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

1688到1697年，九年战争的战火在欧洲大陆和周边海域、爱尔兰、北美和印度燃烧，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争[9]。

路易十四在1678年的法荷战争中崛起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通过侵略、吞并和准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他着手扩张法国的边界，最终导致了短暂的的留尼旺战争（1683年~1684年）。由此产生的雷根斯堡停战协定使法国的新边界稳固了20年，但路易十四随后的行动，特别是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导致他的军事和政治统治地位恶化。为了扩大他的影响力并迫使神圣罗马帝国接受他的领土和王朝主张，路易十四决定于1688年9月渡过莱茵河，但利奥波德一世和德意志诸侯决心抵抗。荷兰国会和威廉三世将荷兰人和英国人也带入了对法国的战争，路易十四面临着一个旨在限制他野心的强大联盟。

主要的战斗发生在法国与西属尼德兰、莱茵兰、萨伏伊公国和加泰罗尼亚的边境上，总体上对路易十四的军队有利，但到1696年，法国陷入了经济危机。海上强国（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也财政枯竭，当萨伏伊从大同盟中脱离时，各方都渴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最终，根据赖斯韦克条约（1697年），路易十四保留了整个阿尔萨斯，但被迫将洛林归还给其统治者，并放弃了在莱茵河右岸的收获。此外，路易十四接受威廉三世为合法的英格兰国王，荷兰人在西属尼德兰获得了屏障要塞系统，保护了他们的边界。然而，随着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二世病危且无子，一场围绕西班牙帝国继承权的新冲突很快将路易十四和大同盟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西班牙在本土之外有许多重要的资产，它控制着欧洲和新大陆的重要领土。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开采了大量的白银，每隔几年就会被运往西班牙。西班牙也有很多弱点，其国内经济几乎没有商业、工业或先进的手工业，而且很贫穷。西班牙的所有武器几乎都要进口，其庞大的军队的训练水平和装备也都很差。西班牙的海军规模出奇地小，因为航海对精英阶层来说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地区政府以及地方贵族控制了大部分决策。中央政府相当软弱，官僚机构平庸，能干的领导者寥寥无几。查理二世国王于1665年至1700年间在位，但身心健康状况极差[10]。

由于查理二世没有子嗣，谁将继承西班牙王位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大战。查理二世所属的维也纳哈布斯堡王朝提出了自己的王位候选人[11]。然而，法国的统治家族波旁王朝本能地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的扩张，并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强大的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这是两种不同的旧制度[12]，法国的和西班牙的（或着说是哈布斯堡的）之间的对抗。

西班牙的丰富白银以及虚弱，使其成为雄心勃勃的欧洲各国高度关注的目标。几代人以来，英国人都在考虑劫掠西班牙的宝藏舰队。这一壮举只在1628年由荷兰人皮特·海因完成过一次。尽管如此，英国水手还是认真地寻求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私掠和贸易的机会[13]。

当卡洛斯二世临近死亡时，他将王位遗赠给了波旁王朝的候选人，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费利佩的祖父路易十四热切地支持这一选择，并采取单方面的进攻性举措，以确保他的家族在新领土上的统治，例如将法国军队调入西属尼德兰[14]，并为法国在西班牙美洲获得了独家贸易权。然而，反对法国快速扩张的敌对联盟迅速形成，1701年至1714年，又一场欧洲大战爆发了[15]。

对于法国的敌人来说，法国通过接管西班牙及其在欧洲和海外的领土而获得巨大实力的想法是令人憎恶的。此外，夺取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土的前景看起来非常吸引人。法国的敌人组成了一个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一世领导的大同盟，其中包括普鲁士和大多数德意志邦国、荷兰共和国、葡萄牙、萨伏伊（意大利的一部分）和英格兰。大同盟的对立面主要是法国和西班牙，但也包括一些较小的德意志诸侯和意大利公爵。激烈的战斗在尼德兰爆发。但当利奥波德皇帝及其儿子兼继任者约瑟夫双双去世后，约瑟夫的弟弟，利奥波德的第二个儿子，查理六世同时成为了大同盟认定的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候选人[16]，这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可能的人身联合在查理六世的盟友眼中显得过于强大，因此大多数盟友迅速与法国单独缔约。查理六世在之后又徒劳地战斗了一年，但最终不得不放弃成为西班牙国王的野心。

