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正元

吴使频频点头，称：“老先生之言行仿佛孔子，将来必有推重之时。”

夫子又道：“自古国家之治乱，均以当权者之措施为转移。古之尧舜即此国家，桀纣亦此国家，而治乱不同。民国十余年来，战祸频仍，循环不息，乱已极矣，乱极思治，天必特生造时势之大英雄，为斯世斯民，造安乐和平之生活。但无论何等英雄豪杰，独木难支，孤掌不鸣。试问后来之英雄豪杰其知识学问才能是否能比文武周公父子之贤圣？而文武周公尚须渭水访姜尚，吐握礼贤才，而后方能盛治天下。昔之项羽，气盖一时，终因不用范增而败亡，匹夫起家之刘邦，善用张良而成事。今民国以民为主体，尤必於民众之中选拔真人才，民权方有寄托。果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但可以造福国家，亦可保全个人名望，且可留名千载。果能如此，不过一个公心主事，反手之劳耳。”

吴使闻言，深为赞服，就治平之事多方求教。

二月初三，夫子一行回京，吴使亲送车站，对其部下说：“我们大家一同辅助段先生。 ”

夫子知其心中仍想以武力称雄。为使其猛醒，将数日来不曾直言的话，俟机低声对其说出：“你的兵不能打仗。”

语声虽低，对吴使来说如当头一棒，大吃一惊。

夫子又告：“兵不可恃。需明此理。兵对兵，将对将，互有胜负，不足为奇。需先拿点良心政治出来，方可一怒安天下。阁下须知，兵可一用，不可再用。请阁下三月到京会晤，届时将有良策助你。”言后握手告别，登车而去。[3]

然而吴佩孚未遵夫子嘱咐，未在三月去北京拜见夫子。后来段正元回忆说：“前在甲子年，有一怒而安天下之时机，我本想成全他，教他三月内到北平见我，告以办法，届时竟不至。后到八月，伊往山海关督战，自己不来见我，命人问我战事胜败如何？我告以‘此行必败’。我本是当头捧喝，促其醒悟。不料，彼反大怒，以为兵多可恃，遂刚愎自用，愤气不服，结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又说：“……后到北京，请我吃饭。我想，他受如此之挫折，决不至于不知回头，孰料宴会之上，见其言行动作，仍然丝毫未改，且对人表面恭维，内怀傲慢，我当察其神识，如花已谢，枝干枯槁，无复可救。论伊是军阀中之好人，我总想成全他。不意他不作正事，反信乩坛……”[4]

又说：“如吴某，初时，我硬是想助他成功，借水行舟，以救天下之人。无奈他自恃心太甚，骄矜刚愎，以致失败。”在谈起吴使请他吃饭时，说道：“其陪席者，皆是他亲信之人，我想藉此机缘开其茅塞，或可挽救于万一，席间有人问我作过何事，我说曾入山林修过道，明过心见过性。众人甚是惊讶，愿闻详细，他在旁插言他事，喋喋不休，似乎怕我占他上风。将我欲成全他之一腔热血付诸东流。英雄不识我之用意，无怪难以成事也。往昔，我曾批评孔明，既得刘备之知遇，何必以权威压制关张。今方知，对英雄，不如是，不足以驾驭而使其听从驱策也。”

后又叹道：“……其虽是英雄似有扫除东南西北之威力，奈其不知天命，自以为是，虽有爱国爱民之心，而无爱国爱民之学问。诚可叹也。”[5]

夫子对蒋介石说：“尔天命在躬，大权在握，想如何办即如何办。比如一只轮船，尔在掌舵，或东或西，随意行之。但‘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得失关头，不可不慎，亦如船之掌舵人，向平安方向驶则平安，向危险方向驶则危险。你究竟愿意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蒋答：愿意和平解决。

夫子道：“如此甚好，从天象看，现在的气化尚在酝酿之中，要到明年（民国二十年）二、三月份方成定局，在此期间，正好谋为。人力尚可转移。倘若气数已定，则无能为力矣。”

蒋介石问：“天命有变否?”

夫子答：“天命要视人事所为，人事不善，天命自会失去。”

蒋介石一再表示愿和平解决。

夫子道：“你果真愿意和平解决，我送你四个字，保证你圆满解决”。

蒋问哪四个字。

夫子道：“‘谦让和平’，足矣。”

蒋又问具体办法。

夫子道：“只要你真正愿本此四个字去做，修道人一不要官，二不要名，助你成功。”

蒋当即说，请段先生直言教我。

夫子道：“真正谦让和平，事情就好办了。你只需请三次客，通三次电，即可解决。第一次请客你对大家说：‘眼下国事繁浩，自觉精疲力竭，重任难负，请大家另选高明，担负国家民族重担。我个人卸下万斤重担以后，当退隐林泉，追随某人学道，遍游名山陶冶性情以颐养天年。倘若悟道有得，以在野之身，贡献谋略，以尽国民一份子之责。”你如此表示退让，即使平时想夺你地位者 ，反过来会对你表示拥护挽留，这是第一次请客。自然都是高层人物。然后，第二次请客，仍如是说。彼等必更为惊讶，必然竭诚挽留。第三次再请下级。最后通电各省。包你一个月后各方纷纷来电一致拥戴，倾心呼吁，以国事为重，勿萌退志。越谦让越尊贵，至时，乃向大家宣言要改除不良政治。包你一月统一中国、三月协和万邦，一笑而天下平。君自然成英雄中之圣者，流芳万世矣。”

