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1959年)

1959年7月，李强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地区瑞安县马屿镇，谱名福强。李强的父亲李锡局来自曹村镇东岙村，家境贫寒，成年后做过政府文员和干部；母亲阮秀莲则是马屿镇人，年轻时以卖猪肉为生。李强是在外祖父家中出生，自幼受到外祖母等长辈喜爱，在马屿镇上念完小学和中学。1976年7月，17岁的李强在中学毕业后即参加工作。[5]

1976至1977年，李强在家乡马屿的机电排灌站工作，期间1977年4至10月借调瑞安县路线教育工作队驻江溪公社分队工作[6]。1977至1978年就职于瑞安县工具三厂[6][7]。李强后来回忆说，“温州是我的故乡，我在那儿学习生活到19岁”[7]。恢复高考后，李强于1978至1982年在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今浙江万里学院[8]）农业机械系农业机械化专业学习[6]。

大学毕业后，他并未从事专业工作，而是选择到当时的区公所（相当于后来的乡镇）工作，由此踏入仕途。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先后出任中国共青团瑞安县莘塍街道团委负责人，后又任中国共青团瑞安县委书记。1984年离开中国共青团系统后，进入浙江省民政厅工作，历任农村救济处副处长、处长、救灾救济处处长及省民政厅副厅长。在此期间，他于1985至1987年在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註 1]社会学专业学习。

1996年，李强出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6]。在此期间，他于1995至1997年在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管理工程专业学习[6]。1998年，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6]。

2000年，41岁的李强升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长，成为正厅级干部[7]。2001至2002年在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2年4月，出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上任时年仅43岁，成为温州建市30余年来最年轻的一位中共市委书记[7]。2003年，兼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政温州期间，他于2001至2004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李强就任期间着力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9]，并相继他曾对媒体说：“温州是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温州的改革不能丢[7]。”

2004年11月，李强转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2005年9月由中共省委常委兼任浙江省委秘书长，成为副省级干部，直接辅佐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此期间，2003至2005年在香港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并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在省委秘书长岗位上，李强工作逾六年，先后历经习近平、赵洪祝两任时任省委书记[7]， 也因此被称为之江新军的核心成员、走上了仕途快车道。2008年，时任中共省委秘书长的李强在浙江在线互动直播室对网友总结了自己的工作理念，“勤服务，才能体现素养；讲原则，才能不乱章法；多思考，才能当好参谋；重实干，才能取得实效”[10]。李强还将其工作总结为“事前事后、会前会后、台下幕后”十二个字[11]。

2011年2月，李强兼任省委政法委书记。2011年11月，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成为中共浙江省委的第三把手，仅次于省委书记赵洪祝和省长夏宝龙。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2]。

2012年12月，在中共十八大闭幕一个月后，李强接替升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出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13]，晋升正部级，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2013年1月，正式当选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14][15]。

任浙江省长后，李强曾在三年内先后五次赴温州调研。在2011年温州危机后，面对浙江饱受“浙商跑路”和“产业空心化”的争议，李强提出了其全域规划改革和企业以亩产论英雄的理念，从省级、市级、县级三级载体出发统筹规划改革，以亩产效益的综合评价体系来倒逼区域产业改革。[16]而据《时代周报》报道，故乡温州的重商文化一直影响李强的政治理念，其认为“民营、民富、民享”的民本经济始终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17][7]。李强还曾先后四次调研新生代企业和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浙江的持续发展，需要新一代企业家[7]。

在浙江省长任内，李强还大力推行服务型政府建设，于2014年首次建立“四张清单一张网”（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和政务服务网）。这项改革措施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并由中央深改办推向全国[4]。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18]，并在2018年被纳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19]。

作为全国唯一的行政事务审批改革的试点省的主官，李强一手主持了浙江省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18]，其目标使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之一。[20]在2013年《财新周刊》采访中，李强透露其对浙江省政府改革的思考，始于其省委秘书长任内在浙江省富阳市（现杭州市富阳区）开展的政府部门权力调查研究，认为要从原来的“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保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21]。李强还在2014年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谈政府改革：“只有把审批制度改革与行政权力整体改革结合起来，才能走出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7]他又引述公共管理学关于善治的名言，“政府是掌舵，而不是划桨。[7]他强调“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浙江是靠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浙江资源匮乏，浙江的改革，就是把自己变成资源”[7]。

