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83年9月《巴黎条約》的正式生效，结束了英国对北美十三州的殖民统治。然而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的这十三州的原殖民地，马上面临着巨大困境特别是因战争产生的巨额的内债外债的负担。1783年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13个独立国家的松散邦联。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法律，没有常备军，没有统一的海关，没有统一的税收。这个邦联是根据1777年由大陆会议通过的《邦联条例》建立起来的。在战争期间，大陆会议用于战争的开销除了从法国举借外债之外，还仰仗各州的捐款资助。战争一结束，各州就停止了对大陆会议的财政资助。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导致了大量商家、农户的破产，在国内，独立战争期间大陆议会以“打欠条”形式从民间征用了许多财产，战争结束后却无法兑现偿还，引发了社会不满；而在国际上由于美国停止支付一切借款利息，又导致美国发行的债券在欧洲市场一落千丈。华盛顿在遣散大陆军时候，面临着如何补发拖欠军饷的难题，而军队对此不满已经酝酿很长时间。有过军旅生活的汉密尔顿对此已有洞察，他在1783年2月13日写给华盛顿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担忧[3]。1783年3月15日军官们首先在纽堡酝酿一场兵变，但由于华盛顿的出面阻止而流产[4]；接着6月又发生了数百名士兵挑起的宾夕法尼亚兵变，以至于华盛顿这次不得不派兵镇压。

面对着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所陷入的生存危机，汉密尔顿认为在北美十三州建立一个统一和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偿还内外债，重新振兴经济，使新生的美国度过危机。1786年8月马萨诸塞州发生的“谢司暴动”更使各州政界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紧迫性。

1786年9月由汉密尔顿牵头，在马里兰安纳波利斯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来自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维吉尼亚州共12名代表，起草了举行制宪会议的会议结论，推动了费城制宪大会的召开。

1787年5月25日，来自12个州的55位代表聚集在费城，在当年签署《独立宣言》的宾夕法尼亚会议厅（今天的美國獨立紀念館），拉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费城制宪大会的序幕。

大会期间，各州代表们彼此之间唇枪舌剑，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明确指示纽约州三人代表团，纽约州的权力丝毫不允许被削弱，乔治·克林顿担心一个过于强大的联邦政府会凌驾于各州权力之上而成为新的独裁政府[5]，纽约州代表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与克林顿州长同调，而汉密尔顿向大会提交的旨在削弱州权力的" 汉密尔顿方案 "与克林顿州长的旨意和其他两人发生了冲突[6][7][8]，7月5日罗伯特·耶茨和约翰·兰辛两个人退出了大会。7月底，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很多人离开费城回家了，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再也没出现。留下的汉密尔顿也感到很尴尬，因为他一个人没有代表性，无法投票。他一度也离开了费城。在归途中，他写信给华盛顿，表达了极度沮丧的心情，他认为由于各州政客们的自私和狭隘，费城大会注定要失败。但是在华盛顿的劝说下，汉密尔顿半路折返回费城直到大会结束。

费尽周折的制宪会议历时4个多月，经各方之间的争吵、协商和妥协，最后终于完成了宪法草案，1787年9月17日，制宪大会落下了帷幕。华盛顿第一个在宪法草案上签字，其他代表陆续签字，每个州的代表都把名字签在一起。尽管汉密尔一人无法代表纽约州，但是他在这个历史文献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华盛顿说：“各州和汉密尔顿中校签署了宪法。”在最初参加费城会议的55位代表中，13人中途离开，3人拒绝签字，最后签名的是39人。

费城制宪大会之后，北美十三各州开始讨论表决是否加入联邦。鉴于纽约州反对建立统一联邦的势力很大，为了向公众阐明美国宪法，说服纽约州公众支持组建统一的联邦国家，汉密尔顿与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发表了历史文献——《联邦党人文集》。