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解决了所有问题。法国放弃了纽芬兰和新斯科舍。路易十四的孙子成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保留了他所有的海外殖民地，但放弃了对法国王位的任何宣称。西班牙失去了本土以外的欧洲领地[17]。

大同盟的前成员也从战争中获利。面对法国的侵略，荷兰保持了独立。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北部和意大利获得了领土，包括西属尼德兰和那不勒斯。然而，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英国，因为除了获得大量欧洲以外的领土外，它还通过适度加强欧洲盟友进一步遏制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14]。

乌得勒支条约后的25年是和平的，没有发生重大战争。主要大国在战争中筋疲力尽，困扰于阵亡、伤残的军人、破败的海军、高昂的抚恤金成本、沉重的贷款和高额税收。1683年，法国的间接税曾经达到过1.18亿里弗尔，但到1714年，这项收入暴跌至仅有4600万里弗尔[18]。

路易十四带着他的战争热情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他是波旁王朝的最后一个幸存者。路易十五一直活到1770年代，在此期间，法国主要的外交决策者是红衣主教弗勒里，他认识到法国需要重建，因此奉行和平政策。

法国的税收制度设计不良，包税人留下了大部分钱财，国库总是短缺。巴黎的银行系统不发达，国库被迫以非常高的利率借款。相反的是，伦敦的金融体系在为英国军队及其盟友提供资金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

英国的安妮女王已经去世，她的继任者乔治一世国王是汉诺威人，他将他的宫廷搬到了伦敦，但从未能够流利地讲英语。他的身边都是德国顾问，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注意力都花在了汉诺威事务上。他的王位也受到威胁，因为斯图亚特家族长期受到路易十四和托利党的支持，多次威胁要通过爱尔兰或苏格兰进攻英国。不过，1722年到1740年间英国主要的决策者是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其角色后来被称为首相），他强烈地反对军事选项，推动了一个由弗勒里同意的和平计划，两个大国结成了联盟。

荷兰共和国的实力大为削弱，因此同意英国的和平主张。在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皇帝与西班牙的波旁国王费利佩五世争夺对意大利的控制权，但与法国的关系并不紧张[19]。

1552年至1798年法国领土扩张

15世纪中叶，法国比今天小得多[20]，许多边境省份（如鲁西永、塞尔达涅、孔夫朗、瓦莱斯皮尔、卡普西尔、加来、贝阿恩、纳瓦拉、富瓦、弗兰德斯、阿图瓦、洛林、阿尔萨斯、三主教管区、弗朗什孔泰、萨伏伊、布雷斯、比热、热克斯、尼斯、普罗旺斯、多菲内和布列塔尼）是自治的，或者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阿拉贡王国或纳瓦拉王国。此外，也有像沃奈桑伯爵领地这样的国外飞地。

此外，法国境内的某些省份表面上是贵族的个人封地。例如，波旁、福雷和奥弗涅一直由波旁家族持有。直到1527年波旁公爵查理三世死后，这些省份才被强行纳入王室领地。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再到1760年代，法国大幅扩张了其领土，而且试图将各省整合为一个行政整体。

• 路易十一：普罗旺斯（1482）、多菲内（1461年，自1349年起受法国控制）
• 路易十二：米兰（1500年，1521年失守），那不勒斯（1500年，1504年失守）
• 弗朗索瓦一世：布列塔尼（1532年）
• 亨利二世——三主教管区（梅斯、图勒、凡尔登的实际控制）（1552年）、加莱（1559年）
• 亨利四世：富瓦（1607年）
• 路易十三：贝阿恩和纳瓦拉（1620年，自1589年以来作为亨利四世财产的一部分在法国控制下）

