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殿爵

劉殿爵祖籍廣東番禺，1921年3月8日生於香港，父親是詩人劉伯端（1887年－1963年），字景棠，任職華民政務司署文案，曾為粵劇花旦芳艷芬出版《燕芳詞冊》等作。[1][2] 劉殿爵幼承庭訓，後來入讀英皇書院，[3]1938年獲港府獎學金入讀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他在校內表現傑出，但香港淪陷後提早畢業，於1942年1月以一級榮譽文學士資格獲頒「戰時學位」，同期畢業的知名好友有徐家祥、余叔韶和黃麗松等。[4][5][6]

劉殿爵戰時曾在中國大陸服務，[7]香港重光後，港府與英國文化協會設立「勝利獎學金」（Victory Scholarship），以紀念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獲勝。[8] 劉殿爵在1946年取得該獎學金，[9] 乘坐「大不列顛號」（SS Britannic）到英國，入讀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學位，主修西方哲學，1949年再以一級榮譽資格畢業。[6] 劉殿爵在學期間因在邏輯學方面表現優異，而獲頒「邏輯獎」（Logic Prize），是格拉斯哥大學創校以來首位獲獎的海外學生。[6]

畢業後，適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擴充，劉殿爵在1950年獲聘出任講師，在遠東部任教中文和中國哲學。[6] 劉殿爵在1965年升任中國哲學高級講師，至1971年高級講師一位裁撤，他獲任命為該校中文講座教授，成為英國歷來首位出任中文講座教授的華人。[6][7] 劉殿爵在亞非學院有不少門生，比如安樂哲教授（Professor Roger T. Ames）和尤德爵士夫人彭雯麗（Pamela, Lady Youde）等。[1][6]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在1959年，企鵝圖書送來一份《道德經》英文譯本原稿，讓劉殿爵審閱，不過這份原稿由緬甸文翻譯而成，內文多有缺失，結果在劉殿爵建議下，企鵝圖書沒有接納這份原稿。[6] 翌年，企鵝圖書再送來一份修訂本予劉殿爵審閱，惟稿件始終是譯自緬甸版的《道德經》，翻譯質素未能滿足他的要求，劉殿爵遂決定自行翻譯，經大約五年時間在1963年翻譯成《道德經》英文版，後來再花七年時間在1970年出版《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時間在1979年完成《論語》英文版，三大譯作全部由企鵝圖書出版。[6]

劉殿爵翻譯的三本中國經典著作造詣甚高，極具水準，獲國際公認為標準英文譯本，西方不少研究中國文史哲的學者，亦多以他的譯作為研究必讀入門，影響甚鉅。[1][6][9] 後來的鄧仕樑教授認為，劉殿爵的譯作風格受英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Gilbert Ryle，1900年－1976年）影響，所以用字精煉澄澈，言簡意賅，並以「秋水文章不染塵」一語讚揚他的譯作。[10] 另方面，劉殿爵翻譯成《道德經》英文版時，西方剛好興起嬉皮文化，《道德經》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過他的譯作進一步向西方傳播。[6] 單是《道德經》英譯本初版，截止1990年代初已在全球售出至少50萬本。[6] 為表揚劉殿爵在海外弘揚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香港中文大學在1975年特地向他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7]

香港中文大學

劉殿爵在亞非學院後期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參與為清代音韻學家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增補標點和索引，以及為稿件作最後審查，有關作品後來由中文大學於1978年出版，並定名為《廣雅疏證：新式標點》。[7] 同年，劉殿爵結束在亞非學院二十八年的教學生涯，獲中文大學禮聘出任中文系講座教授，由此展開在中文大學多年的教學生涯。[9]

在加入中大之初，香港正值第二次中文運動，劉殿爵亦發揮其影響力，在1979年將中大原有的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重組為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並由他出任中心主任一職。[11] 在1980年，中心獲吳多泰鉅款捐助，遂易名為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繼續由他出任中心主任至2007年。[9][11] 另一方面，劉殿爵又在1979年接替全漢昇教授擔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主編，一任十六年，至1995年卸任。[9]

