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亞佔領東帝汶

東帝汶於1974年4月開放黨禁時，首先在這片後殖民化的土地上嶄露頭角的有三個小集團——帝汶民主聯盟（民盟）、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革陣），和帝汶人民民主協會（民協）。三者分別按照其葡文全稱，在西方文獻中簡稱為「」、「」和「」。

民盟、革陣與民協旗幟

民盟成立於5月11日，成員多為前官僚及小農，以葡萄牙與東帝汶原住民的混血後代為主。[lower-roman 1][34] 一週後的5月20日，革陣成立，最初其名曰「帝汶社會民主協會（）」，自稱「基於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普遍學說」，「致力於獨立之權利」。 [35] 由於去殖民化進程日益加速，帝汶社會民主協會更名為革陣，並宣稱自己乃「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36] 月末，民協成立，最初稱為「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協會（）」，主張「基於國際法，與印尼合併，成為自治地區」。[37][38] 民協擔心獨立會使東帝汶經濟脆弱無依。[37]

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者，以及科坎提布[lower-roman 2]、科帕蘇斯[lower-roman 3]等軍方強硬派，將康乃馨革命視作吞併東帝汶的一次良機。 雅加達顧忌，東帝汶若由左翼力量掌權，將成為敵國用來擾亂印尼的一處基地，且恐刺激印尼國內的各分裂主義勢力[lower-roman 4]。 這種對國家分裂的擔憂，長期以來為與蘇哈托親近的軍方勢力所利用，並成為1990年代末前，印尼政府拒絕考慮給予東帝汶自治權或獨立地位的最強理據之一。

軍方情報部門的最初計劃是，利用民協，以非軍事的手段兼併東帝汶。[39] 1975年1月，民盟同革陣為實現獨立而短暫結盟。[40][41][42]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報稱，印尼軍隊已於楠榜舉行「侵略前的」軍事演練。[43] 為支持民協，科帕蘇斯特種部隊[lower-roman 3]已於數月前暗中展開「科摩多行動（）[lower-roman 5]」。 印尼政府則四處指控革陣領導人有共產傾向、在獨立聯盟中挑起不和，引發東帝汶社會動盪，觀察家認為這是印尼在為之後的侵略製造藉口。[44][45][46][47] [lower-roman 6] 五月底，與革陣嫌隙叢生的民盟退出了獨立聯盟。[48][49]

為調解各派糾紛，議定東帝汶前途，1975年6月，葡萄牙去殖民化委員會（）邀請三方前往澳門會談。 革陣因民協參會而拒絕出席，被民盟、民協斥為阻礙去殖民化進程。[50] 革陣成員拉莫斯-奧爾塔曾對這一拒不參會的決定表達「強烈抗議」。[51] 他後來在1987年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是一次戰術上的政治失誤，對此我無法找到一種合理的解釋。」[52]

革陣－民盟的短暫結盟破裂後， 印尼繼續在宣傳上將革陣塑造為共產、恐怖份子， 誣稱印尼軍方侵入歐庫西地區帶來的居民恐慌係革陣所致，[53] 「越共份子已潛入東帝汶訓練革陣士兵」、「革陣將於8月15日發動政變」等說法在帝力等地廣為流傳。 一時間東帝汶流言四起，6月末，澳門會議草草收場，事態愈發接近失控。 8月11日，民盟嘗試先發制人，在帝力發動政變，佔領總警察署，包圍總督府，[54] 逮捕了數百名革陣領導人與支持者。[55] 而革陣主力因提前收到情報，已暫時返回艾萊烏等山區陣地備戰。[56] 20日，革陣反擊民盟，東帝汶小規模內戰爆發。[57] 在農村地區，黨派紛爭與傳統的部落仇恨、個人恩怨相互疊加，因而死傷最為慘烈。[58]

緊鄰西帝汶的東帝汶博博納羅縣。內戰不久，該縣全境由印尼軍隊侵佔。

拉莫斯-奧爾塔後來在回憶錄中詳細記敘了各方暴行，稱戰鬥「血腥殘暴」。根據他引述的國際紅十字會數據，有2-3千人死於內戰。 [59] 葡萄牙官員被迫撤至帝汶島以北的阿陶羅島。[60][49] 出乎葡萄牙和印尼的意料，兩週之後，革陣大敗民盟，[61] 民盟、民協成員經由邊卡巴圖加德逃往印尼控制的西帝汶。 在並不情願的情況下， [62] 9月7日，他們在西帝汶簽署請願書，「要求」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63]

革陣贏得內戰、控制東帝汶後，立即受到了來自西側印尼軍隊與民盟殘部的攻擊。 [64][lower-roman 7] 1975年10月8日，印度尼西亞攻佔了巴圖加德；又於八日後奪取鄰近的巴里博和瑪利亞娜。[65] 在侵襲巴里博時，五名澳大利亞新聞工作者遭印尼軍隊殺害，他們事後被稱為「巴里博五人組」 印尼軍官稱這起事件純屬意外，東帝汶目擊者則稱他們是被蓄意殺害。 [66] 五人的死亡，以及隨後的抗議活動和調查，使東帝汶獲得了一時的國際關注與支持。[67]

印尼士兵在巴圖加德繳獲一面葡萄牙國旗。

革陣宣布東帝汶獨立。

11月初，印度尼西亞與葡萄牙兩個外長在羅馬舉行會談，商議東帝汶衝突解決方案。 儘管這次會談沒有邀請任何一支東帝汶黨派參加，革陣仍表達了同葡萄牙合作的願望。 兩國同意，葡方應與東帝汶政黨領導會晤，但這樣的安排沒有實現。 [68][69][70] 當月中旬，印度尼西亞開始從海上砲擊東帝汶沿海居民點阿塔貝。[71][72]

革陣領導者對毫無作為的葡萄牙深覺失望，他們認為，如若宣布獨立，他們將更有效地抵擋印尼的軍事挑釁。 國家政治總長馬里·阿爾卡蒂里等人開始出訪各國。 據革陣宣稱，這次外交之旅共為東帝汶爭得25國外交支持，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莫桑比克、瑞典以及古巴。 [73] 1975年11月28日，革陣單方面宣稱獨立，建立「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東帝汶民主共和國。 [74][75]

次日，在印度尼西亞的壓力之下，民盟、民協等領導人在峇里簽署由印尼情報部門起草的《巴里博宣言》。 此宣言抨擊革陣阻礙和平實現，批評荷、葡殖民者割裂東帝汶與印尼血緣關係和文化紐帶，「莊嚴宣布」葡屬帝汶與印度尼西亞統一。 [76] 日後這份宣言被反對者蔑稱為「」宣言，「」指簽署地峇里島，「」為印尼語形容詞，指「欺騙的」、「虛假的」。 [77] 兩份宣言都被葡萄牙否決，一週後印尼政府下達了全面進攻東帝汶的軍事命令。[78]

軍事侵略伊始，東帝汶平民就遭到印尼軍隊的大規模屠殺。[86]革陣通過電台播報說：「印度尼西亞的部隊正在無差別殺人，他們在大街上射殺婦女和兒童。我們所有人都會被殺掉。我們懇求國際社會幫助。請做些什麼，阻止這場侵略。」[87]一個難民後來憶稱，印度尼西亞的士兵們「姦污婦女」、「殘殺婦孺和華人商販。」[88]時任天主教帝力总教区副主教馬蒂諾·達·科斯塔·洛佩斯之後稱：「登陸帝力的士兵們見人就殺。街上屍體如山——映入眼簾的只有正在屠殺、屠殺、屠殺的士兵。」[89]而主教荷西·若阿金·里貝羅則在 1977 年時精神崩潰。[90]

