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学

体育社会学是介于体育科学和社会学的综合学科，是社会学领域的应用社会学的分支，体育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它从社会本质上来把握体育的特征，功能，手段，途径。目的在于促进体育运动和社会系统的正常发展。体育运动作为人类的高级文明活动，是人类的一种具有独立体系的文化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体育运动受行为法规、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约束，并有管理机构。它指向一个目标，让人知道赢家和输家。这很有竞争力，也很可笑。所有体育运动都具有文化背景，与东道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和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1]

体育社会学（虽然不是本身的名字）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第一次进行了关于比赛和速度制定的群体效应社会心理学实验。除了文化人类学及其在人类文化中对游戏的兴趣之外，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或托尔斯坦·凡勃仑的《有闲阶层理论》是最早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体育的作品之一。《游戏的人》讨论了游戏元素在文化和社会中的重要性。约翰·赫伊津哈认为游戏，特别是体育，是文化生成的首要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些书面著作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做出了贡献。1970年，体育社会学作为一个有组织、合法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成立于1978年，旨在研究这一领域。其研究机构《体育社会学杂志》成立于1984年。[2]

人们普遍认为体育运动可以同时被视为一种仪式和游戏。因此，体育运动可以被视为一个平行的仪式过程，与休闲时间和自由有关。仪式的象征作用允许对男性之间以及女性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体育运动对国家的影响进行分类。古巴的棒球、西印度群岛的板球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足球等一些国家体育项目激发了超越种族地位、地区出身或阶级界限的热情。因此，体育是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可以更好地了解现代社会的运作。[3]

历史

19世纪末，就有一些社会学家研究有关体育问题。如运动场，游乐场和娱乐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体育社会学作为独立学科出现。[4]

起源

早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社会学创始人之一H.斯宾塞就探讨过体育的教育问题。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论述过清教徒对体育运动的兴趣；G.齐美尔也曾以体育竞赛来揭示人的社会化，并把它视为冲突中的一个统一因素。现代体育社会学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一般认为，德国学者H.里塞和美国学者F.罗德是该学科的开拓者。1912年里塞出版了《运动社会学》，第一次把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方式，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了考察。罗德于1937年发表了《体育社会学》。初期的体育社会学侧重研究竞技、体育团体、大学体育运动、观众等问题。[5]

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波兰、日本、苏联、芬兰等国的学者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1956年罗德等人发表的《目标──建立一门体育运动社会学》一书被国际体育理论界公认为首创性著作。1964年 6月，由国际社会学学会倡议，在国际运动与体育理事会日内瓦工作会议上，正式成立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它每年都举行年会，就有关体育运动的社会学问题进行学术讨论与研究。工作内容有：①组织世界性学术讨论会；②举办研究班；③与社会学界共同举办有关体育社会学的会议；④开展国际合作的科学研究活动；⑤创办期刊。主要刊物有《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公报》。此后不久，被国际社会学学会接纳为会员,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也开始从分散进入国际合作时期。

研究方向

当代美国大部分体育院系都开设体育社会学课程，有的院校还可颁授博士学位。重视发挥教学优势，以推动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是西方许多国家的共同特点。苏联的体育社会学着重研究：体育运动的社会性质；作为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运动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体育运动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

种族和体育

1936年柏林奥运会

1936年柏林奥运会引发了争议，因为主办国（纳粹德国）的言论和法律涵盖了公开和极端的种族主义，而且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种族主义。许多德国人对非白人运动员被允许参赛感到沮丧；“纳粹对与‘原始’种族的体育接触，尤其是与黑人运动员的比赛深感冒犯。”[6]

阿道夫·希特勒同意这样一个命题，即祖先“来自丛林”的人是“原始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比文明的白人强壮。”[6]并希望在奥运会上实施种族隔离，但奥林匹克委员会拒绝了。然而，纳粹政权确实利用他们所能取得的任何成果来宣传他们所称的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

历史上的种族主义理论

体育运动一直以种族社会关系为特征。19世纪末，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试图证明白人在身体和智力上的优越性，这是对种族的第一次科学考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也被用来为种族主义服务。在黑人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被证明后，这一理论转向了以牺牲智力为代价的体能。[7]

提出了一些种族主义理论。黑人之所以能运动，是因为动物吃掉了所有的慢。[8]“中间通道”的神话认为，只有最有运动能力的黑人才能在奴隶贸易和种植园工作中生存下来。[9]母系理论认为，缺席的父亲会让黑人将愤怒发泄到体育运动中，教练会成为父亲的形象。曼迪戈理论认为，最强壮的黑人是与最强壮的身体一起长大的。

当代社会学

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将体育视为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而传统的就业方式却剥夺了他们的这种流动性。[10] 种族往往与阶级、性别和种族相互影响，以确定某些运动的可及性，以及运动员的形象。例如，非裔美国人无法打高尔夫，与其说是因为种族，不如说是因为所需的高经济和社会资本。[11]

种族往往与性别有关，女性在体育运动中获得机会和成功的机会较少。一旦一个女人成功了，她的种族会被淡化，性取向会被强调。[12] 在某些文化中，尤其是穆斯林文化中，妇女被剥夺了参加体育运动的权利。[13]

在团队运动中，白人球员经常被安排在需要智慧、果断、领导力、冷静和可靠性的中心位置。黑人球员的位置反过来要求运动能力、体力、速度和爆发力。例如，白人球员担任中场核心，黑人球员担任边锋。[14]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

由于在体育比赛中种族歧视问题频发，联合国大会认识到到消除种族隔离及向南非人民提供援助来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是国际社会最关切的事项之一，联合国大会在1977年12月14日公布了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的国际宣言。其中内容谴责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径，包括在体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并谴责在任何领域同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勾结。重申无条件支持不许因种族、宗教或政治关系而实行歧视的奥林匹克原则，并重申其信念，成绩应为参与体育活动的唯一标准。[15]

体育中的性别

女性参与体育运动受到围绕身体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以及女性和性观念的影响。体力消耗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肌肉的发育，这与男子气概男性气质有关，这与现代消费文化所呈现的女性观念形成鲜明对比。早期进入体育界的女性更有可能挑战这些刻板印象。[16]

电视网络和公司专注于展示被认为有吸引力的女运动员，这淡化了这些女运动员的成就。与男性运动相比，女性运动较少被新闻报道。在体育赛事期间，相机特别关注有吸引力的女性[17]Allen Guttman认为，体育的色情成分不能被根除，因此仍然是其关键组成部分之一。此外，有吸引力的男女运动员将永远受到更多的追捧。应该研究体育的色情成分，而不是被彻底拒绝[18]

詹妮弗·哈格里夫斯（Jennifer Hargreaves）看到了女性在体育界的三种政治策略：

共同选择：该策略拒绝了关于生物差异和传统性别价值观的保守主张。自由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由男性创造和控制的体育运动中，女性将逐渐接管更多角色。

分离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的立场，通过组织体育赛事和独立于男性的理事会来倡导自我实现。这将进一步增加参加各种运动的女性人数。

合作：由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倡导，他们认为男女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建立新的体育模式，以消除性别差异。他们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斗争的多样性，并旨在从中解放出来。与分离主义不同，它与男性打交道，并且比共同选择更广泛。合作假设男人不是天生的压迫，而是被社会化，以复制压迫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