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央的汉密尔顿塑像

围绕这是否承认新宪法和加入联邦的议题，经过“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之间的大辩论，对新宪法的态度纽约州和纽约市出现了分歧。纽约市和纽约州的诉求不一样。纽约市完全是工商业、银行业的利益，而纽约州绝大部分地区是自耕农的天下。新宪法对纽约州最大的影响是，联邦政府将代替州政府统一管理海关并征收进出口税。对纽约市的商人来说谁征税都一样，联邦统一管理海关可以提高效率、降低营商成本，还能提供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纽约市工商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联邦党人”的拥戴者。但是对纽约州政府来说，没有了曼哈顿港口的关税收入，纽约州政府就失去了财政来源的支柱，这就势必迫使州政府向其他领域征税，从而触及从事农业经营者们的利益，因此纽约上州也就自然而然地支持“反联邦党人”。而德高望重的州长乔治·克林顿坚决反对组建一个大联邦[5]，他的观点在纽约州议会上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1788年6月17日纽约州召开州议会，共有65位议员在这次州议会上要表决是否加入联邦。按照当时的双方的议员比列是19人（联邦党人）对46人（反联邦党人）。如果当时马上投票表决，加入联邦的议案会被否决。为了避免加入联邦的议案被否决，汉密尔顿在会议一开始就提议，对宪法逐条审议。作为亲自从头到尾亲身参加费城制宪大会，又刚刚写完《联邦党人文集》的汉密尔顿，对宪法的理解轻车熟路，加之从事律师行业，汉密尔顿能言善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很大的感召力。一方面他通过不厌其烦地逐条解释新宪法，尽量争取对立方的议员扭转立场，另一方面，他也以此来拖延时间等候其他州特别是弗吉尼亚州的议会表决结果，汉密尔顿给麦迪逊一天一封信，要求麦迪逊以最快的速度传递信息。他期望其他各州顺利通过表决，对纽约州议会形成压力。

6月21日和6月25日新罕布什尔州和弗吉尼亚州分别批准了宪法。消息传来，纽约州“联邦党人”欢声雷动，汉密尔顿以此向乔治·克林顿州长表示：如果纽约州坚持不接受宪法，纽约市就要从纽约州分离出去，以独立市的身份加入联邦！经过二十多天的反复辩论以及其他州的影响，“联邦党人”代表一个一个地把“反联邦党人”代表游说过来，克林顿州长也意识到，不批准宪法已经不现实了，于是他提出了“有条件地接受宪法”。7月26日，纽约代表大会投票表决。30票赞成，27票反对（有些代表没投票），“联邦党人”以3票之差险胜，这是所有接受宪法的各州中票差最小的州。纽约州在接受宪法时附加了25个《权利法案》条款和35个修宪议案。“联邦党人”代表也承诺第一届国会将讨论《权利法案》[9]。

随着美国宪法的生效，1789年3月4日，第一届美国国会正式成立。9月25日，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11月21日，北卡罗来纳接受了宪法，成为第12个州。1790年5月29日，罗得岛成为第13个州。至此，最初从英国独立出去的13个北美殖民地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长达51页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这是他走马上任后提交的第一份新国家的年度财政报告。

汉密尔顿在报告中说，政府现在的债务是“自由的代价”。独立战争期间的资金来源不是靠征税，而是靠借债。其中，联邦政府的5400万负债是在国外发行的外债，2500万是各州政府向民间举借的内债。管理债务最有效的办法是设立专项资金，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拨进这个账户，用这些钱按时还本付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信用。有了信用，不但容易筹措到资金，借贷的成本也大大降低。政府债券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也为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它将最终转化为财富和资本。所以，公共信用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处理得好，“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福祉”。债务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和诚信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一个成熟的政府绝不能赖账。新国家诞生之前，由于邦联没有征税权，它无力偿还外债，很多州也无力偿还内债，美国政府毫无信用。为了扭转这个局面，第一，联邦政府将以海关税收为抵押，承诺偿付所有现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如有必要，联邦将征收“酿酒税”（“威士忌税”）。第二，联邦政府将把各州还没有还清的债务“接收”过来，统一管理，统一偿还。以上是报告的主要内容。

2月8日，众议院就此议题开始辩论。2月11日，麦迪逊发言，他表示反对汉密尔顿的第一条措施，也就是偿付债务的方法。汉密尔顿的计划很简单，那就是联邦政府向债券持有人兑现支付100%本金和利息，至于债券持有人的债券来源，政府不予问津。