羅傑·伊斯特是當時東帝汶剩餘的最後一名外國記者，他在嘗試向外界發送報導時遭印尼士兵抓獲，東帝汶首任總理尼古勞·多斯·雷斯·洛巴托的妻子伊莎貝爾·巴雷托·洛巴托亦被俘獲。拉莫斯-奧爾塔在回憶錄中稱，羅傑、伊莎貝爾等約五十名俘虜被帶到帝力港的臨水高臺上，排成一排，被依次槍決，他們的屍體落入大海。[91]這樣的慘殺事件在帝力數不勝數。印尼軍隊要求，每當他們處死一人，圍觀群眾必須大聲計數。[92]

除了革陣支持者之外，印尼軍方亦將東帝汶華人著重清出，予以處決。[94]12月8日，被印尼士兵要求向海中拋屍的華人 Chong Kui Yan 見到了被海浪沖刷上岸的伊莎貝爾的遺體，同日他目睹了約40名華人遭士兵殺死。[95]一位牧師估計，在印尼全面入侵東帝汶的最初幾日，帝力約有2000人遇害，其中約700人為華人。[93]

印尼軍隊在向山區進軍的過程中，沿途開展的大規模屠殺有增無減。印尼某高級軍官的東帝汶嚮導告訴前澳大利亞駐葡屬帝汶領事詹姆斯·杜恩：在戰鬥開始的幾個月里，印尼軍隊見人就殺，所經之處的小村莊亦被焚為平地。[96]

帝力以南47公里處的艾萊烏被攻佔後，1976年2月，印尼人趕走了革陣先前在該處駐留的殘餘部隊。當地居民，凡三歲以上者，皆遭機槍掃射。所餘幼童則被用卡車運往帝力。艾萊烏淪陷時，約有五千人口，1976年9月印尼救援工作者到訪時，只餘千人倖存。[97]東西帝汶交界處的拉馬克南（）地區當時設有一處容納至少五千人的難民營。1976年6月，印尼正式以法案吞併東帝汶前夕，侵略部隊為報革陣突襲之仇，先是縱火焚毀了拉馬克南難民營的幾棟建築，繼而屠殺了約2,000名難民，即便是跪地求饒的婦女亦慘遭槍殺。[98]

時任印尼外長阿丹·馬力克稱，印尼侵略行動前兩年，東帝汶共計有約五萬至八萬人死亡。

1977年3月，杜恩出版報告，詳述對印尼軍隊暴行的指控。該報告稱，有50,000至100,000萬東帝汶人遭到印尼軍隊殺害。[99][lower-roman 8]這一數字與民盟領袖洛佩斯·達·克魯斯的統計相吻合。他在1976年2月13日發表聲明，認為內戰以降的六個月內，有60,000帝汶人死去，除去內戰死難人數，則意指有55,000名帝汶人因印尼侵略而死。一個印尼救援工作代表團認同這一數字。[101]天主教教會於 1976 年年末發表的一則報告內估計，死亡人數應在60,000至10,000。[102]印度尼西亞官方亦確證了這些數字。1977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亞外長在阿丹·馬力克接受《雪梨晨鋒報》採訪時表示，死亡人數應為「50,000」，「或者80,000」。 [103]

依照印度尼西亞政府的官方敘事，吞併東帝汶乃「反殖主義的團結」之事。1977年，印尼外務省出版《东帝汶的去殖民化》，讚頌「神聖的自決權」，[104]將民协認作廣大東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并抨擊革陣，聲稱其所受擁護乃「威嚇、脅迫與恐怖政策」帶來的假象。[42]2006年，前印尼外長阿里·阿拉塔斯（1988-99年在任）又在其回憶錄中重申了这一立场。[105]对于原先帝汶岛東西分治的狀態，印度尼西亞在入侵后表示，這「肇始於」葡、荷帝國主義勢力的「殖民壓迫」，進而論述稱：兼併東帝汶，不過是四十年代以來群島統一進程的一項步驟而已。[38]

決議草案 A/C.4/L.1131 在聯大表決情況

	提案國		贊成國		反對國
	棄權國		缺席國

聯合國大會第四委員會自侵略次日起召開會議，連續四日討論東帝汶局勢。

12月10日，印度、日本、馬來西亞、伊朗、沙特等印尼盟友提出決議草案 A/C.4/1132，淡化印尼入侵事實， [106] 嘗試將局勢咎責於葡萄牙的忽視以及東帝汶各黨派間分歧。[107] 與此同時，阿爾及利亞、古巴、塞內加爾、圭亞那、塞拉利昂、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亦向大會提交決議草案， 編號 A/C.4/1131，對印尼入侵「表示痛惜[lower-roman 9]」，要求印度尼西亞政府立刻撤軍。 [108] [109][110] 12月11日，印度代表里希·傑帕爾在第四委員會會議上撤回 A/C.4/1132 號草案， [111] A/C.4/1131 號決議草案在第四委員會獲得通過，並被推薦至聯合國大會。 [112] 次日，該草案在大會以72國贊成、10國反對、43國棄權獲得通過，成為聯合國大會第3485號決議。[113]

十日後，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384號決議，再次要求印度尼西亞不再拖延地撤出軍隊。[114] [110]次年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389號決議亦是如此。 [115] 1976-82的六年間，聯大年年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尊重東帝汶人的自決權利。[116]1982年聯大第37/30號決議要求秘書長「主動同直接有關各方協商，以探索全面解決這個問題的種種途徑。」[117] 中、美等大國政府反對採取進一步行動；只有哥斯達黎加、幾內亞比紹、冰島等小國代表要求聯合國採取強烈手段，以落實呼籲撤軍的各項決議。[118]

法律專家羅傑·斯滕森·克拉克（）稱，印度尼西亞在入侵與佔領中，違反了國際法中的兩項關鍵原則：自決的權利與對侵略行為的禁止。[119] 聯合國大會第1541號決議曾就領土合併時的人民自決作出規定，稱「合併應為領土人民於充分明瞭其地位之變更情形下自由表示意願之結果，其意願之表達係經由公正主持之週知及民主程序。[lower-roman 9]」[120] 而無論是1975年9月7日要求與印尼合併的請願，還是1976年5月「人民大會」的決議，都不滿足該要求。遑論請願中還有其他不足之處。 [119]

印尼之動武亦被認為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及原則之背棄。這份聯合國基礎條約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lower-roman 9]」 但以新西蘭駐聯合國官員為代表的部分觀察者認為，東帝汶在被入侵時尚非「國家（）」，這種觀點與四十年代印尼爭取獨立時荷蘭人的言論遙相呼應。[121] 克拉克稱，這種觀點是對概念的狹隘理解，考慮到憲章選用「（國家）」而非含義更窄的「（成員國）」或「（國族）」，憲章中的「國家」應指的是所有「領土實體（）」，自然包括東帝汶。他退一步稱，即使東帝汶並非「國家」，[122]印尼的舉動仍是「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這正為《聯合國憲章》所抑止。[122]

能影響總統決策的情報部門高層最初設想：隨著革陣抵抗的減弱，入侵、兼併東帝汶的過程應該相對輕鬆無痛，在短時間內能夠了結。但入侵之後，革陣及其領導的東帝汶人民解放軍（民解）並未立即潰散。印尼軍隊貫穿1976年的種種行徑，不光蹂躪了東帝汶人，還極大耗損了國內資源、傷害了國際聲譽，最終證明是戰略失敗。軍方在東帝汶沿海地區大規模的恣意屠殺，讓大量居民和絕大多數民解士兵遷往內陸山區，山區人口、農業資源可為抵抗勢力所用。革陣和民解成為普通民眾眼中抵禦外侮的緩衝力量，因而受到更多擁護。1975至1977年間，縱使環境嚴酷，革陣在民眾支持下，保護了至少四成移居內陸的人口。[134]施瓦茨分析，情報誤判、軍事失敗並未削弱印尼軍方的權力基礎，這反映出軍方在國務中的支配地位。[40]

