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英租界

中英《天津条约》之《续增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英租界划定的依据

1860年9月11日，中英双方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签订《续增条约》（《北京条约》）。《续增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成为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2]。

1860年12月初，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规定，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国“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2]12月8日，奕䜣赴天津与恒福等一起办理此项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天津英租界，共占地460亩，立契永租[2]。至此，英国成为最早在天津划定租界的国家，这块英国最初划定租界区域后来被称为天津英租界的“原订租界地”[2]。因位于紫竹林村一带，因而英租界及周边的德租界等亦有“紫竹林租界”之称。

1863年10月27日，驻天津英国代理领事约翰·吉布逊（John Gibson）签署制定颁布了《天津埠地方章程》（英語：）、《大沽地方章程》（英語：） 和《天津港领事章程》（英語：）等三份章程，并获得了英国驻华公使卜魯斯等人的批准。

天津英租界的主要规划设计者查理·喬治·戈登

为了避免填筑土地等方面的开支，起初旅津的英商大多不愿入居租界，而是在天津城内外租地买屋。尽管如此，由于当地的中英贸易发展迅速，1861年已有41艘英国商船在英租界新建的码头停靠，1862年增至69艘，故而英租界在开辟初期即得到较快的发展[3]。界内很快建成一批洋行，建成英国、普魯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领事馆，还建成台球房、篮球场、俱乐部等娱乐设施[4]。

天津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当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望海楼教堂及法国驻天津领事馆。事后心有余悸的外国侨民们认为，入居租界要比在华界杂居安全得多，因而纷纷迁入租界，使紫竹林租界加快了发展步伐。此时，英租界内已设有英商的高林洋行、汇丰银行，德商的礼和洋行等众多的洋行、银行。其中尤为著名的是被称为英国“皇家四大行”的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洋行。为了促进贸易的发达，英租界当局致力于兴建新式码头，并安置了各种港口设施。

1883年，天津地方官府也用得自租界码头的码头捐捐款，建成自租界码头至天津城的沿河石路，大大便利了城区与租界的交通。于是，天津原来的航运中心三岔河口嘈运码头逐步衰落，英租界成了天津的贸易、航运中心。此后，天津的对外贸易增长得更为迅速。18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1000多万海关两，1889年增至3124万海关两，1894年又增至4427万海关两。这样，天津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重要通商口岸，天津英租界也成了所有英国专管租界中最繁荣的一个。界内建成成排的高楼大厦，建成维多利亚道等交通干道，还建成作为工部局所在地的巨型公共建筑戈登堂。不过在此期间，天津法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仍没有多大变化。从1870年起，法国在普法战争中一败涂地，随后长期陷入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对华贸易便一蹶不振。在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每年抵达天津的法国商船至多只有数艘，有时甚至没有一艘。在这种情况下，法租界就失去了兴盛的基础。美租界的情况尤为特殊。于是，在第一个时期即发展时期中，天津的租界中始终是英租界一枝独秀。

曾宣布将民国政府遷往天津英租界的黎元洪

从1895年起，天津租界进入第二时期即全盛时期。从这一年起的8年间，德、日、俄、比、意、奥等6国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英、法、德、日等4国的租界分别得到一次或数次的拓展，使天津形成幅员为县城8倍的8国租界夹峙海河的形势。同时，随着中国与有关各国大规模地开展修治海河的工程，较大的外国商船已可直接驶抵天津租界；而从海河中挖出的大量泥沙又填平了英、法、日等国租界中的成片沼泽，使得天津租界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张，向西扩展到墙子河，这个扩充界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天津英租界第二次扩张，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第三次扩张，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

1923年6月，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曾宣布将北洋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并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短暂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1]。

日军在天津英租界周围布置的铁丝网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对英国积极援华、道义谴责日本的态度极为不满。同时，日本的侵略使其与英国在租界的矛盾迅速发展，国际租界的存在已经成为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障碍。1939年，日军几乎同时对天津英租界以及鼓浪屿的租界发起进攻。由于天津英租界地处华北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展反日活动的理想基地，且流通中国官方法幣并存有相当数量中国政府的白银储备，因而日本将天津英租界作为突破口。

