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法系

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

民法法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其中，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于6世纪主持编纂的《民法大全》是现代民法法系极为重要的来源；此外，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法、日尔曼法和商人法也对民法法系的产生有一定影响[5]。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民法大全》的内容基本上属于民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因此民法至今仍然是整个欧陆法系的基础。在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是市民社会中规范私权利的基本法，是国家中规范公民权利的基本法，两者的重要性是相当的。相对而言，英美法系中也有规范市民社会中私权利的法律，但多以单行法、特别法的形式出现，通常不存在体系化的民法典。

11世纪教会法书籍：Decretum of Burchard of Worms

在西元5、6世纪，日耳曼部落征服了西罗马帝国，统治了西欧和中欧[1]。这些日耳曼民族包括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以及意大利的伦巴第人[1]。

虽然罗马法的传统在一段时间、一些地点内得以延续（如法国南部的Lex Romana Visigothorum法典），但日耳曼人的习惯法（Leges Barbarorum）在大多数地区逐渐取代了罗马法[1]。起先，日耳曼人和罗马人根据身份分别被日耳曼部落法以及罗马法管辖[8]。受罗马人影响，日耳曼人也开始将法律记录下来，而五世纪到八世纪的日耳曼人的法典包括 Lex Antigua、Lex Gundobada、Lex Salica、Lex Visigothorum 等[8]。

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后，随着族群差异的逐渐消失，各地逐渐形成了独立发展的地方法律，并大多为习惯法[8]。法国南部及意大利中南部的地方法律主要是罗马法[8]。德国及法国北部的地方法律则主要是日耳曼法[8]。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地方法律则更似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混合[8]。地方法律也存在着阶级差别：贵族、农民和市民分别被不同法律、不同法院管辖[8]。法院中大多数是由熟悉当地或该阶级习俗的人（scabini、échevins、Schöffen）作出判决，虽然他们没有受过法律教育[8]。在教会法之外，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成文法体系是12世纪的伦巴第封建法法典（Libri Feudorum），在整个欧洲都被视作权威[8]。许多城市法律，以及不少领土和地方习俗，也被书面记录下来（通常为私人所为）[8]。

在中世纪，日耳曼习俗经历了蓬勃的发展，以满足封建制度和骑士精神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向东方的殖民扩张、贸易的增加以及日益高雅的文化所产生的复杂需求[1]。商人的习俗和天主教的教会法特别重要[1]。

在罗马法在其他领域已大体被遗忘时，教会法依然保留着部分罗马法的概念和思想[1]。教会法庭执行是教会法，在欧洲普遍通行，对所有基督徒都有效[8]。普通法官（judex ordinarius）、主教（或其代理人）判案后，可以向罗马提出上诉，最后由罗马教廷决定，使的决定使教会法的解释保持统一[8]。教皇和总理事会（General Council）则是教会法的立法机关[8]。教会法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法律的发展，特别是关于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以及司法程序[8]。

十六世纪出版的《民法大全》

西欧中世纪中后期，商品经济逐渐发展。在意大利以及随后在其他国家，封建的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商业和航海业也逐渐发达，中世纪的领主封建法和教会法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和财产关系。以《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在内容和特征上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罗马法开始了在西欧的广泛传播[3]。

12世纪，欧洲第一所近代大学——意大利的，成为了研究和传播罗马法的中心。对《民法大全》进行考订和注释，形成了欧陆法系法学中最早的“注释法学派”。由于《民法大全》的内容比当时欧洲大陆的许多法律更加先进，因此很快在欧洲大陆掀起了研究罗马法、适用罗马法的高潮，史称“罗马法复兴”，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并称为“欧洲三大思想运动”。“罗马法复兴”的结果是欧洲大陆的法律基本上都以罗马法为仿效对象，进而形成了欧陆法系的雏形。

然而，罗马法在任何地区都没有完全取代当地法律，而是在各地区形成了混合的法律体系[1]。罗马法强烈影响了合同和侵权法；教会法规范了婚姻领域；日耳曼、封建和罗马传统结合，在财产和继承领域得到了发展。法律概念（表达法律规范和原则）及司法程序也变得罗马化[1]。由此产生的欧洲法律制度被称为“公共法”（ius commune）[1]。在实际实践中，公共法在欧洲不同区域因地而异，但有共同传统和学术研究。《民法大全》（特别是《学说汇纂》，既古罗马法学家的著作）并没有成为正式法律，但它构成了欧洲各地学习、教育和讨论的基础[1]。尽管各地情况不同，欧洲法律界，和当时的欧洲文明一样，经历了一种统一感[1]。

随着宗教改革、欧洲国家内部的统一、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各国开始了编纂国家法律[1]，并打破了公共法在欧洲大陆的统一感[1]。十七世纪晚期开始，丹麦（1683年）、挪威（ 1687年）、瑞典-芬兰（ 1734年）、普鲁士（1794年）等国，均将法律法典化[1]。

现代民法深受法国和德国的法典编纂影响。由于法典化时间的不同及法律风格和技术的不同，民法法系分为法国分支（既罗马分支）和德国分支（日耳曼分支）[1]。

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蘭西第一帝國勢力範圍所達之處（深藍：法蘭西帝國；藍：附属国；綠：同盟國）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的统治。在拿破仑任内，法国将法律法典化，编纂了诸多法典[1]。因拿破仑的个人名誉以及法律技术的创新，法国的民法和刑法法典取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影响力，成为了诸多民法法系国家的范本[5]。法国法典的核心是1804年的《民法典》，后来被称为《拿破仑法典》[1]。此外，拿破仑治下编纂的法国法典还包括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的《商法典》、1806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及1806年的《刑法典》，均流传广泛，声誉卓著[5]。

