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 (英国)

19世纪后期，数量日增的城市无产阶级和甫获得参政权的男性工人阶级，迫切需要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2]一些工会运动分子始兴趣于进入政坛，在1867年和1885年参政权两次扩展后，自由党接纳了一批由工会赞助的候选人。在此期间，还有几个小型的社会主义团体成立起来，旨在将这一运动与政治政策产生联系。其中主要的是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知识分子中产阶级费边社和苏格兰工党。

与此同时，英国的社会主义在地方政治中取得进展。1889年费边社和自由党组成的“进步”党在伦敦郡议会举行的首次选举中取得多数。这个有社会主义者发挥重要影响力的郡议会贯彻了公有化计划，建立了英格兰的首批社会住房，增加了消防队等服务项目的开支，[3] 增设了公园和公共浴场，改善了伦敦的下水道系统，道路被拓宽，连接多格斯岛和格林威治的黑墙隧道于1897年投入使用。[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积极参与社会政策的妇女劳动联盟在肯辛顿建立了儿童福利诊所。[5]

1892年，独立工党党员弗雷德·乔维特成为被选入布拉德福德市议会的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几个月后，乔维特在该市成立了独立工党的地方党部。作为贝德福德市议会议员，乔维特负责拟定了最终由地方当局采纳的几项重要改革。1904年，布拉德福德成为英国首个由学校免费供餐的地方当局，该市部分贫民窟地区获得拆除重建。他也支持《1834年济贫法》，并在成为济贫法监护人委员会委员后致力于改善布拉德福德市济贫工厂里儿童食品的质量。

1898年，西汉姆自治市议会成为有史以来首个独立工党控制的议会。[6]新当局开展了一项扩大市政工作队伍并将其直接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的计划，以改善工作保障、条件和待遇。[7]为市当局雇员提供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及两周的年假。虽然两年后该市议会易主，但两年间取得的成果证明了独立工党在市一级推动改革的有效性。[8]

在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名28位候选人，但只赢得了44,325张选票。该党领袖凯尔·哈迪认为，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成功，有必要与其他左派团体联合起来。

工党建党领袖凯尔·哈迪

19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工会的诉讼案件，使工会的合法权利受到了威胁，它迫切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而社会主义团体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工会的支持，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以，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尚存在着分歧，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1899年，一位来自唐卡斯特的铁路从业者协会会员Thomas R. Steels在该协会的地方分会上提议由工会大会召集一次特别会议，将所有左翼组织整合为一个赞助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机构。这个动议通过了工会大会的所有流程，拟议的会议于1900年2月26日到27日在Farringdon街公理会纪念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种工人阶级和左派组织的工会 - 工会代表的约三分之一成员为工会大会委派。[9]

经过辩论后，129位代表通过了凯尔·哈迪的议案，该议案称“国会内应有一个独特的、有自己的党鞭、并能就其政策达成一致的工党党团，它必须拥有随时准备与目前能致力于促进劳工利益立法的任何一党派合作的意愿。”新组织使用了“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名称，其性质主要还是一个竞选联盟，目的是将工会分子和能代表劳工阶级的候选人选进国会。[10]新组织的领袖非其人则缺，来自独立工党的被提名人拉姆齐·麦克唐纳当选为党书记。新书记的首个艰难任务就是组织的团结。1900年10月的“战时大选”来得太快，以致新党难以有效地组织竞选；选举总经费只有33英镑。[11]只有15位候选人获得赞助，其中两人获得成功；凯尔·哈迪在梅瑟蒂德菲尔当选，理查德·贝尔在德比当选。[12]

1901年的《塔夫谷铁路公司案》中—这是罢工者与一家铁路公司之间的纠纷，工会被命令为罢工支付23,000英镑的赔偿金—罢工者受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帮助。由于雇主可以从工会收回失去的工作成本，判决实际上使罢工非法。阿瑟·贝尔福领导下的保守党政府对工商业界（传统上是自由党的盟友反对保守党的土地利益）的明显默许，愈发使劳工代表委员会反对一个似乎很少关心产业工人及其问题的政府。[13]

建党之初工党在Farringdon街14号Caroone大厦总部的牌匾

在1906年大选中，劳工代表委员会赢得了29个席位，这得益于拉姆齐·麦克唐纳和自由党党鞭长赫伯特·格莱斯顿之间的1903年秘密协议，即工党通过在大选中支持自由党，来换取自由党在选举中的支持，避免劳工和自由党候选人之间的分票，以便能将保守党现任议员击败。[14]自由党人迫切希望减少保守党的议席，并列出30个目标选区，在这些选区，自由党不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并允许劳工代表委员会无偿使用自己的政策纲领，换取后者共同反对保守党。最终委员会在这30个选区中赢得25个。

1906年2月15日，即大选后委员会的第一次集会上，决定正式改名为“工党”。凯尔·哈迪在党成立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当选为国会工党主席（实际上的党领袖），虽然经过多轮投票后只比戴维·沙克尔顿多得一票。工党在成立的初期，独立工党提供了大量活动资源，因为1918年之前党还不接纳个人党员。费边社为党提供了智力支持。新自由党政府的首件大事就是扭转了《塔夫谷案》的结果，[12] 同时工党议员鼓励和支持渐进措施，如《1906年工人赔偿法令》、《1908年矿业管理法令》、[15]《1908年长者年金法令》，并在公立学校进行强制医学检查。[16]1906年，工党在新议会取得了首次立法成功，工党议员、曾任职于布拉德福德市议会的弗雷德·乔维特提出的一项法案成为了《1906年教育(供餐)法令》。[17]工党在自由福利改革方面的影响力是大选前建立的非正式的劳工 - 自由党联盟的结果。1908年，工党帮助H·H·阿斯奎斯政府通过英国首部养老金法律，1910年大选，两党扩大合作，《1911年国家保险法令》提供了健康和失业保险。[18]

由于力量相对弱小，工党在很多方面必须与自由党合作；而自由党出于竞选需要，也希望工党的支持。在当时情况下，工党在政治上只能受制于自由党，在一些重大议题上不得不作出违背初衷的表态，使工党的处境十分尴尬。此外，由于工党缺乏议会斗争经验和管理政务能力，一时还提不出能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以及工党内部不够团结等因素，使新生的工党在英国政坛上的前途并不十分明朗。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工党的突破，自由党实力锐减，工党成为仅次于保守党第二大党。历史学家Andrew Thorpe认为“工党得以迅速崛起得益于战争期间各党派保持着基本的团结。”[21]战前，工党秉持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战争的论调。然而，德国入侵比利时和党员汹涌的主战浪潮使战争在英国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拉姆齐·麦克唐纳继续反对这场战争，但他很快就辞去党领袖职务，强烈主张打垮德国的阿瑟·亨德森取而代之。1915年，亨德森被邀请加入阿斯奎斯的战时政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兼任首相劳务问题顾问，这是工党党员首次入阁。阿斯奎斯希望以此换取工会的合作来大幅提高军火生产。同时加入政府的还有前工党党鞭长乔治·罗伯茨和威廉·布鲁斯。1916年大卫·劳合·乔治取代阿斯奎斯任首相，更多工党要员得以进入政府任职，[22]亨德森更升入战时内阁，前工程师乔治·巴恩斯任养老金大臣，前煤矿工人约翰·霍奇任劳工大臣。罗伯茨、布鲁斯和另一工党议员詹姆斯·帕克任次官级职务。[23]

尽管工党内主流意见是主战的，但独立工党却组织了反征兵联盟，工党另一附属组织不列颠社会党则发动了罢工来表明其反战立场。1917年8月亨德森辞去内阁职务，因其关于战争国际会议的提议被其他内阁成员否决。总的来说，英国的各种工党组织是支持战争的，而不像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道们那样。[24]

一战期间，工党在服务于政府内外的同时，能够影响一些社会政策的渐进发展。当时90％的住房属于私人房东，在战时价格不断上涨（有时是为了暴利）的情况下，房东还试图增加租金。这导致了1915年发生了一系列的自发性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常常由当地的工党组织来协调，例如在格拉斯哥，独立工党发挥了主导作用。这迫使政府通过立法，以战前水平确定战时的房屋租金。这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工党成为保卫工人阶级住房利益的政党，而非其政敌，同时也帮助工党将其视野由工会问题一隅扩展到地方事务上，更直接吸引了女性选民。此外，还如历史学家安德鲁·索普所说：“通过国家行为来控制市场行为对弱势工人阶级的影响。”[12]