英国与日本关于天津英租界的矛盾早在1938年9月即初现端倪。9月底，英租界当局根据日本军事当局建议，逮捕了一名据称是抗日游击队领导人的苏清武。日方要求英租界当局将此人予以引渡，英方却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此人将租界作为反日活动的基地，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而英国政府内部也就是否向日方移交苏清武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米森认为“如果苏清武被证明有罪，就应该交出他”。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英国外交部远东司的大多数成员却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在天津事件上的施压是其‘新秩序’方针指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个政策旨在把英国在华势力及利益完全排挤出去。因此，英国方面应当对此持强硬态度。”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卡尔的意见，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移交。

在英国与日本围绕着移交苏清武的问题争执时，著名的亲日派人士、天津海关监督兼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程锡庚于1939年4月9日晚在天津英租界内的大光明戏院遭遇狙击暗杀[5]。英租界当局逮捕了四名嫌疑犯，日本当局要求将此四人移交日方。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贾米森担心日本可能会武力占领租界并难以得到美国援助，因此，他们要求外交部同意交出这四人。但卡尔表示反对：“采取这一行动良心难安，而且将很难向重庆交待。”外交部最终认同卡尔的观点，迟迟不肯移交四人。6月5日，日方向天津英当局发出最后通牒，称英方若不在二日内将暗杀程锡庚之嫌疑犯交出，则日方将采取必要步骤，封锁英租界[6]。贾米森和克莱琪要求向日本做出让步。克莱琪说：“在这最不适当的时候，我们用自己在华北的地位冒险，仅仅为了法律上的细节卷入与日本的严重冲突当中，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卡尔却反驳说：“这个问题更主要是道义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最终，哈里法克斯指示贾米森：“如果没有明确犯罪事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没有在日本人威胁下产生的供词之外的证据，我将不打算移交刺程案四嫌犯。”他决定采纳卡尔的建议，由英国、日本、美国各出一人组成调查委员会。但这一建议并未被日本接受。1939年6月14日午前6点，现地驻屯军本间部队实施检问，彻底封锁天津英租界与法租界，造成天津英法两租界内正常生活的停顿，以逼迫租界当局交出在租界内刺杀程锡庚的嫌疑人，并提出了一系列要英国放弃亲华政策的要求，史称“天津英租界危机”或“天津事件”（Tientsin incident）。

1939年天津事件，日军封锁天津英租界

日本此举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日军对出入英租界的英国人不分男女都要脱衣检查，致使英国舆论为之哗然[7]。英国开始考虑对日经济制裁的问题，首相张伯伦在下议院暗示，除非日本解除封锁，否则英国有可能进行经济报复[8]。15日，英国商务部向外交部提交对日经济制裁的若干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废止1911年的英日条约。6月17日，英国官方对外宣称，如果天津局势至本周周末仍未改善，则英国可能有三种经济报复的方式：

日本此時得到了德國和意大利的外交支持，表示若英國敢派艦隊去解救天津英租界封鎖就在歐洲立刻發動戰爭。1939年7月24日，英国最后对日本作出让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琪和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议》就解除封锁条件达成一致[9] ，同意引渡了英租界内四名中国嫌疑人交予日军。

然而，随后的欧洲的局势对英国日益不利，德国的闪电战屡屡得手，西欧、北欧相继沦陷，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国在欧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更力主对日妥协，尽快解决天津危机。最终，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于1940年6月12日与日本正式签订天津协定，在天津存银问题上向日本妥协。至此，英日在天津问题上达成一致。日军解除了对天津英租界长达372天的封锁，天津租界危机由此平息[10]。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府[2]。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1945年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租界[1]。同日，天津市前英、法、意租界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债务清理委员会成立。该会对英、法、意、日租界进行正式接管。翌年12月，开始对各租界进行清理，至1947年5月结束[2]。

1860年12月初，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依据《北京条约》中“准许英国侨民在通商口岸租地赁屋”规定，照会直隶总督恒福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英国“欲永租津地一区，为造领事官署及英商住屋、栈房之用。”[2]12月8日，奕䜣赴天津与恒福等一起办理此项交涉事宜。12月17日，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天津英租界，其界址为：东至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宝士徒道（今营口道），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共占地460亩，立契永租[2]。至此，英国成为最早在天津划定租界的国家，这块英国最初划定租界区域后来被称为天津英租界的“原订租界地”[2]。

天津英租界扩充界（英語：）是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地划定后的第一次扩张[2]。

