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人口

按照人口統計標准，0～14歲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在20%～23%，為正常；18%～20%，為少子化；15%～18%，為嚴重少子化；15%以下，為超少子化；23%～30%，為多子化；30%～40%，為嚴重多子化。經過幾十年變遷，中國人口結構由嚴重多子化快速向嚴重少子化演變，並有由嚴重少子化向超少子化演變趨勢，預計到2030年，中國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將跌破15%。[24]2022年，中国0-15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8.2％[25]。

中國少子化水平位居全球前列。目前发達國家人均GDP普遍在2.5萬美元之上，而中國只有1萬美元。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比重，2010年中國已經下降到18.1%，已經低于日本1990年18.3%的水平，而1990年日本人均GDP為2.47萬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只有0.46萬美元。中國的富裕程度與发達國家相差甚遠，而少子化程度已達甚至超過发達國家水平，少子化大大超越了經濟发展階段，嚴重未富先少，已危及人口安全。[24]另一种更具可比性、能排除通货膨胀影响的办法，是按购买力平价（PPP）核算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2021年现价国际元核算）。在1990年，日本人均GNI为19,720元[26]。在人口结构与之相近的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9,210元[27]，2020年为17,200元。

與此同時，老齡化快速推進。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022年已達2.0978亿，佔全國人口比重從2016年的10.8%上升到2022年的14.9％。中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已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據2017年的預測，到205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數量將達到4億，佔總人口比重將超過30%。[24][25]

中國人口的老齡化演變既受現代化推進影響，更主要是由于過嚴生育政策的長期實施，致青少兒人口比重下降造成的。老齡化大大超前于經濟发展，即“未富先老”。[24]

據2017年的預測，即使立即全面鼓勵生育，2100年中國總人口也將是在8億人以下，而且人口結構也不會得到優化，少子老齡化反而會更加嚴重。[24]

另外，由于多年來中國處于嚴重少子化，2030年之後，中國勞動力缺口在6000萬人以上，屆時中國的发展將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拒絕引進外來勞動力，經濟將失去活力，陷入長期低迷；如果大規模引進非洲、印度和穆斯林等地區勞動力，則又將造成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沖突，社會或將陷入動蕩[24]。也有意見指出如果真的大規模引入外國移民，那相當於中國付出巨大的代價不讓本民族孩子出生，最後卻是中國土地騰給了外來的非洲與印度家庭。同本國出生的人口相比，外來移民在語言、文化和認同感上對中國文化都不相同，基礎素質上也有顯著差距。但現實是無法對抗經濟規律和現實需求，當大量人口老無所依，社會普遍缺乏年輕勞動力時，外來移民將紛至沓來，而且很多人來了會在此根植他們的文化，將不再離開。對於那些因為限制政策未能如願生育的家庭，移民將會如何改變他們家鄉的樣貌，其管理與價值觀則是未來中國以移民為主的新社會的又一個挑戰。[28]

截至2020年11月，男性人口7億2334万人，女性人口6億884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100（以女性为100）。[29]2014年中国大陆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100[30]，2015年为113.51:100，2016年为112.88:100，2017年为111.9:100[31]。中国大陆的性别比长期不均衡，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男性比例上升至51.24%，达到历史新高。除了同时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流出的辽宁、吉林两省外，中国大陆其他所有省份和直辖市的男性人口均高于女性，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广东、海南两省男性比例更超过53%[32]。中国大陆男性人口的比例过高，主要来源于以往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传统习俗，改革开放后农村产检逐渐普及，重男轻女思想浓厚的农村家庭得以在产期就获知胎儿性别，提前打掉女胎。尽管中国大陆官方严格禁止产检医生透露胎儿性别，但地下产检依然长期存在[33]。对于已充分城市化数十年的东北地区，则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随着中国大陆快速城市化，重男轻女思想的根基已逐渐减弱，但仍需较长时间才能反映到宏观数据中。性别比失衡、女童死亡率高于男童等因素影响下，适婚年龄男性人口受到婚姻挤压成为社会问题，是中国“最严峻的人口问题之一”[34]^:65，亦是中国大陆结婚彩礼普遍畸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大陆有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根据2010年统计，有超过2亿流动人口，而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数则超过2.6亿。许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前往广东、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寻找工作[35]。

