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贵惇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先兴府延河縣（今太平省興河縣）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親黎仲庶（黎富庶）為進士，任職刑部尚書，受封侯爵。黎貴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歲能作賦策，十一歲讀完宋元史，日賦十篇，有「神童」之名[1]。至十四歲已習讀四書五經、史籍傳記，旁及諸子百家，以至「無書不讀、人以宿儒稱之。」[2]。十八歲鄉試中解元，二十七歲登進士第，取為榜眼。「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3]。

1753年，黎貴惇被授翰林院侍書，後任侍講。雖他頗受黎顯宗器重，但卻未得到掌握實權的鄭主鄭楹的青睞。黎貴惇也曾因協贊軍務攻剿黃公質義軍有功和諳曉兵番（管理軍事的機構[4]）典例，得到過鄭楹嘉獎，但其多任閑職，或入翰林院、秘書閣、國史館，或監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

1754年，因建議改革，建立法制，被讒言中傷，辭官。

1765年，黎貴惇辭官歸鄉，杜門著書，講學授徒[5]。

黎貴惇頗受靖都王鄭森賞識，1775年前其官職屢有升遷，曾出任陪訟（地位相當於副宰相[6]）。他先被起復為侍書，後因討平黎維義軍有功，遷副都御史。1769年由穎城伯晉封為侯。1770年，黎貴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戶口，查補軍項，返京後進呈清化民所送賂銀百余鎰，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貴惇與宦官范輝锭過往甚密，1773年，鄭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訟，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輝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棕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棕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越南语：／）。

《黎貴惇全集》（1977、1978，社會科學出版社）。《撫邊雜錄》、《見聞小錄》、《大越通史》

与中国类似的，越南传统的士大夫将「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立言」这方面，黎贵惇则可以被视为越南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越南封建时期，没有任何人如黎贵惇那样著述丰富，著书立说犹如他的人生目的[7]。黎贵惇在他30岁之前，已经撰写了《群書考辨》、《圣谟贤范》等书籍，晚年著成《抚边杂录》。其著作一共约有50部[8]，现代越南学者考证确定的著作有14部。著作的内容涉及哲学、史学、天文、地理等诸多方面。

在可確定的黎貴惇的14部著作中，有7部與哲學有關。另外的一些哲學著作如：《金剛經注解》、《道德經演說》、《存心錄》、《太乙卦運》等極有可能也是他的著作。由于黎貴惇在著作大多以抄本流傳，關于其著作的成書年代、卷次內容、抄錄傳藏等方面不少需要考定的地方。黎貴惇的一些著作中的不少內容為編輯校訂、抄錄轉述、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也是黎貴惇學術研究的一個特點。他的哲學和史學著作多為先賢語錄、經典所載內容和其他資料的分類抄錄編輯，正如其自云：「據紙上文字，采諸傳記說話事跡，標指眼目，略加概括，即可成帙」。

下面将列出的是黎贵惇的部分著作：

• 哲学类：
  • 《芸臺類語》。九卷。
  • 《群書考辨》。二卷。
  • 《聖謨賢範》。又作《聖謨賢範錄》。十二卷。
  • 《見聞小錄》。十二卷。
  • 《陰騭文注》。二卷。
  • 《書經衍義》。三卷。
  • 《四書約解》。由漢喃文著成。
• 史學類：
  • 《黎朝通史》
  • 《北使通錄》
• 文學類：
  • 《全越詩錄》
  • 《桂堂詩集》

黎贵惇著述豐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他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其自云：

其次，黎貴惇多次供職于史館，又曾於鄭王府任要職，得以接觸和利用很多文史資料。有人認為他為了寫作《群書考辨》，曾「讀遍十八世紀所能見到的各種漢文典籍」[9]。

再次，黎貴惇治學嚴謹、勤於閱讀、抄錄，平時讀書所得，均隨筆記之，并分類收藏。其仕途坎坷，失意之余則閉門謝客著書立說，幾次仕途起落也使他有了收集材料著書的時間。

根據史料，黎貴惇有三次短暫的講學經歷。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間，他辭官在家，講學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順化的六個月中，曾經視察學宮，并與「諸生講學論文」，鼓勵上進，「諸生就學數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協鎮撫期間，因為政事不多，當地人常來問學，「乃廣開 學社，學者數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復回朝任職。除此以外，黎貴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隨的生徒。《皇越詩選》的編著者人侍行參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1760年至1762年間，黎貴惇被選為如清歲貢副使，與正使陳輝宓等人出使中國。在中國期間，除修貢外，黎貴敦在京城參觀了文廟，歷覽山川，詢訪治體，「觀上國政治如何、人物如何。」[10]，其亦與中國官員和其他國家使節團交往頗多，唱酬應答，詩書相贈，一些較有名的詩文如下：

在中国的两年间，黎贵惇将其所著《群书考辩》、《聖謨賢範》赠与清朝伴官秦朝釪，广西提督学政朱佩莲评阅，并就有关哲学、史地等问题与他们交流探讨，还在京城与朝鲜使臣鴻啟禧进行了交流。回国之前，黎贵惇采集了一批书籍准备带回越南。有些书籍因违禁令，在返回途中被广西的官员查缴，购书的花费由中国地方官员支付。黎贵惇一行被查收的书籍包括：《渊鉴类涵》（後发还）、《智囊》、《千古奇文》、《神相全书》、《古今治平略》、《紫微斗数》、《封神演义》、《梅花易数》、《说铃》、《击壤集》、《贪欢报》、《山海经》、《大清律》等数十种。黎贵惇对《渊鉴类涵》一书非常重视，专门呈文请求发还。他认为「此书内纂时类诗文、人伦臣道」，可以「广同文之化」[11]。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後黎朝的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內外臣民凌戾乖爭之氣」，正人心，維風俗。但其主張當時并未被采納。1767年，靖王鄭森執政後，黎貴惇又屢有上疏諫言，頗受重視，1771年，黎貴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權力、某些官職的選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數等方面提出改進措施，表陳四事，鄭森「皆以為然、即令行之[17]」。

另外，黎貴惇還主張減輕刑罰、蠲免錢糧，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順化協鎮撫後，提出治理順化的首要任務在於「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18]」，顯示出其「民本」的意識。

• 黎贵惇普通中学（），胡志明市
• 黎贵惇技术大学（），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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