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星四書

根據托勒密的觀點：星辰只會對物理世界產生影響，但對於精神世界層面而言卻毫無作用。[42]他同時也認為占星術雖不精準，但仍稱得上是一門正當科學，因為這項學科描述了天體運行對地上生命的物理性影響；[43]並且他將自己所訂定的占星法則與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學相結合，[44]同時繼承其古希臘天文學地心說與古典元素理論。[45]他在《占星四書》中嘗試以自然界物理原因取代更早占星家以神話詮釋占星的傳統，[46]重新採取理性視角對占星進行解讀，鄙棄缺乏科學實證的手法。

托勒密是以通用希臘語寫作，[47]並且可以證明他引用了巴比倫天文數據。[48][49]

托特密時代因為當時是以肉眼來觀察天象，因此古典占星學系統只考慮到七曜（太陽、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必須等到日後望遠鏡問世才能觀察到現代三王星：1781年威廉·赫歇耳發現天王星；1846年埃班·勒維耶和約翰·伽雷發現海王星；1930年克莱德·汤博發現冥王星；而這三王星則被納入現代占星學體系。即便不去考慮後者，古典占星流派卻依然發展出自己完善的學理與實務技巧。

而古典占星術又可劃分成兩個部分：

• 希臘占星術；
• 中世紀占星術。

與托勒密關係最直接的占星流派當屬希臘占星術，儘管托勒密的研究對後來的占星傳承產生重要影響，但《占星四書》似乎並不能完全代表主流的希臘占星術傳統。托勒密計畫將占星術重新表述為一門自然科學（依當時觀點應稱為自然哲學），主要遵循亞里斯多德學派（或稱逍遙學派〔Peripatetic school〕）的路線，從而使其更加合理而受人認可。

十三世紀插圖顯示出人體的靜脈

體液學說（英語：、或，其他中譯名稱還有體液主義、體液論）是古希臘和羅馬醫師採納的醫療理論體系，儘管這是由古希臘哲人和思想家將之系統化，但「體液（Humors or humours）」概念很可能源自古埃及醫學，[50]或美索不達米亞醫學。[51]

古希臘哲人恩培多克勒（希腊语：，前490年—前430年）提出世界萬物皆由四種最基本元素組成，即土（地）、水、火、風，日後由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古希臘文：，前460年—前370年）繼承其說並轉用於人體醫療理論上，因而形成了體液學說。這個醫療學說在希臘化時代傳播至整個地中海地區。

而中世紀醫學基本原則就是遵循體液理論。這個派生自古老文明的醫學思想，雖然主導整個西方醫學直到十九世紀，但在十七世紀已漸趨失勢；到1980年代，隨著病原菌学说（Germ theory of disease）的誕生，體液論徹底被推翻，近現代醫學理論成為醫療系統的主流。儘管當前的科學已經遠離了這四種希波克拉底的體液論，但體內基本生化物質和結構成分的存在仍然與希波克拉底信念有著令人信服共同點。[52]

體液論認為在每一個人身上有四種體液，也可以稱為主要液體－黑膽汁、黃膽汁、黏液，以及血液，這些都是由身體各個器官所產生，而且它們為了維持一個人健康而不得不讓彼此間平衡著。過多的痰（黏液）在體內，例如，會引起肺部的問題；並且身體會試圖咳出痰來恢復平衡。體液在人體內的平衡可以通過飲食、醫藥，以及通過放血療法[lower-alpha 6]、使用水蛭來達到。四體液也與四季有關，黑膽汁－秋季，黃膽汁－夏季，黏液－冬季以及血液－春季。

鍊金術符號	元素	體液		性情	器官	掌管行星	性質	季節	年齡層
	土元素	黑膽汁		憂鬱	脾臟	土星	寒冷乾燥	秋季	成年
	水元素	黏液		冷靜	肺臟	月亮／金星	寒冷潮濕	冬季	老年
✡	以太（乙太）		生命力		心臟	水星
	火元素	黃膽汁		易怒	膽囊	太陽／火星	溫暖乾燥	夏季	青年
	風元素	血液		樂觀	頭部／肝臟	木星	溫暖潮濕	春季	童年

體液學說擁有諸多特性，它們成為有益於解釋日常生活中許多方面的重要依據，並且可以與占星術、面相學甚至音樂做連結。因而占星術上黃道帶的十二星座也被認為是與某些體液有關。即使是現在，有些人仍然使用“易怒”、“樂觀”、“冷靜（漠）”和“憂鬱”這些文字來形容個性。

占星學上傳統的主要相位（Major Aspect）共五種，有時被名為托勒密相位（Ptolemaic Aspects），它們之所以如此稱呼乃因為西元二世紀由托勒密於《占星四書》中定義與認可這些相位。此五種主要相位分別是合相（conjunction，約為0-10°，☌）、六分相或六合（sextile，60°，⚹）、四分相或刑（square，90°，□）、三分相或三合或拱（trine，120°，△），以及對分相或衝（opposition，180°，☍）。主要相位是那些可以被10整除並且相對於360°均分的相位（唯一例外相位是十二分相或半六合，英文為semi-sextile）。[53]

不過這裡需要注意的是當計算及使用占星相位時，不同占星師與個別獨立占星體系或傳承是使用不同的容許度（在正確值之間之偏移度），完全取決於解讀星盤在細節需求和個人喜好，容許度也可能會有所變化。儘管如此，與其他相位相比，幾乎所有占星師都使用更大的容許度來計算合相。

托勒密相位通常與所謂的非托勒密相位（non-Ptolemaic aspects）形成鲜明对比，非托勒密相位就是托勒密所使用五種相位之外的其他相位（包含開普勒相位〔Kepler's Aspects〕），也被稱為次要相位（Minor Aspects）。