工党还争取“份额公平”，打击暴利和无限制的市场行为，并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取得一些进展。工党努力对发战争财等行为进行高额征税，同时引入定量配给和其他管控措施，并于1917年起通过在食品部任职的约翰·克莱恩斯实行了价格控制措施，以稳定食品价格，而官方配给制在1918年初开始实施，确保实现“公平竞争”。1915年还引入了超额利润税，到1917年时上调至高达80％，而工党的功劳簿上还记录了1916年战时紧急状态工人全国委员会（War Emergency Workers' National Committee）发起的“征收财富”运动。[25]

由于“公平竞争”是英国激进主义的伟大传统之一，工党在这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可以大大提高工党的总体信誉。

——安德鲁·索普[12]

工党各位大臣的战时经历使他们对于党利用国家机构实现社会变革的能力更加自信，并激励其抵制地方上的苏维埃运动和初出茅庐的英国共产党呼吁的“直接行动”政策。[8]工党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也进入了工党的决策层，为工党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增添了活力。然而，在1918年工党年会上，颁布了工党历史上第一个党章，其第四条日后将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该条款由西德尼·韦伯在一年前起草，呼吁“确保生产工具，分销渠道和交易媒介均为共同拥有”。

战后的选举反映了工党地方活动基础和组织的增长，合作社运动在战后向劳工与合作党提供资源。该党后来与工党达成选举协议。1921-1923年工党禁止与大不列颠共产党合作。[26]与此同时，自由党迅速衰落，发生了灾难性的分裂，使工党能够夺取大部分自由党的支持者。

随着自由党的混乱，工党在1922年赢得了142个席位，成为下议院第二大政治集团，并且成为保守党政府的官方反对党，理论上工党已具有了执政的可能性。大选后，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的拉姆齐·麦克唐纳成为党的第一位正式领袖。

在地方，工党不断取得进展。1919年，约翰·亚当斯领导的坎伯兰郡阿莱克顿和弗里京顿区议会议员选举大获成功。成为英格兰首个完全由工党议员组成的议会。

1923年大选结果出现悬浮议会：自由党获得159席；工党获得191席，不及下院议席数的三分之一，但仍超过自由党；而保守党坚持关税壁垒，致使其失去了90个议席，议员人数降到258人，虽然为下院中最大的党，但已不再拥有过半的多数了。人们呼唤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府。1924年1月，在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支持下，工党成立了第一届工党政府。

由于政府不得不依靠自由党的支持，因此无法在下议院通过任何可论证的社会主义立法。工党政府最大政绩是通过了《惠特利住房法令》，该法计划为工薪阶层家庭提供50万套住房。

九个月后政府就崩溃了，因为自由党投票支持专责委员会对《坎贝尔案》进行调查，麦克唐纳首相宣布这次表决是信任投票。在1924年10月8日举行的两次投票中麦克唐纳政府均以160多票的大幅劣势失败，为有史以来政府一方在国会表决中遭遇的最大失败，其记录直到2019年才由特蕾莎·梅政府打破。[27]坎贝尔案是一名名为J·R·坎贝尔的亲共产主义记者发表一封对军队进行挑衅的公开信而被工党政府总检察长以煽动叛乱罪起诉的案件，工党政府因其后座议员的反对而撤诉，但自由党和保守党则主张调查。

在接下来的大选投票前四天，季诺维也夫的信件被《每日邮报》披露，这使得工党卷入在英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阴谋。保守党重新掌权；尽管工党的得票率从30.7％上升到33.3%，但议席却下降了40席；自由党损失最大，大部分席位均为保守党所夺。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季诺维也夫的信件系伪造。[28]

新的保守党政府在首相斯坦利·鲍德温领导下对1926年大罢工采取决定性措施，通过避免暴力和发动中产阶级罢工破坏者使大罢工在9天时间内结束。拉姆齐·麦克唐纳延续了其反对包括总罢工在内的罢工行动的政策，而认为实现社会改革的最佳方式是通过选票表达。[29][30]工党对媒体深感不信任，并在由敌对媒体主导的舆论战场上频频失利。在总结吸取了教训后，工党转而采用了有意识地媒体参与政策，特别是与英国广播公司的合作，从长远来看，这已被证明是成功的。[31]

1929年大选。工党赢得287席，得票率37.1％（实际上略低于保守党），第一次成为下院多数党，虽然还不是绝对多数。然而，麦克唐纳仍然需依靠自由党的支持来组建少数派政府。麦克唐纳政府延揽了英国第一位女性内阁大臣——劳工大臣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32]

第二次麦克唐纳政府在议会中的地位比其第一次政府更稳固，并在1930年通过了修订版的《长者退休金法令》，一部更为慷慨的《失业保险法令》，以及一部改善煤炭行业工资和条件的法令（即针对总罢工背后的问题）。例如，根据《1930年煤矿法令》，建立了产出和价格监管的市场营销方案，同时设置一个独立委员会来统一地促进该方案。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被定为一年，同时增加和改善了矿工安全保障措施。而《1929年养老金法令》则向超过50万以前被排除在养老金制度之外的儿童、老人和寡妇提供养老金。[33]

不幸的是，工党政府上台不久就爆发了华尔街股灾和世界经济大萧条，重创了英国经济。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失业人数激增，截至1930年底，失业率翻了一番，达到了250多万人。[34]

工党政府努力应对并试图调和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实现预算平衡以维持英镑的金本位；同时也努力维持对穷人和失业者的援助。所有这些目标都要面临税收收入下降的挑战。政府内部在是否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和提高税收上存在严重分歧，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反对引入赤字性开支。[35]

专管失业问题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相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1930年1月发表《莫斯利备忘录》，呼吁公众控制进口和银行业，并增加养老金以提高消费能力。但这种呼吁一再被拒绝。莫斯利遂于1931年2月辞去政府职务并退出工党，另行组建新党（New Party），后改组为不列颠法西斯联盟，他在意大利转变法西斯主义者。[36]

情况到1931年时进一步恶化。在工党的自由党盟友以及担心预算失衡的反对党保守党压力下，工党政府任命了一个由金融专家、保诚保险公司秘书乔治·梅爵士领导的委员会来审查公共财政状况。1931年7月该委员会发表《梅报告》，敦促公共部门减薪和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减少失业者补贴），以避免预算赤字。[37]

这项建议在工党基层和工会中非常不受欢迎，工会和几位政府大臣一起拒绝支持任何此类措施。外交大臣阿瑟·亨德森和内政大臣J·R·克莱恩斯等几位高级大臣宁以辞职相威胁也不愿同意裁员减薪。[12]然而，麦克唐纳首相和菲利普·斯诺登坚持认为，必须采纳报告的建议，以避免产生预算赤字。

关于支出和减薪的争议分裂了工党政府；事实证明这对工党来说是致命的。内阁多次未能就削减支出或增加关税达成一致。由此产生的政治僵局导致投资者感到恐慌，资本和黄金价格的飞涨使经济形式进一步恶化。为应对这种局面，麦克唐纳在国王乔治五世的敦促下与保守党和一部分自由党组建了国民政府。1931年8月24日，麦克唐纳提交了大臣们的辞职信，并带领少数高级同事，特别是斯诺登和自治领大臣J·H· 托马斯，与其他政党组成新政府。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开除出党，麦克唐纳遂组建国民工党。工党出现了大分裂。由亚瑟·亨德森领导的工党以及未参加政府的自由党成为反对党。[38]由此导致的1931年大选中国民政府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对工党来说则是一场灾难，工党仅获得52个席位，比1929年少225个席位。[39]

麦克唐纳一直担任由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首相到1935年。他的行为被工党视为背叛而遭到后者强烈谴责，工党将他称为“叛徒”和“老鼠”。[40]