后来一次会晤，夫子与之讲“大学、中庸，他当时全体领受，并倾心敬听，非常悦服。”尔后，并将夫子所讲内容作为他的学问向他的属下宣讲。然而，“谁知谈到精微过拗之处，他神识皆变，承受不起道阳，卒至不能履行，虽因他福命太小，不能流芳万世，亦是人民灾难未满也。” [7]

后来段正元又回忆说：“上年南京要人与我面谈，我对伊讲大学，伊闻后深为佩服，并常转述于人，惟惜福命浅薄，不能承受道阳，空言无补实际耳。”[8]

段正元弟子所著的《大同要义》也有记载：十九年，师尊至上海，某当道请往南京，叩询国事，师尊云：只用“谦让和平”四字心法，不以兵车，一月可以统一中国，三月可以协和万邦。乃某当道元气太薄，承受不起，国家遂渐趋纷乱。次年江西事变，伊亲往征剿。师尊复命某弟子当面告伊言：兹事不易，必须政治有办法，方可解决，若徒恃武力，势将不可收拾。伊曰：“已知段先生是预言家，我们仍照一定办法去做。”卒使西南各省靡烂不堪。[9]

问：欧美发扬道德，以耶稣为宗，上帝为主，中华发扬道德，向来儒释道三教各有宗主，贵社所讲道德，究以何者为宗主耶?

答：教中各分宗主，乃各教圣人因时因人之说法，非大道真谛也，真正大道。无种族国界教派之分，试问释迦发愿普渡，孔子有志大同，耶稣博爱人群，有何界域，有何宗派?故我今所讲实行道德亦与古来大圣人之志愿相同，而不分种族、国界、教派，并不僻诸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三教合源万教归一为宗。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为主。不过诸教之中，惟儒教踏实认真，最尚实行又最能实行。凡能言能行者皆儒也，例如耶教所言仇将恩报，确系神圣的道话。以此存心则可，以此为人处世则行不通，试问，有人打毁教堂，如耶稣弟子不但不向其索取赔偿，反倒报之以恩，则世人可每日以打毁教堂为生计耳。如此，恐天地间无耶稣立足之地矣。可见其言不能行之于天下。而儒教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何等公允，何等普通。无论何人奉行决无弊端。故我供奉孔子，重在能实行也。

问：敢问先生，既以儒教为宗，何亦供奉上帝耶?

答：上帝非耶教所创耳，中华自唐虞三代即有此尊称，如虞舜之“肆类於上帝”，大禹之“昭事上帝”，成汤之“惟皇上帝，”诗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上帝是依，上帝临汝”，武王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孔子云：“郊社之礼，可以事上帝。”孟子云：“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皆是也。特后人数典忘祖，习焉不察，不知“昭为上帝”之真礼，故不觉少见多怪耳。

问：中国、外国皆云上帝，究竟上帝是一是二?

答：同此天地即同此上帝，中外虽分，上帝则一。上帝者肇造天地人物之真主宰也，无论天地之中，天地之外，诸天诸地上帝俱在，固非一物之上帝，实万物之上帝，非一人之上帝，实万人之上帝，非一国一教之上帝，实万国万教之上帝。耶教牧师中，宣言上帝为其独有，未免所见不广也。

问：上帝既为中外人人所共主，何中国佛道二教不言上帝耶?

答：凡是宗教，无有不尊奉上帝者。不过各国宗教名称土音不一，称呼不一，佛家尊奉如来，即是尊奉上帝也。如人称父母，有称爹娘者，有称爸爸妈妈者，称呼不同，实则一也。各教同尊上帝，其理亦然。

问：中国儒释道三教，既是同尊上帝，何以宋代儒学家犹闭佛老，独尊儒教，岂其未明上帝真相欤?

答：万教同归上帝，为有教无类之不二法门，中国儒释道三教，即不啻上帝之精气神三宝，故曰三教同源。但三教中惟儒教能说得出，做得到，可以统括万教，独惜孟子以后，通天地人真儒之道失传，宋儒所学仅能发明孔子之文章，不过得儒教之一端，为善人，为理学，其实真儒之道尚未知之。不明真儒之道者，自不能明白上帝之真相。此所以终身陷入理障，致有以儒而闭佛老之误也。

问：理学道学其有异乎?

答：理学者，圣人之文章，日用伦常之守法，由士希贤之学也。道学者，性与天道一贯之传也。故，道为理之体，理为道之用。明体达用，方知孔门传授心法是三教合源，万教同归上帝之真道也。否则，以理自拘，谨守日用伦常。“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较之“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之大道，则犹升堂而未入室耳。

问：万教既同为上帝之真道，则各教俱当祷告上帝耶? 答：诚然。故孟子云：“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孔子云：“丘之祷久矣”。然祷者在平时不在临时，在存心作事，不在拜跪形式。否则，存心不正，作事不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问：祷告上帝可以赦罪赐福，其理真否?

答：其理甚真，然仍在人之心行何如耳。若人存心作事，谨守本来之真良心，不忘上帝之大仁慈，举凡一切恶念邪心，扫除尽净。诸恶不作，众善奉行。自然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皇天不加悔罪人。《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此之谓也。

问：上帝为天地人物真主宰，万教皆同一上帝，故昭事上帝，即可聿怀多福，然则敬爱上帝之外，是否可以不敬天地与圣贤仙佛，祖宗父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