此處所羅列的是洛氏叢書版本《占星四書》各卷章節目錄所探討的主題，[61]採中英文對照，以對應本條目下列卷壹到卷肆各節論述來做參證。

本篇文章的一開始就附帶著托勒密予“賽芮斯”的獻辭，這是一位身份不明的人物托勒密所有著作都是奉獻於祂的。[62]在這邊托勒密於天文研究兩種類型之間便做出了區分：第一項研究（天文學，正式的研究方向）這是在发觉、了解天體循環與運動；第二項研究（占星術）這是負責探討這些運動所帶來的相關變化。他表示每一項都擁有它自己的科學並且前者（天文學）是凭自身權限功能获得令人想要／滿意的（研究結果）“即使它沒有達到了由它与第二項（占星術）结合所給出的結果（even though it does not attain the result given by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second）”。[4]這乃是採取表明出托勒密的天文學與占星術是互補的研究之觀點，如此看來虽然占星術是同時尟少有獨立性和基於事實的根據，[18]它的採用導致了天文學的實踐作法更為有用。[63]雖說在英文中astronomia（天文）以及astrologia（占星）這兩個術語是在古代典籍中互相替換著使用，[64]此處也證明了這乃是由托勒密在兩部個別作品之中的篇幅讨论著兩項不同學科之早期定義。[63]

托勒密在其自己的專著中表述已處理好（兩個科目上）前者之學科（天文學），他說“現在應在一個適當的哲學方向中對第二項（占星學科）以及尟少獨立性的方法做個交待，因此這項交待其宗旨是實話絕不可能與第一項（天文學科）的确切性一起比較其觀念（shall now give an account of the second and less self-sufficient method in a properly philosophical way, so that one whose aim is the truth might never compare its perceptions with the sureness of the first）”。[4]於此，並進一步做個開場白，他透露出他認為占星術的預測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容易造成誤差，然而要達到令人滿意的預測這目的則須擁有必要的熟練技巧和經驗，並且太多效益可以不予理睬因為它可能有時候是被誤解的。[65]

第二章與第三章的重點是给予出對於托勒密他學科的哲學性之答辯。法蘭茨·波爾（Franz Boll）注意到了其論證是在古老（哲學）來源之中與之相似，尤其是斯多葛學派的哲人波希多尼（约西元前135年～约西元前51年）的那些學說。[66]同樣地，托勒密的敘述被後來的哲學家還有天文學家所借鉴著，像是約翰尼斯·克卜勒它使用了類似的例證與相同種類的論據去解釋一些占星術主張的物理學依據。[67]此由一個現代評論家如此地形容“从科學上說，完全值得稱道”，[68]另一個聲討這些章節的地方為托勒密之“知識、理解力以及修辭技巧（knowledge, intelligence and rhetorical skill）”是最為“濫用（misused）”的。[69]然而平心而論托勒密對於占星術的客觀與科學性的評述，依此足以看出他的治學嚴謹之處，《占星四書》學術價值是依然如故的。

在第一章之中托勒密主张研究的合理性以及確認兩個主要的論據把它們一同做個比较：

1. 該學科（占星術）的複雜性使得其提供可靠的預知是难以到达的主張；
2. 可靠的預知——如果它能夠達的到——意味著這樣的宿命論如同是致使得這項學科的宗旨是無益的（因為如果未來是可以預見的，任何事情是注定要發生的就將會發生，而且不論是否是預測與否）。

托勒密接著在以下兩個章節回答了各個批評。

一幅正由天文繆斯指導下頭頂上戴有王冠的托勒密版畫，出自由格列高尔·赖什（Gregor Reisch）所著的《哲学珍宝》（Margarita Philosophica）一书，年代是1508年。儘管阿布·马谢尔相信托勒密是在亞歷山大的東征之後其所統治埃及的托勒密王室成員之一，然而這個‘托勒密君王’的頭銜通常被視為對托勒密在科學上的崇高地位所給予敬意之標識。請注意西元二世紀那時代天文學與占星術兩者是沒有完全地分科，而且還是相互輔助發展的。

在第二張之中托勒密主張藉由天文學的方法可以實現知識的獲得並且他根據著“亞里士多德－斯多葛”的邏輯試圖來定义它的範疇。[70]他指出太陽是如何在地球的季節和每日的循環週期上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而且自然界中大多數事物都是經由月亮而同時一致發生的：

原文：

... as the heavenly body nearest the Earth, the Moon bestows her effluence most abundantly upon mundane things, for most of them, animate or inanimate, are sympathetic to her and change in company with her; the rivers increase and diminish their streams with her light, the seas turn their own tides with her rising and setting, and plants and animals in whole or in some part wax and wane with her.[71]

譯文：

…作為最接近地球的天體，月亮在世俗的事物上賜予她的流溢之物最為豐富，對於他們大多數，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是對她有所共鳴的並且協同她一起改變；河川是伴隨著她的光芒增強或削弱他們的水流，海洋伴隨著她的上升與降落而變他們自己的潮汐，還有在全部或某些部分的植物和動物之中伴隨著她的盈滿與虧缺。

他將恆星與行星擴張了對於搅动氣候以及引導地上动物的生物模式這樣的能力，因为如此以至于一切的事物其經歷了演化週期，或者行為模式，在某些方面是反應著天上的循環週期。這些帶來有關自然力本質的變化（炙熱、颳風、下雪或是潮濕的狀態，等等）：由太陽引导、由月亮觸發並且由行星輔助格局配置加上恆星的天文現象。這普遍的气象的特質隨後來考慮決定這氣質（四種氣質）——在特定地點的時間之那一刻的性質——這是被推定為具印痕的，作為一種時間上的印記之分類，在該時間的剎那於任何事物的根源上進入了萌發或者是显现狀態。托勒密也承認了這種氣質成功的分析是不容易實現的，然而藉由有能力的某人來决定於他會把這資料看作是“既合乎科學地並且接近成功的推測（both scientifically and by successful conjecture）”。他質問著為什麼，假如一個人能夠從這天上循環週期的知識在農業的播種與動物上可靠地預知了普遍的氣候模式以及他們的影響：

