，遗体曾被解剖[146]。

纱厂工人余秀文，冷气学徒熊兴泽被当街枪杀

7月16日纱厂工人余秀文行经荃湾沙咀道，被駐港英军警用密集的卡宾枪扫射，子弹穿过头部，重伤垂危，后经同胞送往荃湾工人医疗所，抢救无效死亡。同时，英軍（左派媒體常將香港警察稱作英軍）又在荃湾众安街向一座楼宇的天台开枪，把一名示威者打死。

16日晚，“防暴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一名青年熊兴泽当场被击中，送医院后不治身死。西区裁判署于同年11月裁定死于“横祸”[147]。

搬運工人鄭浙波、馬烈遇害

7月9日傍晚，福建中學15歲學生許自朗於西環校舍門外派發文匯報及大公報出版的聯合號外，期間遭到防暴隊的拘捕，數名搬運工人見狀即上前干涉，发生冲突，有人以鐵鈎襲擊警員，在外圍的防暴隊向搬運工人開槍，其中鄭浙波及馬烈身中多槍，傷重死亡。事件中亦有一名警察林寶華殉職，另有一名搬運工人被捕。西區裁判署於同年11月19日就鄭浙波及馬烈之死因展開研訊，至11月23日審結，裁定死於“合法槍殺”。李鴻發，搬運工人，被捕時43歲，六七暴動期間於西環福建中學門外的騷動事件中被捕，被判入獄四年半，1970年9月27日刑滿出獄[146][148][149][150]。

東頭村示威何瑞祺遇害

8月29日，東頭村示威期間，冲突中機器工人何瑞祺被警察開槍射死，死因庭於同年10月裁定死於“合法槍殺”。

工人章集死亡

因參與罷工被解僱的工人章集，於8月30日與一群左派暴徒在深水埗街頭放置真假炸彈，後遭“防暴隊”槍傷，章集隨後被捕。在醫院留醫期間因肺炎在9月3日死亡，當局至9月5日方通知其家人到殮房認屍[151]。

国庆烟花事件盧漢彬遇难

10月1日，港府禁放煙花及鞭炮，左派人士決定沖擊該法令。有中國貨輪停泊在西環燃放煙花市民围观。左派媒體宣稱警方出動船隻及直升機包圍中國貨輪；岸上則有數百防暴隊，冲突中開槍殺轮船起落工人盧漢彬、拘八十餘人，其遺體於10月4日運往和合石墳場下葬，至1973年與另外15名遇難工人遷葬至一個金塔段內。西區裁判署於翌年2月15日就盧漢彬之死因展開研訊，裁定死於橫禍[152]。

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

鄧全因為非法集會及參與暴動合共被判入獄六年。鄧全於1969年12月10日在監獄因病在監獄醫院接受治療，於12月26日因病程惡化被轉到瑪麗醫院診治，12月29日因肝炎病逝，遺體移交予家人後葬於柴灣華人墳場。《大公報》宣稱鄧全在獄中飽受折磨罹患肝病而死。1970年1月15日，死因庭召開死因聆訊，鄧全雖被判入獄六年，但獲減刑至五年，鄧全在12月8日因食慾不佳，故向獄方求診，當時有肝病症狀，監獄醫生為他提供注射治療，而他日常的飲食除了麵包、牛奶和米粥外，每日亦有鮮橙兩個，由於情況未見好轉，監獄醫生遂將其轉送瑪麗醫院治療。陪審員一致裁定54歲的鄧全死於自然[153]。

影響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當中包括11名警務人員，一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及一名消防員死难。包括200名警務人員在內的802人受傷，1,936人被檢控。暴動期間的5月至12月共發現8,074個真假炸彈[9]，當中1,167枚为真炸彈[154]。