因为各州的债务都是很多年前发行的，债券最原始的持有者都是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大陆军退伍老兵。当时，各州没钱给战士们发工资，只能用债券代替现金，承诺若干年后兑现。可是战后的经济一团糟，州政府财源吃紧，无法兑现债券。很多退伍老兵的生活难以为继，人们对州政府的信用大打折扣，债券价值为此而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兵和其他持有人不得不以远远低于面额的价钱将债券出手，换取现金维持生活。

那些低价收购债券的投机家和银行家的这些债券持有者，他们期待政府最后能还债，联邦政府成立以后，这种投机活动变得异常活跃，有些投机家跑到偏远的农村，以低价把债券从老兵手中套出来，转手获利。麦迪逊认为：汉密尔顿的计划无疑使投机行为更猖獗，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不利于社会公平。

对此，麦迪逊提出了自己的“区分”方案。他认为，投机者可以得到在汉密尔顿政策出台前债券升值的利润，但仅此而已。政策出台后的所有利润归原始持有者。简单地说，比如：一张100美元面额的债券跌到50美元时，原始持有者把它卖给了投机者。随着经济渐渐恢复，债券涨到60美元。这时，汉密尔顿的计划通过了，债券金额又回到了面额的100美元，因为政府要付100%面额。在这100美元中，60美元付给现在的持有者（投机者），因为他们拥有“合同的权利”；40美元付给原始持有者（退伍老兵），因为他们拥有“正义的权利”。

对此，汉密尔顿反驳道：第一、在各州政府无法兑现退伍老兵的薪水时，投机者从退伍军人那里廉价得到债券，在某种程度来说，解决了退伍军人的燃眉之急，但于此同时投机者们也承担成着风险。市场原则是：证券的购买者拥有获得未来一切收益的权利，政府如果对此插手干涉，就构成了对自由权和财产权的侵犯；第二、即便真要执行麦迪逊的方案，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债券在此期间，已经多次转手，即便是政府为此花了大量人力、财力也无法做到麦迪逊所主张的“正义权利”。为此，汉密尔顿的关于偿还债务方案得到了商界、银行界以及北方各州的赞同，这些利益团体成了美国建国后最初的“院外游说团”，他们向议员们不断兜售汉密尔顿的方案。2月20日，众议院投票表决麦迪逊的“区分”议案。这是联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对重大分歧的议案进行表决，旁听席都坐满了，连副总统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也来到众议院旁听。结果，众议院以36:13否决了麦迪逊的提议，汉密尔顿在这个方案上获得了胜利。

但是汉密尔顿的联邦政府接管各州债务的议案，在4月12日遭到了众议院31:29的微弱优势否决。在麦迪逊看来，首先联邦政府接管所有的债务，意味着将全国的债务均摊到各州身上，这对南方各州，特别是弗吉尼亚这样农业大州明显不利。对战争期间的积累债务处理，各州情况不同，除了南卡罗来纳州以外，弗吉尼亚和其他南方各州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出口农作物，很快付清了大部分债务。北方各州就不是这样了，各州都欠着居额债务，举步维艰。而汉密尔顿的提议无异于将北方的债务转嫁到南方身上。其次，汉密尔顿的方案侧重于商业、银行业，而没有将重心放在农业方面。1790年的美国是农业国，90%的GDP来自农业，95%的人口住在农村，议员们的视野自然会面向广大的农庄，尤其是南方各州。而汉密尔顿的方案明显有利于北方各州。这次国会的交锋标示着，“国父们”虽然在建国理念上曾经志同道合，但是在治国策略上开始分道扬镳，同时也加深了农业与工商业、南方与北方、联邦与州之间的裂痕，这为后来的南北战争埋下了隐患。

1790年6月20日，杰斐逊在他纽约的官邸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安排了晚宴。在晚宴上就被否决的“联邦政府接管各州债务”的议案，对立双方达成了妥协的解决方案。

根据1792年《硬币法令》铸造的第一批美元金币

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长时为新国家定了四个目标：一是提高公共信用；二是健全海关管理；三是完善税收制度；四是建立中央银行。建立公共信用的目标通过与麦迪逊的私下妥协最终得到了解决。1790年4月，他向国会提出建立海岸缉私队，也就是后来的“海岸警卫队”。8月，国会通过法案创建第一支武装缉私船队，归财政部管。这项法案堵塞了走私渠道，国家增加了关税收入；在税收方面，汉密尔顿在1790年12月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征收酿酒税（“威士忌税”），为此引起很多争议和骚乱。他专门训练税官，组织收税队伍。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收税官员们甚至带枪收税。到1790年年底，汉密尔顿的四个目标已经有三个基本完成。