1930年代初，工党开始左倾。在1932年党的年会上，社会主义医学协会会员萨默维尔·黑斯廷斯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该案要求建立国家卫生服务。1934年，社会主义医学协会会员草拟的关于国家卫生服务的官方文件由年会一致通过。[42]同年工党还通过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计划，计划主要内容为将土地、银行、煤炭、钢铁、运输、电力和供水国有化，并建立国家投资委员会以规划工业发展。[12]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抨击该计划，他认为和平而民主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反对派会诉诸暴力，工党必须做好准备。[43]工党这种有其思想根源的对于国有化的执着，不仅让有产者充满敌意，而且普通国民也对这种“社会主义”是否符合英国国情心存疑虑。因此在整个30年代，工党基本上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反对它的人不支持它，应该支持它的人也不准备支持它。

工党的经济问题政策思路一直未能创新。“计划”、“国有化”等词汇只是流于空喊，工党首席经济事务发言人休·道尔顿承诺要将英国打造成新耶路撒冷，即使超出经济能力。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回避经济议题。相形之下，自由党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倡议则详尽的多，这应首先归功于梅纳德·凯恩斯和威廉·贝弗里奇等经济学家。当工党于1945年上台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关于如何进行国有化的可行方案。也没有重视专家们对煤炭短缺发出的警告。艾德礼和他的追随者们根据战时经验制定了战后政策。[44][45]

1930年代，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兰斯伯里与大多数党员之间在外交政策上公开分歧，主要表现在兰斯伯里反对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当时称为阿比西尼亚[46]）实施制裁，结果兰斯伯里辞职。[47]工党副领袖艾德礼继任领袖，凭着运气，他逆转了工党的颓势实现复兴，1935年大选赢得154个席位，38％的得票率是工党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最好成绩。温和、平易、谦虚的艾德礼最初被视为弱势的过渡领袖。然而，他的实用主义、信息灵通和协调能力使其在幕后谈判和施展政治手腕上非常有效。艾德礼成为工党任职时间最久和最成功的领袖。[48]

西班牙内战中的1936-38年，极左翼集结在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中对抗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胁。西班牙国内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分子失势。[49]工党也转向支持重整军备。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内斯特·贝文和休·道尔顿的努力，他们在1937年也说服该党反对保守党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50]

在大萧条结束、失业率下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虽然工党赢得了一系列补选，但其实力仍未完全恢复，还是相对弱小的一个政党。

工党在威尔士也实力不俗，1935年大选中，它赢得了35个席位中的8个席位。社会立法（包括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工党执政地方当局往往有超前规划和慷慨投入。在工党势力强大的南威尔士，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比威尔士其他地区有更好的成果，尽管当局本身并不宽裕。例如：格拉摩根、卡马森郡和蒙茅斯郡的部分地区提供免费的学校餐，而在北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这种服务则是特殊的，雷克瑟姆例外。在工党执政的当局中，中学文凭的重要性被明显加强。在威尔士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以工党为主导的地方议会不仅成功地增发中学文凭（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也如此），而且也努力减免学费，甚少顾虑支付能力。1932年，有大约60%的威尔士中学免学费，这一数字远高于英格兰。[53]在朗德，工党执政的地方当局为贫困家庭儿童引入改善措施，例如免费牛奶，这有助于抵消大萧条的一些最严重影响。在斯旺西，城市居民房屋获得政府补助金资助，救济金申领审查相对人性化，并开设了托儿所。[16]

工党在地方政治上的最大突破当属1934年攻克伦敦郡议会，这是英国最有权力的地方当局。由赫伯特·莫里森领导的工党经营的郡议会实施了广泛而渐进的社会民主改革，[54]将伦敦打造为负责任和进步的工党地方当局典范。[3]上任一年后，莫里森采取措施将伦敦房主们的税率提高到31％（一英镑课七先令），他在上任后发现一笔由保守党执政时伦敦郡议​​会财政部门储蓄（salted away）下的200万英镑所谓“留窝蛋（nest egg）”。这笔资金用于更加人道地对待伦敦的穷人，为老年穷人提供更多的住房，更多的免费教育和医院现代化设备，改善患者的饮食，增加医院的医护人数。[55]

莫里森主持了伦敦住房、卫生、教育和交通服务的发展，以及交通系统的统一，并在伦敦郊区建立了“城市绿化带”。此外还建造了新的学校，[56]采取了打击腐败和低效率的行动，开展了贫民窟清理和政府救济房建设的重要方案，并建立了市政保健服务，成为国民医疗服务的前身。[3]在以莫里森为首、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莱瑟姆、党鞭长艾萨克·海沃德和规划住房卫生委员会主席刘易斯·西尔金组成的领导层领导下，伦敦郡议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对伦敦的贫民窟进行了攻势，建造了新房屋，进行了维修，并且减少了原贫民窟居民租住城市公寓的租金。从1934年开始，福利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医院雇用更多员工，享受更好的工资和条件。提供更多免费的中学教育场所，改善病人护理；建造了新的学校，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设施、牛奶、运动场和体检。还努力进行改革确保公共援助符合条件放宽。莫里森计划在伦敦周围建设“绿化带”也取得了成果，为相关的地方当局提供了购买和维护土地的资金。[16]

在莫里森主持下，当局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的主排水系统，更多的主干道和桥梁升级改造，以及消防队的新总部和设备。市立公园也得到了发展，东区的维多利亚公园“改造了各种各样的设施”，其他公园有更多的浴室、保龄球场、运动场、戏水池、游乐场、茶点店、体育馆和日光浴场。为儿童提供便利设施，例如在学校假期期间以说书人、魔术师和喜剧演员的形式进行娱乐，安装了专门设计的碟形戏水池以帮助父母找到自己的孩子，并建造了特殊的儿童厕所以减少猥亵儿童犯罪的发生率。[57]

在住房政策方面，莫里斯实行余隙面积(clearance area)和强制收购，并开拓出适用于兴建住宅的新地皮。此外，正如关于莫里森的传记所指出的，反对派攻讦莫里森，因为“莫里森故意将政府救济房兴建于以前的保守党支持者聚居区。”房屋的标准得到了改善，设施齐全，规模宽敞，莫里森当局也取消了一个浴室由三个家庭共用的“都市改革房(Municipal Reform tenement)”。为政府救济房项目分配了更多的资本支出，新的公寓和房屋建设得更快，来自贫民窟的租户的租金得到减轻，“他们经常发现在安置房屋时难以承受增加的租金。”[57]

莫里森当局为公共卫生和福利服务分配了更多资金。前文提到的萨默维尔·黑斯廷斯对伦敦的卫生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来他一直是社会医学协会成员主导的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42]精神病患者被允许在海边度过两个星期的长假，并且拜访这些人的差旅费由政府报销。盲人服务也得到改善，助产服务得到延长。[57]此外，产科病例可以免费使用救护车。[58]

在教育方面，新学校建成，旧学校重建，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他们的藏书、桌椅和教具。对学生运动场地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且雇用了更多教职人员（在改善的条件下）以减少班级规模。建立了更多的托儿所，改善了特殊学校，为残疾人提供了更多的帮助。为学龄儿童提供了更多的健康检查和更多的牛奶，技术和商业教育机构是进一步的发展。由于经济萧条而产生的“托利党高利贷主义(Tory Shylockisms)”被废除：更多的国家奖学金被引入并且奖品得以恢复，而寄宿学校的儿童则受益于每年增加的教育访问、儿童津贴和营地假期。在莫里森坚持下，男生军训队被禁止进入郡立学校，如莫里森的传记所说，他认为“向年轻人灌输军国主义价值观”是错误的。同时，郡立学校也不再组织学生参观奥尔德肖特军乐行进表演和亨顿空军飞行表演。[57]

莫里森还在公共援助方面进行了各种改革。“营房式”的济贫院被拆散，儿童、盲人、病人、老人和孕妇被分开对待，“而不是混在一起。”得到救济的条件得到放宽，煤炭补贴得到恢复。公共援助的管理也进行了改革，郡议员和官方委派之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救济申请人必须出席）被废除，代以全职的裁决官走访救济申请人并决定其资格。这样就简化了流程，并通过隐私专业人士处理他的案件以帮助这些申请人。在莫里森任职期间，重大政绩还有滑铁卢桥翻新，南岸的发展以及综合城镇规划。[57]

1930年以来工党党员数量线图，二战后党员人数直线上升

1940年春天，内维尔·张伯伦辞职，即将上任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决定组建一个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跨党派联合政府。工党遂重返执政。