劉殿爵在中大醉心學術研究，並多次公開表示不願涉足大學行政工作，但他仍在1980年獲推舉當選為文學院院長。[9][12] 在任內，他提倡取消大學學位試，[12] 而在1983年卸任文學院院長後，他連同金耀基教授、楊綱凱博士、李金漢博士和廖柏偉博士獲中大校長馬臨教授委任到一個特別小組，專門檢討本科生的課程結構。[13] 小組在1984年提交報告，提出採用學分制、將必修的副修課程改為選修、以及加強通識及語文教育等三大項建議。小組的建議後來獲中大教務會採納，並在1986年至1987年度學年起實施，至於中大創校以來沿行的學位試則予以取消。[13]

劉殿爵對粵語有相當研究，在中大任教時，也是1970年代後期粵語正音運動的最初發起人之一，正音運動提倡粵語的「正音」和「正讀」，在當時引起輿論的熱烈討論。在1981年，時任香港電台台長張敏儀聽取劉殿爵及宋郁文的意見後，向全台播音員發指引，要求將「時間」的「間」字讀成『艱』音，而非粵語習慣讀成的『諫』音。[14] 劉殿爵指出，根據近代語言學家黃錫凌所著的《粵音韻彙》，「間」字旁邊標記了兩個音，一為『諫」音，另一為『艱』音，不過卻在『諫』音旁邊再加小注，強調『諫』音用於「間格」和「離間」等語，因此結論「時間」一語應讀「時『艱』」而非「時『諫』」。[15]

雖然部份如黃霑等的學者文人支持劉殿爵的建議，不過很多電台聽眾和報章評論則大表不滿，批評他矯枉過正，徒添麻煩。[15] 劉殿爵在同年12月再於《明報月刊》撰寫〈論粵語「時間」一詞的讀音〉一文，為自己的主張辯護。[16] 他除了引用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現代漢語詞典》和宋代《廣韻》佐證自己的說法外，又在文中聲稱「時間一直到三十年代後期還是讀作時『艱』」，讀成「時『諫』」是誤讀。[16] 不過，劉殿爵的主張始終受到不少輿論質疑，也有報章輿論加以反駁，指早在二、三十年代，「時間」一語早已讀成「時『諫』」，因此循約定俗成的原則，不應將之讀成「時『艱』」。[15]

由於社會上的爭議不斷，港台最終讓步，不再要求播音員將「時間」讀作「時『艱』」。然而，社會上始終無法就「時間」的「正音」達成共識，學界仍一直就此存有爭議。[15]

劉殿爵有份在1986年草創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亦是該院院歌填詞人之一。[9] 自1986年至2005年間，劉殿爵是逸夫書院校董，1989年起任該院高級導師，2005年卸任校董後獲任命為該院校董會高級顧問。[9] 另在1988年，他復獲港府委任為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劉殿爵在翌年宣佈榮休，但榮獲中大校方終身聘任為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榮譽教授，同年他的母校香港大學向他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以誌其對中文和比較哲學等各方面的貢獻。[6][9]

榮休後的劉殿爵繼續從事學術研究，除了重新修訂他早年翻譯的《道德經》、《孟子》和《論語》等作外，[17] 他與陳方正博士在1988年獲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為先秦兩漢一切傳世的文獻電腦化，以設立「先秦兩漢全部傳世文獻計算機化數據庫」（後來改稱「漢達古文獻資料庫」），同時又著手編纂《先秦兩漢古籍逐字索引叢刊》，而數據庫則在1992年完成。[18][19] 在1992年、1994年和1995年，他們再獲台灣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與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將魏晉南北朝的傳世文獻電腦化，並耗時多年，陸續出版成《魏晉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叢刊》，這些工作大大便利了中國文史哲方面的研究。[9][19]

劉殿爵晚年退居中文大學校園，曾患肺癌，但後來治癒。在2010年初，劉殿爵因肺部感炎，多次入院接受治療，雖然懷疑是肺癌復發，但沒有帶來很大痛苦。[1] 在同年4月中，他再因呼吸困難入院，並要靠氧氣罩呼吸，至4月22日病情惡化，不少師生好友均前來探望。[1] 劉殿爵在2010年4月26日以89歲高齡病逝於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1] 他生前不娶，並無子嗣，[3] 而遺作《淮南子韻讀及校勘》則有待刊印。[9] 劉殿爵的追思會在5月30日於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內舉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