1790年12月底，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他的《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提出了要建立新大陆有史以来第一个相当于中央银行功能的“合众国银行”。当时，美国没有统一的货币。虽然国会创立了美元，但大家更愿用欧洲各国的货币，最受欢迎的是西班牙比索。建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建立统一货币。汉密尔顿借鉴英国和荷兰的模式，他的设想是建立中央银行的启动资金1000万美元，政府出200万美元，通过销售银行股票从私人那里融资800万美元。他认为这种模式运作高效，虽有私人资本介入，但是政府是大股东，银行的决策以及运行都由政府执行。在汉密尔顿看来，中央银行将成为维护公共信用的工具。

在18世纪的美国，对于中央银行这个概念，很多人都对此很生疏，甚至对银行没有好感。最反对建立中央银行的三个人是：国务卿杰斐逊[10]，众议院领袖麦迪逊，副总统亚当斯。他们认为，真正对社会贡献的是经营土地的农庄，银行除了放债吃利息之外，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杰斐逊和麦迪逊作为拥有奴隶的大种植园主，对商业和银行业的鄙视是发自内心的。来自马萨诸塞的亚当斯按道理应该是代表工商业利益的，但他对银行却厌恶至极。他说，银行是富人剥削穷人的把戏，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在当时的美国，他们三人代表的是大多数“国父”的思想，也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在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时，汉密尔顿是为数不多的人理解了这个划时代的革命，他看到了工业是美国的未来，而银行又是工业的血脉。从这点来说，汉密尔顿的思想要远远超前于其他人。

1791年1月20日，建立“合众国银行”的法案以压倒性多数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法案进入众议院的讨论。众议院领袖麦迪逊再一次反击，他的理由和上次阻止联邦政府接管债务时的理由一样：中央银行将以牺牲南方为代价使北方获利。而汉密尔顿则强调：中央银行是全国，不是地区性，它不仅将促进工商业，也将大大方便农业的融资。双方对建立中央银行的争论最后超出了银行金融范围，上升到了是否违宪的大是大非问题。虽然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共同编辑《联邦党人文集》，对宪法做出了权威性的诠释。但此时的麦迪逊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以至于汉密尔顿不得不拿出麦迪逊自己在《 联邦党人文集》第44篇里所写的《对若干州的权力的限制》其中的“必要与适当条款”来予以反击，它明确阐述道：“在法律和推理中，最清楚不过的公理是，当（政府）需要达到某种终极目标，它就应该被赋予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当政府被授予某种广泛的权力，它也就获得了所有与实施此权力相关的具体权力。”经过汉密尔顿的游说，2月8日，众议院又以39:20的优势通过了银行法案[11]。

当议会通过的法案拿到华盛顿总统办公桌上要他签字批准时。麦迪逊以此案违宪为由，劝说华盛顿否决此案。杰斐逊也向华盛顿解释：第一，从严格的宪法含义上说，由国家资助的垄断企业和银行是对自由的侵犯，也是英式君主制的体现。第二，汉密尔顿设计的中央银行是北方工商业欺压南方种植业的工具，因为那百分之八十的私人股份绝大部分将来自北方的投机者。第三，汉密尔顿滥用“必要与适当条款”。“必要”是指“不可替代”，没它不行。但事实是，即使没有中央银行，政府照样可以收税和发行货币，只要把任务分派给靠得住的私人企业就可以了。中央银行是“方便的”和“有用的”，但不是“必要的”。第四，中央银行的设立是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满足少数金融贵族的私欲，是“非正义”的。所以是违宪的。华盛顿在分别听取了麦迪逊、埃德蒙·伦道夫、特别是杰斐逊的意见之后，倾向于否决此案，但是华盛顿在做出决定之前，他告知汉密尔顿希望他能提出他自己的意见，以使他更能权衡参考[12]。

