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

在这样一套思想观念的观照下，旧思想，是历史上从孔子、老庄等先秦诸子，经董仲舒、韩愈、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胡适、刘少奇等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既指他们的著作，也指在他们影响下的其他作品[9]。

旧文化，指旧时代的礼仪制度、文学艺术、教育思想和实践等精神现象，既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遗存。它包含的内容比旧思想的范围更广[9]。

旧风俗，指历史上人们日常生活中代代传承、相延成俗、层叠积累的时尚（包括衣食住行、年节、婚丧、娱乐）、礼节、习惯，即旧文化的世俗表现。属于一种亚文化[9]。

旧习惯，历史上、现实中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模式、倾向、风气，也包括从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派生出来的心理定式。与前三者相比，更加处在表象外层[9]。

文革期间，北京故宫神武门上的大理石门匾被一张写有“血泪宫”的大纸盖住[10][11]。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5][12]。8月8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3][5]。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3][14]；他们形成了一个初稿，有关领导同意用《中国青年报》的印刷厂把他们的传单铅印出来，向全市散发[14]。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2][4]。

“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把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爆发所谓的“改名潮”[2][4][8]。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名，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鬥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暴力行为成风[2][8][13][15]。譬如，红卫兵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怎能容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留下的臭名字！”于是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把近代史上曾经不准中国人通行的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将“佟麟阁路”改为“四新路”，等等[10][13][16][17]。

当时的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正面的歌颂性报道[8][13]。例如，《人民日报》的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指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13][18][19]

依据原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回忆，“破四旧”期间，毛泽东曾让他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毛泽东说道：“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则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20][21]

國立中大正門牌坊，首任校長鄒魯題寫的「國立中山大學」已在文革時被毀，變成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依据研究人员整理归类，红卫兵的“破旧立新”主张包括：1. 对市民生活方式，包括流行时尚的革命化、政治化要求；2. 要求商店、街道、学校改名，使之带有革命的含义；3. 要求以各种形式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4. 要求在经济领域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或者个体经济的残余，反对物质刺激，等等[5]。其中，红卫兵涉及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要求不多，但勒令民主党派解散[5]。

北京“毛泽东主义学校（原26中）红卫兵（卫旗）”于1966年9月1日整理的《破旧立新一百例》，汇集了100条红卫兵对“破旧立新”的要求，比如[22]：

• 第1例：由居民委员会负责，每条街道都要设立语录板。家家户户都要挂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
• 第13例：旧国歌一定要由工农兵改成歌颂党和毛主席的内容，铲除田汉的这株大毒草。
• 第16例：信封、邮票一律不许印资产阶级的东西，如猫、狗，美术等之类的东西，一定要突出政治，每个信封要印上毛主席语录或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
• 第19例：商店橱窗不能被那些乱七八糟的香水香精所统治，要布置朴素大方，突出毛泽东主义。
• 第23例：我国建国已经十七年了，但是，那些解放前喝人民鲜血的压迫人民的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仍然拿着定息股息过寄生虫生活。我们警告你们，立即停止拿定息股息，只许老实改造你们的混蛋思想，不许你们剥削人民。
• 第25例：在无产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准私营存在，我们建议把大街上一切公私合营字样都改成国营，把公私合营企业改成国营企业。
• 第27例：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瘦腿裤、港式服装、怪衣裙、怪服装，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要严格遵守。
• 第28例：凡是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如香水、雪花膏、化妆品等一些反应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物品应立即停止出售，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 第29例：照相馆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取消照歪脖像，各种怪象，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 第30例：停止生产扑克牌、军棋等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切东西。
• 第36例：儿童要唱革命歌曲，那些猫狗之类的坏歌谣再也不能缭绕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上空。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绝不许任何人玩赌博游戏。
• 第37例：一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雇佣保姆，谁胆敢违抗，再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要严加惩办。
• 第39例：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必须改革原先的旧制度，取消挂号制度。
• 第42例：家长一律不许用资产阶级思想教育孩子，废除封建家长制，不许打骂孩子，如不是亲生子不许虐待，一律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
• 第43例：一律不许养蛐蛐、斗蛐蛐，养鱼、养猫、养狗，这些资产阶级的习惯不能在中国人民中间存在。
• 第51例：不许资产阶级王八蛋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房间一律交房管局处理， 免得我们动手。
• 第67例：禁止一切牛鬼蛇神（旧官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等）在公园及一切地方教武术、 教拳，教气功。
• 第69例：命令35岁以下者立即戒酒戒烟，绝不能培养这种坏习气。
• 第73例：结婚不许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 第74例：禁止戴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 第77例：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
• 第100例：提倡简化字，以后各报纸刊物标题一律用简化字。