1477年的法国。红线：法兰西王国边界；浅蓝色：瓦卢瓦家族领地

• 路易十四：
  •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阿尔萨斯的十城联盟和三主教管区的法理控制权
  • 比利牛斯和约（1659）：阿图瓦，北加泰罗尼亚（鲁西永，塞尔达涅)
  • 尼美根条约（1678–79)：弗朗什孔泰，弗兰德斯
  • 里斯维克条约（1697)-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
• 路易十五：洛林（1766)、科西嘉（1768)

尽管国王努力集权，但法国仍然是由地方特权和历史差异拼凑而成的。绝对君主制的专断权力受到历史和地区特殊性的限制[21]。行政（包括税收）、法律（高等法院）、司法和教会部门的特权经常重叠（例如，法国的主教区和教区很少与行政区划重合）。

某些省市拥有特权，例如只需缴纳较低的加贝勒税（盐税）。此外法国南部由源自罗马法的成文法管辖，但法国北部使用于1453年被编纂成书面形式的判例法。

国王在各省份和城市的代表是总督，他们是从最高等级贵族中选出的王室官员，主要负责国防和治安。一个省的总督，称为“”，拥有召集省高等法院，省级三级会议和市政机构的能力。

“总督”一职最早出现在查理六世时期。1579年的布卢瓦条例将其人数减少到12人，1779年的一项法令又将其人数增加到39人（18名一级总督和21名二级总督）。虽然原则上他们是国王的代表，他们的职位可以在国王的意愿下被撤销，但一些总督把自己管理的省份经营成世代相传的独立王国。

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总督们的权力达到顶峰。内战期间，他们在省级动荡中的角色使得红衣主教黎塞留设立了更容易处理的财务、治安和司法总监职位，而在18世纪，总督的作用被大大削弱。

法国的主要省份和省会，粗体显示的城市在旧制度时期有省级高等法院或最高委员会（） 注意：该地图反映了法国的现代边界，并不表示法国地历史领土。名单上的省份可能包含更小的省份和县（例如，在大革命期间，吉耶讷由八个较小的历史悠久的省份组成，包括凯尔西和鲁埃格）
1.法兰西岛（巴黎） 2.贝里（布尔日） 3.奥尔良（奥尔良） 4.诺曼底（鲁昂） 5.朗格多克（图卢兹） 6.里昂（里昂） 7.多菲内（格勒诺布尔） 8.香槟（特鲁瓦） 9.欧尼斯（拉罗谢尔） 10.桑通日（桑特） 11.普瓦图（普瓦捷） 12.吉耶讷和加斯科涅（波尔多） 13.勃艮第（第戎） 14.皮卡第（亚眠） 15.安茹（昂热） 16.普罗旺斯（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 17.昂古莱姆（昂古莱姆） 18.波旁（穆兰） 19.马尔什（盖雷） 20.布列塔尼（雷恩，高等法院曾在南特） 21.曼恩（勒芒） 22.图赖讷（图尔） 23.利穆赞（利摩日）	24.富瓦（富瓦） 25.奥弗涅（克莱蒙费朗） 26.贝阿恩（波城） 27.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最高委员会在科尔马） 28.阿图瓦（省级法院在阿拉斯） 29.鲁西永（最高委员会在佩皮尼昂） 30.弗兰德斯和埃诺（里尔，高等法院先在图尔奈，然后在杜埃） 31.弗朗什-孔泰（贝桑松，高等法院曾在多勒）32.洛林（南锡） 33.科西嘉（地图外，阿雅克肖，最高委员会在巴斯蒂亚） 34.讷韦尔（讷韦尔） 35.沃奈桑伯爵领地（阿维尼翁），教宗封地 36.米卢斯，帝国自由市 37.萨伏伊，撒丁王国封地（高等法院在尚贝里，1537–59） 38.尼斯，撒丁王国封地 39.蒙贝利亚尔，符腾堡封地 40.（未注明）三主教管区（梅斯、图勒和凡尔登） 41.（未注明）栋布（特雷武） 42.（未标明）纳瓦拉（圣让皮耶德波尔） 43.（未标明）苏勒（莫莱翁） 44.（未注明）比戈尔（塔布） 45.（未注明）博若莱（博热） 46.（未注明）布雷斯（布尔格） 47.（未标明）佩尔什（莫尔塔涅欧佩什）

