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

张璁少好經學，博学多才，13岁时作《题族兄便面》诗云：“有个卧龙人，平生尚高洁。手持白羽扇，濯濯光如雪。动时生清风，静时悬明月。清风明月只在动静间，肯使天下苍生苦炎热。”并对《三礼》（《周禮》、《儀禮》、《禮記》）造诣颇深。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式戊午科浙江乡试第七十八名举人，此後七赴京科，皆名落孫山。早年曾於瑶溪山中罗峰书院講學。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張璁终于考中会试第九十六名，殿試登二甲七十七名进士，其時年已四十七歲[2]。

在明世宗即位后的第六天，杨廷和授意礼部尚书毛澄等人上书，翻出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案例道，世宗必须尊伯父孝宗为父，称“皇考”，对生父只能叫“皇叔考兴献大王”，母亲为叔母“皇叔母兴献王妃”，对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并声称朝臣“有异议者即为奸邪，当斩”。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初三，當時還是新科進士的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不可，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興獻王為明憲宗次子，明世宗父）。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張璁也被外放，任南京刑部主事[3]。

三年之後，世宗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身在南京，与桂萼、胡铎等相互考证经史的張璁，與同僚等揣測帝意，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嘉靖三年（1524年），张璁受杨一清帮助，得以奉召赴京，獲世宗重用，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並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張璁和桂萼等在朝廷中形成了「議禮派」，支持、奉迎皇帝，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張璁上疏列举礼官欺妄十三事，力挺世宗，曰：“《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4]

明武宗正德年间，明朝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明臣张原亦言：“盖以正德年间，国柄潜移，权幸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纪纲，荡废殆尽。（张原：《论王邦奇等七次奏辩》，《明臣奏议》卷19）”出现了“天下汹汹，几至大乱（《慎刑狱以光新政疏》，《明经世文编》卷160。）”的局面。诸王、勋戚、官僚“请求及夺占民田者无算（张廷玉：《明史》卷77《食货志》）”。各种特权势力对土地的掠夺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流民充斥社会，起义遍及各省。

明世宗14岁继承皇位，在钦定大礼后，为张璁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掌权后的张璁坚决清理庄田，并由畿辅扩大到各省，由庄田兼及僧寺产业。至嘉靖九年（1530年），查勘京畿勋戚庄田528处，计57400余顷，其中26000余顷分别还给业主等。撤回管庄军校，严定禁革事例，不许再侵占或投献民田，违者问罪充军，勋戚大臣亦参究定罪。这样相对地缓和及消除土地兼并的冲突和百年积弊，使社会秩序趋向稳定，为明王朝统治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代全国各省和重要城镇派出镇守太监，掌握军政大权，形成了宦官全国统治网络。他们依仗皇权，结党营私，陷害大臣，鱼肉人民；大肆搜刮，举国不宁。张璁极力革除镇守太监之制，为了确保革除事宜的顺利推进，张璁与世宗单独面议，或用密疏进言，使与镇守中官有密切联系的内廷宦官不能从中作梗。世宗在单独召见张璁之后，仍然犹豫不决，张璁又上密疏，催促世宗采取断然措施，将其革除。其疏言：“伏蒙皇上独召臣于平台面议，所以臣密切勤恳，实出血诚。已荷垂允，未见实行。今因密谕下问，敢再冒昧上陈，伏乞圣明断然为之，使百年流毒一旦顿除,四海生民从此乐业矣。（《议南京守备催革各处镇守》，《明经世文编》卷178。）”

从革除的过程来看，张璁采取了不事声张和渐进的革除方式。嘉靖十年（1531年）闰六月，大规模的革除活动全面展开，浙江、两广、福建、独石、永宁、万全、等处的镇守中官因“贪纵害事”皆被裁革（《明世宗实录》卷127）。这与当时大规模裁革冗官是同步进行的。不久，陕西、四川镇守太监以“贪肆”亦被裁革（《明世宗实录》卷129）。这次集中裁革的主要是分布于内地的镇守内官。把边镇镇守中官放在了最后革除。张璁对镇守中官的革除真正清除了长期以来镇守太监乱政害民之弊，使被镇守中官扰乱的地方政治趋于有序。

范守已认为张璁此举乃“千百年颂功为不穷（《宪章外史续编》卷2）”；何良俊认为张璁勇于担当革除镇守中官的重任，是其他得君最专者所不能比拟的，言：张璁“取回各省镇守太监，他人虽得君最专者，亦不肯如此担当”（《四友斋丛说》卷8）；蒋光彦在万历末年也说：张璁“归而后公相者，经济万不如公。去公六十七年，四方无貂珰之扰，默受公赐而晏如，不知今寓内始人人扼腕而思公矣（《光绪永嘉县志》卷26）”。