東帝汶郵票上的革陣領導人尼古勞·洛巴托

普拉伯沃·蘇比延多（左四）和他率領的突擊士兵在東帝汶，1978年末，蘇比延多的連隊伏擊槍殺了洛巴托。

印尼空軍裝備的美製野馬戰機，現存於日惹印尼空軍中央博物館

1976年末時，印尼軍隊和東帝汶民解之間形成軍事僵局。在大規模抵抗活動影響下，印尼部隊資源耗盡，於是開始採買軍備，重新武裝。 印尼海軍從美國、澳大利亞、荷蘭、韓國、中華民國訂購導彈發射巡邏艇，從西德訂購潛艇。 [135] [lower-roman 12] 在美國外國軍事銷售制度援助下，1977年2月，印尼從羅克韋爾國際公司接收了13架北美羅克韋爾 OV-10 野馬戰機。 這款戰機專為清叛而設計，適用於各種崎嶇地形的偵查與空襲，是侵佔東帝汶的理想之選。[137] 除裝配輕武器、火箭炮等傳統作戰武器外，野馬戰機亦配載「」凝固汽油彈 [lower-roman 13]， 用以轟炸革陣根據地，給東帝汶抵抗勢力帶來重創。 印度尼西亞軍方升級武裝的同時，又向東帝汶額外派遣一萬援軍，開展日後被稱作「終極解決」的若干輪軍事行動。 [141]

1977年9月，印尼軍方展開了一項由東帝汶天主教官方稱之為「圍繞與毀滅」的行動。[142]35,000名印尼武裝士兵對支持東革的地區實施包圍，并殺害了當地的男人、婦女和兒童。空襲和海上炮擊後，緊接著陸軍開始摧毀村莊與農業基礎設施。數以千計的人在這段時間內罹難。[143]革阵領導人尼古劳·洛巴托在一次與印尼軍隊的交火中犧牲。他的繼承者是日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沙納納·古斯芒，他在建立毛贝雷反抗委员会(CNRM)時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組織旨在為反對印尼佔領東帝汶的人民及組織提供保護。[144]

印尼部隊把成百上千的人們趕到集中營，人們在那裡被關押起來并遭受饥餓的折磨。[145]革陣廣播稱印尼的飛機向東帝汶投放化學武器。一些觀察家（包括帝力大主教）稱他們在鄉下看到凝固汽油彈被投放下來。1981年，印尼軍隊發起「安全運動」，（或被稱為「腿之圍欄」計劃）。五萬東帝汶男性（含男童）被命令在崇山峻嶺中行軍，以將游擊隊清掃至該地區的中心地帶。然而這項計劃並未挫敗抵抗者的勢力，因而以失敗告終。經此之後，人民對印尼佔領與統治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涨。[146]接下來的十年裡，隨著革陣在山區繼續著他們零零星星的反擊，接下来的十年内，印尼軍隊實施了許多行動以徹底消滅其勢力。同時，在城鎮以及鄉村，一場非暴力抵抗運動已初具規模。[147]亦在同時，印尼軍隊继续在東帝汶肆意残暴地實施大規模的殺戮、酷刑、強迫失蹤、政治監禁以及其他践踏人權的暴力行動。[148]1981年開始，印尼官方將數以千計的囚犯送至阿陶羅島進行關押，國際特赦組織对此描述到，那裡的條件「簡直是槽糕透顶了」。[149]

印尼在東帝汶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981年9月，有400名平民在lacluta（东帝汶的一个镇）遇害。1983年八月，有兩百人在creras的一个乡村被活活燒死，同时另有五百人在附近的河邊被殺害。一名目擊證人陳述道，士兵們用按住頭部撞向石頭的方式殺害了許多小孩子。[150]

東帝汶的印尼反對者們常常遭到逮捕并被實施酷刑。[151]1983年，國際特赦組織用印尼語出版了一本從東帝汶军事指挥人员那里收到的小冊子，記載了教授軍人如何對犯人帶去身心上的極度痛苦的方法，並告誡士兵「不要在實施酷刑（指被電擊或被脫光衣物等）時拍照」。[152]平托在他的回憶錄《东帝汶未完成的解放斗争》中，描述了被印尼士兵實施酷刑時的場景：「每每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在我的臉上打上兩三拳。當有人用拳猛烈并不斷地擊打你的臉時，這種感覺彷彿臉已被打爛了一般。人們用手重擊我的後背和兩腰，然後踢我……（在另一個地方）他們對我進行恐嚇；他們沒有打我，但是威脅要殺掉我，甚至把搶掏到了桌子上。」[153]在米歇爾《講述東帝汶：個人證詞1942-1992》一書中，一位名叫法蒂玛(Fátima)的婦女描述了她在帝力一座監獄所看到的實施酷刑場景：「他們讓人們分排坐在椅子上，前一排的椅腳壓在後一排人們的腳趾上。士兵門在囚犯的飯菜中撒尿并攪拌，最後讓囚犯們把這些（骯髒的食物）吃下去。他們也對囚犯實施電擊。……」[154]

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婦女施予的暴行數不勝數，記錄詳細。 [155] [156][157] 但因佔領時期軍管嚴密，不少受害者又因為文化禁忌、心中羞恥而緘口不言，其真實規模難以估量。 1995 年大赦國際（美國）就印度尼西亞與東帝汶的婦女所受暴行發表報告，稱「婦女們並不情願將有關強姦和性虐待的信息透露給非政府組織，更不要說把它們報告給軍事或警察部門了。」 [158] 即便如此，在佔領結束後，仍有大量受害女性自願接受真相委員會採訪，甚至公開出席電視直播聽證會，使其遭遇為世所知。[159]

東帝汶婦女常常以「代理暴力」的模式受到種種折磨：佔領當局在清肅革陣成員時，若暫時無法尋獲目標男子，轉而以強姦等方式懲處該男子的妻子、女兒等女性親屬。 [161] 在代理暴力的模式下，軍方高層默許、鼓勵、躬行了通常伴有生殖器官損傷的各種性奴役行為。 [162] 軍中甚至將「可供猥褻、強姦」的婦女姓名匯總成表，以供不同師團士兵遣喚，因此受害婦女所受創傷往往循環往復。 [163] 由於被輪流姦淫，有些受害者患上種種性病，生殖健康大為摧折，以致不孕、患癌、過早死亡。 [164] 有的受害者，因被初次強姦前仍是處女，選擇終生不婚。 [165]

另有不少婦女遭遇「強迫婚姻」，在脅迫之下與印尼軍官同居，打理家務、滿足性慾。大赦國際1995年報告引述一則受害者遭遇：一印尼軍隊駐包考軍官一日在鄉間抓獲一名叫阿德里亞的當地民女，帶回家中強迫同居。在此期間阿德里亞誕下一子。軍官與妻子在包考團聚前，阿德里亞母子二人被驅趕回鄉。此後阿德里亞仍遭士兵騷擾，被迫為「勾引軍官」、「損害軍官名譽」而「道歉」。[166]類似的「婚姻關係」在佔領期間頻頻出現。[167] [lower-roman 14]

印尼當局亦在東帝汶推行絕育計畫，在婦女幾乎毫無瞭解的情況下，強迫向她們體內注射醋酸甲羥孕酮等避孕藥物。[169]軍隊監控下，各村村長蓋起小診所，確保計畫得以執行，中學女生也不放過。[170]有被注射者因此而貧血、患上腳氣病，或直接死亡。[171]