为了改革体制，新的行政区划——财政区（，通常称为généralité）被创建。它们最初只是税收区（参见下面的“国家财政”）。1542年，根据亨利二世的法令，最初的16个财政区被创建。它们的作用逐渐增加，到17世纪中期，他们在总监（）的管辖之下成为扩张王室在司法、税收和警务方面权力的工具。到大革命时，有36个财政区，最后两个创建于1784年。

法国财政区，城市（地区）（注：还应包括36、37和35的部分）：白色为选举区，红色区域为会议区，黄色为征税区（见下文国家财政）
1.波尔多财政区（阿让,吉耶讷） 2.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财政区（普罗旺斯） 3.亚眠财政区（皮卡第） 4.布尔日财政区（贝里） 5.卡昂财政区（诺曼底） 6.香槟沙隆财政区（香槟） 7.勃艮第财政区，第戎（勃艮第） 8.格勒诺布尔财政区（多菲内） 9.伊苏瓦尔或里永财政区（欧弗涅） 10.里昂财政区（里昂、博若莱和福雷兹） 11.蒙彼利埃财政区（朗格多克） 12.巴黎财政区（法兰西岛） 13.普瓦捷财政区（普瓦图） 14.鲁昂财政区（诺曼底） 15.图卢兹财政区（朗格多克） 16.图尔财政区（图赖讷、曼恩和安茹） 17.梅斯财政区（三主教管区） 18.南特财政区（布列塔尼）	19.利摩日财政区，分为两部分：昂古莱姆和利穆赞–马尔什） 20.奥尔良财政区（奥尔良） 21.穆兰财政区（波旁） 22.苏瓦松财政区（皮卡第） 23.蒙托邦财政区（加斯科尼） 24.阿朗松财政区（佩尔什） 25.佩皮尼昂财政区（鲁西永） 26.贝桑松财政区（弗朗什孔泰） 27.瓦朗谢讷财政区（埃诺） 28.斯特拉斯堡财政区（阿尔萨斯） 29.（见18） 30.里尔财政区（弗兰德斯） 31.拉罗谢尔财政区（欧尼斯和桑通日） 32.南锡财政区（洛林） 33.特雷武财政区（栋布） 34.科西嘉或巴斯蒂亚财政区（科西嘉） 35.欧什财政区（加斯科涅） 36.巴约讷财政区（拉布尔） 37.波城财政区（贝阿恩苏勒）

自14世纪以来，税收区域经历了各种变化。在14世纪之前，监管征收王税的是执达主任（Bailli）和总管（sénéchaux）。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改革中，法国的王室财政由两个委员会以协作的方式管理：四个总税务官（）监督税务员（）收税，四个司库（）则负责监督王室领地的收入。

到了16世纪，法国国王为了更直接地控制王室财政，规避被指责监管不力的双重委员会，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包括重组财政管理方式和增加财政区的的数量。1542年，法国分为16个财政区。16世纪末增加到21个，法国大革命时期增加到36个，最后两个创建于1784年。

财政区的管理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各种改革。1577年，亨利三世在财政区设立了由5个总司库（）组成的财务局。在17世纪，财政区由财务、司法和警察总监管辖。财政区和总督辖区大致成为同义词。

1680年，包税制度被建立，个人通过六年一度的拍卖购买代表国王收取土地税的权力（某些税收，如全国关税和盐税早在1604年就以这种方式进行了征收）。该系统中的主要税收人员被称为总包税人（）。