中国还存在自1958年开始的户籍制度，这个制度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放松，但是一直是入学、医疗、就业等制度性歧视的重要来源之一[36][37]。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普通居民获得更多出国留学、移民的机会，在1980年代形成移民潮。进入21世纪，留学、移民境外更为平常。

根据中国政府2011年统计数据，共有60多万外国人在中国大陆居住，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也达到22万人[38]。随着在华外国人口增多，外国人聚集区也在一些地方逐渐开始显现，例如北京逐渐形成了韩国人居住区，广州则有规模庞大的非洲人黑人聚集区[39]。

中国大陆的移民政策尚在摸索发展阶段[40]。在历史上，中国虽不断接纳不同国家的外来移民，但总体数量很少，相关的移民法律法规也不完善。例如中国虽然有给予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绿卡制度，但从2004年至2013年，总共只发出了七千余张，平均每年簽發七百餘張[41]。中国政府正在完善移民制度，吸引更多希望定居中国的外国人[40][24]。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中国大陆接受普查登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371,38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55,732人、台湾地区居民157,886人，外籍人员845,697人，合计1,430,695人。上述人员中，居住时间三个月以下的40,659人；居住时间三个月至半年的56,342人；居住时间半年至一年的166,884人；居住时间一年至两年的248,174人；居住时间两年至五年的314,954人；居住时间五年以上的603,682人，大多数在陆境外人员为长期居留。以商务为目的77,008人；以就业为目的444,336人；以学习为目的219,761人；以定居为目的419,517人；以探亲为目的74,735人；其他目的195,338人，就业和定居是境外人员来华的主要目的。境外人员大多集中在广东和云南两省，上海和福建也有超过10万境外居民。[42]

中国大陆乡镇（街道）人口密度图

黑河-腾冲人口分布线

中国大陸的人口地区分布很不均衡，超过94%的中国人生活在占全国总面积43%的土地上。黑河-騰衝線體現了中國人口東南和西北的分布區域之懸殊差異[43]。

原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枫认为中国的最佳人口数量为10亿[44]。

“一胎化”所依据的“适度人口”研究，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宋健等人和田雪原1981年分别以动物蛋白摄入量和技术装备程度为标准，得出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亿人。这些研究依据的假设均被证明完全错误。例如田雪原在研究中假设固定资产年增长率不超过5.5%，但中国1980年以来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远远超过这一假设。而只要将该假设的数值增加1%，得出的“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人变为19亿人；宋健等人在1981年选择中国与发达国家（法国）之间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为标准，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的水平，中国在2050年只能容纳7.38亿人，但如果将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中国可以容纳人口就将从7.38亿人变成30亿人，而目前中国人口现已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自1980年後，“适度人口”论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摒弃。[45]

北京老人娱乐

中国政府实行的计划生育，虽然大大减缓了中国人口总量的进一步增长，但是却也带来了人口老龄化、侵犯人权等社会问题。如果总和生育率（即每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低于2.1（已考虑未报出生儿），人口长期看来会不断地减少。所以现在对于计划生育是否属于成功的人口控制政策这一问题，争论激烈。2022年，中国大陆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5]。

2012年~2022年，中国人口仍将保持惯性增长，年均净增长400万左右。有分析认为，中国人口总量于2025年左右达到顶峰，数量介于14.1亿和14.3亿之间，并开始逐渐减少。劳动力年龄人口已于2012年开始下降，2050年老年人口达峰值[46]。

根据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最新中国人口普查报告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大陸出生人数仅为1200万人，创下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出生人口，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为了对抗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中国政府开始放宽计划生育政策，2016年开始二孩政策取代了1979年施行的一胎政策。2021年，二孩政策又被三孩政策取代。然而收效甚微。根据网络民调显示，许多中国大陆人都不想生孩子。2022年中国出生人数仅956万，出現人口負增長[21][22]。

1981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77][78]，1982年起数据为依据人口普查和抽查的调整数。[79][80][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