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

商鞅是衛國嫡出或庶出公子與妻子或小妾所生的兒子（除了太子之外，諸侯嫡庶之子都被稱為公子，諸侯嫡庶之孫都被稱為公孫。商鞅在衛國可以自稱為公孫鞅。但在其他國家，只能自稱衛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8]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9]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10]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註 4]。公叔痤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說：“公孫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商鞅年輕，公叔痤見魏惠王無意願，又對魏惠王說：“主公如果不用公孫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公叔痤私下要商鞅赶紧離開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未把自己放在眼裡，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采纳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8]

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殽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指出：“秦国自秦厉共公之后接连几代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魏国趁机夺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诸侯们疏远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宾客和群臣中谁能为秦国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便给予他高官、土地的赏赐。”[11]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国，通過秦孝公的宠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图在当今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12][13]

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劝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但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甘龙反驳说：“圣人不改变民俗来教育民众，智者不改变已形成的法令来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教育民众，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旧有制度来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商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礼制不同能统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称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制。仿效过去的法度没有过失，遵循已有的礼仪不会出现偏差。”商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十分赞同商鞅的观点。[註 5][14]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註 6]主要内容为：

《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15]主要内容为：

徙木立信 明·馮夢龍 《新列國志》插图

商鞅颁行新法前為取信於民，派人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立即获得赏金十两。百姓们都感到很诧异，没有人去搬。後商鞅将赏金追加至五十两，终于有个人将木头搬到北门，果然获得赏金五十两。商鞅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史稱「徙木立信」。[59]

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实行一年后，百姓到国都抱怨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此时正逢太子驷触犯新法，商鞅認為新法之所以不能顺利实行，是因为有贵族带头违反。因为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之傅公子虔，以黥刑处罚了太子之师公孙贾。后公子虔又触犯新法，被处劓刑。自此，秦国人就都遵守新法。商鞅的新法在秦国实行十年后，国内百姓都非常高兴。秦国人路不拾遗，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怯于私斗，乡村、城镇秩序安定。百姓之中有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现今说方便的，商鞅指责他们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迁往边疆，此后百姓之中再无人敢议论新法。[60]

经过第一次变法后，秦国国力开始强大。前358年，秦国在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以西）击败韩国的军队。[61]前357年，楚宣王派右尹黑来迎娶秦孝公的女儿，与秦国联姻。[62]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省澄城县东）会盟，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局面，[63]後封為大良造[64]

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65][66]主要内容为：

经过第二次变法后，秦国国力更加强大。周显王派使臣赐予秦孝公霸主的称号，诸侯各国都派使者前来祝贺。[82]前348年，韩昭侯亲自前往秦国，与秦孝公签订停战盟约。[83]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驷率领西戎九十二国朝见周显王，显示了秦国西方霸主的地位。[84]

战国形势图（前350年）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是秦献公、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前354年，赵国进攻魏国的盟国卫国，夺取了漆及富丘两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县），[85]此举招致了魏国的干涉，魏国派兵包围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86]秦孝公则趁魏军主力出击之机，派军队偷袭魏国，进攻魏河西长城重要据点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大败魏军，歼灭守军7000人并占领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87]此战为秦孝公时期收复河西失地的序幕。经过两次变法后的秦国国力强大，而商鞅作为收复河西的主将，在战争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

前353年，赵成侯派使者向齐国求援，[88]齐威王派兵分两路救援赵国，一路齐军与宋国景㪨、卫国公孙仓所率部队會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省睢县）。[89]同年，魏军主力攻破赵国首都邯郸，但在桂陵之战被另一路由田忌、孙膑所率领的齐国军队击败。[90]楚宣王也派大将景舍率兵救援赵国，夺取了魏国睢水、濊水之间的土地。[91]秦孝公趁魏国国内空虚之机，于前352年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率兵长驱直入，包围魏国并占领魏国旧都安邑[註 9]（今山西省夏县西北）。[92]魏惠王急忙派军队在上郡要地固阳（即定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以东修建崤山长城（东南起崤山，西北至黄河）来阻止秦军的进攻。[93]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围并占领固阳。[94]