土地税只是众多税收中的一种。还有军税，盐税，对各种产品（葡萄酒、啤酒、油和其他商品）的全国关税、特殊产品的地方关税、对进入城市的产品征收的税、在集市上出售商品的税。此外，还有教会强制征收的什一税。

路易十四创建了几个额外的税收制度，包括从1695年开始实行的人头税。它适用于每个人，包括贵族和教士，尽管可以通过一次性大笔款项购买豁免权。1749年，在路易十五统治下，一种基于什一税的新税收,“二十分之一税”被实行，旨在减少王室赤字，这种税收延续到了旧制度的终结。

国家财政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对国家职位收费（例如高等法院的大多数职位以及治安官、请愿官和财务官）。费用相当高，但一些职位附带贵族身份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早在12世纪和13世纪，利用职位谋利就已成为惯例。146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除非头衔持有人死亡、辞职或被没收财产，否则这些职位不可撤销。而这些职位一旦被买下，往往会成为世袭职位，只要交纳转让费，即可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22]。

为了增加收入，国家经常创建新的职位。而且在1521年之前，甚至可以将职位转让的日期留空。1534年，一项根据教会惯例改编的规则规定，如果前任职位持有者在转让职位后四十天内死亡，则继承者的权利无效，职位将返还国家。但是，一种新的费用出现了，它可以保护继承者不受该规则的影响[22]。1604年，叙利公爵创立了一种新税，即“波莱特税”，对官方职位拥有者征收职位价值六十分之一的年税，交税后可以免于四十天规则。“波莱特”税和职位的可买卖性成为1640年代投石党之乱的关键问题。

弗朗索瓦一世则创造了另一种税“免费礼物”，让教会从教会职位持有人那里收取费用（大约是职位收费的二十分之一），再交给国王。

国家财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借款，包括私人借款（来自欧洲大银行家）和公共借款。最重要的公共借款来源是巴黎市政厅租金系统，一种为投资者提供年息的政府债券系统。该系统最早于1522年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启用。

直到1661年，法国金融系统的负责人通常是财政大总监（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财政大总监尼古拉斯·富凯下台后，权力较小的财政主计长（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成为财政系统的主管。

领主土地上的司法（包括教会持有的土地或位于城市内的土地）通常由领主或其授权的官员管辖。在15世纪，领主的大部分法律权限被授予三种法院：司法执达官法院、司法总管法院、初级法院（bailliage、sénéchaussée、présidial），只剩下关于领主税款和职责的事务，以及当地的小事务。只有某些领主，即那些拥有高级司法权（领主司法权分为“高”、“中”和“低”三种）的领主，才能执行死刑，而且必须征得初等法院的同意。遗弃、抢劫和乞讨（即所谓的重罪“cas prévôtaux”）等都起初在军事司务官（prévôt des maréchaux）的管辖下。1670年，此类权限转移到初等法院。

国家司法系统最初由法国北部的司法执达官法院（bailliage）和法国南部的司法总管法院（sénéchaussée）组成。为了减少高等法院的案件负担，亨利二世授予某些司法执达官法院更大的权力，这些法院就被称为初等法院（présidial）。司法执达官法院和司法总管法院在16世纪大约有90个，在18世纪末数量更多，由一名司法长官（lieutenant général）监管，并可继续细分为：

• 由司务官（prévôte）管辖的司务官法院（prévôt）；
• （在诺曼底地区），由子爵（vicomte）管辖的子爵法院（vicomté），这个职位也可以由非贵族担任；
• （在法国北部的部分地区），由城堡主人（châtelain）管辖的城堡主人法院（châtellenie），这也是一个可以由非贵族担任的职位；
• （在南部），由维格（viguier）或培尔（bayle）负责维格法院（viguerie）或培尔法院（baylie）。