經濟損失

六七暴動造成香港經濟嚴重損失，宵禁減少了市民夜生活的消費，港九宵禁雖然隨後解除，鬥委會卻於7月發起街頭炸彈襲擊浪潮，多名無辜市民在炸彈襲擊中死傷，由於許多炸彈被放置在車站、碼頭、市場、學校及銀行等居民生活設施，市民都人心惶惶，擔心自己成為左派炸彈襲擊的下一個遇害者，當時市民就連日常上班上學都會有強烈的不安感，有部分較富裕的家庭變賣資產移居海外，導致香港出現於二戰後的第一波移民潮[155][156][157]，炸彈襲擊造成社會動盪，廠商接單困難，繼而貿易萎縮，對當時出口主導的香港經濟造成打擊，並引發六七股災，恆生指數在1967年8月31日下跌至58.61點的歷史最低收市點數，六七暴動期間在香港的中資銀行更發生擠提[158]。縱使鬥委會企圖破壞香港經濟迫使港府屈服，但由於左派發起的暴動未有得到普羅大眾的支持，即使左派利用炸彈襲擊製造社會恐慌，香港社會各界依然盡力維持社會經濟的運作，港府在1967至1968年度仍錄得1.3億港元的財政盈餘，比上一個年度還多[159]。有評論稱商人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及郑裕彤均認為左派份子為響應文革而在香港發起動亂不得民心，看好港府最終能平息這場左派暴動，於是趁六七暴動的房產低位买入資產，其中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隨著進行炸彈襲擊的左派團體被香港大眾市民孤立，暴動於同年12月被港府基本平息，香港經濟恢復快速增長，這四位商人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160]。

公共小型巴士政策

六七暴動期間，專營巴士及電車經常受到左派暴徒襲擊，雖然巴士司機普遍沒有響應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但巴士及巴士總站多次被縱火，更有暴徒使用土製炸彈襲擊巴士和電車，很多巴士路線被迫中斷服務，有部分更沒有恢復，又因專營巴士的路線和班次較為固定，和電車一樣容易受到左派暴徒攔截及施襲，而非法載客的白牌車因為路線靈活，可以避開發現炸彈或發生襲擊而擠塞的道路，在暴動期間發揮了輔助維持公共交通的作用，政府亦放寬執法，暫時容許白牌車駛入市區載客，當時俗稱「九人車」的9座位客貨車一度大行其道[161]，雖然港府於平息六七暴動後強調經營白牌車非法，但經檢討後同意白牌車可作為輔助專營巴士服務的角色，促成在1969年設立發牌制度[162]，取得客運登記證的白牌車後來成為紅色小巴，之後還在專營巴士以外設立路線招標制度產生綠色小巴，公共小巴由此成為香港公共交通的組成部分之一。

港府提升社會凝聚力

港英政府雖然在1960年代初已開始著手改善勞工及福利政策[163]，但當時遭到商家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僱用大量製造業勞工的華資廠商的大力反對，六六騷亂及六七暴動後，港府認為有充分理由排除工商界的阻力，落實修訂勞工法例，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8年成立民政處（即後來的民政事務總署），此外香港也在同年直接成立鄰舍輔導會和香港公益金等組織，舉行百萬行等活動提倡互助精神。暴動亦間接催生香港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及房屋等多方面的改革。政府同時發現青少年在空閒時間因為缺乏可供參與的康樂活動，容易被左派團體及三合會等組織招攬從事不法活動，故此在社區大幅增加文娛和康樂活動，增建球場、運動場及游泳池等康體設施，並且設立郊野公園[164]，提供燒烤場及露營地點[165]。政府在暴動後的1969年12月舉辦的香港節，就是當中的一個重要節目，藉以加強青年對香港的向心力。此外，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也在1968年7月開設林務營以解決青少年問題[166]。

警隊冠上皇家榮銜

香港警隊成功止暴制亂平息六七暴動及以忠誠勇毅應對鬥委會發動的連串炸彈襲擊，備受讚賞，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於1969年向香港警隊授予「皇家」封號，並由雅麗珊郡主出任榮譽總監[167]，自此稱為「皇家香港警察」，而香港輔助警察隊亦更名為「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為止[168]。

六七暴動後，港督戴麟趾意識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原有《防止貪污條例》的不足，於是在1971年5月制定《防止賄賂條例》，以加重針對貪污的罰則、擴大懲治範圍、以及賦予反貪污部更大的權力去偵查貪污案件[169]。麥理浩於1971年接任港督後，著手肅貪倡廉，創立專門撲滅貪污罪行的廉政專員公署。

至今每逢談到過激行為或選舉的時候，親共左派政黨和社團當指责他人的言行時，民主派則反指責香港左派及港共政團在六十年代犯下放炸彈、殺人放火、燒死林彬的暴行[170]。

評論
《南華早報》位於中環威靈頓街1至3號的報館在1967年9月4日遭到左派暴徒投擲兩枚土製炸彈襲擊，其中一枚炸彈在正門附近發生爆炸，另一枚未爆的炸彈則由軍火專家拆除