为此2月23日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提交了13000字的报告，从各方面阐述“必要与适当条款”的含义，他反驳了杰斐逊对宪法的狭义理解，他的眼光不再只停留在银行这件事上，而是扩展到所有的公权力。他说：“对政府的定义蕴含着一个天然的原则：每一项赋予政府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它理应包括所有与此相关的手段。”如果杰斐逊与伦道夫的观点成立，那么，“合众国只能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政治协会，或人民只能接受无政府的统治”。联邦政府不仅有权建立银行，还有权采取措施应对各种情况，而不是仅限于那些“绝对必要”的情况。人们的社会实践应该高于某些人的狭隘理论。汉密尔顿的这篇报告是对宪法的“广义解释”的代表作，被誉为“对美国宪法最天才的诠释”。

2月24日，华盛顿花了整整一天读汉密尔顿的报告，最后被汉密尔顿的报告所说服，2月25日他签署通过了银行法案。随着银行法案的生效，“第一合众国银行”诞生了，为期20年。银行开售股票的当天，短短一个小时，所有的股票售罄。

1791年年初的银行法案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大政党，这两个政党分别以国务卿杰斐逊（民主共和党）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联邦党）为代表[13][14][15]，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之间的争斗与其说是党阀之争，更确切地说是如何定位美国的未来。以下是他们的分歧论点：

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助了美国一臂之力。虽然法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战争结束后，华盛顿的外交目标是与英国尽快修好，这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的国际贸易占了所有贸易的四分之三，而联邦政府的财政来源都靠关税。除了现实的经济利益之外，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认为在即将到来的19世纪，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号强国，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就向英国派出公使，希望建立两国正常关系。经过古弗尼尔·莫里斯与英国的多次谈判，英国也向美国派出了公使。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以杰斐逊代表的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代表的联邦党截然不同。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赞不绝口，甚至亲眼目睹了巴黎街头的血腥场面后，杰斐逊仍然坚信法国革命的理想，他的一句名言是“自由之树要时不时地用殉道者和暴君的血来浇灌。”但是汉密尔顿和华盛顿却对法国大革命投以怀疑的目光。巴黎的血腥令联邦党担心美国受其影响，但是共和党仍然认为法国革命的主流是好的，暴力只是瑕疵，他们试图说服总统向法国表示更强烈的支持。反过来联邦党也劝说总统和法国保持距离。

1793年第一次反法同盟成立后，华盛顿为了避免美国“选边站”，4月19日华盛顿召集内阁会议，决定美国保持中立，大家也都同意。但是杰斐逊认为直接宣布中立有伤法国的感情，美国可以保持实际上的中立，但不要马上宣布或干脆不宣布，而是采取暧昧立场。汉密尔顿反对采取暧昧立场，而是明确地向世界表达美国的中立立场，华盛顿采纳了汉密尔顿的意见。4月22日，华盛顿总统签署了由伦道夫起草的《中立宣言》。在杰斐逊的坚持下，这篇宣言没有直接提及“中立”的字眼，但明确表示“美国将与交战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并禁止美国公民以任何方式参与战争。“中立”虽然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是共和党人认为，华盛顿向英国屈服，背叛了共和原则。很多人说，既然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宣布中立的权力也应该属于国会。总统未经国会同意就擅自宣布中立，属于违宪。汉密尔顿则说，立法部门有宣布战争的权力，行政部门有保卫和平的职责，这不违宪。

在这期间，法国派遣的驻美公使埃德蒙·查尔斯·热内来到美国。他一到美国，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希望美国为法国提供战争所需的金钱、食物和其他物资，还想让美国出兵骚扰英属西印度群岛和密西西比河岸的英军驻地，以减轻法国的负担。尽管华盛顿政府宣布中立，但热内在美国期间，参加各种政治聚会，公开向民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为法国而战。他的言行得到国务卿杰斐逊的认可。杰斐逊写信给查尔斯顿的共和党人，让他们为热内提供方便。热内还鼓动很多美国人武装私人船只，到公海上拦截英国商船。一时间，美国民众也受到他的宣传鼓动影响。热内沿美国东海岸北上乘坐的船在途中遇上一艘英国商船，他居然下令劫持这艘在美国海域行驶的英国船，把它像战利品一样拖到费城。英国公使乔治·哈蒙德立刻提出抗议，指责美国违背中立原则，并威胁要采取报复措施。国务卿杰斐逊虽然不能公开支持热内，但在给门罗的信中却说：当热内的船和那艘英国船驶入港内，“码头上人群涌动，费城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聚会。英国旗被倒悬，法国旗高高飘扬，欢呼声不断……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激动的呢？[16]”