拿破仑法典的编纂者认为，法律应以明确的语言写成，以便每个公民都能理解[1]。因此，法典必须完整阐述其领域内的法律，列举出普遍的规则，并将法条合理安排[1]。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法国民法典由一系列简短的法条组成[1]。因为编纂者认为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只有简洁的条款才能使法典具有足够的灵活性[1]。法典中包含的一般规则，可以应用于具体的环境中[1]。法院有责任解释法律，并考虑到法典的“精神”，将立法者的规则应用于法律案件[1]。如果没有单独条款完全适用于某特定情况，则可以研究数个条款，并从中提取出更普遍的规则，来适用于案件或与其他条款相结合[1]。法国民法典历经多个政权，但除婚姻家庭法之外，其他规则大体得以保留[1]。

《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的主要渊源包括：

• 习惯法。大体上，法国已婚妇女的地位、夫妻财产制和某些继承规则依据习惯法[5]。
• 罗马法。所有权、债和嫁妆制度来自于罗马法[5]。
• 法国大革命前的王室法令。公民身法、赠与、遗嘱、证据等领域吸收了革命前的王室法令[5]。
• 革命时期的立法。成年年龄、婚姻、抵押制度等保留了革命时期的立法[5]。

总体来说，《法国民法典》在习惯法和罗马法中，更偏向于习惯法，因为法典是在巴黎制定的，受到法国北部法律的影响更深[5]。而在大革命前，法国各地法律制度不一，法国北部受习惯法影响根深，而南部则受罗马法影响更深[9]。

在内容来看，《法国民法典》等法典具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国家主权的特点，以自然法理论为指导，统一了法国全国的法律，划分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5]。同时，也反映了革命原则及传统之间的妥协、折中[5]。

《法国民法典》分为三卷，分别是“人”、“财产”和“取得财产的方法”[10]，并贯彻了近代民法的四项原则[5]：

1. 民事权利地位平等原则。《法国民法典》规定了“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力”，“满 21岁未成年，而成年后除结婚章另有规定的例外，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5]。
2. 私人财产所有权无限制原则。《法国民法典》给予了财产所有权充分的保障，使其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力”[5]。
3. 契约自由原则。据此，合同的内容只要不违反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就在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法典》还对合同的种类和保证合同的履行做出了详尽规定[5]。
4. 过失责任原则。《法国民法典》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负赔偿责任[5]。

拿破仑时代后，法典编纂工作继续进行[1]。比利时和卢森堡曾并入法国，在拿破仑统治下，独立后仍保留拿破仑法典，使其继续有效[1]。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效仿法国，由国家推进法典化，并模仿了法国的法律概念和法典章节排序[1]。在19世纪初，此类国家的法院和法律学者依然高度重视法国法律[1]。

1896年8月24日出版的《德国民法典》

德国的全国性法典编纂，比法国晚上许多[1]。1848年革命后不久，当时为独立国家的德国各邦（德意志邦联）制定了统一的商法典[1]。而统一刑法典的生效，则完成于1871年，于德意志统一在同年完成[1]。

德国法院组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律的法典化于1879年完成[1]。德国民法典则直到1896年才完成，在1900年生效[1]。 因为《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晚完成上百年，所以《德国民法典》一般被认为立法技术更成熟、分编排列更合理、语言更准确[11]。

《德国民法典》有五编，在结构上采用了学说汇纂学派理论的五分法，按内容分为债法、物法、家庭法和继承法四编，再在分则各编之前设置总则编。《德国民法典》并尽量将各部分规定中的共同原则提取出来，放入总则编。举例而言，合同的有效性关系到债法、土地法、动产法、婚姻法（夫妻财产合同）、继承法（继承合同）等，所以被放入总则编[11]。

在整个19世纪，德国法学在奥地利（早在1811年，奥地利就以不同于法国的方式完成了法典化）、瑞士、北欧国家以及后来东欧大部分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1]。瑞士法律在1907年－1912年法典化，成为1926年土耳其法典的模仿对象[1]。瑞士法典也对中华民国的六法全书产生了强烈影响（并至今仍在台湾有效）[1]。

因为德国民法典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语言抽象深奥、艰难晦涩，有意见认为它很难为非法律家所理解[11]。

与日本类似，中国也通过移植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成为了大陆法系国家。清末、民国时期，开始翻译国外的法典与法学著作、邀请外国法学家来中国立法、讲学、废除此前的传统法律（如大清律例）、制定近代法律（如大清新刑律、大清民律草案）[2]。其中，中国的模仿对象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主，在民国时期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民法法系成文法体系[2]。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一中國大陆後，其法律亦屬於此類。而中華民國政府退居臺灣後，就把原本的法律制度沿用至臺灣，因此臺灣法律也屬於大陸法系。

与泰国、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明治维新后，日本为废除西方国家的领事裁判权，决定参考当时德国的法律体系修改日本法律制度，并开始移植《德国民法典》体系到日本[12][13]，并于 19 世纪末完成《日本民法典》。因此日本法律体系起源上属于德国分支，但它呈现出自己的重要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宪法、刑事诉讼法等领域也深受美国影响[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