原文：

... can he not, too, with respect to an individual man, perceive the general quality of his temperament from the ambient[72]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 and predict occasional events, by the fact that such and such an ambient is attuned to such and such a temperament and is favourable to prosperity, while another is not so attuned and conduces to injury?[73]

譯文：

…他不能，並且又，關於一位個別的人，從在他的出生時間的周围环境察覺出他的氣質之普遍性，…並且預測到偶發事件，藉由這事實為某某的一個周圍環境是相合於某某的一項氣質又並且是有利於繁榮昌盛，而另一個則不那麼相合並且會导致受損？

雖然意味著這樣的論據是足以證明占星術的有效性，托勒密承認許多謬誤是在它的實作中造成的——部份地因為“不證自明的無賴（evident rascals）”其佯稱實踐著它（占星術）是沒有適當的知識以及假裝地來卜問事情這不能被理所當然的得知（有時於實際操作上採用著‘占星術’這術語其乃為非屬實地從事純正的占星術研究）[74]，並且因為正當的从业者在有限的生命期間中必須取得廣大的知識與經驗。他的總結是這項研究通常只能夠給予可靠地概括性知識；那占星術上的忠告應該是會受到歡迎但是非預期般地完美到沒有錯誤的；並且那占星家不應該受到批評然而支持於一部判斷的彙編中去整合非天體週期資訊（比如得知一個人的民族背景、國籍以及父母亲的影響為何）。[75]

天文學作為博雅教育七大學科之一的十五世紀手稿插圖，顯示出托勒密做為它的支持者。

在第三章之中托勒密堅決主張占星術的預測是既自然而且有益的。於十二世紀裡這些概念即翻譯成了拉丁文被描述為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之中對於占星術的適宜態度之採納是“至關重要的”。[76]

托勒密首先提出它對於導致了可能要發生什麼的預測並非是“無用的”，即便這項預測並不提供方法來避免即將發生的災難。這是眾所周知的經典评论之一其在西塞羅的文獻《卜筮》（De Divinatione）之中已被帶到一個引人注目的地方，在這項論據中其來自於對迫在眉睫災難的无济於事之警告正當是他們沒有提供趨吉避凶的方法的時候。[77]托勒密在他的占星術作為一門學科的評價中給予了占卜一項更加積極的見解“由此我們獲得了人性和神性事物的全貌（by which we gain full view of things human and divine）”，[78]當中，他主張，提供著“對於每一項性格什麼是恰當和有利（what is fitting and expedient for the capabilities of each temperament）”的更好之看法。[78]他認為占星術作為一項促進增進自我認識的學科，被評價為愉快與順遂的來源；因為即便占星術在財富與聲譽上的獲得之中不能有所幫助；同樣地可以說所有的哲學，這本身就涉及了“更大的裨益”。因此，在不幸事件的情況之中這將是必然會发生的，托勒密斷言這占星術的預測依然會帶來好處，因為“藉著悠遠事件的預知彷彿他們正在當下般令靈魂習慣與冷靜，並且無論何事的到來準備連同著鎮定和堅定態度一起迎接它（foreknowledge accustoms and calms the soul by experience of distant events as though they were present, and prepares it to greet with calm and steadiness whatever comes）”。[78]

托勒密的下一個論據是要避免當實際的預測被看作是暗示著命中注定的必然性這樣批評之發生。這一點對於後來神學的接納是至關重要的，自從中世紀宗教的教義規定指示個人的靈魂必須具備自由意志，为了要對順從他們其自身的選擇和後果負責。費爾特雷的杰拉德（Gerard of Feltre）之十三世紀的文獻《星宿知識大全》（Summa on the Stars）為神學上的論據說明占星術決定論所造成的問題：“假使星宿造成一個人為兇手或小偷，那麼祂則更加是第一因，上帝，祂做了這個，這乃是可恥的建議（If the stars make a man a murderer or a thief, then all the more it is the first cause, God, who does this, which it is shameful to suggest）”。[79]托勒密藉由提出了隨後的說明來應答這樣的批評當天體循環週期是完全可靠並且“按照神聖的亙古履行，不能改變的命運（eternally per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divine, unchangeable destiny）”的同時，[78]世間的一切事物也受到了如此的支配即“一個自然與易變的命運，加上在於牽引它的乃是源自在其之上被機會和自然順序所決定第一因（a natural and mutable fate, and in drawing its first causes from above it is governed by chance and natural sequence）”。[78]他因此聲稱沒有什麼命運注定的事是不可以撤銷的，並且我們不這麼設想“彷彿人類參與的事件作為是天上原因導致的結果…注定必然要發生的沒有任何其他原因無論怎樣的干涉之可能性存在著（events attend mankind as the result of the heavenly cause as if … destined to take place by necessity without the possibility of any other cause whatever interfering）”。[78]