1895年、1896年，天津德租界和天津日租界先后划定后，英国以“洋行日多，侨民日众，租界不敷应用”为由，要求将英租界自海大道（今大沽路）向西扩展到墙子河内侧的围墙（今南京路北侧），计地1630亩。1897年3月31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正式发出布告予以承认，此次拓展新设立的租界区域被称为“新增界”或“英国工部局扩充界”或“英国扩充租界”[2]。

1900年的天津美租界，1902年并入天津英租界后成为其“南扩充界”

天津英租界扩充界（英語：）是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地划定后的第二次扩张[2]。

1902年，将英租界之南、沿海河右岸，开滦胡同（今开封道）迤北之美国租界131亩的地域并入英租界内，被称为“南扩充界”。同年12月23日，由天津海关道发出布告予以承认[2]。

天津英租界推广界街景

天津英租界扩充界（英語：）是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地划定后的第三次扩张[2]。1987年，天津英租界第一次扩张后便开始酝酿再次扩张至墙子河外。

1901年，英驻津总领事金璋制订了《英墙外推广界合同》，对扩充租界的理由以及扩充的范围，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划。后来，在此基础上，经过中、英双方的会商和对扩充区域界限的勘定，拟出了《英国围墙外扩充租界章程》，将英租界又向西推至围墙以外，越过墙子河（今南京路）直到旧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计地3928亩，称之为“墙外租界地”或“推广界”。“章程”拟出之后，金璋要求清政府必须“出示晓谕”。1903年1月14日，天津海关道和英总领事正式发布《英国围墙外扩充租界章程》，规定扩充租界内工商、税收、司法均归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管理，同时声明“推广界”确立[2]。

19世纪20年代的马场道，即为英国当局强占租界以外土地的手段

除了原订租借地和三次扩张以外，英国还以“越界筑路”的手段，强占了租界以外的一些土地。

1886年，英籍德人德璀琳，经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同意，在佟楼迤南向西的养牲园附近占地，建造了别墅和赛马场。后来，英租界当局又以连通赛马场的交通为名，从赛马场经佟楼沿英租界边界直至墙子河修筑了一条马路（即今之马场道）。英租界第三次扩张后划定推广界后，马场道以及由佟楼至马场道的一段土地，包括赛马场本身及沿马路两侧的不属于英租界范围之内的土地都已为英租界当局所占有。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曾为此事与英国领事办过交涉，但无结果。1925年，李景林任直隶督办期间，曾与英领事交涉此事，但最后以承认既成事实为由，将赛马场及沿马场道两侧土地、房屋、警察权等均划归英租界所有。

明信片上的英租界工部局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英語：），成立于1862年，间接地受英国驻中国领事馆和英国外交部的领导。1899年，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的董事会下也成立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工部局，组织状况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14]。1919年1月，天津英租界原订租界、天津英租界推广租界与天津英租界墙外租界合并，组成一个统一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其组织状况与原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基本相同。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立之后，也相继成立了董事会的执行机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设财政处、工程处、警务处、电处务、水道处和卫生医官处等处[15]。

此外，天津英租界内还先后设立过六个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和其订立保管契约的保管团，分别为：红墙道球场保管团、债券保管团、空地保管团、英文学堂保管团、天津公学保管团和养老金保管团[15]。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还设有八个市政委员会：电气委员会、医务委员会、自来水委员会、工程委员会、机要会计委员会、学校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义勇队委员会。这八个市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天津英租界董事分别兼任，董事长兼任各委员会委员[2]。

19世纪中叶，英国各城镇兴起了建筑市政厅的潮流。天津英租界紧跟英国潮流，于1888年年动工兴建了英租界的市政厅戈登堂，成为近代各国在华租界中的第一个“市政厅”，体现了天津英租界作为市政自治单元的本质属性[11]。

天津英租界在划定之初，就引入并施行选举人登记制度。由于有完善的土地登记制度做保障，原订租界工部局早期以租地人所承租的土地亩数为标准确定选举人资格，实现了对选举人的登记。租地人只要达到最低租地标准即在天津英租界内享有选举权。

天津英租界选举人大会，全称为“天津英国工部局所辖区域选举人年度大会”（英語：），是租界最高权力机关，分为常年大会常年大会（英語：）和特别大会（英語：）。由英国总领事担任主席，但通常没有投票表决权，仅当赞成与否决两方票数相等时做最后表决。

