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顯榮

1884年，十九歲的辜顯榮前往臺北城當苦力、轎夫，從事南北貨生意，後來開設嘉成、嘉益兩個堂號，與上海、福州、南京等各大商埠進行貿易。1888年，辜顯榮助清廷平定施九緞之亂、招撫良民有功，獲賞五品軍功。

由於資性慧敏，能幹又具膽識，經商有成，1891年辜顯榮娶鹿港街的陳笑為妻，家庭圓滿和樂，從那時起，他移居臺北，在臺北城開設雜貨店「瑞昌成號」，除了糖之外也開始兼賣煤炭，往來於福州、上海等地經營貿易。甲午戰爭時曾與南洋大臣張之洞簽訂供煤合約。

1895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依照《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與周邊島嶼割讓給日本，1895年5月8日起條約生效，當時大多數仕紳均不願接受日本統治，共議推動獨立建國。5月23日，時任臺灣巡撫承宣佈政使的唐景崧及丘逢甲、陳季同等人以「全臺紳民」名義，在臺北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25日宣告臺灣民主國成立。5月29日，日軍接收人員與部隊於澳底（今新北市貢寮）登陸，順利攻佔瑞芳、基隆，台灣民主國不敵日軍，根據史料記載，其時台北城內亂兵、遊民伺機四出騷擾劫掠。接著日軍整軍準備進攻台北城，此時台北城因首任大總統唐景崧逃亡廈門，城內毫無秩序混亂不堪。6月6日，艋舺士紳李秉鈞、吳聯元、劉延玉、陳舜臣等人，前往大稻埕與李春生商議，共擬請日軍進兵臺北以維秩序的「嘆願書」（請願書），可是當時沒有人敢前去遞送，於是當時經營「瑞昌成」號的辜顯榮等人自告奮勇赴基隆送請願書，由日本政府所派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接見並收下請願書。[2]當時日方不明臺北情況，懷疑辜顯榮為間諜，不敢冒進，隨後美國《紐約先驅報》記者戴維森（James W. Davidson）、英商湯姆遜（Thomson）及德商奧利（Ohly）到水返腳（今汐止）日軍紮營處，表明代表臺北外僑請日軍開赴臺北城，日軍於6月11日進入台北城。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臺北舉行「始政典禮」，開啟日本在臺灣長達半世紀的統治。

同年8月，辜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剿殺抗日台灣人民有功，以台灣紳士的名義，跟水野遵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榮。隔年辜被任命為「臺北保甲總局」局長兼團長。保甲總局，於保甲內實施連坐法並組織壯丁團，協助管理台民以及對付抗日軍。

臺灣史學者王世慶根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指出：「日後辜氏帶領日軍南下攻城之舉，臺人死傷甚多，這是世人不能諒解辜氏之處。」《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亦顯示1920年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辜顯榮亦站在臺灣總督府立場，打擊臺灣反日運動。[3][4]

辜顯榮因協助日本軍隊進入台北城，得到日本軍方信任，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辜因庇護一位參與反亂的臺灣人而被日本人關押於監獄達59天，後獲免起訴出獄。台灣總督府又對辜的言行不滿而對他經營的生意展開「詢查」，使辜在台的事業發展受到影響。直到1898年2月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日本政府改變殖民策略，對臺灣民眾的抵抗採取軟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因居間協調「有功」，才又開始真正飛黃騰達。

1898年，他被任命為台灣總督府事務總顧問，同時也是台中知事的顧問。後來招降柯鐵，於1899年再任台北保良局局長。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辜顯榮率領12艘戎克船，在鵝鑾鼻和菲律賓間的呂宋海峽、台灣和福建之間的台灣海峽巡視偵察。1906年，辜因日俄戰爭功勞，獲得日本敘勳五等授雙光旭日章。1909年，被選為臺中廳參事。

1895年總督府頒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所有樟腦業者必須提出申請審核，辜顯榮為全台通過審核者37人中之一，1897年辜顯榮收購大和行其他股東股份，取得樟腦製造許可證獨資經營大和行，從事樟腦的製造與販售事業，而為了樟腦的運輸也購置了多艘船舶。1899年總督兒玉源太郎依據六三法令，將原本可自由買賣的鹽宣佈改為專賣，同時成立鹽務總館指定辜顯榮為鹽務總館組合長，辜顯榮同時取得臺灣總督府所給的樟腦和鹽等專賣特權，奠定辜家富裕的經濟基礎。

在土地開發方面，1900年辜顯榮設立「牛埔厝大豐館開墾事務所」，隨後在二林、鹿港開墾荒地1500公頃，並建立灌溉設施。同時在臺中、虎尾購置大量地產進行開發。

1900年，任全臺官賣鹽商組合長。此年日本三井成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辜顯榮即參與投資，而後更於1920年獨資創設大和製糖株式會社，辜顯榮從早年小型糖業經營，到此時已是富甲一方。1909年11月16日，辜取得鴉片煙膏經銷權[5]。1914年，取得台中菸草專賣權。