前352年，魏惠王调用韩国的军队击败包围襄陵的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景舍出面调停，各国休战。[95]前351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在漳河边结盟，撤出赵国首都邯郸。[96]魏国陆续与各国和谈后，集中兵力向西反攻，夺回安邑并包围固阳。[97]为争取时间在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秦孝公于前350年与魏惠王在彤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西南）会盟修好，缓和了两国紧张的关系。[98]

魏惠王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泗上十二诸侯举行会盟，图谋攻秦。秦孝公下令加强防守，并采纳商鞅“尊魏为王”的策略来改变魏国进攻秦国的意图。前344年，秦孝公派商鞅游说魏惠王，劝说他除了号令宋、卫、邹、鲁等十二个小国外，还要向北联合燕国，向东攻打齐国，迫使赵国屈服；向西联合秦国，向南攻打楚国，迫使韩国屈服，这样霸业可成。商鞅还建议魏惠王顺从天下之志，先行称王，再图霸业。魏惠王听从商鞅的游说开始称王，按照天子的规格大建宫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并召集各小国参加逢泽（今河南省开封市南）会盟，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註 10]也应邀参加，诸侯会盟后又前往朝见周天子。魏惠王僭越礼制的行为引起了齐、楚等国的愤怒，诸侯纷纷倒向齐国。[97][99][100]

前341年，魏国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主将太子申陣亡。商鞅趁机对秦孝公说：“秦国和魏国的关系，就像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国兼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魏国地处山岭险要的西部，占据崤山以东，与秦国以黄河为界。形势有利时就向西侵犯秦国，不利时就向东扩展领地。如今君上圣明贤能，秦国繁荣昌盛。而魏国刚刚被齐国击败，可以趁此良机攻打魏国。魏国抵挡不住秦国的攻势，必然要向东撤退。魏国一向东撤退，秦国就占据了黄河和崤山险固的地势，向东可以控制各国诸侯，这可是一统天下的帝王基业啊！”秦孝公采纳商鞅的建议，决定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机，大举攻魏。[101]

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的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赴会时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註 11]，此时魏惠王说：“寡人真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商鞅因战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102][103]

商鞅在秦国執政二十一年[註 12]，招來贵族宗室怨恨。赵良通过孟兰皋去见商鞅，商鞅对他说：“当初秦国的习俗和戎狄一样，父子不分开，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变了秦国的教化，使他们男女有别，分居而住。我征调士卒大造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的像鲁国、卫国一样。您看我治理秦国，与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谁更有才干？”赵良说：“那五羖大夫，是楚国偏僻的乡下人，他听说秦穆公贤明，就想当面去拜见却苦于没有路费，就把自己卖给秦国人，穿着粗布短衣给人家喂牛。秦穆公知道这件事后把他提拔起来，凌驾于万人之上，秦国没有人不满意。他出任秦相期间，向东讨伐过郑国，三次拥立晋国的国君，一次出兵救晋；他在秦国境内施行德化，巴国前来纳贡；他施德政于诸侯，四方少数民族前来朝见，由余听说后，不远万里赶来敲门投奔。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国中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武装防卫，他的功名永载史册，他的德行施教于后代。五羖大夫死时，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不唱歌谣，正在舂米的人也因悲哀而不发出相应的呼声，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能够见到秦君，靠的是秦君宠臣景监的推荐介绍，这就谈不上什么名声了。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这就谈不上为国家建立功业了。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这是积累怨恨、聚积祸患啊。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百姓模仿君臣的行为比命令百姓更为迅速。如今您却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这不是对百姓施行教化啊。您又在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闭门不出已经八年了，您又杀死祝欢，用黥刑处罚公孙贾。这几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门，后边就跟着数以十计的战车，车上都是顶盔贯甲、身强力壮、持矛操戟的贴身警卫，您离开这些警卫肯定不敢自己出门。您的处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临很快消亡的危险。您还打算要延长自己的寿命吗？那为什么不把封地交还给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君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您还要贪图封地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国政为宠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想要拘捕您的人还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会像抬起脚来那样迅速地到来。”但商鞅最终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66]

