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本之爭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響，紛紛建議盡早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以破除流言。萬曆十四年（1586年）鄭氏生子同年，首輔申時行上疏，列舉明英宗兩歲、明孝宗六歲被立皇太子為例，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明神宗以長子幼弱為由，等兩三年後再舉行[3]。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員外郎沈璟等人紛紛殊請冊立東宮。其中姜应麟措詞激烈，讓明神宗激怒，將奏摺扔在地上，對身邊宦官說“冊封貴妃，初非為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於是貶姜应麟為大同廣昌典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相繼上言，都被處罰[4]。但自明神宗處罰姜应麟的諭旨也指出立太子「立儲自有長幼」，會依長幼順序冊立[5]。

此後大臣仍然要求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於萬曆十八年（1590年）集體要求冊立，並且杜門請辭，向明神宗施加壓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歲時，之後又推說延至萬曆二十年春舉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張有德提議需要動工準備，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擾為由罰祿三月。首輔申時行與大臣等人上疏反對，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時行又暗中表明辯白。此事曝光後申時行名譽掃地，被彈劾後只得辭職返家。眾大臣或被罷黜，或被廷杖[6]。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進程，下手詔給大學士王錫爵，要將皇長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併封王，以後再擇其中善者為太子。王錫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訐，於是上疏請由長子拜皇后為母，如此長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三王並封諭」告示朝臣，沒有提出「長子以皇后為母」的說法，繼續準備行三王並封之禮。頓時，朝中大嘩，因為王錫爵這麼一說，等於明指朱常洛還需要經過參選，才有機會成為太子，但朱常洛本來就應該是太子。此種作法，質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們紛紛指責王錫爵諛帝邀寵，王錫爵無奈，自劾請辭，而神宗也迫於眾議收回了前命[2]。

明萬曆廿六年（1598年）發生「第一次妖書案」，有人散發傳單，指責鄭貴妃意圖換儲，皇帝大怒，大量貶謫官吏。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聖皇太后的干预，首輔沈一貫的勸進下，明神宗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讓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閣讀書時，正值寒冬，太監不給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凍得渾身發抖，講官郭正域怒斥太監，太監們才給他生火。卅一年（1603年）發生「第二次妖書案」，又有人散發傳單指責鄭貴妃，浙黨首輔沈一貫乘機大力鬥爭東林黨人，郭正域差點被殺。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洛邑，长期逗留京师，窺探儲位，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藩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最为强勢。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梃擊案發生之後，全國士庶都認為鄭貴妃要刺殺太子，擁立福王朱常洵，在朝臣的压力下，神宗終於命常洵到洛邑就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