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清末自從簽訂《天津條約》以後，傳教士開始在各地傳教。傳教士享有建造教堂、治外法權、以及“寬容條款”所賦予的特權。[1]

治外法權問題，亦使傳教士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寬容條款”賦予教會特權。中國基督教信徒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因此，許多不法之人也混入教會，卻只是要橫行鄉里。許多衝突由此產生。

基督教與漢族傳統的思想、信仰、風俗習慣存在矛盾。基督徒認為敬天、禮佛、祭祖、祀孔，佛教和道教是迷信，引起部分民眾反感，經常與部分民眾發生摩擦，反教行為亦得到部份士紳的支持，初期不少的衝突，便是直接由地方官紳所發動。 當時多數中国人对現代醫藥不了解，误以为以人体器官做成，另一方面教堂平日森严，具有一种神秘感，使得人们产生猜测。教堂的临终弥撒，洗眼等让部分中国人产生挖眼的猜测。

同治九年（1870年）4、5月间，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夜间孩子的尸体被野狗扒出咬坏，身体不全，缺少一些器官，于是民间開始诬指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幌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

6月18日，天津当地民间黑社会组织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并从其身上搜出迷药，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里来的，武兰珍挺刑不过，为了逃避惩罚，就拉教会保护自己，说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同时又有人向水火会反映，说晚上教堂有人向外面搬运口袋，怀疑里面是死小孩。水火会老大带着数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长求救官府，6月20日，武兰珍被扭送官府，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天津道台周家勋。周不敢处理，又带着这些人去见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崇厚大骂刁民胡闹，认为传教士不可能拐卖儿童，而且西药用人体器官做药引子纯属无稽之谈，民众不服，诬指失踪孩子还在教堂关着。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

6月21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着数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对质。神父热情接待，问武兰珍是教堂哪个人卖给他迷药，又是在什么地方卖的，武兰珍说是叫王三的中国教民在教堂的左侧铁门边卖给他的。其实教堂边门都是木门，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教堂花名册也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後处理办法。三位官员羞愧难当，连连陪不是，出了教堂走了。

水火会煽动民众在教堂外不走，又有好事者、无业流民、地痞无赖等，闻讯纷纷赶来。教堂外就聚集了上万人，抛砖打破窗户。

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向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跑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丰大业和崇厚抱怨并發生争执，双方口角。丰大业在与知县刘杰争执时被暴民所迫，开枪擊傷了一名中國助理，之後丰大业与其助理西蒙都被暴民杀死，尸体被丢弃在河中。

暴民们杀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以凶残手法殺死了10名修女（被剝光衣服強姦、挖眼割乳，後被燒死[2]）、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國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40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与此事无关的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新教教堂、1座西班牙天主教堂、1座俄国东正教堂。杀死教士，把附近前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也一并杀死，抢劫了身上的财物，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共打死13名法国、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3]。

6月24日，法國第三舰队軍艦開到天津，英国第五舰队、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天津一帶，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总理衙门强烈抗議，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否则就要打进北京。清廷惊恐万状，慈禧太后派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主張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审时度势，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曾国藩向慈禧太后汇报说：“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 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生忿，激成大变。……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 挖眼剖心，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认定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刁风不可长”。[4]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引起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曾国藩认为，当事人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曾国藩将骚乱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

法国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处死地方官、惩罚凶手。曾国藩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曾国藩决定软硬兼施，告诉法国，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但法国非要杀了这些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就撤回使馆侨民，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曾国藩向慈禧太后写了详细报告，认为天津官员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慈禧太后也對法国的嚣张反感，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

清廷抓了大约八十多人，中秋节前，曾国藩向慈禧汇报：“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慈禧太后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

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慈禧太后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对张光藻、刘杰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对慈禧太后的处理感到失望，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顧及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放弃杀官员要求。[5]

清廷內部及中國輿論對這個交涉結果都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甚至直接稱其為「曾國賊」，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曾國藩只好一直道歉，自稱：“外慚清議，內疚神明”。[5]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慈禧太后讓李鸿章接替曾國藩。正好这时发生刺马案，于是让曾國藩办理，免去他直隶总督职务。交接當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6]，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天津，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李鸿章最后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俄国松口放弃死刑要求）、4名緩刑，其餘不變。由于有些人是冤枉，李鸿章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曾國藩頗為惱怒，一年後即去世。這件案件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慈禧太后以為法國接受李鴻章提出的條件，認為李鴻章在外交方面比較能幹。于是往後30年中重大外交事件都安排李鴻章辦理，殊不知法國人只是因為普法戰爭失利，才無暇討處理教案。

朝野爱国者认为应乘机利用爱国情绪打击洋人，“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纷纷上书指责曾国藩对外妥协，对内镇压。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义上的弟子李鸿章为首大骂曾国藩卖国，使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国贼，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全被击毁。曾国藩名声扫地，带着「卖国贼、汉奸、软骨头」的骂名离开人世。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1900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