选举人年度大会涉及界内行政、财政、捐税、章程修订、条例制定等各项议案均须提交大会，由一人动议，一人附议，继由与会全体选举人表决 。从1919年1月1日，天津英租界各区域正式合并开始，至1941年，天津英租界选举人每年4月中上旬召开一次常年大会，在天津英租界存续期间共计召开23次。如遇紧急情况或重要事项需选举人大会集议表决时，总领事可随时发起召集特别大会。此外，若董事会多数董事或15位以上的选举人向总领事提交书面申请，总领事也可召集特别大会。

天津英租界华人董事庄乐峰

天津英租界董事会为天津英租界内的统治主体和决策机关，董事由天津英租界里的纳税人推选产生，任期为一年，任满全体董事改选。1899年以前，天津英租界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均为英籍人士，后来董事名额增至九名。1902年，天津美租界并入天津英租界时，英美双方规定董事会中至少有五人为英籍，一人为美籍。后来，《驻津英国工部局1918年章程》规定，天津英租界董事会的董事名额必须为五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五名为英籍。1926年，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设中籍董事二人。1927年，天津英租界董事会中中籍董事席位增至三个。1930年以后，又增加一名中国籍副董事长。天津英租界董事会负责天津英租界中的一切应行事务，如：租界章程、任免官吏、买卖公产、筹措财政、捐税和经营公有设备及公用事业等事务[2]。

天津英国兵营始建于1900年，坐落在当时的天津英租界推广界内[16]。最初建立时该兵营占地面积为124市亩，建筑面积为23500平方米。兵营的最初驻军为1,400人。1902年，八国联军结束占领天津时，又驻扎806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兵营的驻军数为3,000余人。当时，原天津英国兵营的驻军为旅的建制，司令官为少将军衔。1937年，原天津英国兵营被日军占据。1945年，日本投降后，该兵营又被美军驻用。1947年，天津市立中学在该旧址上建立，目前该建筑已被拆除[17]。

1936年兴建的受欧美摩登运动影响的利华大楼（左）

天津英租界规划与市政建设成功原因，一方面，英租界的建设和开发得到了英国技术、人才和装备支持，引入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英租界的开发注重城市规划，每一次扩展都配合着一个新规划案，欧洲城市规划的实践和新理念随之被直接引入到租界建设中，如功能分区、街区划分、“田园城市”理念都影响了推广界规划[18]。其次，天津英租界的三个规划均由英国工程师制订，并由英租界工部局负责实施。最后，1930年代开始，为了提高吹填效率，英租界工部局自行出资购进了一批船舶设备，这些船舶之后留在天津德租界内的海河工程局，继续在其他区域的吹填以及河道疏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市政建设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因此也就必须符合其利益诉求。

天津英租界维多利亚道

1870年，天津英租界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中街（今解放北路），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20]。1887年，在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住宅前，英工部局用碎石块铺设了一条道路，成为天津第一条碎石路，虽然技术并不先进，但与当年一般的土路、炉灰路相比，显然进步了许多。此后，又相继修筑了马场道、海大道(今大沽路)等道路，但都是简陋的土路或碎石路。天津英租界初期规模不大，只有3条南北向道路，即中间的维多利亚道，东侧的河坝道，以及西侧的海大道；东西向道路虽有六七条，但都极短。其中怡和道及宝顺道均以洋行命名。至19世纪末租界扩展以后，陆续建成的街道达到70多条，在推广界马路修筑过程中，筑路材料不断升级，主干道的路宽也不断拓展[18]。其中许多路名以英国本土或属地城市命名，例如新加坡道、剑桥道、爱丁堡道、伦敦道、都柏林道等。

1909年的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

1920年代的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结合海河清淤工程，对部分泥沼地区进行填筑使之成为城市公园，如天津英租界最早的园林景观维多利亚公园。1887年6月2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皇登基50周年之日，该公园正式开放，故称“维多利亚公园”，在当时有“英国公园”的别称[21]。维多利亚公园占地18.5亩，全园规划采取西方传统园林的规则式布局，但在风格方面则具有非常明显的折衷主义风格。其在植物配置，布局建筑和园林管理方面在当时都较为先进，并对天津后世园林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此外，英租界内的公园还有皇后花园、久布利公园、义路金花园等。在推广界的地产开发中，各国建筑师投入建筑设计中，造就了现今“五大道”现在“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景观[18]。