克莱门特·艾德礼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和战争内阁成员，后加副首相、自治领事务大臣、枢密院议长等衔，是为英国首位副首相。伦敦郡议会领袖赫伯特·莫里森任供应大臣，伦敦大轰炸后升授内政大臣。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总书记欧内斯特·贝文任劳工和国家服务大臣，负责全国人力资源配置。休·道尔顿任经济战大臣，后改贸易委员会主席。前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回任海军大臣。工党副领袖亚瑟·格林伍德任不管部大臣。此外工党还获分配8个次官级职务，1945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个。[8]根据历史学家科尔的观点，联合政府的基础是将战争的大后方交由工党各大臣负责（包括维持重要的社会服务和动员人力）。虽然财政部仍掌握在保守党手中，但与工党就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达成了明确的谅解。[17]

战争期间，丘吉尔长期集中注意力于国外，国内的事务基本上由副首相艾德礼主持，这不仅丰富了艾德礼的经验，同时也增长了工党大臣的才干。在与保守党联盟的同时，丘吉尔内阁的工党阁员能够将他们的理想付诸实践，实施广泛而渐进式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在提高工薪阶层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如历史学家Maurice Bruce所说，“由于他们对事件形成的影响，这几乎可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迄今为止所有工党政府里最具建设性的。”[51]

正如肯尼思·摩根所说，“工党诸大臣与大后方的成就有着独特联系。”

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凭借自己曾主政伦敦的经验，并在其朋友、内政部政务次官艾伦·威尔金森的协助下，以有效参与英国本岛防卫和主持修复受在不列颠空战中受创的主要城市而闻名。[59]莫里森都会很快出现在那些受到德军轰炸过的城市，慰问市民，听他们的牢骚和建议，然后采取行动。他成功地改进了伦敦的防空洞，又在地下深处新挖出许多的防空洞，还改善了其中的设施。使伦敦市民能较文明地生活在防空洞中的集体宿舍里。对于那些不愿居住在防空洞中的市民，莫里森推出室内避难所以庇护他们，此即为所谓“莫里森式防空洞”，正式名称为“桌下防空洞（Table Indoor Shelter）”。

在民防领域，为救援服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解决方案，建立了培训学校，以便为救援人员提供更新和更安全技能，并且非常重视培训时长。根据莫里森的战时工作手册所记录“从地方的周日学校到国立消防学院再到民防学院，必须坚持对员警进行充分的培训。”莫里森还注意到为民防和战备警察增加工资和津贴，最后还批准了那些“在闪电战中出色服役的全职工作者”的小费。莫里森成立了国家消防局，主导通过了《警察和消防员（战争服役）法令》、《警察（上诉）法》，成立辅助警察协会等举措，这保证了警察和消防员的权利，减少了工作负担，提高了工资水平。[60]

在刑事管理领域，莫里森停止了刑罚劳动，同时开展了各种旨在解决儿童问题（如青少年不法行为）的措施，少年拘留所（Remand Homes ）增加了1000个名额，规模扩大了一倍，其他获授权学校扩大了3000个名额以收容这些青少年。在获授权学校中设有福利干事，以确保青少年离校时能联系上他们，同时将学校进行分类，以确保青少年们能进入适合自己的学校。莫里森还成立了一个由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卫生大臣参加的委员会以监督对被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儿童的关怀。根据内政部和苏格兰事务部于1943年3月宣布的决定，实施因战争而推迟的《1939年收养儿童（管理）法》，禁止“除地方当局或已登记收养协会以外的任何团体为收养儿童作出安排。[61]

在警务和缓刑方面，虽处于战时，莫里森仍继续扩大缓刑局规模（尽管经验丰富的工人严重短缺）。工资和服务条件有所改善以吸引相关人才。为了促进妇女的机会，根据莫里森的建议，任命了第一位女性地方警察局副局长、第一位女性内政部警务官和第一位女性助理治安法官。[61]

莫里森采取了各种措施，改善受伤工人的补助，满足矿工关于纳入尘肺病的要求，并满足棉花工会将麻醉纳入《抚恤金法令》范围内的要求。改善了因工伤致残事故的补偿。因事故死亡的工人，其家属所能获得的最高抚恤金也增加了。[61]

莫里森还推动了威尔士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威尔士所有法院。

在战争年代，工党积极而成功地推动安排住房，并将被疏散者和为战争服务的工人转移到拥挤的工业区，公平的食物配给和分配制度，更有效地控制物价，改善离职金和津贴。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工党成功地将农业工人的失业救济金提高到每周最多41先令，并将全国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周43先令。[62]工党还努力为轰炸受害者提供更好的食品，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餐馆和食堂，以及为女工子女提供战时托儿所。[17]

劳工与合作党在战争开始时就努力推动将食物配给制度扩展到涵盖所有必需品的供应，并认为存在一个无配额的群体会造成阶级不公正并导致在商店间寻找物资造成时间浪费。1941年3月，工党通过建立食品代表委员会和实际上的消费者委员会以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给食品供应，回应合作党对这些问题的要求。[17]

1941年，工党在其年会通过的宣言中这样总结加入联合政府一年来的执政成绩：

社会服务的覆盖面增加了。在工会的关心和坚持下，生活水平得到保障。工人的健康受到工厂规章的捍卫以及工厂医生、食堂和托儿所的保护。我党主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民事防护工作，在其他各领域，做了很多改善公民安全和舒适条件方面的工作。一直保持财政政策的警惕和连续监视促进了人民的社会保护的完善。利率一直在下降。财政部已经掌握了对银行的权力，以确保它们充分配合国会决定的政策。在战时一直存在的通货膨胀危险已经保持在最低限度。[17]

历史学家科尔认同工党的这种说法，他认为：牟取暴利现象越来越少，供给和税收的分配也越来越公平。此外，社会服务不仅保持不变，而且还能满足战时需求。[17]《1944年教育法令》的出台是保守党教育委员会主席拉布·巴特勒和工党教育委员会次官詹姆斯·丘特尔·爱德共同努力的成果。[63]

苏格兰事务大臣汤姆·约翰斯顿推动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计划，例如高地水电开发；而休·道尔顿的区域政策直接帮助了工党几大的票仓。[64]在联合政府结束之前由道尔顿主导修订的《1945年工业布局法令》推出了一项积极的政策，即重建“贫困地区”，如苏格兰谷地、东北英格兰、坎布里亚郡和南威尔士，同时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基础多样化。这一有力的区域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中包括扩展工商业区的作用，以及以政府条例的方式使威尔士矿区等工业基地直接或间接从事军工生产。[59]由于战争的需要，联合政府必须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组织生产和进行资源的调配。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行之有效的。

在劳工大臣贝文的坚持下，“改善劳工标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内容被加入到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51]

贝文也在改善工作条件，增加了失业救济、养老金水平，提高男性工人（如矿工、铁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同时还说服或以取消从业资格的威胁下强迫雇主改善公司的医疗福利、卫生和安全保障水平。医生、护士在工厂车间的时间增长了三倍，工厂医生的数量从60上升到1000名。然而，这一规定在较大的工厂中被更严格执行，较小的雇主继续“几乎不遵守”。这些措施使事故率在1942年后下降。[65]

“基本工作令”的出台为保证就业、支付薪俸、履行工资协议以及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设施等举措做出了规定。作为福利计划的一部分，贝文在工厂推出了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包括半日食堂（mid-day canteen）音乐会。对于因停电等情况而难以购物的工人，设置特殊的购物设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还设立国家标准，为国内医院和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适当的福利、工资和环境。[66]还启动了一项培训和重新安置残疾人的计划，[67]并改善了护士的薪酬。[68]

根据贝文的规定，企业必须雇用布局专家、生产工程师、技术顾问和劳动监察员以助企业转为战时生产模式。“这创造了劳动力升级的机会，并逐渐培训那些技能不足的人。”除了在各种工厂和工作中培训人员所采取的措施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主管、经理和工人接受了劳动部培训中心的指导。还采取步骤确保得到适当培训的工人支持军队，如维修受损船只。对海员们来说，贝文引入了海员福利公约，并监督其执行。贝文也通过了各种法律来帮助人们重返工作岗位或从事贸易《民事就业法》赋予所有参军前有工作的人复职的权利“不论他们是否志愿在地方自卫队或被征召入伍服役。”[66]