李强任浙江省长期间另一项举措是建设浙江“特色小镇”[22][23]，该项目受到习近平和中央财办主任刘鹤肯定[7]。

赴江苏任职前，李强从未离开过家乡省份浙江任职[7]。2016年6月，57岁的李强接替罗志军，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2月，當選为江蘇省人大常委會主任[24]。2017年10月，李强在十八届七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委员[25]。

2017年10月25日，58岁的李强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晋升副国级，成为国家级领导人，并于当月接替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韩正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2年连续两次获得晋升，并成为第一个主政过江、浙、沪三省市的高级官员[26]。2018年2月，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7]。

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后，李强秉持其统筹规划推进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治理念，并进一步发展了其“亩产论英雄”的经济理念，提出了要“以亩产论英雄、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认为“上海不是不要GDP，而是不唯GDP，要追求更高质量的GDP”。[28]

2018年，李强还主导推动了上海市“一网通办”改革。在短短三年之间，使得上海市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从2018年全国排名的第15位，上升至2021年全国第1位[29]。

任内，李强还推动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其在浙江、江苏、上海三任主官背景尤其引人注目。在2018年上海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表态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30]。2019年，国务院发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31]，纲要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区域经济总量占据全国的四分之一、年研发经费占据全国三分之一，目标要打造中国第一大、世界第六大城市群[32]，这也被认为是新江南的成型[32]。

尽管中国在2021年后陷入“监管风暴”[33]、“国进民退”的争议[34]， 李强在上海十二大会议和调研中还多次重申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35]。2022年6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十二届一次全会上当选连任市委书记[36]。

但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任内，李强也因2022年3月至6月上海新冠疫情期间封城时期的各种乱象以及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受阻而遭到批评。但后来根据部分媒体报道，执行严格的封城措施并不是李强的本意，而是代表中共中央进驻上海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37]

2022年10月23日，63岁的李强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位列第二，排名越过资历更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和赵乐际，仅次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成为自1989年以来第八位进入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也是自1949年以来首位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江苏省委书记[38]。当月底不再兼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职务，由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接任[39]。

李强在中共二十大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也同时兼任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随后李强开始推动更加宽松的防疫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并在11月11日推出了“二十条”，但在二十条推出之后中国的感染病例增多，地方政府纷纷加强疫情管控，二十条形同虚设，习近平也对放松疫情管控的做法产生了动摇并在东南亚访问期间下令继续坚定不移的执行清零政策。路透社报道，李强顶住了习近平要求放缓放开步伐的压力，并在全国多地爆发「白紙運動」之后从习近平手中取得了防疫政策的主导权，之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12月7日公布了“新十条”，结束了在中国执行近三年的清零政策。[40]

2022年12月11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李强出席开幕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贺词。2022年12月15日，李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重要讲话。

2023年3月11日，習近平提名李強為國務院總理人選。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同日上午舉行全體會議，選舉中李强以2936票支持、3票反對、8票棄權，通過決定李強為國務院總理[41][42]。李強成為除首任总理周恩來之外唯一的一位沒有副總理資歷的國務院總理，也是第一位没有中央或国家机关工作经验、直接從地方首長晉升的總理，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核心成员[43]。

2023年9月9日到10日，李强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成为自200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一次峰会举办以来首位出席该峰会的国务院总理。[44]

2023年11月，李强出任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45]

2024年3月，李强一改前例，不在两会闭幕后召开国务院总理记者会[46]。

2022年上半年，上海爆发2019冠狀病毒病聚集性疫情，为执行清零政策，全城进入封控状态下，部分居民物资供应匮乏。身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前往不在原订行程内的小区视察时，有群众聚集到李强面前，指责封城以后带来的种种问题[60]。