明朝人李乐对嘉靖前期革除镇守中官的积极作用给予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言：世宗皇帝继统，年龄虽小，英断夙成，待此辈不少假借。又得张公孚敬以正佐之，尽革各省镇守内臣，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往瑾时，公卿大臣相见，无敢抗礼，甚有拜伏者。自张公当国，司礼以下各监局巨珰，见公竦息敬畏，不敢并行并坐，至以“张爷”呼之，不动声色，而潜消其骄悍之心。盖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敛戢，士气得伸，国体尊严，未有如今日者，诚千载一时哉！（《见闻杂记》卷11）

科举制度是明朝政府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当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例如明臣王鳌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说：“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人之才不如古，其实由此也。”（王鳌《制科议》，《明臣奏议》卷10）而正德时期的国子监祭酒陆深也说：“兴业者，进取之媒，非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华而无实用。举天下之人才皆误于科举”。（陆深《国学第对》，《明经世文编》卷155）

张璁改革科举制度，重新规定考试文体，提高应试者素质。由于科举名额极为有限，不可能网罗天下所有的真才，使许多士子难以通过科举而成为进士。于是，张璁推行三途并用之法，改革用人制度。在改革初期，阻力较大，如明人焦竑批评：张璁“为人刚愎，故所行多纵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玉堂丛语》卷4《献替》）出现这种因循之论并不为怪，其反映了一部分人的短视之见。张璁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风，强化学校的教育功能，考汰之法，以及对提学官的大力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焦竑又赞道：张璁“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股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玉堂丛语》卷6《事例》）明代名臣张居正在万历三年（1575）以自己少年时的亲身体验对嘉靖前期整顿学政的成就予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臣等幼时，犹及见提学官多海内名流，类能以道自重，不苟徇人，人亦无敢干以私者。士习儒风，犹为近古。”（《万历起居注》）可以说，嘉靖前期是明代历史上整顿学风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清理勋戚庄田，罢撤天下镇守太监，革除外戚世封，严革贪风、严肃监察制度，严分厂、卫与法司职权，改革科举之弊，改正孔子称号和典祀，以及整顿军队团营等，均是其改革措施的荦荦之者。其改革以最大限度扫除了百余年来的明代积弊，激发了明统治阶层的活力，遏制并扭转了国势日衰的趋势。其影响波及隆庆至万历前期，为之后的“隆万”改革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并减轻了阻力，高拱张居正的很多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张璁改革”的延伸。他们对其予以尽可能效法。明人何乔远《名山藏》总结嘉靖初期“励精化理，湔濯海内观听，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奋武揆文，网罗才实。至于稽古礼典，取次厘毖一切，创必表章，轶往宪来，赫然中兴，多孚敬（张璁）所翼赞”（《名山藏》卷73《臣林记十八·嘉靖臣二·张孚敬传》）。客观肯定张璁的辉煌政绩。但改革由于在当时是损害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也引发了很大的仇恨。

張璁及桂萼初任內閣學士，眾翰林恥與同列。大禮議後，眾人更是交章參劾，不被世宗理睬。張、桂二人先後參倒首輔費宏、楊一清，張璁又請求將翰林院講讀以下“量才外補”，遭到改官及罢黜者二十二人，庶吉士都改部属用或知縣，“翰苑為空”。張璁歷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成為內閣首辅，世称“张阁老”。嘉靖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讳（世宗名朱厚熜），請求改名，世宗欽賜名孚敬，字茂恭，并御书四大字賜之。嘉靖十一年，保定巡抚林有孚上疏陳述“镇守内臣”之害，兵部尚书李承勋覆议，孚敬亦力持之，“遂革镇守，并市舶、守珠池内官，皆革之”[5][6]。嘉靖十三年，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华盖殿大学士[7]。

嘉靖十四年（1535年）春，张璁患病，屢請致仕，世宗不允，为之亲制药饵。[8]张璁在朝房值班时昏晕过去不省人事者一天多[9]，因病情急剧加重，世宗不得已乃许致仕回家调养[10]。

世宗多次派人去温州瑶溪贞义书院看望张璁，并几次下旨召张璁到京复任，但都因身体原因未能到京。[11]嘉靖十八年二月，张璁病殁于温州，卒年65岁。世宗尚追悼不已。“赐祭葬有加，赠太师，谥号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