在贝文鼓励下，工会地位显著提高。工会被接纳入各级政府和工业界的联合磋商中代表工人，雇主组织也获得了类似的地位，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已成为“监管机构”，在三方产业关系体制内“国家处于支点位置”。贝文的传记作家认为：“以工会为代表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首次与战时国家企业建立了平等的伙伴关系。”[65]

贝文进一步扩大了集体谈判，扩容工资委员会，到战争结束时，工资委员会的最低工资条款涵盖1550万工人。在车间内，贝文直接鼓励组建联合生产委员会，以扩大工人对工业的参与。到1944年6月，已有近4500个此类委员会成立，涉及350万工人。到战争结束时，联合生产委员会正在干预曾被认为是雇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如健康、福利、劳动力转移、机器和人员配置、技术、计件工资和工资支付系统。这些发展带来了工作条件的显着改善，1942年的“大众观察（Mass-Observation）”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快速解雇和无解释的开除”几乎已经消失。在20世纪40年代，职业健康和安全标准的显着提高是由于经济“‘核心’”部门中较资深工人的议价能力上升以及“战时和战后更主动的国家”兴起。[65]1940年代可谓工会权利高歌猛进的年代，在此期间，劳工的调整和控制工作能力显着提高。这得益于充分就业，以及1939年到1950年间工会会员数量的增长——从32％增加到45％。[65]

贝文还主导通过了《1943年餐饮业工资法》和《1944年残障人士就业法》。

在工人抚恤金方面，工党成功地将一项被视为令人不满的法案撤回，取而代之的新法案引入了“包括单身人士并提供更好的津贴”。新的《工人赔偿（补充补贴）法》于1940年8月生效，为所有残疾工人提供每周最多5先令的额外津贴，并为每个家庭的第一和第二个儿童提供每周4先令的额外津贴，其他15岁以下儿童补贴额为每周3先令。对于一位有3个孩子的男性来说，每周额外获得补贴16先令。对于农业工人来说，贝文修改的法案，将农业工人每周最高失业救济金增加3个先令，增加到每周6先令，增幅加大。[69]

在工党大臣们努力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社会各阶层负担更加平等。牟取暴利得到有效控制，而租金管制和食品补贴抑制了战时通货膨胀。战时的工资被允许增加，并且涨幅超过了通胀率，而税收制度变得更加进步，税收变得更加针对富裕阶层（在艾德礼政府延续这一倾向，所得税税率在最高时的1949年达到98％）。这些政策导致财富差距缩小，1938年至1947年期间工薪阶层工资收入的实际增加了​​约18％，而同期财产收入实际下降了15％，白领阶层工资下降了约21％。[65]

战争期间，工党显然比保守党更多地考虑战后的重建和有关福利。1940年，工党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英国已不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该年年末，不管部大臣格林伍德被赋予规划“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向前发展，必须采取一些实际步骤”（丘吉尔语）的任务。1941年6月，为响应工会大会关于英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不足之处的观点，格林伍德成立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跨部门委员会，以调查英国的社会福利计划，并研究可改进之处。格林伍德任命自由党人威廉·贝弗里奇为委员会主席。[51]1942年，英国政府发布由贝弗里奇编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又称“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公民社会福利制度，为全英国所有公民提供了医疗、就业、养老和其它福利保障，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诞生及福利国家建立起到重要作用。[70]

1960年代的工党政府与1940年代的前任工党政府不同。威尔逊相信经济计划是解决英国经济问题的一种方式。威尔逊成为工党领袖后，提出了“专家治国的集体主义”观点，强调技术专家和有效的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他主张将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计划有机结合起来，突出自然科学和教育的重要性。威尔逊最为人提及的口号“技术白热化”，指的是英国工业的现代化。这要通过迅速采用新技术、政府出资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在科技部的指导下成立公营大型高科技公司来实现。通过新设立的经济事务部实施的经济计划是为了平衡贸易收支，[76] 同时工党谨慎地对“奢侈品”商品和服务征税。

实际上，工党抱持“凯恩斯主义共识”难以管理经济，国际市场也对工党政府做出反弹。事情的发展使最初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上台执政后，政府获悉贸易逆差远比预期的要严重。[76] 这很快导致了外汇危机。尽管政府为提高英镑汇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1967年11月，政府还是被迫将英镑从2.80美元贬值到2.40美元，[76]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声誉。接下来，政府对公共支出实行更严格的控制，而必要的紧缩措施引起了工党党员和工会的恐慌。结果，贬值和紧缩措施成功地使英国国际收支在1969年转正。但是，国际收支出人意料地在1970年又出现了轻微赤字。这些糟糕的数字是在大选投票之前公布的，人们被认为是工党失败的原因之一。[76]

为了讨好工党多数左翼支持者，威尔逊政府在1967年将钢铁业国有化（该集团在1950年代被保守党政府私有化），从而组建了英国钢铁公司。

1964-1970年工党政府推动了广泛的改革，领域包括：社会保障、[77][78][79][80][81] 公民自由、[82] 住房、[83][84][85][86] 卫生、[87][88] 教育[89][90][91][92] 和劳工权利。[93][94][95][96][97][98]

在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的推动或支持下，多项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得以实施，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同性恋和堕胎的部分非罪化、离婚法律的改革、废除剧院审查和死刑（少数犯罪，特别是叛国罪除外）以及调解种族关系和解决种族歧视的各种立法。[76]

威尔逊的支持者还强调放宽对非缴费型福利的经济状况调查，将养老金与收入挂钩以及提供工伤福利。

威尔逊政府还对教育进行了重大改革，尤其是扩大综合学校的数量和创设开放大学。

尽管威尔逊政府面临经济困难，但它还是能够在许多国内政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正如1971年威尔逊自称的那样，

尽管存在种种困难，并且需要将资源从国内支出、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转移到我们出口市场的需求上，我们仍在扩大社会服务、保健、福利和住房，这是我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99]

扩大社会福利被视为第一次威尔逊政府的主要成就。[100]

威尔逊政府在1969年提议对英国的劳资关系（劳动法）法律基础进行一系列改革，并发表《代替冲突》白皮书进行概述，该白皮书提议赋予以有限制的工会法定权利。白皮书获威尔逊首相和就业大臣芭芭拉·卡素尔支持。但遭到了工会联盟以及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等一些重要阁员的强烈反对。

反对者赢得了胜利，提案被搁置了。该事件对威尔逊的政治威信造成了破坏，威尔逊首相的支持率降至26％。成为有相关民意调查以来最低。[76]

事后许多人议论说，工会未能采纳白皮书的提议，导致1980年代自己的权力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更加严格地控制。[76]

1974年2月大选后，工党在阿尔斯特统一主义者的支持下组建了少数政府，重夺执政权。保守党虽然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却因为议席减少而无法组建政府。这是自1924年大选以来第一次出现两个主要政党得票率都未能获得超过40％，也是工党在连续六次大选后首次得票率不足40%。工党为了争取取得多数席位，于10月份再次举行大选，赢得了319个席位，多数优势扩大到3席。

英国于1973年希思政府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当时威尔逊和工党反对此事。威尔逊执政后，转而支持之，但未能在工党年会上获通过，[102] 引发了英国历史上首次全民公投，投票结果为三位之二的选民支持英国继续作为欧共体成员。这个问题也成为日后工党分裂的诱因之一。

在1971年希思政府初步立法过程中，由工党副领袖罗伊·詹金斯领导的72名工党国会议员（包括未来的党领袖约翰·史密斯）支持加入欧共体，与保守党政府立场一致，他们违抗工党党鞭的督导，与自由党议员一道挫败了同样违抗本党督导的保守党疑欧派叛乱分子。[103]

詹姆斯·卡拉汉，1976-79年任首相

1976年4月，威尔逊令人惊讶地宣布退休。詹姆斯·卡拉汉继任首相，他立即开除了内阁中的左翼分子（如芭芭拉·卡素尔）。

1976年，工党两位国会议员脱党另组苏格兰工党。虽然新党最终未能形成对苏格兰这个工党大票仓的实质性威胁，但它也确实表明，苏格兰权力下放问题变得越来越有争议，特别是在发现北海油田后。

1970年代的工党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问题和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螺旋通胀，英国的许多传统制造业无法面对外国竞争而逐渐崩溃。失业、产业动荡正在加剧。