这些更低一等的法院的法官是平民的初审法官。他们独立行使法律职能，但必须咨询他们自己选择的律师们的意见。用专业术语来说，这些律师被“召集到他们的委员会”。

对这些法院判决的上诉会到达司法执达官的法院，那里也拥有平民对贵族的诉讼的初审管辖权。司法执达官法院和初等法院也负责管辖：亵渎神灵、亵渎君主、绑架、强奸、异端邪说、篡改金钱、煽动叛乱、叛乱和非法携带武器这样的重罪。对初等法院判决的上诉会被提交至地区的高等法院。

最重要的法庭是巴黎的司务官法院[lower-alpha 1]或初等法院，即大沙特莱法院，它由巴黎司务长（prévôt of Paris）、民事和刑事副官以及一名负责维护首都公共秩序的王室官员——巴黎警察总长组成。

以下为最高法院（cours souverains），最高法院的决定只能由“国王在他的顾问会议中”撤销，最高法院可分为：

• 高等法院（Parlements），最终有14个：巴黎、朗格多克（图卢兹）、普罗旺斯（艾克斯）、弗朗什-孔泰（贝桑松）、阿基坦（波尔多）、勃艮第（第戎）、弗兰德斯（杜埃）、多菲内（格勒诺布尔）、三主教管区（梅斯）、洛林（南锡）、纳瓦拉（波城）、布列塔尼（雷恩，有段时间在南特）、诺曼底（鲁昂）和栋布（特雷武，1523—1771）。1537年到1559年间，萨沃伊（尚贝里）也有一个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最初只是司法性质的（低级民事和教会法院的上诉法院），但逐渐承担有限的立法职能。从行政区域（涵盖法国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声望方面，最重要都是巴黎高等法院，它也是贵族和王室事务的初审法院。
• 最高委员会（Conseils souverains）：阿尔萨斯（科尔马）、鲁西永（佩皮尼昂）、阿图瓦（阿拉斯）以及1553年至1559年的科西嘉岛（巴斯蒂亚）；佛兰德斯、纳瓦拉和洛林曾有最高委员会，但后转变为高等法院）。高等委员会是新近征服土地上的地区高等法院。
• 审计法院（Chambre des comptes）：巴黎、第戎、布卢瓦、格勒诺布尔、南特。审计法院管辖公共资金的支出、王室土地的保护以及涉及这些地区的法律问题。
• 间接税法院（Cours des aides）：巴黎、克莱蒙、波尔多、蒙托邦。间接税法院管辖选举省的事务，通常涉及对葡萄酒、啤酒、肥皂、油、金属等征税。
• 审计法院兼间接税法院： 艾克斯、巴勒迪克、多勒、南锡、蒙彼利埃、波城、鲁昂。
• 货币法院（Cours des monnaies）：巴黎；此外还有里昂（1704—71年）和1766年之后的巴勒迪克和南锡的财务司。货币法院监管货币、硬币和贵金属。
• 大议会（Grand Conseil）：成立于1497年，负责监督与教会圣职有关的事务；偶尔国王会寻求大议会的干预，处理对高等法院来说具有争议性的事务。

法国司法系统的首脑是大法官（chancelier de France）。

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统治下，行政机构中的法院及委员会得到了扩大，“长袍贵族”的比例增加，积累到17世纪，有以下职位：

• 首席大臣：一些大臣和国务秘书如苏利、孔奇尼（他也是几个省的总督）、黎塞留、马萨林、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弗勒里红衣主教、杜阁等在17和18世纪对国家行政拥有强大的控制力。然而，“首席大臣”的头衔在此期间仅被授予六次，路易十四本人在马萨林死后拒绝选择首席大臣。
• 大法官（chancelier de France，也称为“garde des sceaux”，掌玺大臣）：在无能力或失宠的情况下，大法官通常被允许保留头衔，将王室印玺被移交给其副手掌玺大臣[22]。
• 财政主计长(contrôleur général des finances)：以前称为财政大总监（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
• 国务秘书：由亨利二世于1547年创立，1588年后更为重要，通常有4名，但偶尔有5名：
  • 外交国务秘书
  • 战争国务秘书，也监督法国的边境省份。
  • 海军国务秘书
  • 王室国务秘书（国王的王室随从和私人军事卫队），他还负责监督神职人员、巴黎和非边境省份的事务。
  • 新教国务秘书（1749年与王室秘书合并）。
• 国务委员（一般30人）
• 国务委员会审查官（一般80人）
• 财政总监（6人)
• 商务主管（4或5名）
• 国务大臣（可变）
• 司库
• 总包税人
• 邮政系统总监
• 建筑总局长
• 防御工事总局长
• 巴黎警察总长（负责首都公共秩序）
• 巴黎大主教
• 王室忏悔师