在這個議論之中托勒密表明一種看法這是由許多後來的占星術作家所呼籲的，認為“較小的原因總是屈從於更強大的（the lesser cause always yields to the stronger）”。[80]他看到一個人因為無法抗拒其發生在廣泛社會共同體上更大循環週期的變化，所以說即使一個人其命盤標明指出發達卻可能在他的社會共同體是被自然災害或瘟疫襲擊這一段時間毀滅消亡。然而，托勒密還主張災難性事件將只遵循一個自然的進程如果沒有採取應對行動以避免問題的話，當如同“未來發生之事對人而言是不可知的，亦或假如他們是知道的以及其補救措施是不適用的（future happenings to men are not known, or if they are known and the remedies are not applied）”。[80]他對有把握的事物以書面形式在宿命對自由意志的論點上採取了一個均衡的立場，因為其有效之緣由是眾多的，成為必然，而其他人可藉由占星術預測之行徑能夠避免掉。占星師的立場是被比擬於醫生的，他必須能夠預先地辨認出哪些疾病始終是致命的，並且容许有協助的可能。[80]

因而其乃是合理的，在托勒密的評估裡，於穩健溫和的行動與察覺出生時具有的先天性格的普遍性占优势之處以及性格未來的勃發興盛（榮、廟旺）或損毀傷害（枯、落陷）是如何，或者選出一個从占星术角度來看適宜採取各项活动的時間（時辰）去行動 ─ 就如同這麼樣合理地去使用星宿的知識以確保海上航行安全；使用月亮循環週期的知識以確保成功地育種與播種，或者讓我們自己針對在酷寒的極端條件下去預防，以便於讓我們能減少寒害、凍傷。

托勒密對這個學科賢明的結論，這有助於穩固它的（占星術）知識地位並庇荫著從事占星術的知識份子一直到十八世紀，（他的結論）是這樣的：“即便它並非萬無一失，至少它以呈現出高度重視價值的可能性（even if it be not entirely infallible, at least its possibilities have appeared worthy of the highest regard）”。[80]他（托勒密）擁有有正當的理由憑藉他的智慧參與在這項研究之中，乃根據著他得意的哲學原理，托勒密接著將注意力轉向占星術的理論實踐上，並且隱藏在其背後的原則安排是有條理的。

天體圖 — 葡萄牙籍宇宙學家及製圖師巴爾托洛梅烏·維利烏所製作的一幅托勒密的地心說系統圖解，1568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占星四書》獨一無二的特徵之一，其中包括該時代的占星術文獻，其第一本書（卷壹）不僅是有程度地介紹基礎的占星術原則，而在這推論的综合和解釋說明其背後所聯繫的（哲學思想）據傳聞是與亞里斯多德哲學一致的。[81]第四章，舉例來說，闡釋“行星的力量”即通過他們（亞里斯多德哲學）的聯結伴隨著創新的溫暖或潮濕的体液特質，亦或寒冷和乾燥的缩减特質。[82]因此火星被形容為一種破壞性的行星因為祂在體液上的聯結是過度乾燥，同时木星被定義為温和的與豐饒的因為祂是聯結著適度的溫暖與濕潤。[83]這些聯結是基於有關太陽這顆行星（在今日天文學定義上祂是恆星）的安排方式，乃因這是作為源自地心觀點的認知，祂們如果是以地球為中心在環繞的話，這是憑藉著祂們的軌道來做测量的。

接下來的三個章節（第五、六、七章）安排行星正反相對性質的成双配組，藉由採用著季蒂昂的芝諾以及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學問）統合這些亞里斯多德的原則與盛行的希臘哲學在一起。[82]祂們可能是有益的（適度溫暖或濕潤）或者是有害的（過度寒冷或乾燥）；陽性（乾燥）或者是陰性（濕潤）；積極活躍和日宮（Diurnal，也譯為日生盤。適合於晝間的特質並且與太陽的性質一致）或者是消極被動和夜宮（Nocturnal，也譯為夜生盤。適合於夜間的特質並且與月亮的性質一致）。[84]由於這些體液的聯結是隨同太陽配置結構一起派生而來的，第八章根據著每一顆行星與太陽一起会合週期的定相來描述他們是如何巧妙的修正。[85]

第九章論述了“恆星的力量”。在這裡，托勒密描述祂們的“溫度”作為是像他早已下定義的行星一樣，而不是直接的給以體液聯結。因此畢宿五（“稱為圣火”[lower-alpha 7]；或是譯為火炬）被描述為具有“一種像是火星般的溫度（a temperature like that of Mars）”，同时在畢宿星團中的其他恆星是“像土星和適度的像水星（like that of Saturn and moderately like that of Mercury）”。[86]在本章的最後托勒密澄清這些都不是他的意見，而是從歷史來源上得出的，由於“星宿本身影響力的觀測資料是經由我們的前輩創造完成的（the observations of the effects of the stars themselves as made by our predecessors）”。[87]

在一幅由黃道十二星座所環繞的天球儀圖像之下，托勒密正在教導芮吉欧蒙塔那司。出自於托勒密《至大論》的卷首插画，（威尼斯，1496年）。

第十章更明確返回到體液的主題，闡明黃道帶於四季分際上是對齊一致，並因此强调通過潮濕、溫暖、乾燥以及寒冷（隨著由春季、夏季、秋季，以及冬季所帶來的）轉換的表現。同樣地，占星圖上的四個角呈現一項體液鮮明要點是通過与四個主导风向影響之联系那（四個風向）是從他們的排列方向吹拂得。[88]卷壹的其餘部分（一直到最後兩個章節這是有涉及到行星狀態〔planetary phases〕和行星相位的運用），提出了主宰星（rulerships）、区间（divisions），以及黃道十二宮的配置結構，其中大部分都講述与天文學有关的定義、季节的影響、物理學以及幾何學。幾何學原理是用於定義占星相位的有利（吉相位）或不利（相位）之性質，是基於行星以及十二星座與黃道度數的角度關係。[32]