1966年11月，红卫兵砸掉手表商“亨得利”的牌子

破四旧運動最初重點在破除某些舊的文化傳統和習俗，如更改商店、街道的名稱，禁止某些服裝和頭髮式樣等等。但是在短时间内，破四旧运动就發展到大範圍的破壞文物古蹟、打人、抄家、驅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回原籍等暴力行動，造成巨大的社會混亂和血腥的「紅色恐怖」[2][4][15]。

自北京“红八月”起，这股潮流迅速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鬥、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2][8][15][23]。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13]。一时间，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註 1]，基本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和私生活领域，基本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13]。

红卫兵对服装款式和头发式样的限令起初还能获得一些群众的响应，而红卫兵为实行他们的禁令，上街督促、检查，强行剪掉“奇装异服”，挨户到居民家要求清理“四旧”，要商店停止销售或销毁“四旧”商品，烧毁“坏”图书的举动，则很快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5]。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自发的反抗，工人、农民、军人与红卫兵发生冲突[13]。

与此同时，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公安部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24][25][26][27]。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25][28]。

1966年8月底，中共中央感到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发表社论，由领导人出面劝说红卫兵，或者通过一部分红卫兵发布文告宣传中央的政策，制止打人等暴力行为。林彪在8月31日群众大会上都提道：“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 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29]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破四旧运动中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至9月下旬全国范围内的暴力行为逐渐平息[5][6][30][31]。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于9月5日发出一份内部“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记录从8月下旬到9月初，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而这份“简报”将此视为文革“累累战果”的一部分[2][32]。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内部转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红卫兵查抄的黑五类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常生活品退给本人，其它一律上交，且相关黑五类和不法分子“不准借查抄财务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33][34]。此后，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要求各地国家权力机关保护文物[35]。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36][37] 随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运动逐渐停止，破四旧的种种行为也逐之渐渐消失[37]。文革中后期仍有“破四旧”的提法，观念上的意识形态批判还延续、伸展着，但激烈程度无法和1966年那样相比[13]。

依据1980年官方数据，在1966年8-9月间，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另有至少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2][32][38][39][40]。另有学者指出，根据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红八月期间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41][42]。

还有统计，破四旧期间北京市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13][43]。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其中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余册[13][43]。原上海首富、永安百货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正在香港为父亲庆祝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赶回后却被中学生抄了家[13][43]。家中珍藏百余件名贵玉器被红卫兵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遭到多次批斗[13][43]。

“破四旧”期间，曲阜孔庙一处石碑被写上“革命无罪”的标语

破四旧成为文物古迹的一次浩劫，至今受损古迹和文物都无法确切统计，普遍是廟宇等文物[13][43]。仅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时记载保存下来的古迹6843处，“破四旧”中毁坏了4922处（占总数超7成）[7][44][45][46][47]。另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7][47][48][49]。与此同时，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山东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44][47][48]。谭厚兰於1970年在內鬥中打倒被捕，但文革結束後1978年才以“反革命罪”入獄[48]。此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夫妇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977册、唱片1083张等等，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等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拿走了大量文物字画等[44][47][50]。

破坏对象包括：

• 族谱
• 祠堂
• 教堂
• 庙宇
• 清真寺
• 神像
• 名人坟墓
• 古代书籍，名人字画，传统工艺品，传统戏剧
• 金银珠宝，漂亮衣服，外国钞票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关多媒体资源：文革期間被破壞的文物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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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革命家史堅如墓雕像上的「中華民國」及「革命」被鏟去，多年後才被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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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中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及海外支部獻石，「國民黨」三字均被鏟去，多年後才被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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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軍印緬陣亡將士公墓孫立人題寫的門牌，因破壞及沒有保養的緣故，現已幾乎不可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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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軍第一師諸先烈紀念碑基座左側被完全鑿除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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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蔭棠墓碑的胡漢民題字修復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