商鞅被施刑圖 明·馮夢龍 《新列國志》插图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战国策》记载秦孝公想传位于商鞅，商鞅推辞不接受。[104] 赵良警告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君继位。[105] 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文君说：“大臣功高盖主就会危害国家社稷，对身边的人过于亲近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现如今秦国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况且君上您与商鞅有仇，愿君上早下决断。”[106]公子虔等人也告发商鞅謀反，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至邊關，晚上想住宿旅店，因未带身份證件，店主不知道是商鞅本人，害怕新法連坐而不敢留宿。商鞅感叹道：“制定的法律竟然遗害到了这种地步！”[107]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商鞅带领亲属及手下随从逃亡至魏国，魏将穰疵怨恨商鞅用欺骗的手段俘虏公子卬、击败魏军，将其驱逐回秦国。[108][109]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地，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文君派兵攻打，商鞅战败死于彤地[註 13]，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秦惠文君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族。[110][111]商鞅死后，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一直影响着秦国乃至以后的秦朝。[112]

法家认为政治目标要固定，而政治手段需要灵活。为实现政治目标要调动所有的政策和组织，灵活的采用相应的手段，以便实现这个目标，法家掌握权力后通过变法革新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商鞅在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就成为了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使秦国领先于山东六国。其次，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执法不避权贵、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坚决贯彻了法家的这一主张。最后，法家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明法”，商鞅一样抱着这种态度和精神来推行政治改革，让百姓知晓法律。例如蔡泽游说范雎时曾说：“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韩非也说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不但在言论上明法，在行动上也以此为目标。

商鞅独立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商鞅主张全农的经济政策，为此他颁布了《垦草令》，制定出二十种重农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一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农业发展，一方面打压工商业。其次，商鞅主张重刑厚赏。商鞅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赏，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国家安定。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严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赏立信。韩非在《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中评价商鞅的什伍连坐法：“犯之者其诛重而必，告之者其赏厚而信”可为明证。再次，商鞅主张重战尚武，具有军国主义思想。商鞅通晓法家、兵家两家思想，兼有政治、军事的双重性格，这使他不但重法，而且重兵。商鞅反复强调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为此商鞅鼓励对外发动战争以及按军功彰显荣耀，并在变法时颁布了奖励军功的法令。最后，商鞅主张国家应统一民众的心智，制定统一的制度，实现统一的目标。商鞅治理秦国，使百姓专注于农耕和兵战两件事，全国各个阶层及各行各业的人必须从事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活动，剥夺百姓独立的思想和行动，全国的政策法规都必须针对重农重战的国策来制定。为此，商鞅还为秦国制定了统一的赋税和度量衡制度。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郑良树称为商鞅学派。商鞅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115]

商鞅通过变法将秦国改造成富裕强大之国，为秦国将来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17]历朝历代对于商鞅进行的富国强兵的变法都有极高的评价，例如：

蔡泽评价商鞅：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118]李斯评价商鞅：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119]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商鞅：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120]桑弘羊称赞商鞅：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121]刘向评价商鞅：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彊，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122]

北宋的王安石曾赋诗称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123]梁启超的作品《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并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麦孟华给予了商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的极高评价。[124]陈启天评价商鞅的变法“不但创造了秦国的命运，而且决定了秦后二千年的政治历史”，商鞅是一位“革新的、实行的大政治家”。[125]毛泽东对商鞅评价很高，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126]青年毛泽东写道：商鞅的新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127] 他还称赞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126]

商鞅执法不避权贵，治理国家殚精竭虑、尽公不为私的精神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范雎评价商鞅：夫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死，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请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将，破敌军，攘地千里。[128]韩非称赞商鞅：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80]《战国策》称赞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强大。[129]刘向评价商鞅：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使民内急耕织之业以富国，外重战伐之赏以劝戎士。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122]