天津英租界是中国最早实现供水供电等市政近代化的地区之一[18]。

天津英租界早有建造水厂的想法，但碍于经费不足而一再搁置[23]。1894年6月，香港爆发霍乱加剧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对饮水卫生状况的担忧[23]。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灾，引发了《京津泰晤士报》上长达一年的讨论。1895年9月，租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八位要人把共同制定的一套供水计划提交至租界工部局，希望能够获准建立“天津自来水厂”（Tientsin Water Works），后者很快把这份计划作为提案在转年年初的租地人大会上提交公众审议[23]。但由于供水方式和水源的选择存在分歧，会议迟迟不能做出决定，相关提案僵持不前[23]。

经过接近四年的筹备、论证，1898年，英商仁记洋行在今保定道与建设路口位置建设了天津英租界的第一家自来水厂——天津自来水厂，1899年1月1日正式开闸供水，象征着天津第一套现代工业化供水系统正式运营[23]。天津成为继上海、旅顺两家水厂之后中国的第三家自来水厂[24]。创办人投资198,000两白银，1898年11月完成铺管工程，次年1月开始投产。后来随着英租界不断扩大，1923年1月，英租界工部局收购了这家自来水厂并改组为“英租界工部局水道处”。1925年，因当时的海河水污染严重，英租界工部局在扩建水厂的同时，开始用深井产水的尝试，提高了出水的水质。截至1941年2月，英租界工部局水道处下属自来水厂有巴克斯道机厂、达克拉道机厂、皇后花园机厂和河坝进水机厂等四家自来水厂。四厂总生产能力为河水1,363立方米，井水11,818立方米。在该处管理期间，共铺设供水管道5.57公里。英租界总面积为3.7平方公里，供水管道每平方公里为14.58公里，普及率几乎达百分之百。当时墙子河西住宅建筑虽不多，但均已在铺路之前埋设了供水管道和消火栓，可以做到基础设施超前施工[18]。

1906年起，天津英租界自可以供应电力。英租界工部局委托仁记洋行集资25万元，在黄家花园一带，建立一个小型直流发电厂。1923年自装1,000千瓦汽轮发电机两台，改为交流供电。电灯厂刚开办时，实际接线的用户的负荷总数大概刚好1,000千瓦。到1936年，该厂发电总容量增长为7,000千瓦，供应范围为除英租界外还向天津德租界供电[18]。

英租界怡和洋行是天津各租界内最具实力的进出口贸易商

天津英租界设立伊始，商业不是十分兴盛。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及洋行纷纷从天津城厢迁入租界。天津设立最早的洋行多为英商经营，地点也多设于天津英租界。后来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天津英租界环境的不断改善，洋行数量逐年增多。

1937年前后，天津483家较大的洋行中，有404家设立在英租界内[1]。其中，英国在开设的各类洋行达68家[2]。在天津英租界的英商洋行经营范围广，涉及范围从鸦片到各种机器、军火，因此英商洋行在进出口贸易方面，长时间处于主导地位。其中，英商的怡和和太古两家洋行垄断着天津的航运事业并在英租界河坝设有专门的码头和仓库。

当时，天津英租界界内比较著名的洋行有：高林洋行、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新泰兴洋行、仁记洋行天津分行、安利洋行、永丰洋行、永昌泰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天津分公司、永盛洋行、保禄洋行、英瑞公司等[2]。

1937-1943年间，洋行从英租界向日租界聚集，形成“英租界中街-日租界旭街”双中心格局[25]。

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是天津租界内第一家外资银行

天津英租界作为天津银行业的集中地之一不仅聚集着众多的外国银行，也集中了许多的华资银行。1882年，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天津分行在天津海关对面天津英租界成立，是最早在天津英租界设立的外资银行[2]。1923年，汇丰银行在英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购得高林洋行的一块地皮修建新行[2]。

作为外国对华借款的核心银行，汇丰银行获得了对华关税、盐税的管理权。天津作为京城的门户和北方商贸重镇，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地位一直高于其他分行，其经理均以总代表的身份常驻天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成立后，天津的外汇市场价格即以汇丰银行的牌价为准。天津外汇经纪人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为主席的“外商国际汇兑银行公会”指定；在汇丰银行的操纵下，另设有外汇经纪人公会，垄断天津的外汇市场。1899年，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在天津利顺德大饭店内开办，1926年，在维多利亚道建设了具有古典主义风格大楼作为分行新址[2]。