曾任左派报纸《大公报》副编辑的羅孚1982年被指控为间谍，在京軟禁10年後返回香港，在1993年3月15日《當代月刊》，撰寫《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就表明“自我反省”。晚年坦言對自己的文宣感到悔恨：「四十多年來我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被认为是第一个愿意为激烈行为道歉的人士[171]。

1978年，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开港澳工作会议。会议重申中央对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其称：“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所谓‘反英抗暴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做法，企图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与中央的方针不符合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172]

2015年5月，當年的六七暴動領導人楊光逝世之後，吳康民在香港明報撰文回顧暴動事件，關於暴動的本質，他認為是「在內地『文化大革命』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但實際上，「『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而「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香港政府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至於當時導致傷亡、破壞的各種暴力行動，吳康民指出：「……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173]

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174]:31、「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174]:36、「『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174]:37[175]。

程翔稱，時值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夺了周恩来的外交系统权力，改变港澳政策，让左派挑事，并非左派声称的自发爱国反帝国主义。香港左派「不要以为反正身边有几十万工友，随便斗他一场不要紧。」周恩来问毛泽东收回香港是否有意，毛泽东说没有，周恩来便藉此叫停。

中國政府对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引發的騷亂看法负面，故香港左派不参与，左派媒體《大公报》和《文汇报》强烈谴责破坏秩序，認為天星小輪加價騷亂純屬滋事份子聚眾搞事，支持港府儘速鎮壓，但在六七暴動中却强调反帝反压迫，這是因為六七暴動中的香港左派已受到文革思想的影響。左派在1967年8月企圖將8400把甘蔗刀運送到香港，用來加強武裝左派，要將香港的武鬥升級，但途中被吴荻舟拦截，吴荻舟因此被造反派以「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罪名软禁下放劳动[176]。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梁上苑認為將1967年的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恰當的，當年的新華社香港分社本身受到極左派思想的影響，帶頭製造事件，責任則轉嫁中共中央，左派群眾盲目服從領導，甚至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指示[177]。

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勞思光教授認為港共在香港發動紅衛兵式的動亂，香港民眾之所以極為抗拒及反感，正是因為港共過分無能、過分狂妄、過分無理性所致，使民眾覺得港共代表的東西比殖民地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更為可怕[177]。

前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囚犯編號：28504）曾于六七暴动期间的1967年9月28日被拘捕，並因為散發煽动性标语而入狱，在2014年首度开腔谈及事件，强调自己当年僅僅是在学校派发反对殖民地主义传单，反问道：“这何犯罪之有？”[178][179]，部分六七暴動中被定罪者更要求港府介入司法撤銷當年法庭的裁決[180]。

撰写《香港左派斗争史》的作者周奕在1960年代就出任香港《文汇报》记者為左派當年的行為辯護，2007年出席凤凰台何亮亮主持的《时事亮亮点》时谈到，香港左派卷入这场斗争的盈千上万。周奕宣稱事件一开始是由香港警察枪杀13岁理发学徒陈广生引起（其講法被質疑沒有根據並偏離事實，驗屍報告的死因是頭部受硬物重擊致腦部受傷，死因聆訊報告是在大廈走廊被左派示威者投擲的石塊擊中頭部致死），继而在警署内打死徐田波、罗进苟、邹松胜、李安等人。何亮亮認為被压迫的受害人暴力反抗今天遭受到谴责，而对「港英长期的法西斯暴戾行动」反而没有人提及，历史的歪曲莫此为甚。

企圖修改歷史引發爭議

楊光獲頒發大紫荊勳章

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於2001年，向六七暴動期間出任鬥委會主任的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被認為是對鬥委會策動連串恐怖活動並造成無辜市民死傷的暴行擺出肯定的姿態，引起香港社會各界譁然[181]。除楊光外，於1997年至1999年間獲頒授勳章的莊世平、吳康民及李澤添，亦為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委員。據吳康民透露，他在1998年入選授勳名單時，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有意把他從授勳名單剔除，但董建華其後補回[182][183]。

警隊刪改資料

2015年9月，有高登討論區網友發現香港警務處的官方網站介紹警隊歷史的網頁大幅刪改關於六七暴動的章節，包括刪走「左派」、「鬥爭委員會」、「毛語錄」、「恐怖主義」、「紅色肥貓」、「共產黨民兵」等字詞，後被傳媒廣泛報導[184]。其後《蘋果日報》發現警隊博物館沒有繼續展出六七暴動期間，警方從左派陣營繳獲的攻擊性武器、煽動性傳單及大字報，以及由軍火專家拆除的土製炸彈等展品[185]。