在李强的领导下，上海市最初采取了较少限制的措施来遏制冠状病毒的传播，但在春季无法控制的一次大规模爆发后，最终实行了严格的为期两个月的封锁措施，带来了各种混乱和灾难。但这似乎没有阻碍李强的仕途。就此，有中共高层的参谋人士透露，2022年的上海执行严格封城措施并不是李强的本意，而是后来代表中共中央进驻上海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53]。《华尔街日报》也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在2021年习近平开展对民营企业的整顿行动中，李强发挥了调和作用[61]。他也是中国国内难得支持西方开发的mRNA疫苗和与新冠病毒共存的官员之一。在上海封控期间，李强领导上海市政府采取闭环管理措施，保证特斯拉汽車在内的外企得以复工复产，虽然无法确保普通群众的物资供应，但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经济[54]。

2021年，华尔街日报在关于蚂蚁集团的IPO审批程序遭到中国政府调查的报道中[62]，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调查已涉及到了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李强[63]。在2020年10月马云对监管机构的抨击后，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被取消，其后启动的大规模调查被认为着重于马云与重要政府人士间的关系，因上海和浙江分别只用了1个月和1周时间通过了IPO审核，华尔街日报据此向中央政府和上海的证券监管机构、上海市政府、中国人寿和中投公司的代表提问，但均未获置评，蚂蚁集团亦不予置评。[64]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高层和部分医学专家原制定计划要在年底到兩會之後，逐步松绑中国大陆疫情集中管制。而时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李强，决定比预期更早地启动重新开放计划[65]。消息指出，在11月左右“二十条”发布、中国初步放开疫情管控后，国内病例短时间内激增，习近平对此决定有所动摇，并希望可以重回清零政策，这给予了部分高层决议者讨论的空间，李强顶住习近平要求放缓开放步伐的压力，并且鼓励地方官员贯彻防疫“二十条”[66]。2022年11月底白紙運動爆发，习近平放手让李强负责疫情防控工作，之后中国进一步放宽政策并提出防疫新十条，取消各地大规模核酸检测，事实上结束了执行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66]。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回憶，由于担心政府没有能力遏制住传播速度更快的SARS-CoV-2病毒变异毒株，以及担忧反复的封控影响中国已经困难重重的经济，李强和一些领导层同僚努力游说習近平加快取消2019冠状病毒病清零政策[67]。2022年12月25日起，李强兼任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李强在2022年12月25日的全国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要求官员即时调控物资，并随后可在“时间成熟，具备基本条件”下，降低疫情管控级别，次日国家卫健委即发布公告宣布明年1月8日起“乙类乙管”[65][66]。短时间内有超过医疗负担的大量患者病逝，火葬场甚至一度不胜负荷[68][69]。至2023年，中国对外公布自松绑清零政策後，染疫死亡人数只有6万多人，累计死亡人数8万多人。然而，有专家评估认为中国的新冠疫情可能已造成100万至150万人死亡（该数据基于美国死亡率、出行模式等方式估计）[70]。

2023年3月1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李强在推动中国如何取消2019冠状病毒病清零政策，以及将政府工作重新聚焦于经济增长上发挥了主导作用。据知情人士称，在过去几个月里，李强在制定党的一些最重要的决策方面发挥领导力，他凭借习近平的信任，在各層面撤回了一些可能对经济造成更持久损害的政策，成功讓中国疫情快速過峰[67]，在努力寻找一条退出清零政策的道路时，李强展示了他的經濟才華，專家也高度評價他与其他高层领导人有效合作的能力。他们说，在试图重振中国经济的努力中，李强也发挥了同样的能力。在更广泛的经济政策方面，李强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的帮助，何立峰于去年10月加入了由24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他们共同领导了一项计划的起草工作，以便从「重监管」转向鼓励经济增长。去年11月，政府实施了旨在提升住房供给和需求的措施，放松了之前的一些贷款限制。李强和何立峰还建议中国监管机构放松对互联网巨头的管控，以增强商界發展與信心[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