年，研究者 以筆名 [172]出版了《[lower-roman 15]：東帝汶婦女的聲音》一書[174]。該書匯集若干則個人經歷，依時序記敘了自印尼佔領初期以來，東帝汶婦女所受到的暴力與虐待。書中一名婦女稱，佔領當局在審問她時扒光她的一半衣物，以便猥褻、摧殘她，甚至還威脅要將她處死；[175]另一位則稱，審訊長達數週，其間審訊官們用鎖鏈束縛她的手腳，把她反覆強姦。[176]一位為革陣游擊者準備膳食的婦女被捕後，印尼佔領者用香菸燙蝕她的皮膚，對她施以電刑，強迫她一絲不掛地從一排士兵面前走過，走進一輛裝滿尿液和糞便的坦克車中。[177][lower-roman 16]

印度尼西亞的佔領統治期間，大約有四千名兒童被強行擄拐，離開家庭。擄拐者除了印尼軍方外，還有政府機構和宗教團體。儘管一些兒童得到了妥善的對待，另一部分則受到了包括性虐待在內的各種形式的蹂躪。有的被迫皈依伊斯蘭教。許多當年擄拐東帝汶兒童的印尼士兵，至今仍在軍中身居高層。[178]

由于东帝汶大量的人口住在安置营地里，食物供给极度匮乏。士兵允许安置营地里的人们在附近的一小块土地进行耕种，这些土地十分贫瘠并被反复使用[179]，产出率极低。饥荒开始蔓延，在1970年代末已夺取了数千人的生命。据一名教堂的工作人员报告，在东帝汶的一个区，每个月都有500多人死于饥荒。[180]1978年10月，世界宣明会（印度尼西亚）到访东帝汶，并声称约有七万东帝汶人民面临饥饿的威胁。1979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位大使报告称，安置营中80%的人口营养不良，“同比亚法拉情况一样糟”。[181]红十字会警告称，“数以万计的人民”面临着饥饿的威胁。[182]印尼称其正通过由政府运作的印尼红十字会缓解东帝汶危机，但该组织被指控售卖救援物资。[180]

2006年，联合国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訪問八千名目擊者，并參考了印尼軍方文件和來源於國際的情報後发表一份长约2500页的报告，指控印尼军方使用故意饿死的手段对东帝汶实行种族灭绝。大量受灾的人口被禁止使用食物等物资。报告还指出，印尼方面使用化学武器和凝固汽油在食物和供给用水中投毒，[7]并详述了印尼士兵摧毁庄稼杀害牲畜的种种暴行。[183]报告推断，因印尼占领，至少有七万三千名东帝汶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84]

在東帝汶本土的黨派鬥爭之間，也存在著互相殺戮的情況。例如印尼對東帝汶發動侵略戰爭後不久，革陣就殺害了被其關押的140-150名民盟成員。印尼方面在1977報道稱他們在Ailieu和Samé發現了革陣製造的萬人坑，[185]並稱被殺害的人「非常之多」。國際特赦組織在1985年也確認了這些報告，且認為革陣需要對這些法外處決負責。[186]革陣一系列的攻擊行動造成九名平民的死亡的这一不幸事件，在1997年時受到了人權觀察組織的譴責。[187]

東帝汶省旗幟

站在印度尼西亞國旗旁的東帝汶婦女

佔領期間，葡萄牙語遭禁，印度尼西亞語成為政府、教育、商貿用語。學校開設印尼語課程。 印尼官方意識形態潘查希拉也被强加于东帝汶：只有潘查希拉培訓合格證持有者，才有機會在東帝汶官方任職。 東帝汶泛靈論的信仰體系與印尼憲法規定的一神論並不契合，導致大量居民皈依基督教。 印尼神父取代了葡萄牙的聖職人員，拉丁、葡式彌撒亦為印尼式所取代。[188] 印尼入侵前，只有兩成的東帝汶人信奉天主教，而到1980年代時，95%的東帝汶人都被登記為天主教徒，[188][189] 使得東帝汶成為全球天主教徒佔總人口比最高的國家之一。[190]

為解決部分島嶼人口擁擠問題，長期以來，印尼政府推行著國內移民計劃。東帝汶被佔領後亦成為該計畫的一處重點地區。 因「新秩序」下的新聞管控，以爪哇、峇里貧窮稻農為主的被遷移者，對東帝汶境內的衝突狀態知之甚少， 更有高中畢業生被誘騙而來，以為能在東帝汶謀一官半職。[191] 而事實是，他們甫一抵達便處於革陣等抵抗勢力的襲擊威脅中，此外由於印尼政府為移民計劃強徵大片土地，他們也成為當地人發洩仇恨的對象。[192] 這些外來者多數最後歸返故土，留下的人則推動了東帝汶的「印度尼西亞化」。[192] 1993年時，有662個家庭、共計2,208人在政府計劃下客居帝汶，[193][194] 另有約150,000印度尼西亞人，於1990年代中期自由居住東帝汶境內，其中不乏在此從教、為官者。[194][lower-roman 17] 移民湧入下，東帝汶以村落為基礎的傳統文化岌岌可危，[191] 不少東帝汶人被同時剝奪祖居之地與社會機會，對印度尼西亞的仇恨愈演愈烈。[196]

挑揀咖啡果實的東帝汶人（攝於2019年）。咖啡自十九世紀初由葡萄牙引入東帝汶後，成為該地重要經濟作物。

印度尼西亞接管了葡萄牙人在東帝汶的商業利益。[197] 西帝汶農民在邊界開放後湧入東帝汶。1989年1月，印尼政府向私人投資者開放東帝汶。 來自蘇拉威西南部的布吉人、望加錫人、布頓人漸漸把控了東帝汶城鎮經濟的命脈。印尼軍商合夥，獨攬了東帝汶產品出口事務。 [192][188] 東帝汶利潤最豐厚的行業，如檀香木、酒店、商品進口等，被壟斷於軍方手中，受「蒂諾克有限責任公司（）[lower-roman 18]」控制。[199] 對咖啡出口的壟斷更是為蒂諾克創造了巨量收益。[200] 蒂諾克、軍方以外的產業則受印尼企業家控制，歷經葡屬時代的舊廠商只得為之讓路。[199]

在東帝汶經濟政策受到批評時，作為回應，雅加達通常強調其對那裡的衛生、教育、通訊、交通、農業等領域多有投入。 [201] 印尼政府的確在東帝汶興建學校、醫院和天主教堂，新鋪設了數百英里的道路。[200] 葡屬時期，東帝汶人被里斯本忽視，普遍生活於貧窮之中， 1990年時，東帝汶人均年收入較葡萄牙統治末期時翻五番，但仍僅有200美元。[200] 1993年印尼發展規劃部門的一份報告仍稱，在東帝汶61個區中，三分之二地區的逾半數居民生活貧困。 [202] 印尼批評家喬治·阿迪瓊德羅指出， 佔領的最初幾年間，軍事衝突導致了東帝汶大米及咖啡急遽減產，大量牲畜死亡。[203] 其他批評家指出，築路等基建，目的通常是為印尼軍、企提供便利。[204] 國際和印尼當地的私人投資者對東帝汶避之不及。[205]

印尼政府自197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东帝汶的基础设施、医疗设施和教育设施，然而这些重大的财力投资并未使东帝汶的抵抗势力有所停歇。[206]经历早期的一些斗争后，革阵的军事力量遭到大大削减，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仅剩数百名武装士兵。迫于糟糕的境遇，革阵加强了同当地青少年之间的联系，一场非武力的寻求民族自决的抵抗运动在东帝汶初具雏形。抗议运动的许多参与者是东帝汶的小孩，这些小孩都在印尼的模式下接受教育。抗议的人群发泄道，印尼以牺牲帝汶文化与政治生活的代价来成全印尼人，对于印尼经济的发展是自相矛盾的。抗议者之间采用葡语沟通交流，以显示自己身为葡属帝汶遗民的优越感。他们将印尼的统治视为非法占领，以向葡方寻求东帝汶的民族自决。[207]在国外，革阵成员们表现积极，尤以曾经作为记者的奥尔塔（日后成为东帝汶总理与总统）最为突出，他将东帝汶问题最为一项重大议题推至诸多外交论坛之上，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208]