六七暴動50周年

2017年5月7日，六七動力研究社及工聯會逾百人到粉嶺和合石舉行公祭，拜祭當年參與暴動者。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亦有出席，他稱當年參與暴动者為英雄[186]。

2017年8月24日，林彬兄弟遇害50周年，採訪報導六七暴動的媒體記者、關心香港歷史的學者、市民和街坊，在林彬和林光海遇害的文福道和文運道交界，於林彬座駕遇襲撞牆的位置，以朗讀當年的報紙、社評、悼文及吹奏哀樂等方式悼念[187]，並且表示當年參與暴動的左派人士近年積極推諉責任，企圖為當年的暴行正名，特區政府亦嘗試淡化左派於當年的暴行及改寫歷史，若然大家遺忘這段慘痛的香港歷史，等同讓六七暴動的歷史被修改及否定[188]。

中學歷史課程內容

教育局於2017年就初中中史科課程內容展開公眾諮詢，當局表示不採納將六七暴動列入課程的建議，期間副秘書長康陳翠華以「雞毛蒜皮」形容有關歷史，而局長楊潤雄亦稱事件「重要性較低」[189]。雖然六七暴動在2020年及2022年被部分教科書收入中史科的中二及中三課程，但篇幅只有半頁至一頁半[190]，描述亦被指模糊焦點，對於成因的描述缺乏交代在香港的中共機關及香港左派社團是受到澳門一二·三事件的鼓舞與中國日趨熾烈的文化大革命影響後伺機發起暴動，而是引導學生把六七暴動當作是1966年天星小輪頭等廂加價引起騷亂的延續，迴避持續半年多及發生連串炸彈襲擊的六七暴動是受到文革造反派思維及極端主義介入的前因後果，使學生難以單從教科書了解六七暴動的成因及經過[191]。

死亡人數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數字，暴動期間死亡人數為51人，包括10名警察人員、1名消防人員、1名英軍人員及39名其他人士[192][82]。

