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八月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布，毛泽东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33][34][35]。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将时任学校副校长卞仲耘打死、将副校长胡志涛打成重伤，而卞仲耘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1][22][36][37][38][39]。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之后说了一句“要武嘛”，宋随后改名为“宋要武”[1][12][39]。但在2014年的一次采访中，宋否认自己改名为“宋要武”[40]。该事件之后，红卫兵名声大振，开始在北京市区内进行屠杀，同时展开“破四旧”，给众多街道、商店、商标、公共设施等进行改名[1][41]。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3][14][42] 8月23日，“八二三事件”爆发，同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14]，提道[20]：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1966年9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等待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

8月24日，作家老舍因遭批斗迫害，投湖自尽[18][19]。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由陈小鲁（陈毅之子）等人发起，自称为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开始陆续向外界发放各类《通令》[4][43][44][45]。而在同一天北京崇文区发生了“榄杆市事件”，红卫兵将其称为“榄杆市前洒碧血”，引发数千名红卫兵在榄杆市一带进行了为期约7天的大屠杀，一条街上的“黑五类”分子基本被杀光[1][12][46][47][48]。在该事件中，8月25日，榄杆市附近广渠门内大街121号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红卫兵抄家、殴打过程中，拿起菜刀抵抗（红卫兵的说法），被红卫兵活活打死[1][47][48][49]。此后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指出李文波是“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并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于次日枪决[1][47][49]。此后，周恩来又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人民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47]。

8月26日，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21][50] 此后，谢富治又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提道，“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14][21][22] 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14][21][50]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谢富治的讲话，8月27日，“大兴事件”爆发，大兴县大批黑五类分子及家属遭到屠杀[12][50]。北京昌平县亦发生了类似的屠杀事件，提出“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连几个月的男婴也一并打死，各人民公社间甚至展开了杀人比赛[14][51]。依据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十年动乱中的昌平》，中越公社派出所8月27日召集的会议上曾经宣读和印发“西纠”的“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27日全公社统一行动[52]。

在8月28日的北京“大红罗厂南巷二十号惨案”中，北京第38中的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将黄炜班及其家人、男佣活活打死，并处理了杀人现场，后来受害人的亲属连遗体和骨灰也无法找到[47][53][54]。据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去抄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47]。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从左至右：周恩来、林彪、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9月，北京大学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广场

1966年8月底，由于事态严重，中共中央开始制止暴力行为[24]。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提道[55]：

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的青少年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而在同一天，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照片刊登在了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56][57]。9月3日，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因遭批斗迫害，在北京自缢而亡，死前说到“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17]。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24][58]。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发文、派人制止杀戮，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大屠杀才逐渐结束[22][46]。但与此同时，据学者披露，“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曾发出一期“内部”的“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1][2][17]。根据看到这份简报的高级干部说，这份简报写道，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的“累累战果”的一部分[1][2]。

9月15日，毛泽东等人在天门城楼上再次接见红卫兵[23]。10月1日，部分北京红卫兵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起，检阅广场上走过的百万人的国庆游行队伍[1][23]。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左手边为上将杨成武，右手边为上将萧华）

北京文革屠杀中，红卫兵的杀戮方式包括用钝器打死、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踩死、开水烫死，等等[1][2][12]。而在北京大兴县，杀人方式包括用棍棒打死、用铡刀铡死、用绳子勒死，对婴幼儿更残忍，除了摔死外，还对部分婴幼儿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1][12][13][16][59][60]。

期间，北京市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且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17]。

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报道，在1966年8-9月间，在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很多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1][7][8][9][10][11][39]。也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加强领导，再接再厉，全面做好二期整党的核查工作》，北京屠杀事件中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但老舍、陈梦家等受迫害自杀者并不计算在内[10][15]。

• 8月25日爆发了“榄杆市事件”；8月26日起，死亡人数开始快速攀升，由每天十几人上升至六十余人；8月28日，海淀区一天打死和自杀68人，朝阳区的数字是近70人[21][46]。 9月1日，一天即打死288人[2]。

• 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兴事件”（又称“八三一事件”）中，1966年8月29日至31日，先后有325名“黑五类”及家属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1][11][12][13]。 多数学者认为大兴屠杀的死亡人数包括在了北京市1,772人的死亡数字内，但也有学者认为北京市的数据不包括大兴、昌平（327人死亡[52]）等远郊区各县死亡人数[61]。

文革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校园围墙的红卫兵政治宣传标语

红八月被认为是中国文革期间“红色恐怖”的源头，北京六中的部分红卫兵曾用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书写标语“红色恐怖万岁！”[3][6][25][62][63][64]。此期间的红卫兵主力多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干子弟，信奉“血统论”，被称为“老红卫兵”[65][66][67]。此外，红八月期间，因父亲习仲勋遭到迫害，当时还是北京市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的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在学校被红卫兵殴打、游街[68]。

此后，红色恐怖影响了中国大陆的其它地区，包括上海、广州、南京、厦门等地均发生了红卫兵打死老师及其它暴力事件[3][29][64]。 譬如，1966年9月15日，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此后共有31名老师遭到批斗和迫害[26]。

有学者将红八月的重要节点“8月18日”（“8.18”），与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开端“水晶之夜”以及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相比较[27][28][29][30][31][32][62][69]。譬如有人认为“红八月的罪恶将跟柏林水晶之夜、南京大屠杀并列入史，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后代人民将永不遗忘”[28]。王友琴认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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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紅八月中紅衛兵曾向私房主發出通令，勒令交出私地和城市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當時私人業主們手上的《土地所有權證》或《房地產所有證》是在一種非常恐怖的氣氛下、被逼着交到房管局去的。在北京當時紅衛兵是闖到市民家里抄家，在老街巷里大肆虐殺市民，其中就有不少是私房主。在這種恐怖當中的北京，多數業主為了保住性命，被迫向各區的房地局交出房地產證，同時有留下收據。“文革”後政府嘗試修補之前的錯誤，推動歸還當時被迫收繳的業權證明給業主們[70]。但是到了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並同日即時公佈《八二憲法》，當中横空出世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至此在明文層面上開始轉向「没收私地」、一步實現城市土地國有化。之後各地逐步拖延歸還業主業權證明和改變政策方向，其中在上海市政府批轉市建委《關於加強城市土地管理工作的請示》中就規定：“自憲法公布之日起，本市城市土地已全部歸國家所有；私有土地產權證件一律作廢；原私地租賃關系自然終止。”[71] 國土管理局於1990年回覆法院的信件中將私人地權編造成「使用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再出一紙通知，實質剝奪了業主們法定追訴私人物業財產被侵害的權利[70]。此轉變是實際上將財產權利屬性中的所有權虛置，客觀導致往後土地權益變更所牽涉的糾紛爭議等無法解決，尤其是在公權力徵地或拆遷等情況中，均直接造成原有的對於地租之分享而形成的身份權利的破壞[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