随着东帝汶抵抗势力日趋减弱，1988年，印尼政府对外开放东帝汶，此举包括取消记者的旅行禁令。这项新政策的提出者是时任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他与那些以暴力镇压东帝汶的军方领导人持反对的意见，因为军方领导担心开放东帝汶可能会使印尼丧失对东帝汶的控制权。除此之外，为了回应国际社会对东帝汶事态的关切，他和几名外交官说服了苏哈托赞同此政策。1989年末，印尼一强硬的军方指挥官，身为准将的穆利阿迪（Mulyadi）被另一准將魯道夫·瓦魯（Rudolf Warouw）取代。新上任的瓦魯承诺要找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方法来反对那些支持独立的人。不久便发生巨大的变化：对境内旅行的限制逐渐放宽，政治犯也被分组地被释放出狱，在审讯犯人时也不再经常使用酷刑以进行逼供。瓦魯也试图改善印尼军队的纪律，并有所成效。例如在1990年2月，一名印尼士兵因非法行为遭到起诉，这也是自印尼入侵开始的第一例起诉案件。[209]

印尼军方强硬派的下台，使东帝汶抵抗势力减轻了对受到印尼迫害的恐惧感，这直接促使了新一轮抵抗运动的爆发。1989年，伴随着波兰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对东帝汶的高规格访问，独立分子爆发抗议活动。[210]冷战的结束让西方失去了支持印尼占领东帝汶的诸多理由。由此而来，国际社会对自决和人权的关注给印尼施加了更多的压力。[21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东帝汶发生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大幅提升了东帝汶的国际形象，并显著增强了抵抗分子的势力。印尼对东帝汶的军事统治，逐渐地步入了末期。[212]

位於聖克魯斯靈園的塞巴斯蒂昂·戈麥斯之墓

對聖克魯斯大屠殺的歷史重現

1991年10月28日，支持獨立的18歲青年塞巴斯蒂昂·戈麥斯在帝力一處教堂遭印尼軍方殺害。 11月12日，悼念者們為他舉行彌撒，揮舞革陣旗幟、手舉獨立標語，隊列喧鬧而和平，眾人吟唱著向塞巴斯蒂昂的墳塋行進。 [213]悼念者於印尼軍隊短暫衝突後，[lower-roman 19] 200名士兵向眾人開火，殺死至少250名東帝汶人。 [216][217] [lower-roman 20] 史稱「聖克魯斯大屠殺」或「帝力大屠殺」。[lower-roman 21]

園內的外國人很快將目擊證詞傳遞給國際媒體，錄像片段在國際上廣泛放送，[219]舉世譁然。[220][221] 作為回應，各國活動家組織聲援東帝汶，要求東帝汶自決的呼聲日益迫切。[222] 位於英國的印尼民主化促進組織「TAPOL」[lower-roman 22]加緊了圍繞東帝汶的工作。 非營利組織東帝汶行動網絡[lower-roman 23]於11月末在美國成立，[223] 並迅速在美國十座城市設立了分支機構。 葡、澳、日、德、馬來西亞、愛爾蘭、巴西亦出現了東帝汶團結團體。 媒介技術的革新，使得印尼「新秩序」當局在管控信息流動上愈感棘手，這在各國媒體對聖克魯斯大屠殺的報導過程中得到生動體現。在冷戰後的1990年代，國際社會對印尼政府的監督日趨嚴密。[224] 印尼國內部分傾向民主的學生團體開始公開、批判地討論東帝汶局勢。不僅如此，他們還將「新秩序」、印尼歷史、國家前途等宏觀話題納入討論範疇。[222][224][225][226]

印尼軍方不僅遭國際社會激烈譴責，還為印尼國內菁英所抨擊。 這次屠殺後，印度尼西亞政府恢復1989年撤銷的東帝汶入境禁令，新一週期的壓迫隨之而來。[133] 先前認為「部分士兵反應過度」[227]的瓦魯將軍被罷去職務，他相較前任更為通融、柔和的治民策略受到上級非難。 疑似革陣同情者鋃鐺入獄，人權侵犯記錄有加無已，外國記者禁入令再度施行。 普拉博沃將軍的科帕蘇斯部隊[lower-roman 3]第三作戰群開始訓練頭戴黑色風帽的民兵團伙，以打擊殘餘的抵抗勢力。[133] 東帝汶人對印尼軍方的仇恨隨之加劇。[228]

1999年秋，結束七年牢獄的古斯芒（中）回到東帝汶。

1991年11月20日，革阵领导人沙纳纳·古斯芒被印尼士兵逮捕。[229]1993年5月，古斯芒因“叛乱”被判处无期徒刑，[230]但后来被减刑，直至特赦。[231]古斯芒是革阵成员普遍承认的领导人，他的被捕，对于东帝汶的独立运动打击巨大。然而他在芝比囊监狱内[212][229]对于支持独立的人们来说仍象征着革命胜利的希望。同时，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东帝汶依然存在。1994年比尔·克林顿总统访问雅加达时，29名东帝汶学生冲占美国使馆，以抗议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相关援助。[232]

同时，人权观察者们呼吁社会关切印尼士兵和警察在东帝汶持续进行的暴力活动。人权观察组织在一份1995年的报告中说“发生在东帝汶的虐待行为数量持续上升”，包括刑罚的使用，故意失踪以及限制基本人权。[233]1995年九至十月，东帝汶爆发一系列骚乱活动，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印尼政府武斷地逮捕一大批東帝汶民眾並對他們實施酷刑。报告特别指出，（狱警）用铁质长条鞭打被拘捕者，用脚踢他们；在精神上诋毁、侮辱、抨击被拘捕者，并以死亡相威胁。

嘉禄·貝洛

拉莫斯-奧爾塔

1996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主教和何塞·拉莫斯·霍塔，以“表彰他们为实现公正与和平解决东帝汶冲突所做的努力。”[234]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东帝汶问题的再度注意。诺贝尔委员会在其新闻稿中表示：“基于人民自决的权利，（希望此奖项可以）鼓励（有关东帝汶冲突各方）努力寻求解决东帝汶冲突的外交解决方案。”。[234]诺贝尔奖学者艾爾文·阿布拉姆斯这样写道：

这（诺奖）对于印度尼西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尴尬……（印尼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有意地与两位获奖者保持距离，印尼勉强承认了可以帮助实施印尼在东统治的贝洛主教获奖，但指控奥尔塔对东帝汶内乱中的残暴行为负有责任，并称其是机会主义者。颁奖仪式上，塞哲斯特德主席对印尼的指责予以了回应，指出内乱时奥尔塔并不在东帝汶国内，并在归国途中尝试调解双方的紧张关系。[235]

与此同时，应联合国大会1982年相关决议要求，印尼和葡萄牙的外交官们继续对被印尼外长阿拉塔斯称作“印尼鞋中的鹅卵石”的东帝汶问题展开协商。[236][237]

印尼新一任总统哈比比于1998年5月21日就职。

1998年5月21日，哈比比宣誓就任印尼总统。在此之前对于其前一任总统苏哈托的“新秩序”来说，一个独立的亦或是地区有限自治的东帝汶是决不允许的。尽管在九十年代，印尼舆论对东帝汶的状况与地位表示出勉强的理解，但对东帝汶独立可能破坏印尼的统一性从而造成不稳定表示广泛担忧。[239]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遭到巨大冲击，市场混乱不堪。1998年5月，苏哈托政府倒台，结束了他对印尼长达三十年的统治。[240]掌控印尼战略储备的普拉博沃被流放至约旦，破产的印尼政府每天要向其在东帝汶的军事行动支付一百万美元。[133]在接下来的后苏哈托过渡时期，相对的政治开放开始在印尼出现，人们对印尼与东帝汶的关系展开了空前的大讨论。为议计九八年剩余的时间，致力于实现东帝汶全民公投的论坛在帝力举行。[133]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说，关于东帝汶阶段性自治到可能独立之计划，于印尼，是“徒然无功”的。[241]1998年6月8日，哈比比就任总统三个星期后，宣告了印尼不久会出台一项关于东帝汶自治的特殊的计划。[240]

