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

战国龙纹古玉 上海博物馆馆藏

旧石器时代的粗石器，已能磨光雕琢、钻孔，符合对称、均衡等形式美法则，初具节奏和线条的韵律美。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美术的早期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延续直公元前6世纪。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有玉雕的龙形及其他佩饰作品出土，从半坡遗址中可以发现，仰韶时期已经有陶艺存在。早期的陶瓷制品没有画上去的图案，但是有滚花。有很多画有以对称形式展开的鱼或者人的面部的图案。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从几何纹饰进展到动植物纹样，其中以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纹样最为丰富生动。除彩陶之外，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人像、动物陶塑也同时出现。[1]

商、周和春秋时期以富有想象力和装饰性的青铜器作为这一时期美术成就的标志。中国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绘画为长沙楚墓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以及战国时期的《御龙图》[2][3][4][5]。

战国、秦汉，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霍去病墓石刻为代表，雕塑艺术成就卓著。绘画品类繁多，帛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异彩纷呈。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

河南打虎亭汉墓的壁画

汉时画迹今已几乎无存，最完整的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描绘了墓主人的地上和地下生活。山东肥城孝堂祠、嘉祥武梁祠石刻尚存，可窥见该畫師古拙有力的绘画风格特征。

西漢統治者也同樣重視可以為其政治宣傳和道德說教服務的繪畫，在西漢的武帝、昭帝、宣帝時期，繪畫變成了褒獎功臣的有效方式，宮殿壁畫建樹非凡。東漢的皇帝們同樣為了鞏固天下，控制人心，鼓吹“天人感應”論及“符瑞”說，祥瑞圖像及標榜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成為畫家的普遍創作題材。漢代厚葬習俗，使得我們今天可以從陸續發現的壁畫墓、畫像石及畫像磚墓中見到當時繪畫的遺跡。

開鑿於北魏至北宋的四百餘年間的龍門石窟，仍存有窟龕2100多個，造像10萬餘尊，碑刻題記3600餘品。其中「龍門二十品」是書法魏碑精華，唐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則是初唐楷書藝術的典範。

佛教公元1世纪进入中国[6]。到8世纪，它在艺术领域已经展现了卓著的效应，尤其在大型宗教塑像方面[7]。

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勃兴，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相继开凿，大量的壁画和泥塑，在描绘宗教内容的同时，反映着现实的生活；除民间画工外，士林画家大量涌现。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现存摹本）是早期人物画的代表作，该画用笔如春蚕吐丝，紧劲连绵，形神兼备，格调古逸，内容是宣传封建女性的德行修养。中国传统人物画注重“成教化，助人伦”的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著名代表人物有三国吴人曹不兴。

於書法方面，東晉書法家王羲之被後人名為古今之冠，字勢雄逸瀟灑。著名作品有《蘭亭序》、《快雪時晴帖》等。他的書法運轉自如，別樹一幟，受到後人的讚賞。

《快雪時晴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蘭亭集序（神龍本，普遍認為是最接近正本的摹本，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隋唐则“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尤以绘画、雕塑成就辉煌。就绘画而言，唐代是中國繪畫史上的完備時期，人物畫的神韻、題材、技法與藝術感染力到達巔峰，而山水畫與花鳥畫也逐漸邁向成熟期。唐代吳道子為首的釋道人物畫以及大畫面變相圖壁畫、张萱與周昉的仕女画标志着人物画巔峰的建立。山水画已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已经形成了中国画山水画的北派和南派的雏形。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也说明花鸟画已开始兴起。隋唐雕塑最引人注目的当推陵墓雕刻。昭陵石刻中那组以描绘李世民生前所骑六匹战马的浮雕像（习称“昭陵六骏”）雕工精细，形体准确，造型生动，是中国雕塑史上的杰作[8]。

北宋画師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绘畫了清明时，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都市景象。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宋代畫師崔白所绘的《雙喜圖》，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随着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兴旺活跃的景象，後世文人画通常將繪畫傳統回溯至此時。新的繪畫內容如民俗畫也開始出現，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这一时期山水画最後人著墨最多的部份，五代时生活在中原的荆浩、关仝，活动于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法描绘不同地域的山川景象，画风各异，对后世山水画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平远畫風，范宽的崇山峻岭，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的巨嶂高壁，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使北宋山水畫呈現高度成熟的狀態。到了南宋，大山堂堂的繪畫風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留白的繪畫方式，李唐繼承前朝，但開展出了獨特的斧劈皴技巧來畫山石，後來的院畫家如马远、夏圭基本上追隨李唐的風格，然而在畫面上注重剪裁、大片留白渲染，呈現空氣感，被稱作是诗意山水，一變為纖巧，反映了山水画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花鸟画也有着长足的进步。五代时徐熙的汀花野竹，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的风格。到了北宋，花鳥畫從對稱的裝飾性轉變為寫實生動，強調擬真，赵昌的折枝花卉，易元吉的猿猴，崔白的败荷凫雁可以看作是北宋早中期的代表。到了赵佶主政，刻意經營畫院，仿效科舉考試納才，增加畫院的待遇，讓徽宗朝成為宋代繪畫的高峰，其院体花鸟画，強調精細寫實，栩栩如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已水墨写意之先河，文同的墨竹可說是最早沒骨花鳥的傑作。