在各家外资银行之中，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地位最高，该行自1882年在天津成立以来，其资本总额一直处于天津各外资银行之首，1934年时，其一家银行的资本总额占外资银行总资本的18%[2]。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天津，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天津的业务地位逐渐被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所取代[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的资产被日本没收，业务停止。

此后，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华银行、花旗银行华比银行等相继在天津英租界设分行，到1927年，在天津英租界等租界内开设分行的外资银行已达13家。

由中国资本创办的银行大多设立于天津法租界或华界。而1919年由北洋政府财政部筹办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于1921年选址并迁入英租界。

在当时各国租界中，天津英租界贸易发达、经济繁荣，行政制度和市政管理也较其他租界先进，因此，当时的外国银行多集中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2]。

除银行业以外，随着贸易的发展保险业也进入天津。1843年，天津开埠前，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理保险业务的仁记洋行第一个来天津设立机构，代理公律冠冕和巴勒等保险公司业务，将近代保险业代入天津。1861年，天津英租界设立后，怡和洋行保险部开业，专门代理英国裕仁、联盟、环球等保险公司业务。随后，太古洋行等也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业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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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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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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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旗银行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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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四行储蓄会

天津英租界的工业最早是伴随着服务于商业贸易而诞生的，一些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驳船、包装企业，一些是为天津英租界居民服务的供水供电企业[2]。

1871年，外国资本获准在天津经营航运业务，须经清政府规定试办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资在天津英租界河坝道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是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外资企[26]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27]。截至1931年前，整个天津海河的驳运事业均有天津英租界的太古洋行所属的天津驳船公司以及大沽轮驳公司两家英国公司垄断，这一局面直至1929年天津金城银行设立的华商天津航业公司在1931年开辟第一条航线才改变，香港特首董建华之父、航运巨擘董浩云最早即在此做学徒进入航运业[28]。

服务于日渐繁荣的对外贸易，除航运驳船业以外，包装业成为英租界里最早出现的外资工业，包装业是与进出口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工业。天津从贸易外国洋行都附设有打包厂，如：高林洋行打包厂、德隆洋行打包厂、世昌洋行打包厂等。

随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断发展，其工业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在食品工业方面，天津万国汽水股份公司、屈臣氏药房制冰厂、心乐冰厂、华北饮水公司、米各士公司、美国制乳厂相继在天津英租界界内成立。在卷烟工业方面，坐落于英租界的英美烟草公司天津公司、高林洋行卷烟厂一直垄断着华北地区的卷烟市场。在纺织工业和机械工业方面，海京洋行毛织厂、华士洋行绒毡厂、车轮公司、东方机器工厂、拔柏葛锅火炉公司、泰民电机厂、捷隆汽车行、美最时机器公司、西门子电气厂相继在英租界内设立[2]。

此外，天津英租界里的华资工业出现于1870年代末，多为当时一些参加洋务运动的官僚投资兴建而成的，其中包括面粉、机器修配、织呢、地毯、毛纺等工业。1886年，天津英租界内开办了万顺铁厂。其他规模比较大的有北洋织绒厂、仁立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2]。

天津英租界内第一家经营房地产的机构英商先农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用住宅

英租界划定之后，曾由英国工兵上尉查理·乔治·戈登进行勘测和初步规划，并绘制成地图，同时把租界内的土地划分成可供独立开发的土地地块，供私人开发。然后由英租界当局出售《皇家租契》。根据《皇家租契》的规定，这些地块的租期为99年。与此同时，英国驻津领事还制订了一个“临时规章”，规定凡是“皇家租契”的持有者，有权参加天津英租界的选举。

19世纪末期，天津英租界的土地、房屋买卖，只是洋人、官僚、买办相互之间的私下交易，双方从中获利。与租界内的土地开发不同，房地产经营大多是私营机构。1901年设立的英商先农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英租界内第一家经营房地产的机构。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随着租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同时为了躲避战乱，寻求庇护，中国的商人、企业家、买办、军阀、官僚、政客等争相在租界购地建房，置产兴业。这股热潮致使天津英租界在1913至1923年间，地价又每亩由300两银涨至3,000两。英租界的推广界更是成为云集各届名流的高级住宅区，日后这里成为五大道历史风貌街区[1]。