1973年左派方案为实现“权力和财富不可逆的转移”而提出的经济政策是，[104] 在扩张性财政政策[105]如提高公共开支之后，[106] 再实施更严格的经济政策，减少支出和限制工资上涨。如1975年，工党政府推出了紧缩预算，减少1977-78财年约9亿英镑的公共支出，削减了约20万个的就业机会。[107] 为了减轻严重的通货膨胀，实施了各种压缩大多数工人实际收益的政策。

认识到工资限制对普通工人生活水平的负面影响后，工党政府于1977年3月和10月发表了扩张性预算，并于1978年4月再次通过减税以提升扣除通胀因素的家庭开支，同时显着增加儿童福利。[106] 然而，尽管有这种种措施，但大多数人于1978年9月时与1975年3月相比，实际情况没有变得更好。[105]

研究显示大多数家庭可支配实际收入平均减少7%，有四个孩子的家庭更减少了20%之多。虽然1978/79年，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几乎已经恢复到1973/74的水平，但如社会学家彼得·汤森德所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向五年工党政府道贺的理由。”老年人，身障人士、在校就餐的学生等人群没有因工党的执政而生活的更好，因为政府为这些人投入的资金减少了。[105]

在税收领域，一直酝酿的财产税从未得以实施，[108] 1977年，高额纳税人人数减少了四分之一。[105]

工党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各种成就。1974年至1979年之间，建立了近1000所新的综合学校，到工党任期的最后一年，超过80％的儿童就读这类学校。政府向学校部门投入更多资金，提供了大量继续教育机会。[105]

1976年秋，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贷款，以缓解英国财政和经济的困难。贷款附带的条件是要求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例如大幅削减公共支出，这在工党的支持者中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政府只能放弃1973年通过的激进方案，这极大地激怒了能源大臣托尼·本恩等左翼分子。后来人们发现，本不必申请这笔贷款。问题出在财政部错误的财务预估，高估了政府发债的需求。[76]所以政府只接收了一半的贷款，到1979年全额偿还完毕。

1970年代工党政府对经济采取干预主义的方法，成立了国家企业委员会，引导公共投资进入各产业，并向处于困境的产业提供国家支持。这个时期进行了几次大型国有化：陷入困境的汽车制造商英国利兰在1975年被部分国有化。1977年，英国宇航公司以及英国造船被国有化，并成立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76]

1974年10月大选，工党只有3个多数席位。到1977年，几次补选失利后，卡拉汉事实上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政府，被迫与其他政党达成协议以求生存。1977年，工党与自由党就“自由-工党协议”进行了谈判，一年后终止谈判。此后，工党转而与苏格兰民族党和威尔士党达成了协议，这使政府又获得了喘息之机。

民族主义政党要求将权力下放到各个构成国，以换取他们对工党政府的支持。1979年3月举行了苏格兰和威尔士权力下放公投。在威尔士，公投遭到完全否决，在苏格兰，赞成票仅略微多于反对票，但没有达到工党政府坚持必须实现的40％的门槛，故也未能成功。这导致苏格兰民族党撤消了对政府的支持，最终使政府垮台。

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了英国经济的高通胀，在1975年达到26.9％的峰值。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试图通过与工会签订社会契约来对此进行遏制，规定了工资限制，并将薪筹涨幅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这项政策最初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相当成功，到1978年通胀率已降至7.4％。[76]

人们普遍预期卡拉汉将在1978年秋天举行大选，当时多数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拥有领先优势，虽然优势很小。[76] 然而，他决定将工资限制政策延长一年，以期在1979年能更好地改善经济状况，再从容举行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延长工资限制在工会中是不受欢迎的，政府试图对加薪实行“ 5％的限制”，这引起了工人和工会的普遍不满，工党政府与工会的关系破裂了。

在1978-79年冬季，英国发生了大规模罢工，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货车司机、铁路工人、汽车工人以及地方政府和医院的工人参加了罢工，人们日常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史称“不满的冬天”。

卡拉汉对危机的放任态度被认为使公众对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看法。苏格兰民族党撤消对政府的支持后，保守党发动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1979年3月28日，下议院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大选不得不举行。

1979年大选，工党被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在1974年2月至1979年间，工党的受支持度几乎没有变化，但1979年大选，保守党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支持大幅度提高，这主要由于自由党未能分散保守党票源，且总投票率也上升了。

撒切尔政府利用工会在“不满之冬”期间的表现，来为1980年代针对工会的立法辩护。

工党政府以牺牲与工会关系为代价，[109][76][109]设法保护了许多人免受经济风暴的影响，1974年至1979年间，养老金实际增长了20％，而诸如房租限制、食品和交通补贴等措施阻止了人们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110]

为了改善受领国家福利者的生活水平，政府将短期福利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而养老金和长期福利则与物价或收入的增长挂钩，以较高者为准。（此前，收益增加仅与物价格挂钩）。[111] 此外，还引入了为身障人士和体弱者提供的新福利，而养老金受领者受益于史无前例的的养老金大幅增长。新的就业立法加强了同工同酬的规定，保证了短期和临时失业工人的工资，并为孕妇提供了劳动保障和产假。[112]

尽管威尔逊和卡拉汉政府因未能将工党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而被许多社会主义者指责，但却给英国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正义，并显着减少了贫困，[113][114] 可以说在推动英国的社会民主事业和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方面起着与艾德礼政府同样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肖所指出的那样：“工党战后三次执政的十七年中，在减轻贫困和苦难以及向老年人、病人、身障人士等在市场经济中最不具备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提供帮助和供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112]

迈克尔·富特，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初任反对党领袖

1979年大选失败后，卡拉汉留任了一段时间的党领袖，目的就是确保领袖仍由国会议员选出，而不是左翼要求的国会议员、选区组织、工会组成的选举团选出。工党内经历了在迈克尔·富特、托尼·本恩领导的日益强大的左翼势力（这些左翼分子在基层党组织中占主导地位）与丹尼斯·希利领导的右翼之间痛苦的内斗，分歧日益加剧。人们普遍认为，希利将赢得1980年的党领袖选举，但因策略的失误，败于富特之手。

撒切尔政府决心不像希思政府那样偏离保守派议程。1980年的通货紧缩预算，政府大幅削减福利支出，最初的短期失业率急剧上升。保守党政府减少或取消了对陷入困境的私营企业的国家援助，导致在英国许多地区，特别是处于工党票仓地带的企业大量裁员。但是，政府立法扩大了居民购买公共的政府救济住宅的权利，这对许多工党选民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工党此前曾在1970年竞选宣言中提出过这个想法，但从未付诸行动。

富特是资深的核裁军运动活动家，工党内部的大西洋主义者对此感到不安。

富特上台后，左派如愿以偿地改革了党领袖选举制度，在新制度中引入选举团，其中各部分投票权占比为：工会40％、基层组织30％、国会议员30％。工会部分实行比例投票制，每千名缴纳会费的会员拥有一张选票；基层组织选区工党部分实行集体投票制，即每个选区组织只有一张选票；国会议员为一人一票。这使得积极分子和附属工会在领袖选举团的份量大为提高。其他制度性改革则有：选区的党组织都具有轻松取消现任议员连任的能力，这样全部工党国会议员都受制于自己选区的积极分子，而这些积极分子往往是左派。右翼坚持党领袖仍只由国会议员选出。

工党因此而分裂。1981年1月25日，前消费者保护大臣谢丽·威廉姆斯、前交通大臣比尔·罗杰斯、前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和前外交大臣戴维·欧文组成的“四人帮”领导部分中间派议员脱党，另组社会民主党。他们认为工党已被左翼分子绑架。[115]

1981年，由各工会领导人组成的圣埃尔敏小组成立，其目的是防止左翼的托尼·本恩接管工党。党副领袖丹尼斯·希利、前体育大臣丹尼斯·豪威尔、前就业大臣约翰·高定和国会议员吉尔斯·雷迪斯也参加了这个小组。该组织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利用工会否决票推翻左翼控制的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会大会总理事会。[116][117]

中间派和右翼的举动进一步把党推向左倾，但党还未左到让本恩成功挑战希利的副领袖地位的地步。[116] 1981年本恩向希利发起挑战，希利以非常微弱的优势保住了副领袖之位。

在富特的领导下，党的议程越来越多地由左翼强硬派主导。因此，工党发表有史以来最左的竞选宣言参加1983年大选。这个宣言被工党议员杰拉尔德·考夫曼称为“史上最长遗书”。宣言内容包括：取消上议院、单方面核裁军、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退出北约以及国家对经济和金融机构彻底和广泛的控制。[118]