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此時的單色瓷工藝到達極致，北宋末期所燒製的汝窯是迄今認為單色瓷發展的極致，色澤溫潤，有珠玉光澤，以枝釘滿釉燒造，工藝技術高超，今日傳世品稀少，不足一百件。其他如定窯、耀州窯、磁州窯、建窯都有非常高度的發展，並有大量外銷，影響周邊東亞等地。南宋官窯則被認為是繼承汝窯，供給宮廷使用的高級瓷器，龍泉窯與景德鎮此時也有大量生產，供應外銷，近年考古發現的海底沉船可為佐證。

遼、金、西夏是中國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國家，控制華北自10世紀到13世紀，直到忽必烈統一中國為止。傳統中國史學以宋代為正統，對北方政權並不在意，然而他們對中國繪畫史的影響力，應該要加以重視並深入研究。

遼代起於唐末混亂，五代十國之際，與後來的北宋分庭抗禮。在藝術表現上，傳世的藝術品不多。然而透過近年不斷出土的重要墓葬，如遼慶陵、陳國公主墓、叶茂台辽墓等，幫助我們對遼代美術有更多了解。遼代美術在某種程度上，比宋代美術更多的繼承唐代美術的風格，兼具契丹北方古樸渾厚的氣質。

金代遼而起，滅北宋之後，與南宋南北對峙。由於金代接收北宋首都汴京，並改為南京，可以推測大量北宋內府收藏進入金的宮廷，大幅提高金代皇室的文化與藝術素養。最為著名的皇帝為金章宗，不僅其書法刻意模仿宋徽宗的瘦金體，甚至學習宣和年間的內府收藏機制，其收藏印是後代鑑別古畫的一個重要的根據。

金代畫家於中國繪畫史常被人忽略，但歐美學者很早就發現，古代書畫中許多佚名的宋代山水作品，可能是金人所作。而如今存有名字的畫家，如武元直、李山、王庭筠等，其山水竹石畫作，比起同時南宋院畫家的作品，似乎更顯出「文人」的品味。

元代畫師赵孟頫畫馬

元代未逾百年，然在中國繪畫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山水畫方面，由于蒙古朝廷輕視漢人，多所貶抑，漢人知识分子有不願出仕異族朝廷者，多避居山林，與友朋往來，其中不乏有以書畫交誼。此時的绘画脱离了宫廷气氛，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文人画多取材山水、花鸟，借以抒发“性灵”和个人抱负。画家标举士气，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並開啟重视诗、书修养的文人條件。此類畫家以“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為代表，並開啟後來中國山水畫主流。

入仕元朝的畫家也對中國繪畫有重要影響。如趙宋後嗣的趙孟頫，官拜刑部尚書的高克恭，以及如朱德潤、柯九思、任仁發、唐棣等。趙孟頫提倡復古，主張青綠設色和古樸的山水構圖，著名的作品如《鵲華秋色圖》可為代表。而由於道教艺术在元代颇为活跃，多有壁畫及外銷畫作流傳，《永乐宫壁画》是此类绘画的代表作。

元代是景德鎮真正馳名的時期，最著名的瓷器即為青花瓷和釉裡紅。此時的瓷器外銷極為暢行，所以有研究認為青花的紋樣是伊斯蘭教客戶的要求而出現。龍泉窯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銷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數量甚多，亦大量外銷到東南亞一帶。

明代畫師邊景昭的《雪梅雙鶴圖》 廣東省博物館館藏

明代初期，宮廷畫家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稱之為“浙派”（代表画家为戴进和吴伟），雖然被晚明董其昌等人貶低，但是影響範圍廣及日本朝鮮等地，並一直透過民間畫師的傳承下來，今日台灣地區廟宇壁畫仍是浙派的延續。

另一方面，文人官僚以元四大家為學習對象，出現後來成為文人画传统的“吴派”（代表画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與浙派為明代画坛的两大主要派别。由於晚明崇尚吳派而貶低浙派，致使吳派在中國傳統繪畫中成為山水畫的主流，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甚至國民政府遷台初的繪畫教育，依然以吳派繪畫為主。

此外，陈淳、徐渭的大写意花鸟，创泼辣豪纵一格，给中国传统绘画带来了新的活力。陈洪绶和崔子忠是明末有名的人物画家，号称“南陈北崔”。前者作品，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格调高古，对版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此一畫風，後世學者常稱為變形主義。