在托勒密的時代中黃道十二宮的範圍是接近於那些看的見的星群這稱呼（十二星座）即為祂們（看的見的星群）所具有著，然而托勒密於描述作為固定黃道帶的起點之中指明了兩個參考系統之間其理論上的區別，（固定起點）不是由星宿（位置所決定），而是由數學計算出的春分点（vernal equinox）決定。[89]這就決定了季節週期性是建立在以回归黄道（tropical zodiac）為基礎的而有關它的取名是來自於希臘字彙τροπικός，希臘文拉丁轉寫tropikos，英譯為：‘of the turning’，漢譯為：‘旋转’，[90]因為它是經由四季的轉動順序來設置，並且受制於歲差（Axial precession or precession），通過可見的星群（十二星座）經歷了一個緩慢而漸進的演變。[91]为了同样的理由，其標記著太陽的夏季和冬季的至點（巨蟹座與摩羯座）的星座即被形容為‘至點星座（Tropical / Solstitial Sign）’，[92]因為這些是太陽在黄纬（celestial latitude）上‘轉動’祂方向的位置，（從而定義地球的緯線〔circles of latitude，也翻譯為纬度圈、黄纬圈、緯線圈〕被稱為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93]

然而其他古代占星作家給與它們強調這樣占星定義上的詮釋（譬如，在形容著至點星座迅速變化的情況是如何表示），[94]托勒密的焦點显然地有所不同；是給予其背後天文學與哲學因素上的定義而不是在實際應用上它們的占星含義。托勒密解釋說黃道帶上的定義不是他個人自己的，而是提出“黃道十二星座的自然性質，隨著祂們已經藉由傳統而流傳下來了（the natural characters of the zodiacal signs, as they have been handed down by tradition）”。[95]他的方法在他所示范綱要嚴謹的、有章法安排的邏輯（比如十二星座的主宰行星背後的哲學原則）那兒是找出文雅的措辭，[96]然而要注意到客觀傳達關於占星術的原理那可不是這麼显然的似是而非般。[97]這是可以在托勒密避免進入對於占星術的內容方面其乃是依靠著神話的，或者是象征的聯結之方式看出來，並且他是多麼願意概要地說出在占星術的建議上背後矛盾衝突的推理在超過一個又一個方案上沒有流露任何個人的偏愛、喜好。[98]

一些評論家已經看待托勒密對於占星術的爭論點比較冷靜的方式作為理由來假設他最感興趣的是在於理论原則而不是占星術的实务操作。[99]另一方面，客觀的語氣、筆調這可是標誌著他的行文風格；他斷言這項學科是很自然的（由此他沒有做出需要為了保密的誓言，因而未隨同著從它〔占星術〕的一些同时代研究者如此地採取保密誓言的作法）；[100]並且他表現出恭敬的參考不同觀點沒有去詆毀、醜化作者而從他自己的實作上其可能會採取不同的方式，[101]這所有一切皆有助於其文獻在歷史聲譽上的穩固是作為一種在理智上優秀的特徵。古典學學者馬克·萊利（Mark Riley）在他的评价中就托勒密靠攏占星術與之完全相同的理論傾向在一起的學科那方面他應用到天文學、地理學以及對於他所撰寫的其他科學而提出了這些要點。[102]這種獨特方式的作風引导著萊利下論斷：“托勒密的著作顯示出這方面是所有後來占星術家所應有的，不是它對（占星術）從業者有用處，而是他的占星術和科學有權威性的综合（The respect shown to Ptolemy’s work by all later astrologers was due, not to its usefulness to the practitioner, but to his magisterial synthesis of astrology and science）”。[81]

本書（卷貳）的其餘部分將顯示出這些知識是如何地被運用在世俗事件的預測之中。焦點是考慮到蚀相（日月蝕），作為“第一個並且是最有力的（first and most potent）”變化原因，[110]輔以外側行星的‘位置（stations）’之察看來做補充：土星、木星以及火星。[111]儘管蝕相被視為和隸屬在黃道十二星座之下的任何國家在他們那國度中所發生的相應，托勒密的審查是專供在他們可見區域那裡之用，在此他主張將會體現最明顯地效果。[112]掩星的（obscuration，漢文中的天文學術語也翻譯作食）期間決定了其影響效應的持久性，連同著按每小時成比例對於日蝕以一小時作為年份的和對於月蝕以一小時作為月份（來做觀察研究）。[113]隨後蝕相與相對於地平線的位置被用於判斷是否在這期間的開端、中間或結束的影響是最廣泛地，連同通過行星往來接觸對於此期間內發生的蝕相之程度鑒定出激烈化的時間。[114]

托勒密正使用著四分儀的描繪，出自乔尔丹诺·利雷提（Giordano Ziletti）的《根據托勒密占星術和地理學的原理》（Principles of astrology and geography according to Ptolemy），1564年。

第七章開始將體現出什麼類型事件的審查。這是由地平線的角度來判斷其乃是較於蝕相在星圖的设置中對於正受到審查的位置[115]和行星（們）其通過主宰星以及強大有力相位連接所支配的這個角度（地平線的角度）優先。[116]是否這預測效果是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則要取決於這些行星的狀態了，同时显示的類型是通過黃道十二星座（宮）、恆星[117]以及牵连的恒星组合（constellations，中文字義上這個字彙也可以翻譯成星座，但是這是用在天文學上的；此外也可以翻譯成星群）來做判斷。[118]由此產生的預測對國家族是相關的，但是托勒密指出某些個體是對於這影響效果比其他個體更响亮；換句話說那些擁有太陽或月亮在他們的占星命盤裡進入相同程度的蝕相，或者是直接相對於它的程度之個體（對此最具共鸣作用）。[119]