宣言吓跑了工党许多右翼支持者。本恩派分子处于优势地位，右翼几乎无法阻挡或淡化宣言，许多人只有冀望于选举的断崖式失败沉重打击迈克尔·富特和顽固左派的政治威望，使工党得以从强硬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温和民主社会主义立场。

许多媒体，特别是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者，都抨击工党的宣言及其竞选方式，工党当时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公开集会和拉票活动竞选而不是打媒体战。相比之下，保守党进行了一场以选民恐惧“不满的冬天”重演为根基的专业化竞选。除此之外，在1982年6月的福克兰群岛战争胜利后，英国国内兴起一阵爱国主义浪潮，撒切尔政府的声望急剧上升，这使它得以扭转上任之初因失业和经济困难而不受欢迎的声望。的确，撒切尔夫人敢于在1983年6月举行大选，尽管按照国会完整任期大选应在1984年举行。

1983年大选，工党遭遇了自1918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失败，其得票率仅比社会民主党高2.2%，赢得27.6％的选票，获得209个席位。社民-自由党联盟仅比工党少50万票，赢得了许多温和的工党支持者选票，但国会议席只有23个。富特批评联盟“分化”了工党选票并间接帮助保守党赢得更多席位。极左的道路被证明在英国社会是行不通的。

尼尔·基诺克接替富特领导工党

富特引咎辞职，尼尔·基诺克于1983年10月2日当选为新领袖，尽管基诺克本人也有左派背景，可是他上任后逐步向中间派靠拢，与左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基诺克致力于重新树立工党是普通大众党的形象，任用彼得·曼德尔森等人为党进行全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化妆；经济上放弃全盘国有化政策，同意降低高收入阶层的税率；在国防上放弃单方面核裁军立场。

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工党左翼控制的各地方当局（被政治对手称为“疯狂的左派”）的兴起对工党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它们强调改善住房和生活便利设施、[119] 妇女和少数群体的参与和权利、工人控制、地方分权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左翼人士认为，地方议会、社区团体和市政厅组成了国会外反对派。曾经是工党左翼成员、后任内政大臣的戴维·布兰基特将工党执政的各市政厅描述为“威斯敏斯特执政党的最初级反对运动”。工党地方议会极大地推动了黑人、女性和同性恋者参与政治，同时向这些人群开放了议会的决策权。[3]

越来越多的工党地方当局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公开与撒切尔政府对抗。它们没有按中央政府意愿削减开支，反而提高了地方税率，并与海外银行和私人金融机构签订了各种借贷和售后回租安排，以维持本地的建设计划。而当时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是减少中央政府对政府救济房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并改变政府的财政资金分配公式，这使地方政府受到收支严重不成比例的影响。最终引发了1985年“地方税率上限之乱”。正如历史学家Peter Shore所说：

由于住房需求高的地方基本是由工党执政的，而各种社会需求支出最高的地方当局也是如此，是故中央政府削减支出，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工党执政的都会区的地方当局。[120]

1981年至1986年，肯·利文斯通领导的大伦敦议会，是与撒切尔政府战斗的领头羊。[121][122] 大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谢菲尔德以及伦敦所属区议会（如兰贝斯、卡姆登区和伊斯灵顿）采用的政策对撒切尔政府坚持削减预算和私有化提出挑战。[34]

在1985年初，左翼激进分子控制的利物浦市议会拒绝编列预算，以抗议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设定的地方税率上限，从而导致利物浦市议会出现预算危机。此举令本党领袖基诺克在国会发言声讨之。1986年，工党将利物浦市议会副领袖、托洛茨基战斗派德里克·哈顿开除出党。

工党在1987年大选中增加20个席位，从而将保守党的多数席位从143个减少到102个，工党保住了自己英国第二大政党的地位。而社民-自由党联盟再次未能在席位上取得突破，在政治上无以为继，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自由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

1987年大选后，基诺克开始主导一系列旨在夺回执政权的党内改革。在领袖选举制度上，基诺克提议将选举团中选区工党的集体票（即每个选区党组织只有一票）改为一人一票，但未能在年会上通过。在组织架构上，对党年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改革大为减弱了地方党组织影响政策的能力。在政策上，他发起政策审查活动，审查党的企业、财富创造、税收和社会保障政策以帮助党赢得熟练工人群体等社会中间阶层的支持。在与选民联系上，基诺克开展“工党倾听”活动。在公共形象上，基诺克修改了工党的党标：用欧陆社会民主风格的粉红玫瑰代替了战斗意味浓厚的红旗。这些改革引发左翼不满。1988年，托尼·本恩对基诺克的领袖之位发起挑战，结果以较大差距落败，这标志着工党左翼的式微。

基诺克的改革恢复了党内团结，唤起了工党的自信，在1989年显现成效，民意调查表明，工党将在1989年-1990年间的几个地方当局选举以及几个国会议席补选中获得较大优势的胜利。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工党赢得了40%的选票，这是15年来工党首次在全国范围的选举中得票多于保守党。

1990年撒切尔首相辞职后，工党要求立即大选。当时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工党将会赢得大选。新首相约翰·梅杰上台后，民意朝有利于保守党方面转变，即便1990年的经济衰退也没能改变这一点，两党支持率进入反复拉锯，民调结果也显示工党只能组建少数政府或悬浮议会。梅杰则因1991年地方选举保守党战绩不佳而避免于当年举行大选。

1992年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在谢菲尔德举办的美式风格政治集会被批评过于夸张和被胜利预期冲昏了头脑，效果适得其反。大选的结果，虽然工党的席位上升了42个，但总数为271席，仍不足执掌政权。

在对工党为何失败的反思中，人们认为影子财政大臣约翰·史密斯宣布的“影子预算”成为保守党攻击工党提高税率的口实。另保守派媒体（包括鲁伯特·默多克的太阳报在内）的有计划攻击也被认为对打败工党甚有力焉。

1992年7月史密斯当选党领袖。左派人士与那些右翼“现代化者”间的紧张气氛再次出现，他们都主张以根本性的方式对党的立场进行彻底修改。在1993年的工党年会上，取消了在领袖选举中工会集体投票的做法，改为党员一人一票制，在根本上保证了工党与工会拉开距离，使工党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

1992年9月的黑色星期三，英国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保守党政府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大失人心，到当年底，工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于保守党。尽管经济衰退是在1993年4月宣布的，且随后出现了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失业率也很快下降，但民调中的工党领先优势仍然很强。

工党在阻挡梅杰政府的两项主要政策的举措获得成功，证明了工党在1990年代日益强大。由于工党、通信工人工会和试图保护邮政服务的保守乡村的选民的压力，皇家邮政私有化计划被放弃。

另一重大政策被迫放弃是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在1993年宣布将开征家用燃料和照明设备增值税，1994年4月初始税率定为8％，到1995年4月达到全额。工党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共运动，反对有争议的税收，征集到150万份有签名的请愿书。在1994年12月的下院关于第二阶段税率的表决中，保守党受到来自边缘选区后座议员反对的一致压力，最后，政府在表决中被击败，有319票反对，而政府只获得了311票。[123] 在此期间，党员人数急剧增加，从1994年的30万人上升到1998年的40万人。[124]

1994年5月，史密斯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在1994年工党领袖选举中，影子内政大臣托尼·布莱尔以57％的选票击败影子就业大臣约翰·普雷斯科特和副领袖玛格丽特·贝克特。普雷斯科特成为副领袖。

工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在当时，成员不断增加的、刚刚得到选举权的城市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新的政党，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和需求。一些工会成员有意进入政治领域，加上，在1867年和1885年，选民范围被扩大，自由党开始同意一些有着工会背景的人入党，并且参加竞选。另外，在同一时间，英国出现了几个小型的社会主义者群体，也有意影响政策。当中有独立工党，由知识分子和广大中产阶级组成的费边社，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苏格兰工党。

在这个时期，英国社会主义者开始进入地方政府。在1889年，一个由费边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进步党”（Progressive）控制了第一次举行选举的伦敦议会。这是英国第一个受社会主义者影响的议会，地方政府购买了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企业，兴建了英国第一批公共房屋，并且在公共服务（如消防队）上投入更多资源。另外，政府兴建了更多的公园和公共浴场，改善了伦敦市内的污水排放系统，平整拓宽了道路，更开凿了一条连接道格斯島和格林威治的隧道。[125]

