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最早出自於《礼记‧大学》：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其後到宋代，理學家們如二程、朱熹等人，進一步闡發這個意理，視“格物致知”為求學做人的重要功夫。

程颐讲：“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朱熹讲：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五章》

”理“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所以格物致知的目的是要还原出具体事物之理，也就是“即物而穷理“。

然而，宋明儒学另一分支陸王心學对“致知”提出不同看法。

宋代陆九渊曾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过于“支离破碎”。

明朝王阳明在《大学问》写道：“『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明代羅欽順認為，“格物”就是人們對於外界事物的認識，是以“學問為主，而思辨輔之”。“致知”，就是人們進行思辨的理性活動，以“思辨為主，而學問輔之”。如果沒有格物，不接觸外界事物，就會使認識陷入空想，沒有致知，就會被各種事物的現象所迷惑，因而兩者必須相濟。

晚明文人熊明遇（1579年生）在《格致草》中記：“儒者志大學，則言必首格物致知矣“ 也就是說儒學者談論研究和增加知識的重要性。但是他借用中庸之道裡的”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來批判當時的知識空缺和碎片性。最後他提倡對天地萬物的細緻觀察，以一件一件地理解每個事物為何是目前狀態，為何不是其他狀態：”一一音當然之像，求其所以然之故，以明其不得不然之理。“

根据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的记载，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体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种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２，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2]

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则认为，朱子格物致知的重點在於從具體特殊的情境中找出因應之善道。此說有其值得闡述之義蘊，同時足以顯出朱子實事求是、漸習漸明的工夫理論之特色。[3]

明末劉宗周說：“格物之說，古今聚訟有七十二家！” 自从宋代儒士将《大学》从《礼记》独立出来后，“格物致知”的真正意蕴也逐渐成为颇具争议的议题。

当今社会主流的“格物致知”的解释是依托于南宋朱熹的观点之上，主张“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感知道理。

争议主要在于对“致知”的解释。朱熹所谓的“知”是知性，包含智慧与知识；而现代流行观点的“知”在大多数情况下专指知识。这种区别可能是受唯物论盛行的影响，在思维演化中形成的。[4]

儒學家周善甫先生《大道之行·格物議》認為：

“格物”的本義既不是漢代大儒鄭玄所注的：“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也不是北宋名儒程頤以“窮理”所作的牽強附會，認為“天下之物皆能窮（徹底弄清），只是一理”，當然也不是南宋巨儒朱熹為四書做“集注”，竊取程子之意補著傳文第五章所解釋的“即物求理”。明代大儒王守仁因為按此解釋面對竹子靜靜地“格”了七天七夜（據說七天七夜不吃不喝面對竹子發呆），也沒有弄明白竹子之理究竟是什么，故而放棄此說，主張“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于是以“心”代物，回歸了主觀唯心主義的“理學”，且愈說愈玄奧離奇。

語言學家周有光在《華夏文化的光環和陰影》中談及格物致知和科學的關係：

格物致知”沒有發展成為科學；“民本思想”沒有發展成為民主。科學和民主是西歐脫離中世紀進入現代的關口。跟西歐相反，華夏文化吸收佛教的出世思想從儒學的入世哲學變成理學的“準出世”哲學，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不幸進入了誤區。[5]

[在维基数据编辑]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致知部》，出自陈梦雷《古今圖書集成》

• 朱熹格物致知论 任守愈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格物致知 邱韻如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