1998年底，澳大利亚约翰·霍华德政府起草信文，告知印尼澳大利亚政策的发生了改变，并支持在十年之内组织独立公投。哈比比总统见澳方的举动是在暗示印尼对东帝汶的“殖民统治”，于是决定在此问题上进行一次紧急的东帝汶全民公投。[242]

印尼和葡萄牙同意并于1999年5月5日宣布，允许东帝汶人民选择自治计划或独立。将由联合国驻东帝汶代表团（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East Timor, UNAMET）执行投票选举。公投原定于8月8日进行，但推迟到了8月30日。印尼依旧负责东帝汶安全。这样的安排在东帝汶造成了恐慌，许多观察者认为，印尼将在公投期间拒绝外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243]

随着东帝汶独立呼声的日益上涨，亲印尼武装民兵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暴力活动。以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对支持独立势力有偏见为借口，亲印尼民兵开始接受印尼士兵的训练并与其协作。早先于印尼与葡萄牙在5月宣布公投议定，1999年4月，一支准军事部队袭击了利逵萨的一处天主教堂，带走了约200人的生命。5月16日，一帮亲印尼民兵与印尼士兵在阿拉塔（Arata）村袭击了疑似的东帝汶独立支持分子；6月，另一支民兵袭击了联合国东帝汶特派团在瑪利亞娜设驻的办公地。印尼当局自称无力阻止东帝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暴力行动，但遭到了奥尔塔等的嘲笑。[244] 奥尔塔在1999年2月说：“在（印尼）撤军之前，他们想要如他们所承诺地结束东帝汶境内的混乱与不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数年来一直从印尼驻东军队那里听闻的。”[245]

民兵领导者警告民众，他们可能在东帝汶制造新一起“大屠杀”。印尼“巡回大使”弗朗西斯科·罗普斯·达·克鲁斯表态道:“若是民众反对自治计划，东帝汶可能血流成河。”[246]一亲印尼准军事力量声称，自治投票会使东帝汶成为一片“火海”。“火海”一词借套用了“万隆火海”的意思。后者即1946年三月，万隆民众为抵抗荷兰殖民者而爆发的独立运动。[247]随着公投临近，越来越多的反独立运动在东帝汶爆发。[248]

1999年8月30日是公投日，总体而言，投票进行得平稳而有序。98.6%的登记投票者参与了此次独立公投。9月4日，安南宣布公投结果：78.5%的投票者选择独立。印尼人被震惊了，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新秩序”灌输“东帝汶支持民族融合”的概念，他们不相信东帝汶人会投票反对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249]

公投结果宣布后数小时，准军事部队开始在帝力攻击民众并四处纵火。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们撤离首都，数以千计的东帝汶人逃至山区。伊斯兰团伙袭击了帝力天主教区的建筑物并致二十余人死亡；第二天红十字委员会遭纵火，近乎被夷为平地。在苏艾，有几乎一百人被杀害。关于类似的屠杀事件的报道数量一时间在东帝汶呈爆炸式增长。[250]联合国撤走了其大量的驻东人员，但帝力所有有围墙的建筑都被难民占满了。四名联合国人员宁愿死在准军事部队的枪口之下也坚决不撤离，除非难民们同样可以撤离帝力。同时，有超过二十万人被印尼军队和准军事团体强迫撤至西帝汶，并被安置在被人权观察形容为“条件糟透”的营帐里。[251]

9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抵达雅加达。印尼总统哈比比告诉代表团官员，关于东帝汶流血事件的一切报道皆为“幻想”与“谎言”。印尼军方的维兰托将军（General Wiranto）坚称他的士兵们使东帝汶局势得到了控制。维兰托在不久后的一次军嫂联欢会中，歌唱了一曲1975年流行歌《感觉》，由此表达对东帝汶的感情。[252][253]

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于1999年9月20日进驻帝力，在此两周之前，亲印尼民兵在这座城市掀起了最后一轮暴力狂潮。[254]

东帝汶独立公投后发生的暴力事件激起了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国国内激进分子的愤怒。澳、葡、美等国政府被国内要求对此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与安南进行协商，并游说克林顿支持组建一支由澳大利亚牵头的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以结束在东帝汶的暴力事件。美国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后勤、情报与武力威慑等军事资源，但并未承诺将参加维和行动。最终，于1999年9月11日，克林顿宣告：

1999年，印尼国内经济形势稍稍趋缓。9月12日，哈比比宣称印尼将从东帝汶撤军，并允许由澳大利亚牵头的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

9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表达了对日益恶化的东帝汶局势的关切。通过了第1264(1999)号决议，决议要求：“设立一支具有统一指挥结构的多国部队，其任务如下：在东帝汶恢复和平与安全,保护和支持东帝汶特派团履行任务,在部队能力范围内协助人道主义援助行动。”

彼得·科斯格罗夫指挥下的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INTERFET）于9月20日进驻东帝汶。10月31日，最后一支印尼军队撤离东帝汶。[254]国际部队的到达致使亲印尼民兵四散逃离至印度尼西亚。

联合国安理会10月25日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在东帝汶独立前，全权管理东帝汶事务。由此东帝汶经过了长达两年的联合国过渡统治。2002年5月20日，过渡当局将东帝汶控制权移交给东帝汶政府，东帝汶宣告独立。同年9月27日，东帝汶加入联合国，成为了其第191个成员国。

联合国维和部队以澳大利亚军队为主体，澳大利亚籍士兵共有5,500人，包括一个拥有航空支持的装甲步兵旅。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由来自22个国家的11,000名士兵组建而成。美国在东帝汶危机全程提供了后勤与外交支持。此前在9月13日，克林顿曾表示美国不会向东帝汶派驻大量兵力，而是在波黑、科索沃保持了大量兵力。

澳大利亞前總理高夫·惠特兰

1974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兰与苏哈托会面。惠特兰表示，一个独立的东帝汶会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若印尼吞并东帝汶，澳大利亚会表示支持。[257][258] 。惠特兰的表述后来被外长唐·威尔西（Don Willesee）加以修饰，称：“澳大利亚会支持东帝汶人民对其前途的决定权。”[258]1975年东帝汶爆发政变之后，澳总理惠特兰发表声明称，澳大利亚仍反对军事介入当前局势，澳方愿提供人道救援，呼吁各方停止战斗并进行对话。声明亦称，澳方承认印度尼西亚在“某区域”内的利益。

与之同时，澳政界与民间都有支持东帝汶独立的呼声，并愿意为东提供援助。1974年，澳民间在悉尼发起一项东独运动，旨在支持东帝汶自决与独立的权利，反对印尼的武力吞并，并支持革阵的社区项目（community projects）。墨尔本、堪培拉和珀斯等地也出现了相似的运动团体。他们召开公众集会，游说议员、教堂和社区组织（community groups）。政变爆发后，澳大利亞紅十字會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西帝汶的难民营和东帝汶派驻医疗分队。澳政府为此工作先后向红十字会拨付了十万澳元和十五万澳元。澳大利亚帝汶国际援助协会（Australian Society for Intercountry Aid Timor，ASIAT）自政变以来也向东帝汶地区派驻了医疗分队。[258]

