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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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稱：[1]

吾嘗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潛精於諸子之故籍，神遊於百家之散記，而深疑夫舊說之有誤，而習見之不可以為定也。積疑有年，一朝開豁，而後知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墨啟於儒，儒原於故史。其他諸家，皆從儒墨生。要而言之，法原於儒，而道啟於墨。農家為墨道作介，陰陽於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說又名之別派。而諸家之學，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達。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反覆顛倒，縱橫雜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萬變紛紜而不失其宗。然後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實，並世學者師友交游之淵源，與夫帝王賢豪號召羅致之盛衰興替，而風會之變，潮流之趨，如合符節，如對契印。證之實者有以融之虛，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後自信吾說而確乎其不自惑也。

“先秦學術，惟儒墨兩派”乃該書對先秦學術史之梗概。“分家而尋，不如別世而觀。尋宗為說，不如分區為論。”此乃該書所用歷史方法之要旨。

此种別世分區的方法，在《先秦諸子繫年·自序》中，錢穆亦有詳述。要之：[2]

嘗試論之，晚周先秦之際，三家分晉，田氏篡齊，為一變。徐州相王，五國繼之，為再變。齊秦分帝，逮乎一統，為三變。此言夫其世局也。學術之盛衰，不能不歸於時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為一起，轉而之於齊威宣稷下為再起，散而之於秦趙，平原養賢，不韋招客為三起。此言夫其學風也。

本此，該書《先秦諸子繫年攷辨》部分分爲四卷，分別對應先秦學術發展的四個時期，其内容如下：[2]

首卷盡於孔門，相宰之祿，懸為士志，故史之記，流為儒業，則先秦學術之萌茁期也。次卷當三家分晉，田氏篡齊，起墨子、終吳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養士之風初開，游談之習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樞紐，此先秦學術之醞釀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燄方熄，海濱之文運踵起。學者盛於齊魏，祿勢握於游仕。於是有白圭惠施之相業，有淳于田駢之優遊，有孟軻宋鈃之歷駕，有張儀犀首之縱橫，有許陳之抗節，有莊周之高隱，風發雲湧，得時而駕，乃先秦學術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韋韓李。稷下既散，公子養客，時君之祿，入於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於遠裔之邦。趙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爛漫之餘，漸歸老謝，紛披已甚，主於斬伐。荀卿為之倡，韓非為之應。在野有老聃之書，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鄒衍之頡頑，呂韋之收攬，皆有汗漫兼容之勢，森羅並蓄之象，然猶不敵夫老荀非斯之嚴毅而肅殺。此亦時運為之，則先秦學術之歸宿期也。

钱穆在该书中认为《孙子兵法》即当时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不同，证明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膑。

• 蒙文通批閱《先秦諸子系年》稿，稱“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3]
• 陳寅恪曾言《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極多，至可佩服”。[4]
• 顾颉刚在日记中称钱著“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5]
• 钱穆於本書大量引用雷学淇《竹书纪年》、林春溥《战国纪年》、黄式三《周季编略》等人的研究成果，卻無引文出處。以至于白寿彝在1961年撰文指责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抄袭《竹书纪年义证》。[6]
• 余英時又認為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