清代畫師惲壽平（1633－1690）的《摹古冊》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清代延續晚明以來尊崇吳派的傳統，出現所謂四王，稱其畫風為「正統畫派」。然而民間出現一種嶄新的畫風，構圖大膽，別開生面，以前朝遺民八大山人及石濤最為人所知。清代中葉江南地區富裕，揚州一帶出現以賣畫為生計的文人畫家，書畫均不落俗套，奇特新穎，後來學者將其中重要的八位稱之為揚州八怪。

清代有不少西洋畫師來華，著名的有乾隆時期的意大利籍宮廷畫師郎士寧。中國當時唯一對外的口岸廣州，出現專門替歐洲商人以西洋油畫作畫的畫家。晚清上海闢作通商口岸，由於地處輻輳，成為重要港口，也帶動了油畫的發展。

清末上海取代揚州為商業中心，職業畫家也從揚州轉移到上海，出现了上海海派風格，可謂中國傳統繪畫的最後一脈。民初高劍父兄弟吸收日本畫的西洋式畫風，開創出岭南画派。兩者均代表了中西结合的新画风，为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清代民间美术的兴隆值得称道。木版年画这一传统民间美术品种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末有的发展。其制作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镇乡村，并形成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画。与此同时，南京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美术高等教育院校。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的中国美术又随着时代的骤变而发展。

《劉太太肖像》李鐵夫 1942年 畫布油畫

1929年法國春季沙龍授予顏文樑榮譽獎證書

徐悲鸿的《李印泉先生像》，爲一幅現代的仿古作品

民國美術大體延續清末發展，但是西化潮流因為政治變動而加速，中國開始有畫家留學西方，與歐洲繪畫直接接觸，如李鐵夫、顏文樑、徐悲鴻、林風眠、吳大羽、方幹民等人。新式繪畫學校的建立也帶動中國繪畫西化的發展。相較之下，傳統中國繪畫則因為知識份子的抨擊而趨於衰微，如康有為對中國繪畫的強烈批評。1931年鲁迅在上海倡导发起了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新兴木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他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美术的主力军。当时的版画是以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出现，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由于鲁迅的倡导，进步的艺术青年拿起了木刻刀，组织起木刻团体，1931年初春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开除和退学的“一八艺社”社员张眺(耶林)、于海(于寄愚)、陈卓坤(陈广)、陈耀唐(陈铁耕)等联合上海的周熙(江丰)等人在上海成立一八艺社研究所。6月，在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展品180幅，其中有油画、雕塑、图案及木刻。这是新兴木刻版画首次在展览会上展出，并出版了画册，鲁迅为之作序。

从此在鲁迅的领导下，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国统区（白区）新兴木刻版画代表人物有：胡一川、陈铁耕、陈烟桥、沃渣、马达，黄新波，李桦，杨可扬，江丰，王琦，黄永玉，郑野夫，朱宣咸，汪刃锋，王麦秆，邵克萍，钟步青，苗勃然，陈铁耕，力扬，荒烟，王树艺，余白墅，陈珂田，徐甫堡等。后来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似星星之火燎原了整个中国大地，以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红区）新兴木刻版画也蓬勃发展了起来，代表人物有：古元，力群，马达，彦涵，石鲁，夏风，李少言等等。许多进步美术家在当时在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的文章和美术作品。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40年代后期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社并逮捕《观察》进步人士，这就是近代史上被称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最后的绝唱” 的“《观察》事件”。

此后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先生亲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响力给当局施压。并于次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的数位《观察》进步人士出狱。1949年5月29日刘开渠、杨可扬、张乐平、（郑）野夫、庞薰琹、朱宣咸、温肇桐、陈烟桥、邵克萍、赵延年等国统区美术先驱代表上海美术界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不過，相較於歐洲已經開始從印象派之後新一波的繪畫革命，中國對於西洋繪畫的理解仍強調古典寫實的訓練。此種訓練在中共建國後由學習蘇聯的社會寫實主義所繼承。另一方面，透過共產黨引入的木刻版畫，也是民國之後所出現的新風格，同樣影響了中共建國之後的美術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此兩種繪畫風格主導中國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改革開放之後，西方的當代藝術才大量進入中國，影響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

1949年後由國民黨統治的台澎金馬，藝術發展附屬在教育體制之下，直到1955年才有專門培養藝術人才的國立藝術學校。但在同一時期，以李仲生為首的一群大陸來台畫家，成立東方畫會，試圖將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稱作現代中國繪畫，稍晚五月畫會也有類似的舉措。然而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會員國及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波動，關懷台灣本土的文學鄉土主義開始盛行，影響到美術發展。當時如席德進描寫台灣鄉間風景，並關注台灣傳統建築民居，開啟台灣古蹟保護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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