部份死者名單
姓名 身份 年齡 死亡日期
（皆為1967年）		 死因
（死因庭裁決年月）		 備註
陳廣新
（又名陳廣生、陳永祥）		 理髮學徒 13 5月12日 橫禍
67年10月4日，北九龍裁判署		 黃大仙男童被石塊擲斃案，於5月12日在黃大仙徙置區的大廈走廊被示威者投擲石塊之類的硬物擊中頭部，引致頭骨壓傷腦部受傷而死。
徐田波 工務局機械部工人 42 6月8日 意外
67年8月		 被捕後在黃大仙警署拘留期間死亡，12條肋骨斷裂[141]。
黎松 中華煤氣工人 52 6月8日 橫禍，中煤氣毒窒息 按照《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參與本次事件，而被激进分子打死的[143]。
曾明 中華煤氣工人 29 6月8日 橫禍，浸溺吸入煤油污漬窒息 按照《工商日報》說法，黎松和曾明因拒絕參與本次事件，而被激進份子打死[143]。
鄧自強 膠業工人 30 6月23日 合法槍殺
67年10月		 警方搜捕膠業工會期間，被警察開槍擊斃。
鄒松勝 膠業工人 34 6月24日 意外 被捕後於法庭過堂當日感到不適，送院後不治斃命。驗屍期間發現脾臟爆裂。
羅進苟 膠業工人 30 6月24日 橫禍
67年10月		 警方搜捕膠業工會期間，從高處躍下逃走受傷，翌日不治。
李安 邵氏工人 45 6月25日 謀殺 由法庭送院期間被警察打死，右腎爆裂，傷重死亡。事後3名警務人員於同年11月被控誤殺，其中警目張錦賢入獄8年、警員陳文沾及張應其入獄6年，至68年1月上訴得直，當庭釋放。
馮燕平 警目 40 7月8日 編號4009，於沙頭角槍戰中被越境的中國武裝人員殺害。
江承基 警員 19 7月8日 編號8868，於沙頭角槍戰中被越境的中國武裝人員殺害。
模罕默馬力
（Mohamed Nawaz Malik）		 警員 28 7月8日 編號3033，巴基斯坦裔，於沙頭角槍戰中被越境的中國武裝人員殺害。
加薛阿密
（Khurshid Ahmed）		 警員 27 7月8日 編號3015，巴基斯坦裔，於沙頭角槍戰中被越境的中國武裝人員殺害。
黃來興 警員 27 7月8日 編號7266，於沙頭角槍戰中被越境的中國武裝人員殺害。
張天生 武裝份子 41 7月8日 中國武裝人員，於沙頭角槍戰中在香港境內被香港警察擊斃。
鄭浙波 搬運工人 32 7月9日 合法槍殺 於西區被警察開槍擊斃。
馬烈 搬運工人 43 7月8日 合法槍殺 於西區被警察開槍擊斃。
林寶華 警員 21 7月9日 橫禍
67年11月		 編號9424，鄭浙波和馬烈被射殺後，最初報導於西區被群眾以鐵鈎刺死，但法醫驗屍期間在身上發現彈孔，死因庭認為林可能被流彈擊中胸部致死[148][149]，由暴動人士編撰的《香港左派鬥爭史》宣稱林寶華的死因是被同僚槍擊，是港英心戰室的手段之一[150]。
蔡惠南
（又名蔡南）		 油漆工人 27 7月10日 橫禍 於莊士敦道參與騷亂期間向防暴隊擲玻璃樽，被一名警司以卡賓槍擊斃。
李振興 傢俬工人 35 7月10日 謀殺
67年10月，西區裁判署		 於莊士敦道近三角街口之騷亂中被刺傷胸部，後不治斃命，死者曾被誤傳為一名陳姓電車司機。
李四 左派人士 48 7月11日 合法槍殺
67年11月		 於灣仔莊士敦道被警察開槍擊斃。
麥志華 木工 7月12日 合法槍殺
67年10月		 於深水埗元洲街參與騷動期間，被警察開槍擊斃。
（未悉） 左派人士 7月10日 於旺角豉油街中槍身亡。
何楓 九龍船塢勞聯職員 34 7月14日 警方搜捕工會期間遭擊斃。
（未悉） 左派人士 7月14日 於新填地街中槍身亡。
余秀文 會德豐紗廠工友 23 7月15日 於荃灣被警察開槍擊斃。
熊興澤 冷氣學徒 15 7月16日 橫禍
67年11月，西區裁判署		 於灣仔被輔警以鐵沙槍擊斃。
蘇全 紗廠工人 28 7月26日 合法槍殺 一輛滿載乘客的九巴6號線雙層巴士駛經旺角彌敦道近奶路臣街交界被左派人士攔截及襲擊，乘客下車逃生期間巴士遭投擲炸彈，車長和乘客受傷，蘇全此時向巴士的輪胎潑易燃液體及縱火，被趕到的警察開槍擊斃[193]。
何傳添 漁民 62 8月9日 於6月24日沙頭角暴動中涉恐嚇警察幫辦，被判簽保守行為，8月9日死於深圳人民醫院。
黃綺文 市民 8 8月20日 謀殺
67年11月9日，西區裁判署		 清華街爆炸案，這兩名兒童是一對姊弟，於北角清華街遊玩時，因為觸撞到一枚土製炸彈而一同被炸死，警方在8月22日懸紅2萬5千港元緝兇[88]。
黃兆勳 市民 2 8月20日
林彬
（原名林少波）		 商台廣播員 37 8月25日 謀殺 於8月24日早上駕車返回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遭遇伏擊，被縱火燒至重傷，翌日不治，同車的堂弟林光海也於月底不治，警方懸紅5萬港元緝兇[88]，商業電台追加多十萬港元，合共懸紅十五萬港元。