在他的《至大論》裡邊托勒密解釋說他曾獲得自纳巴那沙（Nabonassar）君王即位伊始（西元前747年）以降保存對於900年以來的蝕相記錄。[120]在《占星四書》（卷貳）的第九章之中他表明巴比倫傳授的知識那伴隨這些記錄裡邊其所詳述列舉之徵兆是以基於看得見的現象为根据的。蝕相（日月蝕）的顏色與“鄰近祂們所發生的形成結構，比如光杖、暈輪，等等……（the formations that occur near them, such as rods, halos, and the like）”被認為是[121]連同著在占星術中彗星的重要意義是一起的，在祂們是否採取“‘光束狀’、‘喇叭狀’、‘罐狀’，等等……（'beams', 'trumpets', 'jars', and the like）”的形式。意思是來自祂們相對於太陽的位置並且“祂們頭端在黃道帶的部分中的顯現以及祂們尾端的形狀在經過的方向中之指向（the parts of the zodiac in which their heads appear and through the directions in which the shapes of their tails point）”的評估。[122]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托勒密使用著他在卷壹之中所提出的靈巧、整齊俐落的理論邏輯之外的原則，只有從他的古老原始資料所繼承的神話和傳統預兆（慣例）方面是可说明的。[123]他還辯護著分析所涉及的主觀性，聲稱這將是不可能提及所有這項調查研究的正確結果，這就要求從占星師立下判斷的進取心和智慧了。[124]

卷貳的其餘章節是從事于氣象事項的課題。第十章指定了新月或滿月先於太陽的初切（ingress）之前進入牡羊座可以用來作為對於調查年度天氣模式的一個起點。月亮週期其先於太陽的初切之前進入任何其他二分點（春分、秋分）和二至點（夏至、冬至）的星座（巨蟹座、天秤座以及摩羯座）也可以用在關於季節性的關注，並且在這些“月度調查（monthly investigations）”內帶來基於月亮週期與行星會合之更加具體的內容細節。[125]恆星進入黃道帶星座中之天氣影響的記錄是被系統地論述著，最後結尾附隨著一般觀測天空現象的關聯譬如像流星、雲的形成和彩虹。[126]這些最後需要考虑的事项被預期對當地蝕相週期的初始勘探詳細內容做補充。托勒密在這本書（卷貳）自始至終的主題乃是這種性質的星圖是不能孤立地進行判斷，除了要到它們所屬的循環週期模式內被理解之外，加上在那裡所涉及的度點（the degree points）之間有很強烈的聯繫；因為：

原文：

In every case... one should draw his conclusions on the principle that the universal and primary underlying cause takes precedence and that the cause of particular events is secondary to it, and that the force is most ensured and strengthened when the stars which are the lords of the universal natures are configurated with the particular causes.[127]

譯文： 在任何情況下…應該得出他的結論於原則上是普遍和最初主要根本潛在的原因當優先以及特殊事件的起因對此（原則）是次要的了，然後當星宿是其普遍性的支配者都配置以特殊的原因一起該力量是最確定和增強得。

隨著占星術家預其擁有世界週期的了解和認識其提綱挈領地勾勒出個人命盤的背景原則的概要，托勒密這本書（卷貳）的結束伴隨著一項许诺那是接下來將會提供“正當程序（with due order）”之步驟其乃為允許以根據著個人命盤作預測。

現存最古老的手稿是由九世紀為伊沙克·本·侯賽因（Ishaq ben Husein）所彙編的一部阿拉伯譯本。這一本最初被翻譯成拉丁文的版本，是位於巴塞隆納中，由蒂沃利的柏拉圖於1138年翻譯並且成為了於中世紀歐洲第一部完整介紹托勒密占星著作的最具影響力之版本。它至少留存九種手稿與五種文藝復興時期的印刷本。[158]

其他根據阿拉伯文譯本為來源的拉丁文譯本之成書還包括一本於1206年彙編的匿名（未出版）著作以及十三世紀由埃及迪奧·泰巴爾迪（Egidio Tebaldi或者稱為Aegidius de Thebaldis）所編輯的另一本著作。[159]通常的情況下，這源自阿拉伯文版文本之拉丁文譯本的成書還與一本在十一世紀由阿里·伊本·里德万（Ali ibn Ridwan或者稱為Haly〔哈里〕）所編輯的評注一起流通著。[160]

埃及迪奧·泰巴爾迪的譯本是由艾哈德·罗道特在1484年首次出版一併隨同哈理的評注以及一本“偽（托）托勒密（pseudo-Ptolemaic or Pseudo-Ptolemy）”之名被稱為《金言百則》（Centiloquium）的格言錄一起發行。這些書刊已被描述為“十五世紀晚期義大利印刷出版品”。[160]

一部匿名的希臘文釋義被推測地認為是五世紀的哲學家蒲洛克勒斯所著。它通常被稱為《蒲洛克勒斯釋義》（Proclus' Paraphrase，不過這本書在英文通常被簡稱為Paraphrase，翻譯為中文為《釋義》，但是為了能夠精確的指稱此書，因而可以稱為《占星四書釋義》或者直接的簡稱《蒲氏釋義》）雖然其真實性是受到質疑的，被史蒂芬·海倫（Stephan Heilen）教授形容為“非常可疑的（very doubtful）”。[161]這部《蒲氏釋義》的內容是接近於《占星四書》的手稿，然而它使用著簡單的行文與提供海倫教授所說的“一部更容易理解艱澀原創著作的版本（a more easily understandable version of the difficult original work）”之宗旨。[161]

