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學

犯罪學實證學派最早期的代表人物是三個19世紀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切薩雷·龍勃羅梭、恩里科·费里、拉斐尔·加罗法洛，他們有時候被合稱「犯罪學三聖」。因為他們都是義大利學者，所以也被稱為「義大利學派」。

一组德国与意大利犯罪分子的照片，《犯罪人论》（l'Uomo Delinquente） ，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著。

切薩雷·龍勃羅梭（1835 - 1909）是19世紀後義大利的監獄醫生，主要領域是精神醫學。他對於犯罪人的生理特徵特別著迷，主張用經驗證據來認識犯罪，是生理實證主義（犯罪學生物學派）的開創者，也被稱為「實證犯罪學之父」[3][4]。他建議用觀察一些物理特徵——諸如枕骨形狀、手臂長度、耳朵凸出程度等等——如果有返回尼安德特人的「返祖現象」，則標示著犯罪的較高可能性。這條路線帶著《顱相學》及達爾文《進化論》之內涵。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研究涉足人种学、人体测量学、生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环境学、地理学及气候学等，他认为除了环境与经济问题，人种差异也是因素之一，他发现不同人种的犯罪率、犯罪严重性与犯罪方式亦有所不同，冲动性犯罪（例如杀人、强奸、伤害等）似乎在一些群体中占有较大比重。[5]但因為龙勃罗梭的研究樣本太少（383名男性，80名女性），且缺乏對照組，並不符合有效科學研究的條件，所以其理論沒有科學價值[6]。犯罪生理成因的研究，到了20世紀轉移主題為基因特徵及營養攝取。

恩里科·费里（1856 - 1929），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他是龍勃羅梭的學生。費利認為生理與社會都是犯罪行為的重要原因，並主張犯罪人不需要為其罪行負責，因為犯罪的原因並不是犯罪人所能控制的。

拉斐尔·加罗法洛（1851 - 1934），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法學者。加洛法羅曾提出以下的理論：

1. 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參見：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犯罪人應依進化法則予以淘汰。淘汰方法有三：死刑、部分淘汰與強迫隔離。
2. 認為犯罪具有共通性，意即為「各民族所不能容忍，且不得不以懲罰手段加以鎮壓」。故提出「自然犯罪」（Natural Crime）一詞：危害社會之不道德行為，且欠缺「誠實」與「憐憫」這兩種人類共有之道德情感。
3. 犯罪成因應擴及心理及社會層面而為探討。

龍布羅梭、費利、加洛法羅三人所提的犯罪成因三面向：生理、心理、社會，基本上已涵蓋了犯罪學研究的全部面向；當然，隨著實證技術和科技進步，現代能做的研究比他們當時更為深入、有效、有效率許多。雖然他們當時受限於實證技術不足，能為各自理論提出的證據其實非常薄弱，以致於只能算是「空言主張」的程度；不過他們倡導以科學方法研究犯罪成因，由此開創新研究領域，人類的社會管理從中獲益良多，仍值得史書記上一筆。

與義大利學派大約同時期，19世紀的歐洲其他國家較不流行從生理、心理之類的個人層次來分析犯罪，較流行的是社會學實證主義，從社會結構與社會階級切入，認為諸如貧窮、次文化與及低教育水平是驅使犯罪行為的深層原因：

• 凱特勒 ，19世紀前半比利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統計學家，透過統計分析審視犯罪和社會因素的關係。他發現年齡、性別、貧窮、教育和酗酒是犯罪的主要相關因素[7]。

• Henry Mayhew（1812年 - 1887年），19世紀中葉英國的記者、社會研究者，使用經驗主義及人種學的方法探索社會問題和貧窮，他的研究成果先以連載發表於倫敦的報紙《Morning Chronicle》上，於1851年集結成三冊的《倫敦工人和倫敦貧民》，1861年再補充出版〈別冊〉（Extra Volume）[8]。

• Rawson W. Rawson（1812年 - 1899年），19世紀中與後半英國高階公務員與統計學家，從統計中發現人口密度和犯罪率之間的關係，擠擁的城市誘導著罪行的發生[9]。

• Joseph Fletcher和John Glyde也在倫敦統計學會（英語：）中發表關於犯罪的地區分佈的研究[10]。

• 涂爾幹，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認為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完整性，必然存在犯罪，無法消滅[11]

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初興起，主要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罗伯特·E·帕克、Ernest Burgess及其他城市社會學家所建立。二十年代，帕克和Burgess發現在城市發展中經常出現的同心圓模式。在1940年代，Henry McKay和Clifford R. Shaw聚焦於青少年犯罪(或譯：少年非行)，發現他們集中在上述同心圓的「過渡地帶」，亦即少數民族區和貧民區。

芝加哥學派採取社會生態學方法研究城市，並認為大部份的貧窮居民都在社會結構和家庭、學校等地方感到挫敗。這造成社會解體，縮小家庭與學校等社會組織控制行為的能力，與及創造偏差行為和犯罪的環境誘因。

芝加哥學派的蘇哲蘭於1939年著作的《犯罪學原理》三版中，發表了《差別接觸理論》，主要認為人們從與他人的交往經驗中學習到犯罪行為[12]。

犯罪學實證主義到了20世紀後半，英國心理學家汉斯·艾森克認為個性和神經機能更可能導致犯罪行為。他為犯罪行為設定了類似Hervey M. Cleckley及Robert Hare界定的心理病態（psychopathic）的標準。他的模型則借鑒於關於兒童社會化的理論。他的理論為犯罪學的生理解釋和社會學習理論之結合舖平了道路，這條道路是1960年代迄今（2013）研究人類行為（犯罪也是人類行為之一種）的顯學。

亦參見：行為學派心理學家斯金纳和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