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 (文革)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举行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月风暴爆发[2]。随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相继开始“夺权”，1月23日前，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群众组织代表和少量的干部代表两部分人组成。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名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中发[67]27号），強調軍隊要“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军队随即成为夺权的重要力量 [3] 。1月31日，在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黑龙江省“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这一特定的术语。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论革命的“三结合”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4]，上海“造反派”准备依据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实行全面选举制的政权[5]，《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称：领导最终要由革命群众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产生；“三结合”（干部、军队以及群众代表）只是过渡性质的权力机构。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多日对《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词[6][7]，与夺权的黑龙江省形成了鲜明对比[7]。2月12日，张春桥、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泽东与他们多次谈话，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议的“公社”名称，表示公社选举制度将破坏党的领导[6]。张春桥、姚文元遂于2月18日返回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指示。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正式否定“人民公社”名称，并以“三结合”作为评判各地权力机构的标准。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8]。

自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导致的全国全面夺权开始，各省陆续成立“革委会”。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前后，“革委会”处于鼎盛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革委会委员采取“三结合”方式产生，即由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但实质上是一种军事管制[1]^:78，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的前身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是以党中央指定的军队成员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84。军代表通过“三支两军”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据统计[9][10][11]，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

“革命委员会”成员一般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经过所谓“反复的争论、酝酿、协商、审查”推选出来的。这种推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造反派组织的状况和审查机关的主观意志。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4000多名委员中，包括其中大约半数左右的群众代表，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1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于1967年5月31日作出了《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地区、专区、县级革筹小组和革委会的组成和审批权完全被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规定》要求：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地专级要成立革筹小组，必须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地专级正式成立革命委员会，则必须由军区审查，报中央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批准，报大军区备案[1]^:85。

自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提出重建各地党组织，到1972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发出《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为止，是革委会的平复时期，即由包揽一切权力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地方政权的时期[1]^:86。

197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提出陆续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党委。此后，地方各级党委先后成立。新党委和原来的革命委员会多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一般兼任同级革委会的主任[12]。这种初步的分化缩小了革委会的职权范围，使党政领导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13]。

自1972年8月“三支两军”人员开始撤回军队起，至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過《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定的决议》，决定將革命委員會改組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为“革委会”的衰亡时期[1]^:95。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管、军宣队、支左领导机构撤销，少数军队干部转业留在地方工作。此后，“三支两军”人员陆续返回部队，但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他们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和省市一级革委会任主要负责人[12]。军队代表的撤出为地方干部的重返领导岗位提供了条件，大批被解放的“老干部”逐渐复出[1]^:96。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这以后，“革命委员会”内部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军队、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已经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了，而被新的意义上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所取代了[12]。其中“老”干部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居于支配地位，许多文革前期加入革委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成员被下放回原单位，如杭州市革委会138名“新干部”到1973年只留下了7名[1]^:97-98。

1975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革委会的规定与文革前的地方人民政府并无明显区别，事实上履行着相同的职能，仅名称不同而已[1]^:100。在“粉碎四人帮”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逐渐被否定。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過《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决定的决议》，將革命委員會改組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而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一直到1980年代才全部撤销。以浙江省为例，8个地区革命会于1978年9月统一改称地区行政公署(根据1978年宪法，地区不作为一级政权，不设人民代表大会与革委会）。杭州市革委会于1981年12月改称杭州市人民政府，温州市革委会于1981年11月改称温州市人民政府，宁波市革委会于1982年2月改称宁波市人民政府。黄岩县革委会迟至82年6月才改称黄岩县人民政府，贵阳市革委会于82年8月改称贵阳市人民政府，张家口革委会于1983年4月改称张家口市人民政府。

1968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编者按语中要求各级革委会都要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据此，各级革委会刚成立时，都不切实际地将工作机构和人员精简到难以维持正常工作的程度，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级党委在成立时工作人员仅有150-200人左右，为原本行政人员的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1]^:116。但随即，即开始了机构的膨胀、人员的增加，例如武汉市革委会1968年上半年成立时，工作人员仅有90人，但到1969年5月，仅1年时间，工作人员就剧增至1200人[1]^:119[13]。1970—1971年间，在省级革委会中，除政工、生产、办事、政法几大组（或部）外，存在各种名目的编内、编外常设机构如：一打三反办公室、整党建党办公室、农村工作指挥部、增产节约办公室、清理敌档领导小组、计划生育办公室、学大庆领导小组、军工生产领导小组、落实政策办公室、征兵领导小组、招工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征粮领导小组、防空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野营训练指挥部、革命大批判组、整团建团领导小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节煤办公室、节电办公室等等[13]，名目繁多，而且往往要求市、县级革委会设置相应的对口机构[1]^:120。

196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指出：“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工作千头万绪应该抓什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革命大批判气氛搞得浓浓的”。革命委员会作为贯彻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工具，其原本的核心任务即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各领域的工作[1]^:124。

1967年8月至1968年2月，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别将各省、市、自治区所在支“左”部队的领导人、各大派别的群众组织代表召至北京，开办了中央级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当时的“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等。这些学习班实质上是各派之间“讨价还价”的谈判，目标是各派在北京学习班期间达成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的保证协议。在中央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基础上。各地方很快掀起了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群众运动，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当时有7000万人口，在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2700万人次先后参加了学习班。革委会成立后至党的九大召开以前，全国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举行“三忠于”讲用报告会，在工厂、农村、军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九大后，随着“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性质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有些实际上变成了对干部的专案审查机构[1]^:126-128。

文革中最为严重的广东、广西两地的屠杀在1968年7月达到高峰[14][15][16]，并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抓捕“反共救国团”的名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杀人，多数杀戮是在各县革委会领导下进行的[17]。广西和广东的反对派“四二二”和“红旗派”被排挤在权力之外，所以这两个省的“革委会”更倾向于用暴力手段对付这些“造反派”[14]。

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非官方的数据认为，仅“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18][19]。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20]。革命委员会既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又是贯彻错误的阶级斗争方针的有力工具[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