1975年11月11日，惠特兰政府在1975年澳大利亚宪政危机中解散，这对新的看守政府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设下限制。因在1975年联邦选举结果未被公布之前，其任何行动都需得到两党与总督的批准[259]。1975年12月4日，澳大利亚在联合国外交失败，联合国通过承认东帝汶独立的决议，澳政府从帝力撤离了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侨民[260]。12月5日，荷西·奥尔塔（José Ramos-Horta）抵达达尔文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ASIAT在东帝汶已被禁止。他同时表示，东帝汶革阵政府不接受澳大利亚在内的来自联合国的任何援助[261]。

在赢得12月大选后，弗雷泽政政府提出提议，并认为：与东南亚的政治与贸易关系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不能让这项极易失败的事业受到威胁[262] 。此后澳大利亚在1976和1977年的历次联大投票中弃权。在1978年前，澳政府是唯一一个除印尼政府外官方承认东帝汶是印尼的一个省的政府。[263]

帝汶缺口合作條約
劃定的三處海區帝汶缺口係1972年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海洋劃界時，在劃定界線間形成的空缺。兩國在東帝汶被侵佔後不久展開了該海域的劃界談判。

	兩國共同開發海域
	澳大利亞管轄海域
	印度尼西亞管轄海域

一年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起草条约以瓜分帝汶海沟油气资源。1989年12月，两国签订了《帝汶缺口條約》（官方名称为《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间关于在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省和北澳大利亚之间的一个地区合作区条约》）[264]，据估计，两国从中获得了一百万至七百万桶的原油[265]。此条约，与其同印尼广泛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一道，被援引作澳政府支持印尼这一立场的关键因素[26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澳间的战争曾使六万东帝汶人丧命[267]，故澳国内有人认为，澳政府对这个曾经的葡属领地在历史上多有亏欠。詹姆斯·杜恩（James Dunn）曾在印尼占领东帝汶前与占领时，担任一名澳大利亚国会高级外交顾问，他后来说：“不管什么在1941年时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性的还是具有价值的，在1974年时，皆已无关紧要或可有可无[268]。”一些澳大利亚的二战老兵以相似的理由对占领行动进行抗议[269]。

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几多更迭，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都始终保持着不错的外交关系，国内秩序稳定的印尼也为澳大利亚充当了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不过历届澳政府都注意到：东帝汶问题复杂化了两国间的合作。[270]澳大利亚为东帝汶独立支持者提供了政治避难，其中拉莫斯·奥尔塔甚至将澳大利亚作为自己流亡的根据地。整个20世纪80年代，印尼与澳大利亚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271][272]1995年12月18日，澳大利亚工党的基廷政府与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签署了《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安全协定》(The Australian-Indonesian Security Agreement)，澳大利亚将优先权给予了澳对印尼的诸方面关系。1998年5月，苏哈托倒台；同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转变了澳对印尼政策。这促进推动了东帝汶的独立进程：越来越多要求举行独立公投的呼声出现。[273]1998年年末，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与外长亚历山大·唐纳致信印尼政府，指出应在十年内于东帝汶举行独立公投。这封信件惹恼了哈比比，他认为，澳大利亚之意在于暗示印尼是一个“殖民大国”。哈比比决定宣布在东帝汶举行一次紧急的独立公投。[273]1999年，受联合国支持的独立公投在东帝汶举行。公投以压倒性多数赞成东帝汶独立，但紧接着亲印尼武装民兵在东帝汶动用暴力，制造了安全危机。由澳大利亚牵头的国际部队进入东帝汶，恢复了治安。虽然国际军事行动成功了，但是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需时日加以修复。[273]

1999年，澳大利亚工党一改其东帝汶政策，宣布将采取支持东帝汶独立并反对印尼在东之存在之政策，而这一信号是通过澳外交部发言人，工党党员劳瑞﹒布莱里顿 （Laurie Brereton）发出的。[274]布莱里顿的信誉遭到了包括时任总理与外长在内来自执政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的攻击。[274]

菲律宾虽与印度尼西亚有着牢固的外交关系，但菲方却在事件的最初保持沉默。1997年，奥尔塔准备前往菲律宾迪里曼大学进行演讲，却遭菲方拒绝入境，并被列入黑名单。[275]然而，受到国际社会对东帝汶广伸援手之影响，菲律宾最终转变了其对东政策。东帝汶独立后，菲律宾虽未派地面部队参加东帝汶国际部队（INTERFET），但却向该部队派出了后勤人员和医疗人员。联合国曾任命菲律宾中将杰米·德洛斯·桑托斯（Jaime Delos Santos）代表已发展成熟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接管东帝汶国际部队。

菲律宾同东帝汶是亚洲仅有的两个天主教国家[276]，两国自然因宗教原因结为盟友，直到现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菲方早已将奥尔塔从黑名单中移除，现在奥尔塔常作客菲律宾多家大学开展讲座，例如菲律宾迪里曼大学、菲律宾理工大学、德拉萨大学和爱特诺德达沃大学。

印尼入侵行动展开之翌日，葡萄牙与印度尼西亚断交，并支持联合国谴责印尼入侵之决议。然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时，葡萄牙政府的积极性变得不如从前。美国印度尼西亚问题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葡萄牙态度的转变缘因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不确定性。[262]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葡萄牙因不作为而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尖锐。出于民众压力，在之后历次有关东帝汶民族自决的国际论坛上，葡萄牙的态度都十分高调。[277] 九十年代时，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葡萄牙和印尼双方共同调解了东帝汶问题。[278]

1975年4月30日，随着常风行动落下帷幕，越南战争以越南共和国的覆灭而结束。同年，柬埔寨和老挝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为了在东南亚与社会主义势力抗衡，一个坚决反共的印度尼西亚对于美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有鉴于此，美国必须寻求与印尼政府建立友好关系，这样就让东帝汶的事务对美而言显得并不要紧。 [262][279] 美国同样想维持其潜艇穿越印尼的深水通道的通行权，借由此水道，美军潜艇可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通行自如而不被侦测[262]

印尼入侵前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總統福特在雅加達與蘇哈托討論東帝汶問題。

入侵前夕，福特总统和国务卿基辛格会见了印尼总统苏哈托。根据报道，美方认可了印尼的侵略行为。[280][281]苏哈托说：“如果必须要（在东帝汶）采取猛烈的军事行动，希望你们理解。”福特说：“我们会理解你们的，我们不会在这个问题（入侵）上向你们施压。我们深知问题所在以及你们的意图。”基辛格也表示赞同，尽管与此同时，基辛格和福特也希望控制美国国内对侵略的反应，毕竟印尼入侵中使用美国装备一事若被曝光于公众，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282] 美国也希望侵略行动尽可能的迅速而彻底，不会导致后续的长期的抵抗。基辛格对苏哈托说：“无论你们采取何种手段，尽最快速度取得成功是最重要的。” [283] 基辛格主要的担忧应是，如果带有红色色彩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在侵略后重新暴力夺回东帝汶，亚洲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武装活动可能被激起，以至于取得胜利。到那时，革阵胜利而引发的印尼国内一系列的暴动可能会威胁印尼国家安全，甚至灭亡印度尼西亚。[284]

在印尼入侵行动以及接下来的占领过程之中，美国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武器支援。侵略事件发生一周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详细分析报告，称发现了印尼使用的装备绝大部分是美国提供的。[285] 美国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军事援助，事实上其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务院之计划。在此基础上美国国会继续追加援助，几乎达到以前的两倍。而美国政府却声称，美国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6月已经中止了对印尼的军援。[283]1975年至1980年，东帝汶境内的暴力事件达到其峰值的六年间，美国向印尼政府提供了价值约3亿40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1974年开始，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以及武器销售开始增长。美国的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直到1999年才停止。[283]1975年至1995年，美国向印尼提供的武器价值总额达到了11亿美元。[286]克林顿政府时期，在 JCET [lower-roman 24]计划下，美国为印尼科帕蘇斯部隊[lower-roman 3]进行了训练，其内容包括城市游击战、侦查与反侦察、狙击战术以及“心理战术”等。[287]