此外，商鞅作为统帅为秦国攻城略地，拓地千里，[128]许多著作将商鞅与当时的名将并称。《汉书·刑法志》将商鞅与吴国的孙武、齐国的孙膑、魏国的吴起并称；[130]《荀子·议兵篇》将商鞅与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燕国的乐毅并称。[131]

司马迁对商鞅评价不高，他认为商鞅用肤浅的帝王之术取悦秦孝公、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走门路这些不光彩手段获得重用后，在秦国国内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进行快速改革、处罚公子虔、欺骗公子卬、不听赵良的劝告，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个刻薄少恩的人。[132]

董仲舒批评说：商鞅废除井田，导致“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133][註 14]班固认为商鞅变法加剧了百姓的贫富悬殊以及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135]班固还批评商鞅鼓励发动战争，致使横尸遍野、生灵涂炭。[136]

商鞅变法时所设的連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137]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商鞅严格执法、滥用酷刑的行为招致普遍的怨恨，[138][139]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140]《旧唐书》甚至将商鞅称为酷吏。[141]

记录商鞅言行的《商君书》作为一部法家学派作品，其中充斥着大量弱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为帝王稳固政权，剥夺百姓人权的观点。例如：《商君书》中认为国家与人民是矛盾的关系。人民强大，则国家虚弱。所以想要国家强大，则必须削弱人民。[142]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制服本国的人民。[143]只有使人民自主性低、朴实忠厚、以及服從規矩，人民才不易结成强大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144]《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治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大。[145]《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146]

商鞅贬斥儒家学说，将儒家所推崇的礼乐、诗书、孝悌、修善、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贬斥为六虱，认为国家必须去除六虱才能强大。[147]西汉以来的儒生对于商鞅使用严酷刑罚改变民风民俗、败坏道德的行为多有非议。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148]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批判商鞅：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121]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149]唐代的赵蕤评价商鞅：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150] 朱熹批评：“他（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151]

为纪念商鞅，陕西省商洛市于2007年建成商鞅广场，坐落于该广场的商鞅雕塑也是该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商鞅雕塑高9米，左手持简，身佩宝剑。雕塑背后是一面总长33.8米的浮雕文化墙，讲述了商鞅变法的经过。[152]

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中，商鞅于第八十七回《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膑下山》登场，前期经历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差别不大。在第八十九回《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中，秦孝公以商鞅为主将、公子少官为副将带兵进攻魏河东，魏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在吴城对峙。商鞅派使者送信，欺骗公子卬前来赴会。公子卬在宴会中被商鞅埋伏的猛士乌获所俘。商鞅命军士押解公子卬回秦国，又命任鄙、乌获带领公子卬的部下赚开城门，占领吴城。魏惠王被迫献河西之地求和，公子卬最后投降秦国。秦孝公死后，商鞅自认为是前朝重臣，居功自傲。公子虔、公孙贾及甘龙、杜挚因旧怨诬陷商鞅谋反，秦惠文君大怒，命公孙贾率兵三千捉拿商鞅，百姓因商鞅执法严酷而记恨商鞅，都随之追赶。商鞅逃亡途中因未携带身份证件而不能投宿旅店，转而逃至魏国。魏惠王怨恨商鞅用欺骗的手段俘虏公子卬、击败魏军，将其驱逐回秦国。商鞅回到秦国后被公孙贾捉住，秦惠文君历数其罪后将商鞅五牛分尸，百姓争吃其肉。[153]

此外还有多部以商鞅为主人公，以他的生平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如现代作家江来、肖芬的《商鞅》以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154][155]

商鞅作为影视形象多次出现在电视剧、京剧、话剧等影视作品中。1999年上映的长篇电视剧《东周列国战国篇》中，商鞅由温海波饰演。[156]2009年首播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中，商鞅作为本剧的主人公，由王志飞饰演。[157] 2015年《芈月传》第一集中商鞅由施京明客串。 此外，商鞅还出现在京剧剧目《商鞅考试》、《兴秦图》中，[158]现代有以商鞅生平为蓝本的话剧上映。[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