妇女劳工联盟（Women’s Labour League），活跃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团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肯辛顿开办了一所儿童福利診所。[126]

1892年，独立工党党员弗雷德·喬伊特成为了第一个入选布拉德福德议会的社会主义者。在当选议员几个月后，他在市内创办了独立工党支部。作为议员，他与几个重要改革有重大联系，这些改革最终得到其他地方政府效仿。比如说，在1904年，布拉德福德政府成为了第一个为学生提供免费午膳的地方政府，同时又铲除了城内的贫民区，并兴建新房屋安置贫民。同样地，喬伊特是1834年贫民法令的支持者，并在入选济贫局后，努力改善儿童膳食质量。[127]

1895年大选，独立工党派出了28个候选人，但是只赢得了44,325张选票。党的领袖凯尔·哈第相信要在大选中获得成功，加入到其它左翼团体中就是必须的。后来的党员也听从哈迪的话，1950年代，秘書長摩根·菲利普斯（Morgan Phillips）就说过：“不列颠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成分多过马克思主义的成分。”[128]

1898年，西漢姆议会（West Ham）成为第一个被工党把持过半数席位的议会。[129]新的管理层进行了一系列的公有化，以改善工作安全与环境、提高工资。[130]西漢姆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而且每年有两个星期假期。但是在两年后，工党失去了强势地位。[131]

凯尔·哈第，工党首任领袖。

1899年，唐克斯特混合铁路职员协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Railway Servants）会员Thomas R. Steels建议工会大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整合所有左翼团体，好派出候选人争取英国议会席位。议案在议会的各阶段投票中均获得通过，而会议则在圣法灵顿纪念堂召开，由1900年2月26日开始，到第二日结束。会议有工人阶级和左翼团体出席，而协会则代表工会议会三个成员工会。[132]

1900年，工黨正式成立，同年大選，有2名議員成功晉身下議院。

工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大选中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在1924年第一次执政，1929年到1931年间第二次执政，两次执政都是少數派政府，由拉姆齊·麥克唐納领导的工黨政府處處受制於保守黨及自由黨，保守黨是國會第一大黨。1929年美國的華爾街股災引發出經濟大蕭條，惟麥克唐納政府卻一直沒有有效的解決方案作出應對，內閣在經濟問題分裂，也招來工會的群起反對。一些資深閣員如亨德森則透過辭職相要脅，反對削減開支。由於內閣持續在此一議題陷入嚴重分裂，麥克唐納在1931年8月24日提出辭呈，並在同日立即獲英皇喬治五世責成籌組國民政府，實行與保守黨及自由黨合組聯合內閣。其後麥克唐納被工黨開除，同年大選保守黨取得壓倒性勝利，主導聯合政府的控制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战时内阁中，工黨更是備受保守黨打壓。

艾德禮領導工黨在二戰後成功組建首個多數派政府，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是成立國民保健署（NHS），其對不少公共事業的國有化政策，使英國逐漸成為福利國家。

二战后，在克莱门特·艾德礼的领导下，工党迅速崛起，取得壓倒性勝利再次执政，成功組建首個多數派政府，至1951年倒台為止。1964年至1979年間，工党長期执政，四度贏得大選，首先由哈罗德·威尔逊兩次担任首相，然后由詹姆斯·卡拉漢于1976年接任首相职位，直至1979年被保守黨擊敗下台，開始長達18年的在野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工黨在歷次大選均取得佳績，於1945－1951年，1964－1970年及1974－1979年執政。期間工黨政府推動大力為公用事業和主要工業進行了國有化，並設立了國民保健署（NHS），推動免費醫療及教育，使英國逐漸走上福利國家的道路。保守黨最初反對這種方針，但不久以後卻又受到所有政黨支持，並為歷屆政府所沿襲，因此產生了所謂的「戰後共識」；直至戴卓爾夫人在1970年代成為保守黨黨魁，「戰後共識」的時代才走上終結。

1979年英國大選，工黨下台，戴卓爾夫人成為第一位女首相。戴卓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上台後，開始推動部分企業私有化，为了使英國经济恢复活力，摆脱“英国病”的困扰，她抛弃了二战之后的所谓“共识政治”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政府减少對市場经济活動的干預，大多数国营事业实行了私有化，劳动力市場也变得更具彈性，在財政上採用货币主义政策，英国经济最终走出了长期“滞胀”的局面。自1981年以后，其年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當時是仅次于日本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文化领域，保守黨鼓吹通过努力工作以创造财富，而非追求财富的再分配，這段期間，由於工黨仍然鼓吹推動國有化，加上長期依賴龐大的工會勢力支持，工黨之後接連三次大選皆慘敗告終，使工黨不得不探索改革，如擺脫主要工會的影響。

1994年，托尼·布莱尔成為新任工黨領袖，他以“第三条道路”作出竞选口号，工党放棄過往激進的左翼路線，重新定位，並修改涉及社會主義政策的黨綱。

1997年英國大選，工党取得壓倒性成為执政党，結束保守黨18年的執政，取得執政權。布萊爾成為新任首相，他是英國185年來最年輕的首相。工党在1997年至2010年间再次执政，前十年由貝理雅领导，后来由白高敦接手领导。起初工黨在下議院以179席的差距領先其他黨派及獨立議員的總和，2001年英國大選之後，領先優勢降為167席，2005年大選之後，領先優勢更驟降為66席。在2010年大选中，工党取得了258个席位，成為官方反对党。

連任三屆後，2007年5月11日，執政十年的布萊爾在其選區宣布將於6月27日辭任首相、工黨黨魁及下議院議員，並推薦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接任，6月27日，布朗正式就任首相。[133]

2010年英國大選，選舉結果，出現自1974年2月以來首個懸峙國會，最後保守黨與自民黨達成協議，組建65年首個和平時期的聯合政府。保守黨黨魁大衛·卡梅倫出任首相，自民黨黨魁尼克·克萊格出任副首相。卡梅倫成為英國200年來最年輕的首相，比布萊爾當選時更年輕5個月。工黨再度在野。而戈登·布朗隨即辭任黨魁。

2010年9月25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結果41歲的文立彬擊敗其兄長文禮彬，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反對黨領袖。

2013年2月5日，英國下議院議會舉行投票以壓倒優勢通過英國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在下院舉行的二讀投票中，這項法案以400票支持，175票反對獲得通過。絕大多數支持票來自工黨和自民黨議員。[134]

2015年英國大選，選舉結果，工黨再次落敗，議席減至232席，降至1987年大選時的水平，其中工黨在蘇格蘭的議席減至一席。選後文立彬隨即辭任黨魁。

2015年9月12日，工黨舉行黨魁選舉，結果66歲的郝爾彬擊敗3名對手，成為新任工黨黨魁、兼官方反對黨領袖。他在選前擔任超過32年的下議院議員，但在之前從沒有擔任影子內閣成員及內閣成員的經歷。在2016年脫歐公投，郝爾彬支持留歐，卻拒絕再作進一步的表態。脫歐公投後，工黨多數議員要求他辭去黨魁，其後在再度重選的工黨黨魁選舉中，郝爾彬再度勝出領導工黨。

2017年英國大選，選舉結果，工黨第三次落敗，但議席增至262席，是自2005年以來最多，普選票更大增10%至40.0%，郝爾彬的地位得以鞏固，以後文翠珊政府在國會因為工黨及其他留歐政黨的阻礙無法通過脫歐協議，直至2019年末，同意保守黨的建議，解散國會進行大選。

2019年英國大選，工黨對脫歐的問題只提出當成功執政後再度提出公投，在焦點主力放在左傾的社會經濟與民生政策上。選舉結果，工黨第四次落敗，議席減至202席，是1935年以來大選最差的成績。敗選原因郝爾彬被批評在脫歐事務上拒絕明確表態，亦因過份左傾的經濟政策導致落敗。郝爾彬之後表示不會再領導下一次大選，并随后宣布辞去领袖一职。

2020年英国工党领袖选举中，凱爾·斯塔摩击败丽贝卡·隆-贝利与丽萨·南迪，于4月4日接替科尔宾成为新任工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