鄭國佳
（亦作鄭漢佳）		 小販 39 8月28日 謀殺
67年12月7日，西區裁判署		 正街炸彈襲擊案，8月25日晚在西營盤皇后大道西和正街的十字路口發生連環炸彈襲擊，其中一枚土製炸彈從附近樓宇被擲下及爆炸，鄭國佳被炸彈碎片擊中右上腹，延至8月28日不治，事後警方懸紅5萬港元緝兇[88]。
華克曼
（Colin Charles Workman）		 英軍中士
軍火專家		 26 8月28日 獅子山爆炸案，在獅子山懸崖移除土製炸彈時發生炸彈爆炸，墮崖殉職，2010年獲追贈伊利沙伯十字勳章[194]。
何瑞麒 機器工人 21 8月29日 合法槍殺
67年10月		 於黃大仙東頭村示威期間，被警察開槍擊斃。
林光海 商台技工 22 8月29日 謀殺 於8月24日乘坐堂兄林彬的座駕前往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被縱火燒至重傷，8月29日不治[195]。
簡文
（Aslam Khan，又譯簡民）		 巴籍助理消防區長 22 9月3日 謀殺
67年12月14日，西區裁判署		 灣仔消防局爆炸案，於灣仔消防局被擺放在堅拿道電車站的土製炸彈炸死，事後警方懸紅5萬港元緝兇[88]。
章集 九巴工人 9月3日 自然 在深水埗參與騷亂期間中槍被捕，後於醫院患肺炎死亡。
邱進友 馬會工人 9月20日 攜帶土製炸彈期間，於上水金錢村軍營附近炸彈發生爆炸致死，與他同行的曾梅亦被炸至重傷，事後曾梅被控非法藏有爆炸品罪名，入獄9年[196]。
盧漢彬 輪船起落貨工人 29 10月1日 橫禍
68年2月		 西區有人非法燃放煙花爆竹，在觀看期間被防暴隊從後開槍擊斃。
（未悉） 激进分子 約30 10月9日 於橫頭磡徙置區放置炸彈期間被炸死。
杜雄光 警員 19 10月13日 謀殺
68年1月10日，西區裁判署		 編號6990，灣仔告士打道爆炸案，因為有可疑物品被放置於馬路上，與同僚疏散市民期間，藏於手挽紙袋內的一枚炸彈發生爆炸，三名警察當場被炸傷，杜雄光於送院後確定死亡，警方於10月14日懸紅5萬港元緝兇。
唐德明 中學生 19 10月13日 謀殺
68年1月，西區裁判署		 莊士敦道炸彈襲擊電車案，乘電車返回北角寓所的途中，當電車駛至莊士敦道近克街交界時，有一枚炸彈從路旁的樓宇被擲下及發生爆炸，12人受傷，其中唐德明因被炸彈碎片擊中頭部重傷，送院搶救至翌日凌晨不治，警方於10月14日懸紅5萬港元緝兇。
（未悉） 激进分子 約40 10月15日 橫禍
67年12月		 於牛頭角道放置炸彈期間發生意外被炸死。
鍾志明 激进分子 32 10月16日 橫禍
67年12月		 於牛頭角道放置炸彈期間發生意外被炸至重傷，送院後翌日凌晨不治。
麥基雲
（Ronald John McEwen）		 高級督察 37 11月5日 謀殺
68年3月1日		 怡和街爆炸案，麥基雲移走被放置於銅鑼灣怡和街電車路上的一個藍色旅行袋時，藏在袋內的炸彈爆炸，造成1死22傷，麥基雲當場被炸死[121]。麥曾經是周湛樵的上司。
（未悉） 激进分子 11月8日 於旺角荔枝角道投擲炸彈時被警察開槍擊斃，其中一人倒地後手上仍握著炸彈，也有稱兩人是被自己的炸彈意外炸死，同時同地發生荔枝角道炸彈襲擊案，造成三死數十人受傷。
（未悉） 激进分子 11月8日
張雲 市民 11月8日 誤殺
68年2月29日，北九龍裁判法院、香港高等法院		 荔枝角道炸彈襲擊案，當晚先有暴徒在街上投擲炸彈，巡邏的輔警抵達時目擊羅水欣在荔枝角道和太子道西交界的路邊放下一件可疑物品，於是展開追捕，當輔警將羅水欣拘捕及押上警車時，羅水欣放置在路邊的炸彈發生爆炸，有三名市民包括一名女童被炸至重傷並先後不治，兇徒羅水欣亦被自己放置的炸彈炸傷，但送醫後獲救，羅水欣其後被控3項謀殺罪，經審訊後改為誤殺罪成立[122]，被判入獄12年[197]，1973年獲假釋提早釋放[198]。
周雲英 市民 10 11月11日
文圖業 市民 40 11月16日
薛振鴻 警員 26 11月28日 謀殺 編號8548，石硤尾刺斃警員搶槍案，於深水埗石硤尾徙置區被三名激进分子刺殺身亡，其配槍亦被搶走。
李觀生 警員 21 12月9日 謀殺 編號3810，於錦田遭兩名激进分子搶走配槍射殺，事後多人被捕。
服刑期間死亡人士
姓名 囚犯編號 死亡日期 備註
曾天送 27381 1968年1月27日 於1967年7月15日被捕，被控參與暴動及非法集會，8月9日判監14個月，翌年1月27日被發現於獄中自縊身亡。
鄧全 28017 1969年12月29日 於1967年7月16日被捕，被控參與暴動及非法集會，判監6年，1969年12月29日因肝病不治逝世，1970年1月15日西區裁判署死因庭裁定死於自然。