根据联合国的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终的报告中的“责任”一章，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援助是印尼侵略和占领（东帝汶）的基础”。报告同样指出“美国提供的武器对于提升印尼军力十分关键。从1977年开始，印尼开展的大规模的摧毁抵抗势力的运动中，美国提供的飞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288][289]

革阵声称美国对印尼政府在东帝汶问题上的外交与物质帮助已经远超适度之标准。合众国际社在一篇1978年6月19日发自悉尼的报道中，援引了革阵的一份新闻稿，称：“在两场战斗中，美国顾问和雇佣兵站在印度尼西亚一边，联合与革阵作战⋯⋯同时，美国飞行员驾驶着北美羅克韋爾 OV-10 野馬戰術偵查攻擊機为印尼空军空袭革阵控制的解放区。”[290][291]

在大多数联合国谴责印尼入侵的决议上，美国都投了弃权票。[262] 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75-76在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国务院希望联合国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终归是彻底的白费功夫。这项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把它完成得非常顺利。”[292]

1975年，黃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聯合國代表聲援東帝汶獨立運動，此後於1976-82年間任中國外長。

1975年印度尼西亞入侵東帝汶時，中國同印尼的外交關係早已斷絕。蓮花行動開展前後，革陣收穫了北京熱情的外交支持，中國是少數承認革陣獨立宣言的國家之一。印尼全面入侵東帝汶當月，吳妙發、黃華先後在聯合國呼籲印度尼西亞「停止干涉」，要求「入侵的印尼军队必须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出东帝汶领土」。[293]東帝汶高級官員事後在接受採訪稱，中國甚至嘗試向東帝汶游擊隊提供一批足以武裝8000人輕型師的武器，但由於印尼海上封鎖，未能實現。[294]最後這批武器被轉運至莫桑比克。[295]

1975年12月29日，羅熱里奧·洛巴托率團訪問北京，時任中國副外長韩念龙接機。外長喬冠華在當晚宴會上重申要求印尼無條件撤軍，稱「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东帝汶人民的正义斗争。」[296]此後三年中，革陣成員幾度訪華，其中包括拉莫斯·奧爾塔、羅克·羅德里格斯、马里·阿尔卡蒂里等人，他們在東帝汶獨立後身居政府要職。[295]

1970年代末，印尼佔領東帝汶已成既定事實，國際社會對東帝汶關注減弱。與此同時，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中國外交重心由支持革命轉為為經濟建設服務，嘗試構建安定的國際環境，[297]且在越南入侵柬埔寨等問題上，中國需要印度尼西亞等東盟國家的外交支持。[294]中國在東帝汶問題的立場上越發轉為呼籲和平解決，[297]1984年11月，時任外長吳學謙在訪問葡萄牙時說：「解决这个（東帝汶）问题首先要照顾到东帝汶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由有关国家通过和平协商加以解决。」[298]

儘管外交姿態不如以往強烈，對呼籲東帝汶人民自決的歷次聯大決議，中國皆表示贊成。[294]中國政府甚至透過香港、駐歐使館等渠道同東帝汶抵抗勢力保持接觸，马里·阿尔卡蒂里等革陣流亡領導曾通過在地華商接受北京資助。[295][299]

1999年東帝汶危機爆發後，中國向東帝汶派遣維和民事警察，[297]但中國就是否組建東帝汶國際部隊的問題上表現猶疑。[295][294]2002年5月20日，東帝汶獨立當天，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先後出席東帝汶獨立慶典與中國使館開館儀式，中國成為東帝汶首個邦交國。[300]

英國向印度尼西亞出售了若干批次鷹式戰機，部分飛機被印尼軍方用於「圍殲」行動之中。

• 英國在涉及東帝汶的聯大決議表決上悉數棄權。在整個東帝汶被佔領統治期間，英國從未停止對印度尼西亞的軍售。英國1978年時向印度尼西亞出售的8架鷹式教練機，在「圍殲」行動中發揮效用。1990年代時，印度尼西亞又從英國處購買了若干戰機。[301]1995年，聖克魯斯大屠殺四週年日之際，印度尼西亞購買的英製戰機成編隊在帝力低空飛行，威懾東帝汶居民。[302]1999年東帝汶危機爆發後，英國國防部仍向印度尼西亞交付戰機，受到在野黨抨擊。[303]
• 聯大早期涉及東帝汶的決議表決上，加拿大三次反對，此外則棄權。東帝汶受佔領統治期間，加拿大政府定期向印度尼西亞出售軍備，並在1990年代批准價值逾四億加元的武器備件出售。[304]
• 日本在涉及東帝汶的全部八份聯大決議表決上悉數反對。[305]。
• 印度政府亦支持印度尼西亞，並將後者對東帝汶的佔領與印度兼併葡屬印度（包括果阿等地）相提並論。[306][lower-roman 25]
• 對呼籲東帝汶人民自決的聯大決議，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一貫投以反對票。[307][lower-roman 26]

種族滅絕
議題 列表 歷史 對青年的影響 否認 屠殺 強姦 煽動 與 殖民主義 / 戰爭 的關係 施暴者、受害者與旁觀者 預防 心理學 政治承認 危險因子 （十個階段） 種類 （消滅土著・滅絕文化・受功利主義驅使） 研究 （大綱・參考書目）
二十世紀前 印第安 （戰爭） 準噶爾 塔斯馬尼亞 加州 切爾卡斯亞 加拿大 德屬西南非
二十世紀早期 亞美尼亞 亞述
二戰期間 日軍罪行 納粹罪行 羅姆人 波蘭 蘇聯人口轉移 沃里尼亞
冷戰期間 孟加拉（達卡大學） 東帝汶 （印尼佔領） 紅色高棉 （自我屠殺） 庫爾德 （伊庫衝突） 伊薩克 （內戰）
冷戰結束至今 盧旺達 波斯尼亞 羅興亞 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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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統治時期的死亡人數難以確計。2005年，联合国东帝汶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會得出「基於科學的主要結論」，認為在最保守的情形下，雙方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达102,800 (±12,000)。其中，18,600 (±1,000)人被杀害或失踪，另外 84,000 (±11,000) 人死于饥荒或疾病，這些數字已遠高於和平时期的正常死亡人数。委員會還稱「因由衝突導致的疾病和飢餓而死的人」恐有18.3萬之多。由於該統計以 年時在世的倖存者記敘為主要依據，因此在「家眷已全數罹難」且「墓碑不存」等情況下，死者則無法被統計在內。[309]此外，委员会认为印尼军方应为约 的暴力杀戮负责。[310]

耶魯大學種族滅絕研究教授本·基尔南称，儘管統計上有二十萬或以上的數據，但「实际死亡人数应近于十五萬人。」[311] 根據天主教會的統計，東帝汶人口數從1974年的688,711減為1982年時的425,000，意味著東帝汶在印尼入侵與佔領下有二十餘萬人死亡，「二十萬死難」的統計此後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援引。[312][313]諸如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信源亦支持此数据。[314]

法國專家加布里埃爾·德菲（）通過分析葡萄牙、印度尼西亞的可用官方數據，結合天主教會資料，認為1975年12月至1981年12月間，约有308,000名帝汶人死亡，約佔侵略前總人口的44%。[315]曾供職於爪哇沙拉笛加大学的喬治·阿迪瓊德羅教授在研究印尼軍方數據後總結稱，在佔領的頭幾年，事實上有300,000帝汶人被殺害。[316]

印度尼西亞方面的傷亡情況則記載完備。印尼士兵與親印尼民兵在入侵行動時陣亡的，以及佔領時因病而死、意外身故的，共有2,300人。雅加达东部芝浪卡的军事总部內今豎有一座「蓮之紀念碑（）」，紀念印度尼西亞蓮之行動與對東帝汶的佔領統治，其底部鐫刻有這些死者的姓名。[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