在那兒方面並沒有這份文獻的現代評論版本。[161]現存最古老的手稿是被追溯至十世紀並且封存於梵蒂岡宗座圖書館（Vatican Library, Ms. Vaticanus gr.1453, S. X., ff.1–219）裡邊。[157]^:269有些《蒲氏釋義》的文本被翻譯成拉丁文並同時出版發行加上由菲利普·梅兰希通在巴塞爾所著的緒論，該時間是於1554年，但是這文本不是廣為流傳的。[157]^:265一份完全重現與附隨著拉丁文翻譯文本是由梵蒂岡學者里奥·奥拉提乌斯（Leo Allatius）“為了他個人的滿足”大約在1630年編譯出來並且這文本是由埃尔塞维尔（Elzevir）在萊登（Leiden）付梓及發行，該時間是於1635年，顯然地是在奧拉提烏斯不知情或沒有同意下出版的。[162]

奧拉提烏斯的拉丁文譯本在1940年的羅賓斯版本之前被用來作為所有《占星四書》的英文譯本之依據。[157]^:266這些包含由約翰·惠利（John Whalley）的翻譯作品（1701年）；由埃比尼泽·西布利（Ebenezer Sibly）和他的弟弟一起編譯惠利“修正版”譯作（1786年）；J.M. 阿什兰的譯作（J.M. Ashmand，1822年）；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的譯作（1828年）；以及其他十九世紀私下流傳的手稿如約翰·沃斯代爾（John Worsdale）的那份文本。[163]

雖然沒有托勒密原始手稿副本的留存，但是還有其他的古代著作，像是赫菲斯提欧（Hephaistio）之《星辰對人類命運的影響力第一冊》（Apotelesmatics I），[lower-alpha 2]其中有描述到或重現了它（托勒密原稿）的一些段落。這些都被用來幫助考證內容有爭議的地方。[157]^:275

關於這份文本最古老且相當完整的希臘手稿（而非釋義版的作品）被追溯至十三世紀。其他年代第二或第三古老的文本是追溯至十四世紀但是大多數（文本）是追溯至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164]在他（法蘭克·埃格爾斯頓·羅賓斯）的1940年譯作之‘引言’中，据法蘭克·埃格爾斯頓·羅賓斯的報告在歐洲的圖書館之中至少有35份的手稿存在包含著《占星四書》的全部或很大一部分內容。[165]

首部發行的版本是於1535年出書連同附隨一本由日耳曼地區古典學者乔基姆·卡梅拉留斯的拉丁文翻譯。此書於1553年再版並且是（這樣子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首部拉丁文翻譯的是根據著希臘文的（文本）而非阿拉伯文（譯本）的來源”。[157]^:269羅賓斯注意到於希臘文本中的1553年版本之頁碼將其對著他的英文譯本，申明“我針對著卡梅拉留斯的第二版本之校勘整理已經完成了，因為迄今為止這一直是標準的文本加上它是最合宜的（My collations have been made against Camerarius' second edition, because thus far this has been the standard text and it was most convenient）”。[165]

同樣地也是在1940年裡，一本希臘文評論版是由托氏文庫出版發行，其地點是在德國，這是根據著法蘭茨·波爾未出版發行的作品其（成書工作）乃是由他的學生愛蜜麗·布爾（Emilie Boer）所完成的。羅賓斯在他的英文翻譯的準備中對於不能夠參考到這部作品表示遺憾。[166]

在1994年裡這部‘波爾─布爾（Boll-Boer）’版本成為了由羅伯特·施密特的英文譯作連載刊登的依據，由“古鏡重光計畫”所出版發行。這‘譯者序論’是羅賓斯理解的一些“概念上涉及的問題”之評論並且主張為了新的英文翻譯的需要其認可“由波爾與布爾在1940年編輯的文本是托氏文庫可能的優勢（probable superiority of the Teubner text edited by Boll and Boer in 1940）”。[167]

希臘文本的最新評論版是由德國學者沃爾夫岡·休伯納所著作，並且由托氏文庫於1998年出版發行。以33份完整的與14份不完整的手稿為根據，休伯納也納入了布爾未發表過的筆記還有在羅賓斯與波爾─布爾中所給出的論證。[157]^:273這部目前被認為是最具權威性的版本。一位评论家在《古典书籍评论》（Classical Review）的评注中宣稱它為“比在以前版本中的進步幾乎在每一頁上是明顯可見的（Progress over previous editions is evident on virtually every page）”。[168]

除了由阿里·伊本·里德万（哈里）在十一世紀裡對於《占星四書》所著作的阿拉伯文評注之外，[169]亟需要關注到一本匿名的希臘文《占星四書評注》（Commentary，這一本著作的書名直接翻譯是《評注》或《評論》的意思，但是這裡為了更精確的指稱這本著作，此即翻譯為《占星四書評注》）這部著作，它有著年代久遠、晦澀的源起。它是在一個不確定的年代著述的，若不是在古典時代晚期就是在拜占廷時期。這書也是被歸功於蒲洛克勒斯所撰述的，與他身為《蒲氏釋義》的假設性作者情況一樣，雖然海倫教授已論及過這樣的一項原因归屬“看起來像是猜測（looks like guesswork）”。[170]霍丁亦同樣地指出了把《蒲氏釋義》和《占星四書評注》裡面訊息製成表格而呈現出差異“是一個争议性的說法那兩者不可能是相同一位作者的著作（is a telling argument that both cannot be the work of the same author）”。[157]^:274

這本希臘文的《占星四書評注》是在1559年首次出版發行連帶著附隨一部由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譯的拉丁文譯本。這部聲称是根據著一份嚴重損壞的手稿此（書的問世）乃需要藉由沃爾夫的一位饱学的朋友進行無數推測（之工作而完成），其人寧可情願採取維持匿名的方式而不願為了面對“在涉足這類文學”[170]而遭受斥責。沃爾夫的版本是連同一本《占星四書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Tetrabiblos）裝訂在一起的，其書被歸功（推測地）於波菲利所著作，加上戴谟披罗斯（Demophilus）的旁注。[171]