1923年林獻堂為首所領導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蓬勃發展，時年7月辜顯榮在台中公會堂演講「時事談」稱：「台灣今日之設施，非常發達；假使二十年前，哪有這公會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穩啦。所以凡事不可錯辨為第一。今日二十八年整頓如此江山，比較支那，民國至今十二年還不息兵亂；這樣事由，良心可以忘記嗎？其次，就是我對警察官的意見。警官之中，難免有無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無視他們；他們是有資格，不可與他爭辯了。」[6]11月8日，辜顯榮與知日派商人板橋林家林熊徵等人組織「台灣公益會」，協助台灣總督府壓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民權運動。1924年召開「有力者大會」，在東京各大報紙及《台灣日日新報》發表聲明書，稱林獻堂等人領導的議會請願運動並非台灣人的真正意願。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治警事件時，曾讚賞他是「顏智」（印度聖雄甘地的台語音譯）。

前述種種親日之作為，辜顯榮因此被台灣文人批為「民賊」。[7] 當時曾有一首流行於台北艋舺的酒場間的歌：“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舊親情。”[8]台南詩人謝星樓就曾寫一首詩諷刺：「辜顯榮比顏智，蕃薯籤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辜顯榮過去以糖業起家，他於1902年起陸續在二林、鹿港等地強奪民地闢為蔗田，並投資30萬元設立4個改良場，同時在鹿港設立製糖機械工廠，後來增加到18個工廠，每個工廠年產量在80至120噸之間，為辜家賺進巨大財富。但日本三井、三菱、鈴木等日本大企業也先後進入臺灣爭取利益，使臺灣人經營的本地企業難以生存與發展，辜顯榮便將多個糖廠轉售給大日本製糖公司。但辜顯榮並未放棄此一領域，1920年，他投資500萬元創辦大和制糖株式會社，自任社長。但次年該會社又被日本明治制糖株式會社吞併，辜顯榮僅為會社的監察人。

1922年2月，辜顯榮創辦大豐拓殖株式會社，從事土地開墾、造林、紅糖製造及米麵、肥料的貿易業務，次年任臺灣紅糖協會名譽理事長，從此「大和」與「大豐」成為辜家事業的兩大支柱。

1925年到1935年，辜顯榮在高雄、屏東開墾鳳梨園達230多公頃，其間於1929年在屏東街內建立鳳梨製罐工廠。當時，臺灣此類工廠達到80餘家。1931年，辜出面組成「臺灣鳳梨罐頭共同販賣株式會社」，自任社長。

辜顯榮還建立了許多其他企業，例如高砂鐵工所（1917年）、臺灣漁業（1919年）、大豐精米工廠（1922年）及從事銷往中國木材的集大木材商行（1920年）等。辜家擁有如此眾多事業，自家人已不足用，辜顯榮便大量起用專業人才，以確保企業的經營活力。

辜顯榮在文化事業方面也有著墨。1915年，辜顯榮與台灣中部士紳林烈堂、林熊徵、林獻堂、蔡蓮舫等人創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今臺中第一高級中學之前身），這也是日治時期全台第一所專為台灣本島人學生所設立的學校，為當時爭取教育平等權的象徵。1919年，辜買下日本內地人經營的淡水舞台，改名為台灣新舞台，專門請上海班[9]、京班[10]、福州班的戲班子來演戲。

1930年代的辜顯榮（中），左為林熊徵，右藍高川

辜顯榮曾獲得大正天皇的邀請在苑聚會（春天有「觀櫻會」，秋天有「觀菊會」），與林熊徵和藍高川同受天皇敘勳，合稱當時的台灣三巨頭。

辜顯榮與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等要人均多有接觸。在1933年的閩變中，李濟深等人密謀請求駐臺日軍支援，蔣介石知悉後，派李澤一與他商計，他因此遊説臺灣軍司令松井石根不要出兵，使蔣介石順利擊敗叛軍，獲蔣介石褒揚。[11][12]

1934年，辜顯榮的人生達到巔峰，獲昭和天皇敕選為貴族院議員，為台籍第一人[13]，座位被安排在面對天皇的席位。

辜顯榮曾資助重建臺北孔子廟。原本清代臺北城內建有孔子廟，1907年台灣總督府以市區改正（都市計劃）為由將此官方孔廟拆除。直到1925年，辜顯榮、陳培根、黃贊均、吳昌才、洪以南、謝汝銓、黃純青、陳天來、李聲元等多位士紳，為重建孔子廟而組織成崇聖會，推選辜顯榮為議長，於大龍峒現址重建孔廟，歷經三年於1928年完工。

1937年，辜顯榮赴東京出席貴族院臨時會議時，因狹心症宿疾病逝於東京世田谷宅邸，享壽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