各省的王室行政在中世纪一直由司法执达官法院和司法总管法院管理，但它们在近代早期衰落，到18世纪后期，司法执达官法院仅发挥司法职能。16世纪和17世纪初各省的王室行政权力的主要来源落入总督手中（总督代表“国王亲临该省”），这些职位长期以来仅由王国中排名最高的贵族家族担任。随着近代早期的内战，国王越来越多地转向更温和而顺从的代言人，这导致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总监”数目增长。“总监”是从国务委员会审查官中选出的，分别对一省的财政、司法和治安有管辖权。

到18世纪，尽管地方高等法院提出抗议，但王室的行政权力已在各省稳固确立。除了作为上诉法院的角色外，地区高等法院还有权登记国王的法令，并向国王提交有关法令的正式申诉。因此，他们作为法官阶层的代表起到了有限的发声作用。最高法院拒绝登记法令（通常涉及财政问题）后，国王可以通过主持国王行法会（lit de justice）强制登记。

王国中的其他传统代表机构是法国三级会议（创建于1302年），它重新统一了王国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和各省的省级三级会议。法国三级会议（于1484年、1560–61年、1576–1577年、1588–1589年、1593年、1614年和1789年召集）在财政危机期间召集，也由不满王室特权的政党（联盟党、胡格诺派）召集。但法国三级会议没有真正的力量，三个阶级之间的分歧使他们变得虚弱，在达成目的之前会议就已经被解散。随着法国专制主义的兴起，全国三级会议从1614年到1789年停止召集。省级三级会议被证明更有效，经常被国王召集以响应财政和税收政策。

路易十四支持高卢教会，使政府在选举主教等方面比教宗拥有更大的权力。法国没有宗教裁判所，只有在政府批准后，教宗的法令才能生效。路易十四希望对法国教会拥有更多的王权，但又不想脱离罗马。教宗则承认“最基督教的国王”是一个强大的盟友，不能疏远[25]。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修道院社区构成了旧制度下许多地方经济、社会和宗教生活的核心要素。僧侣们是大地主，与他们的邻居建立了一套多样化而复杂的联系。他们获得了领主权利，为农村穷人提供工作，并每天与公证人、商人和外科医生接触。虽然他们不直接管理由教区牧师完成的信徒的宗教生活，但僧侣通过设立教区神职人员、提供施舍和社会服务以及扮演代祷者的角色，成为其中的推动力。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修女团体平均有25名成员，平均年龄为48岁。修女们进入修道院的岁数相对较大，寿命也更长。总的来说，她们没有多少财富。女修道院的人员和生活方式（活跃或沉寂，简朴或富裕，下层阶级或中产阶级）各不相同。在法国，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期间，男性和女性修道院的性质都大不相同。女修道院往往更加孤立，受到中央的控制较少，之间的多样性也比男性修道院之间更大[26]。

法国的新教主要是加尔文主义的，从小贵族和商人阶级那里得到一些支持。主要的两个据点是法国西南部和诺曼底，但即便在那里，天主教徒也占多数。法国的新教被认为是对民族团结的严重威胁，因为与法国同胞相比，少数的胡格诺派与德国和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胡格诺派经常与法国的敌人结盟。双方之间的敌意导致了法国宗教战争和悲惨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宗教战争于1593年结束，当时已经实际上是法国国王的纳瓦拉的胡格诺派利成为天主教徒，并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双方承认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