這部《占星四書評注》的宗旨、意向是在提供由托勒密所描述的占星原理、原則之插圖示范说明和更完整的解釋。遵循著沃爾夫的版本之下，大量的文章段落已被納入了拉丁文的占星著作中那些拉丁著作是精選廣泛彙集的占星命盤例證、範例。兩個顯著的例子是杰罗姆·卡丹的《托勒密之星象決斷》（Ptolemaei De Astrorvm Ivdiciis，巴塞爾，1578年）以及弗朗西斯科·姜緹訥斯（Francisco Junctinus）的《真實反映占星術》（Speculum Astrologiae，里昂〔Lugduni〕，1583年）。[157]^:273現代译者們在他們的说明注解之中仍繼續參考著赫羅尼姆斯·沃爾夫《占星四書評注》。[172]

這一本《金言百則》（Centiloquium，英譯是‘one hundred (sayings)’；漢譯是‘一百則〔諺語〕’）是常見的一本100則重要的占星格言彙集之拉丁文書名。在拉丁文裡它也被名為Liber Fructus（阿拉伯文：Kitab al-Tamara；希伯來文：Sefer ha-Peri）英譯是‘Book of the Fruit’；[173]漢譯是‘果驗之書’。這後者（指稱書名）所反映出的信念是此乃提供著一份托勒密的占星原則關鍵訣竅（竅門）之總和，並且因此呈現出了“他的四書之果驗”[174]這樣的含意的書名。它的開頭，如同托勒密的著作之做法般，附隨著一篇致予“賽芮斯”的獻辭，這有助於支持這部作品是為托勒密（所撰寫）的确实性之前提假設。[169]

早期的手稿在其使用上通常會伴隨一本由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米斯里（Ahmad ibn Yusuf al-Misri，835年～912年）所撰寫的評注。[173]這著作轉變成了拉丁文翻譯之與此同時《占星四書》的阿拉伯文版本譯作同樣地正在成書。最早的譯本是由約翰內斯·赫斯貝尼恩瑟斯（Johannes Hispanensis）在1136年以及蒂沃利的柏拉圖在1138年完成的。[174]

阿里·伊本·里德萬（哈里），此人創作出了對於托勒密著作的阿拉伯文評注，注意到了那訊問性占星術（即卜卦占星術）的格言之突出原則，並且想知道為什麼托勒密沒有收錄涵蓋有關這些主題在他的《占星四書》裡面。[169]傑羅姆·卡丹是第一位宣稱這著作是份偽造品乃是根據著這樣的差異地，谈及在他對於《占星四書》的評注裡蓋倫的一項論據：“曩昔，君主們其試圖建立偉大的圖書館以非常高昂的價格購入著名人士的書籍。經由這麼樣的做法他們造成了士人會將自己的作品假托給（歸功於）古人（In the old days, kings who were trying to establish great libraries bought the books of famous men at very high prices. By doing so they caused men to ascribe their own works to the ancients）”。[169]

這份文獻（即《金言百則》）的作者身份之根源如今是被歸論於“偽（托）托勒密”。一些學者認為艾哈迈德·伊本·优素福才是它的真正作者。[173]還有人認為這《金言百則》，其雖然不是托勒密撰述的，可能從希臘占星術保存了一些真實資料的校勘整理。[175]畢竟得，這歷史性地假設《金言百則》是托勒密占星術遺產的一部分給予了它在中世紀時期廣泛普及的影響力，藉由這樣的契机它才被確立其作為了占星術傳統之中的一份重要文獻。[174]

西洋星學在明末清初以前已有蹤跡，如黃道十二宮在隋唐時藉由佛經和印度天文學傳至中國。

另有藪內清等日本學者認為“都利聿斯”即“托勒密”的譯音，《都利聿斯經》源出希臘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占星四書》，經過波斯人的轉譯和改編，向東傳播。其中有傳到印度的文字，經過改造後被李彌乾帶入中國。不過《都利聿斯經》早已佚失，難以對照確認。

• 李彌　《都利聿斯經》二卷
• 陳輔　《聿斯四門經》一卷
• 徐氏　《续聿斯歌诀》一卷

• 安修睦撰、关子明注　《都利聿斯歌诀》一卷、《聿斯钞略旨》一卷、《聿斯隐经》一卷

• 《回回天文書》（別名：《天文寶書》、《明譯天文書》、《譯天文書》）

原波斯天文学家阔识牙耳（971年～1029年）所著，大明朝廷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吴伯宗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海达儿、阿答儿等进行翻译，翌年译成。书前载有吴伯宗和马沙亦黑的两篇译序。

本書共分四类：

一、总说题目，分二十三門；

二、断说世事吉凶，分十二門；

三、说人命运并流年，分二十門；

四、说一切选择，分三門。

• 《天步真原》一卷

西洋波兰耶稣会传教士穆尼阁（Nikolaus Smogulecki，字如德，1611年～1656年，時任順治年間欽天監正）法也；中國清代薛凤祚（1600年～1680年）所译。

• 克勞狄烏斯·托勒密著、林樂卿譯　《占星四書》

• 希臘占星術 – 與托勒密時代相關連的占星術流派。
• 巴比倫天文學 – 古老天文學的起源到托勒密時代的天文學。
• 希臘天文學 – 托勒密時代的天文學。
• 托勒密世界地圖 – 托勒密描述的古代世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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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占星學
• 天文學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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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E. Robbins' translation of Tetrabiblo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194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 Heinemann. LacusCurtius; retrieved 16 November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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