1927年创办于天津英租界的耀华学校

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天津英租界作为天津租界中最繁荣租界，在教育方面的成绩更是天津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1911年，北洋女师范学堂状元、毕业生汪芸在英租界内创办了天津私立竞存女子学校，是天津第一所女子小学[29]。1927年，在时任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的倡导下利用华人纳税额的18%在英租界内创办了耀华学校并聘请北洋大学学监王龙光为校长，校址位于戈登路（今湖北路），是一所英式的私立精英学校，故根据英国传统最初命名为“天津公学”。创办次年由于学生日增，庄乐峰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划地扩建的要求，觅得墙子河畔一片53亩的洼地学校扩建的新校址，并聘请英国建筑设计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设施齐全的学校，后迁至墙子河畔的现址。此外，英租界内的学下还有英国文法学校等。袁世凯称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30]。

天津印字馆大楼，1894年开始开始印制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

在租界的教会和华人推广教育的同时，由洋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报社大多位于英租界和法租界。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内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1]。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如丁韪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专门翻译刊登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消息”，在当时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1894年3月，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京津泰晤士报》（），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1]。该报的产生发展促进了天津本地报业的起步和国民思想的进步。随着大量外国侨民进驻天津租界，不少外国人借助天津租界创办报刊，常以《京津泰晤士报》为样板[31]。

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办在英、法租界并有教会背景[32]。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33]。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34]。

源自天津英租界并繁荣发展的天津报业在阐发政治主张的基础上，也能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比较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启迪民智，对中国的西学启蒙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31]。诸如1894年6月，香港爆发霍乱加剧了天津英租界居民对饮水卫生状况的担忧。加之10月的一起火灾，引发了《京津泰晤士报》上长达一年的讨论，进而催生了天津自来水系统的诞生[23]。

英租界内的校园足球赛

天津租界成立之后，随着英国侨民的不断到来，各种近代体育活动首先在天津英租界得到广泛的开展，各种运动协会和运动俱乐部纷纷在天津建立，天津最早的公共体育场也开始在英租界出现，二十世纪前期，天津英租界成为天津近代体育运动的中心[35]。

1862年，天津赛马会成立并举行了天津的首次赛马运动，天津赛马会也成为天津英租界里最早的运动俱乐部。此后，撒纸赛跑会、天津草地网球会、天津妇女草地网球会、天津草地网球协会、天津浮水会、天津冰球会、天津垒球会、天津马球会、天津板球会、天津高尔夫球会、天津青年体育协会和天津业余无线电协会等运动协会相继在天津英租界成立。在运动场地方面，1895年1月由英租界纳地捐者集资所设俗称为“英国球场”的公共体育场在英租界落成，1926年，民园体育场落成，并举办过多项大型赛事[2]。

埃里克·利德尔的故居

英租界开辟之前，原是一片荒地，并无村落，只有零星散居华人住户，人数不足20人。英租界开辟初期，人口增长速度缓慢。1867年，居住在界内的外国人有112人。到19世纪末，开始有大批外商入住英租界，到1906年，界内外国人总数达到1,970人。20世纪初，大批华人开始进入英租界居住。此后人数继续增加，到1938年外籍居民已达到4,728人。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无英美侨民居住，除回国者，均押往山东潍坊乐道院集中营。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华界大批居民移居到较为安全的英租界，以至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的人口猛增到76,815人，其中华人72,087人[2]。

出生于天津的英租界居民埃里克·利德尔在1924年巴黎举办的第八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田径400米跑金牌和200米跑铜牌。此外，曾经在天津英租界寓居过的各界名流有：原英国军官、苏丹总督查理·喬治·戈登，天津英租界董事长德璀琳，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庆亲王奕劻长子，農工商部尚書载振、中華民國外交家顾维钧，北洋直系軍閥領導人孙传芳，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原天津市市長张自忠，直系军阀首领、第六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和中华民国國務总理颜惠庆等[36]。

天津诸圣堂

在天津英租界内，集中了几座服务于外国侨民的宗教场所，包括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的诸圣堂；英国各个非国教教派教徒联合使用的合众会堂以及犹太会堂[37]。1937年，循道公会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201、203号）设有圣道堂，但迟至战后租界交还后才完工。