部份相關人物
  • 梁威林：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實為中共在香港機構的最高實質領袖。
  • 祁烽：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不公開的職位為中共香港工委副書記；為中共在香港的領袖之一。
  • 楊光，大紫荊勳賢：時為港九工會聯合會理事長，暴動時為「鬥委會」主任委員，涉嫌組織及策劃一連串包括暗殺和放置炸彈的暴力事件。曾于2001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 曾德成，GBS，JP：聖保羅書院預科學生[7]，於1967年暴動時在校內散發共產主義及反殖民地政府的傳單，違反《緊急法令》，9月28日因在校派發反英傳單判監兩年[7]，罪名是“放置煽動性傳單”，內容如下：“港英政府不准我們愛國，它一方面用法西斯手段，鎮壓愛國同胞，一方面以奴化教育毒害青年”。2007年7月1日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哥哥是前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200]。後來獲時任特首曾蔭權，授予金紫荊星章。
  • 鄧全：當時為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暴動時為「鬥委會」的常務委員，後來被捕入獄，於服刑期間病死。
  • 姬達，KBE，JP：時任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特別事務）。1967年6月25日，戴麟趾返英渡假，姬達全權處理六七事件[7]。戴麟趾返回英國治病，姬達為港府內主要決策人。
  • 徐家祥，CBE，JP：時為署理華民政務司，亦為港英政政府內最高級華人官員。徐聯繫調動民間各種力量，包括輿論上支持港英政府對抗港共；因而曾受死亡恐嚇。
  • 林彬：於商台節目《欲罷不能》抨擊嘲諷左派人士的行為，於1967年8月在何文田窩打老道山被伏擊縱火燒死。
  • 華克曼：英國皇家陸軍軍械團（RAOC）中士，於1967年8月被調派到香港擔任拆彈專家，於獅子山頂拆彈期間遭炸死，至2010年獲英女皇追頒伊利沙伯十字勳章。
  • 葉達成和朱志添：暴動期間於荃灣區多處放置炸彈炸傷市民和警員，被判處終身監禁。及至1970年代初，港府陸續釋放在囚的左派人士，赤柱監獄提早釋放葉和朱兩人，他們於1973年5月3日出獄並成為除謀殺犯何樹祥外，最後兩個出獄的左派人士[201]。
  • 何樹祥：暴動期間於錦田謀殺警員李觀生，犯案後潛逃三年多，終在八鄉被捕，判處死刑，後改判入獄25年。
  • 鄭則文：警察邊境防暴隊成員，在沙頭角槍戰發生前數小時剛換更，避過一劫，曾為民主黨沙田區議會民選議員。
  • 曾向群，MH，JP：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九龍分會職員，於警方搜查摩總九龍分會會所期間被拘捕及控以「處身於藏有攻擊性武器之場所」，法庭判監9個月。香港主權移交後被委任為東區區議會的委任議員，現時為新民黨成員，曾經發信董建華及曾蔭權要求平反「六七事件」及撤銷刑事紀錄，惟兩位特首均以「司法獨立」為理由拒絕，同時表示不可能將當年騷亂的少年犯界定為政治犯。
  • 翟暖暉：南昌印務公司股東及經理，港府於8月根據《出版條例》，以「刊登煽動性文字」、「煽惑炸彈暴行」、「刊登假新聞製造恐嚇」為理由，向法庭提請對《田豐日報》、《香港夜報》和《新午報》發出停刊禁令，該三份左派報紙當時均由南昌印務公司負責承印，法庭於8月10日未有頒發停刊禁令，但對這三份左報發出嚴正警告，8月17日三間左派報社因為無視法庭警告，終被法庭頒令停刊[202]。9月4日至9月7日，與左派報人胡棣周、潘懷偉、李少雄等被判入獄3年[7]。於1969年9月6日獲釋後，創辦《廣角鏡》政論雜誌。1983年起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及至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翟氏沒有再出席會議。
  • 傅奇、石慧夫妇：鬥委會成員[7]。左派人士，於1967年5月初參與煽惑工人罷工及騷亂，並且帶領示威者到港督府示威及貼大字報，引發暴力事件及在中環激烈衝突。7月15日，與凌宏仁、張秋萍被警方帶走[7]，與左派人士蔡渭衡等另外50人囚禁在摩星嶺集中營，釋放無期，更被恐嚇送去台灣[203]。收容於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兩人是從中國來港，且沒有英屬香港國籍。1968年3月14日，香港警方政治部探員將二人直接送往羅湖[203]。二人不肯接受遣返，中國更拒絕接收，在羅湖橋英界一方進退不得，僵持31小時[203][204]。港府基於人道立場讓這兩名滯留邊境的人士回到香港境內，自上水被捕後先後於12月11日及12月12日獲釋[203]，兩人於1991年移民加拿大[205]。
  • 吳叔同：鬥委委員、中華書局負責人，於1967年8月8日離開香港，前赴台灣[7]。