亨利四世为胡格诺派的宗教自由颁布了南特敕令（1598年），主要条款是允许胡格诺派在每个省的某些城镇举行宗教仪式，允许他们控制八座城市，建立审判胡格诺派的特别法庭，并赋予胡格诺派与天主教徒相同的公民权利。

法令中给予少数派军事上的特权，安抚他们的恐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特权显然容易被滥用。1620年，胡格诺派发布了“法兰西改革教会共和国”的宪法，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1585—1642年）动用了国家的全部力量应对，经长期围困后于1628年占领了拉罗谢尔。第二年，《阿莱条约》使胡格诺派享有宗教自由，军事自由被取消了。

路易十四越来越积极地迫使胡格诺派皈依。起初，他派遣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得到了一笔资金的支持，以在经济上奖励皈依天主教的人。然后，他实施了惩罚，关闭胡格诺派的学校，并将他们排除在喜欢的职业之外。攻击逐渐升级，他试图通过派龙骑兵占领和抢劫来强制改变胡格诺派教徒的信仰。最终，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废除了南特敕令[27][28]。

枫丹白露敕令对新教施加禁令，要求儿童接受天主教教育，并禁止大多数胡格诺派移民。事实证明，这对胡格诺派来说是灾难性的，对法国来说也代价高昂，因为它引发了内乱，破坏了商业，并导致大约180,000名新教徒非法逃离该国，其中许多人成为英格兰、苏格兰、荷兰、普鲁士和南非的知识分子、医生和商业领袖。此外，还有 4000人去了美洲殖民地[27][28]。

英国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资金欢迎法国难民搬迁，留在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成为天主教徒，被称为“新皈依者”，只有少数新教村庄留在偏远地区[27][28]。

到1780年代，新教徒约有700,000人，占人口的2%。它不再是精英阶层最喜欢的宗教，大多数新教徒都是农民。新教仍然是非法的，虽然该法律很少得到执行，但仍可能对新教徒构成威胁或滋扰。

加尔文主义者主要居住在法国南部，大约200,000名路德教徒居住在阿尔萨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仍然保护着他们[29]。

此外，法国境内约有四万至五万名犹太人，主要集中在波尔多、梅斯等几个城市。除了放债业务外，他们的权利和机会非常有限，但他们的身份是合法的[30]。

• Aston, Nigel. .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2000. ISBN 978-0-8132-0977-7. OCLC 59522675., comprehensive overview
• McManners, John. . 1: The Clerical Establishment and Its Social Ramifications; Vol. 2: The Relig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1999.
• Palmer, R.R.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 Van Kley, Dale. . 1996.
• Ward, W. R. . 1999.

• Bély, Lucien. . Collection: Premier Cycle. Paris: PUF. 1994. ISBN 2-13-047406-3 （法语）.
• （法語） Bluche, François. L'Ancien Régime: Institutions et société. Collection: Livre de poche. Paris: Fallois, 1993. ISBN 2-253-06423-8
• （法語） Jouanna, Arlette and Philippe Hamon, Dominique Biloghi, Guy Thiec. La France de la Renaissance;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Collection: Bouquins. Paris: Laffont, 2001. ISBN 2-221-07426-2
• （法語） Jouanna, Arlette and Jacqueline Boucher, Dominique Biloghi, Guy Thiec. Histoire et dictionnaire des Guerres de religion. Collection: Bouquins. Paris: Laffont, 1998. ISBN 2-221-07425-4
• （法語） Pillorget, René and Suzanne Pillorget. France Baroque, France Classique 1589–1715. Collection: Bouquins. Paris: Laffont, 1995. ISBN 2-221-08110-2
• Viguerie, Jean de. . Collection: Bouquins. Paris: Laffont. 1995. ISBN 2-221-04810-5 （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