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也紧紧盯着热内的一举一动。热内一开始鼓动美国人去劫英国船，汉密尔顿就密令所有海关官员严加防范，只要发现美国商船配备枪炮就立刻扣押，不许出海；如果英国船只被劫持到美国港口，它们将被送还英国。在华盛顿总统的默许下，汉密尔顿与英国公使秘密会谈，向英国重申美国的中立立场，让英国放心。杰斐逊对这种密谈很恼火，他向华盛顿抱怨说，财政部长越权，插手外交事务。但同时，他也与热内多次密谈，向他透露党争内幕。有了这些情报，热内便利用两党矛盾煽风点火，挑动大家对华盛顿的不满。热内的这一连串举动既越过了外交家的界限，也使刚刚恢复的英美正常关系再次濒临危机。为此7月14日召开的华盛顿政府的内阁会议上，在汉密尔顿的强烈要求下，内阁同意要求法国政府召回这个惹是生非的驻美公使。讽刺的是，就在这时法国又发生了雅各宾派推翻吉伦特派的政变，从属于吉伦特政府的热内成了被雅各宾派通缉的犯人，于是热内不得不要求在美国政治庇护。而汉密尔顿此时又对他伸出援手，劝说总统接受热内的政治避难的请求。最后热内终生留在了美国。

热内事件后，作为国务卿的杰斐逊感到他所主持的外交事务，被汉密尔顿越俎代庖，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与华盛顿截然不同的理念，使他在内阁无法再继续干下去，他于1793年底向华盛顿递交了辞呈[17]。

为了清还独立战争中欠下的债务，增加预算收入，国会于1791年3月通过《国产酒税法案》，这个法案触及了西部农民的利益，因而引发了西部农民的不满和大规模的抗税运动，抗税运动于1794年达到了高潮，并导致了暴动。以至于华盛顿不得不亲自领兵前往镇压，汉密尔顿以军队顾问身份参与了这次的军事行动。

1794年12月在协助华盛顿总统平息威士忌暴乱之后，汉密尔顿回到了费城。此时汉密尔顿的权力达到顶峰，政敌杰斐逊离开了内阁，华盛顿总统在内政、外交、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几乎都离不开他，然而1795年1月，他却向华盛顿提出了辞职。这让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很多人感到意外。

关于他的辞职，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因为他厌倦了政治漩涡，因为他的逞强好胜以及桀骜不驯的性格使他树立了不少政敌；有人说，在他在平息威士忌暴乱期间，妻子因担心过度而流产，他很内疚，决心回归家庭；也有人说因为财政部长工资太低，他无法承担生活的重负，还是回去当律师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在担任财长期间，只有华盛顿鼎立支持他，尽管很多人对此颇有微词，但是在华盛顿面前，人们不得不遵从这位德高望重的国父。尽管华盛顿竭力挽留，然而他的辞意已决。接受了辞职的华盛顿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写道：“在我与你一起经历的所有事件中，你从没让我失望过。你的才华、 人品和忠诚让我坚信我对你的信任没有错。我真诚地祝福你的退休生活富裕美满。[18]”

汉密尔顿离开了内阁，但在政坛上仍有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华盛顿遇到重大问题时依然向他请教，他也为华盛顿继续出谋划策。

1791年，作为在任财长的汉密尔顿与一位23岁的有夫之妇玛丽亚·雷诺兹发生了婚外情。起因是这位与汉密尔顿素不相识的妇人找上门来，诉说因遭受丈夫家暴，想回纽约但身无分文，因此想求这位政坛名人予以帮忙，于是汉密尔顿去她的寓所，给了她盘缠路费。在那里两人发生了关系，两个人的这段婚外情持续了九个月之久。后来玛丽亚·雷诺兹的丈夫詹姆斯·雷诺兹（James Reynolds）突然露面，以汉密尔顿破坏其家庭作为要挟（也有说这是夫妇两人设的圈套[19]）。他要求汉密尔顿答应他三个条件。第一、要汉密尔顿在政府里面给他一个职位；第二、要汉密尔顿透露中央银行股票的合理价格区间；第三、赔偿钱财。汉密尔顿拒绝了前两条，只拿出一笔钱了断此事。