档案解密

苹果日报查阅英国解密档案与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提供文件，5月22日港督戴麟趾向英国电报告急，指示威者口号含“杀死戴麟趾”，群众怂恿警察叛变。7月中国民兵越境枪战，广州解放军一度想攻入香港；13日“炸弹浪潮”开始。24日英国内阁部长级会议讨论香港情况，出席者包括联邦事务大臣Herbert Bowden及国防大臣Denis Healey等。认为解放军攻港，驻港英军必败，将严重影响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所以要预先阻止中国出兵，在香港设置一个类似英在新加坡设置、用以对抗印尼的小型核武要令中国相信英方将会继续留在香港，而且已得到美国支援，不过美英没有相关协议，核武提议不了了之。英国姿态强硬，私下无意死守。英方评估若中国强行夺港，理论上可商讨移交安排，但怕中共外交失去理性，英国让步会遭中国羞辱，宁愿不作谈判，必要时直接紧急撤离。解放军若攻港，英军最多支撑48小时。9月，英国制订撤离计划书，驻港英军及其家人约3万人、英国及英联邦非华裔公民3.1万人、外国公民1.45万人，另有190万华人拥有或有权要求英联邦公民权，理论上英方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过紧急撤离时，只能带走约2000人，以情报人员及容易遭中共报复的人优先[206]。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注册，进行工作，由港澳工委领导。纪录片《消失的档案》中，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吴荻舟的女儿吴辉整理其遗物时发现1966年5月4日吴接见港澳工人观礼团的只发予外办港澳组、广东省委组织部四处及全总有关领导的绝密讲话，开头指「香港群众迫切要求解放，观光团成员也有这种感情」；但吴转述中央的反对意见，要长期利用，从世界革命出发，香港越迟解放越好。若收回，只是多了一个「黄埔或青岛」，「从香港得外汇不是我们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如果收回来，便关了门，没用。」「甚至香港要比台湾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个东南亚一起解放。」「中央同志说，如果你们脑子里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对工作就有害。」甚至中美开战，也不要想解放香港：「想多了，不安心，对工作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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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5名警察因左派份子襲擊死亡；5名在邊界警崗防守的香港警察和1名中華人民共和国軍人在邊境衝突中死亡；商業電台林彬與林光海被燒死；1名駐港英軍軍火專家在拆彈時被炸彈炸死；8名市民在左派襲擊中遇害；左派示威者約20多人死亡，有部分是放炸彈時發生意外自炸身亡。
  2. 被炸死的7名市民分別為黃綺文、黃兆勳、鄭國佳、唐德明、張雲、周雲英、文圖業。
  3. 左派人士宣稱朱日基是在騷亂現場中槍後被送到廣州，隨後死亡，但該人的死因情況、是否有中槍及是否有在當日騷亂現場出現皆不明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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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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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编). . Hong Kong: HKU Press. 2009. ISBN 978-962-209-999-9.

相關書籍
  • 《香港六七暴動內情》（張家偉著）
  •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程翔著）
  • 《六七暴動秘辛》
  • 《香港左派鬥爭史》（周奕著）
  • 《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張家偉著）
  • 《火樹飛花》（屈穎妍著）
  • 《傷城記》（張家偉著）
  •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張家偉著）

外部連結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六七暴動
第一多人死亡：
1956年雙十暴動（約60死300傷）		 香港史上第二多人死亡的騷亂 第三多人死亡：
1992年石崗越南船民騷亂（24死126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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