在教会组织方面，自天津英租界开辟以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决定成立直属英国国外布道会和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领导的天津英国教会，该教会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纯英国教会。此后，位于天津英租界的伦敦国外布道会、救世军基督教、安立甘教会、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相继成立。其中，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安立甘教会就派传教士来天津筹划建立教会之事，并得到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1893年，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将英租界咪哆士道与马厂道拐角处的一块空地以“名义租金”租给教会，使之在天津英租界占有一块地皮，之后，这块地皮上便建起天津诸圣堂[2]。

利顺德大饭店

天津英租界拥有两处商业聚集区。一处是东南部边缘的小白楼和中部的黄家花园，另一处是小白楼商业区为白俄聚集区，开设有众多服务于各国驻军的酒吧、舞厅、西餐馆、服装店、美容店等，俄国色彩浓烈[1]。而天津租界早期的餐饮、服务业多集中于英租界，19世纪90年代前后，天津英租界已出现弥纳客店、施磨斯客店、兰士颠茶点店等西式餐饮、服务行业[2]。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利顺德饭店、皇宫饭店、泰莱饭店、英国乡谊俱乐部、维克多力餐厅和西湖别墅等[2]。

天津英租界对社会治安的治理与其他国家租界不同，自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成立便全权负责，从不依靠黑道[1]。1866年颁布的《天津英租界土地章程》第16条即规定：“领事警员及租界巡捕对于界内实施治安妨害及暴行者，或因此被控告者，有查拿之权。”可见，天津英租界的警务机构巡捕房或巡务处（英語：）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工部局成立初年，主要负责英租界内的社会治安管理[11]。1931年，工部局巡务处的中文名称改为“警务处”。英租界当局都力图维持良好的社会风气，实行禁止在界内开设鸦片烟馆、赌场与妓院的制度。当英租界进行拓展时，租界当局对扩展区所实行的重要政策之一，便是取缔当地原有的妓院、赌馆等“伤风败俗”的场所[38]。与天津日租界相比，由于英租界内没有公开的烟馆、赌场、妓院，相对来说英租界内黑社会的活动较少，犯罪率较低，社会治安较好[1]。

天津英租界设立之后，陆续建立起一些医院以方便英租界侨民就医诊治。其中，天津英租界的一些医院为教会所建。后来，随着天津英租界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迅速增加，一些华界的天津华人医生也来到天津英租界建立医院和诊所。因此，天津英租界这些现代医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为天津近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当时天津英租界开办的医院中，有1890年为京津及附近地区英国侨民集资建造的维多利亚医院，凡英租界内的居民及纳税人，在此就诊的诊费较低，而英租界以外的居民的收费较高[39]。

在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当局对倾倒脏土和清扫街道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制度要求凡居住于英租界各户人家的垃圾不准倒在街上，要先倒入自家设有的木制垃圾箱中，天津英租界当局雇清道夫每日清扫街道并要求住户每日按照规定时间将自家垃圾箱中的垃圾倒入公共土车内并让清道夫将公共土车运至河沿，倒入河中。在粪便处理方面，天津英租界工部局采取强制措施规定居住于英租界的每户居民必需建立一种经过试验而且性能良好的化粪池，并将自家的污水管道与英租界内的下水道连接起来。后来，天津英租界当局决定在租界内停用粪车，户主和地段业主必需按天津英租界新章程的规定修建与化粪池配套的新式卫生的厕所设备[2]。

天津英租界是天津九国租界中最繁荣的租界，因此对英租界的研究是对天津租界研究无法回避的部分。对天津英租界的研究更加集中于城市规划[18]、建筑风貌、市政建设[23]、近代传媒业[31]以及英日矛盾触发的天津事件[10]等历史事件。

原天津英租界所在地域目前仍为天津市中心城区的核心区域，大部分建筑得到保留，部分维持着原貌，目前原属于英租界的泰安道地区、五大道地区和解放北路地区已被列纳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2010年3月起，天津市开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为核心，对泰安道及周边地区的历史街区进行修缮并建设配套建筑，将形成泰安道英式风情区，该工程已于2011年成型[40]。2013年，原为天津英租界推广界的天津五大道近代建筑群中的39处代表性建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2015年4月，天津市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入选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