1792年11月，詹姆斯·雷诺兹和同伙雅各布·克林曼（Jacob Clingman）冒充参加独立战争已故老兵的遗嘱执行人，骗取政府的补发薪水而被捕入狱[20]。由于雷诺兹握有汉密尔顿用钱摆平性丑闻的把柄，所以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而得到获释。克林曼联系上了他的前雇主、国会议员弗里德里克·米伦伯格，声称雷诺兹与汉密尔顿参与了非法活动。得到了消息后，作为联邦党政治对手的民主共和党议员的弗里德里克·米伦伯格决定进行调查[20]。他和另外两位民主共和党议员亚伯拉罕·维纳布尔（众议员）和詹姆斯·门罗（参议员）先是去监狱面见了雷诺兹，之后又去玛丽亚家，12月19日他们来到汉密尔顿家[21][22] [23][24]。他们表示说受国会之托来核实这件事。汉密尔顿也没隐瞒，把他与玛丽亚的婚外情和盘托出，并出示一些玛丽亚和她丈夫给他的信。三位议员表示只是想核查财政部长给雷诺兹那笔钱是否挪用公款，他的私生活不是他们调查的内容，他们没有发现财政部的账务有什么问题。于是要求把玛丽亚那些信件拿去做一份复印件存档，门罗还做出了保证说，这些信件除了让华盛顿过目以外不会向其他人泄露。取走了复印件的门罗最后却将信件拿给杰斐逊看，虽然杰斐逊是汉密尔顿的政敌，但他还是压下了这些信件，在汉密尔顿任职财长期间，这件丑闻没有被公开披露。

然而，1797年夏天，民主共和党报纸《曙光报》撰稿人詹姆斯·T·卡伦德发表了“1796年美国历史”的一篇文章，以汉密尔顿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指控詹姆斯·雷诺兹是汉密尔顿的代理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25]。《曙光报》撰稿人卡伦德以前曾担任《宾州公报》的国会记者，后来失去了工作，而且欠了一身债，杰斐逊帮助他在《曙光报》（The Aurora）[26]得到一个职位，并在数年内陆续给他提供资金帮助，于是他专门为民主共和党撰写文章抨击联邦党，杰斐逊深知报刊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作用，因而放任卡伦德对联邦党的攻击[27]。报刊登出消息之后，7月5日汉密尔顿写信给三位上门调查的当事人要求核实此事，除门罗以外其他两人都表示没有向外界泄露汉密尔顿的这个隐私。汉密尔顿随后在发表的一本长达100页被称为“雷诺兹小册子”（The Reynolds Pamphlet）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事情的经过[28][29]。汉密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虽然原谅了丈夫，但是汉密尔顿的名望却为此受到重创，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政界的性丑闻。

美國有九個州有名為漢密爾頓縣的行政單位。以下的縣名紀念首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 漢密爾頓縣 (佛羅里達州)
• 漢密爾頓縣 (伊利諾伊州)
• 漢密爾頓縣 (印地安納州)
• 漢密爾頓縣 (堪薩斯州)
• 漢密爾頓縣 (內布拉斯加州)
• 漢密爾頓縣 (紐約州)
• 漢密爾頓縣 (俄亥俄州)
• 漢密爾頓縣 (田納西州)

• 1907年于纽约落成的美国海关大楼被命名为“汉密尔顿海关大楼”，该建筑主体现为美国国家印第安人博物馆的分馆

• 树有汉密尔顿雕像的汉密尔顿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密尔顿大楼是该校标志性建筑之一。

•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汉密尔顿大楼，是19世纪初期当地的联邦党人用于集会的场所，现为美国历史名胜。

• 2015年林-曼努尔·米兰达根据罗恩·切尔诺所写的《汉密尔顿传记》，创作了音乐剧《汉密尔顿》，演出后获得了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