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外省人

1949年前後自中國大陸各省市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灣的群眾，相對於原本即世居臺灣的「本省人」，被稱為「外省人」。這群來台的「外省人」在臺灣生活多年並多與「本省人」通婚扎根繁衍。而在早年戶籍登記資料中之籍貫依父系血緣認定下，其子女的籍貫仍被認定且登記為中華民國憲法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地區的各省市而非臺灣省，因而被稱為「第二代外省人」。由於第一、二代外省人的生活環境大多是眷村，生活環境、集體歷史記憶及家庭背景與「本省人」的不同，「第一、二代外省人」與「本省人」有部分生活的區別。隨著定居臺灣的時間漸長，且臺灣之戶籍登記資料已不再登記籍貫，在各個方面，「第三代外省人」基本上與「本省人」已難以分別。不過大部分的「第三代外省人」甚或「第四、五代外省人」，仍認知自己「外省人」的身分。

台灣的外省人大多是1949年隨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到台灣，第一代外省人多已年邁或辭世，因此台面上的外省第一代與外省人第二、三代相比已凋零許多。外省人第二、三代至今仍是國民黨及軍方的基本盤，但亦有為數不少的外省人二、三代支持台灣本土政黨。隨著時間推移政治色彩不再如此濃厚。

臺南市仁德區二空新村

中壢馬祖新村

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台，各省軍民、政府人員被迫轉往台灣定居。 當時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台灣視為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在對一般外省人安置問題上並沒有長期居住的打算，除少部分政府官員進住了日本人遺留下的官吏或公家住宅外，大多數都被集中臨時安置居住。政府為了解決居住問題，開始興建房舍或安排宿舍，並將新住民以軍種、職業、特性等，分別群聚於一定範圍，即形成台灣現在為人所知的「眷村」。

1990年代後，因眷村老舊改建後的混住與年齡結構等多項社會因素，台灣居住於眷村的外省人口比例迅速降低。

一般來說，在台灣的外省人多半使用中華民國國語，在同鄉之間則會使用方言；而台灣閩南人、台灣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平埔族則以使用閩南語和客家話為主，各原住民族則使用各族母語。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倡導國語運動，強制一年內在正式場合使用國語，不使用方言(如學校、法院、軍隊、公家機關、國營企業)，剛開始讓習慣日語50年的台灣本地人適應不來，此語言政策當時對外省人有絕對優勢。目前台灣因職務需要（如醫生）而須使用臺灣話或客家話的相關行業者頗多，台灣本地方言使用能力更被列入求職時的要求。

有許多外省籍藝人的閩南語講得非常道地，例如廚師阿基師（鄭衍基）；已故電影特技演員柯受良雖然出生在浙江的漁山列島，但屬閩南民系；導演侯孝賢出生在中國大陸，是梅州客家人。許多活躍於電視上的藝人，如郭子乾、洪都拉斯、白雲、沈玉琳、胡瓜等，是外省人，但閩南語都講得很好。生活在客家和原住民部落的外省人，亦有可能學會客家話和原住民語。

許多眷村的第二代立足社會，因為沒有在公家機關上班，或者從小和本省小孩接觸，臺語都講得很道地，反而講國語會有臺語口音。而外省人在第二代開始大多已不會說祖籍地的母語，今日外省人的原生母語在台灣已經式微[7]。

由於大陸移民多為隨國民政府（二戰後 - 1948年5月19日）／中華民國政府（1948年5月20日起）撤退來台者，因此在職業上以軍人、公務員、學者、公家機關僱員為多，亦有來台時攜帶資金的企業主，雖有少部分軍人退役經政府退輔會轉業成為農民，或者成為工人（見榮工處），但大部分外省人赴台時面對舉目無親的無奈，必須各憑本事自謀生活，尤其當時，軍人結婚必須得到上級批准，許多軍人因此沒能結婚，導致老後孤苦伶仃，[8]這些貢獻精華歲月衛國的老榮民，本身省吃儉用，卻在離世時捐出所有積蓄者，仍時有所聞，[9] 至於能在台灣成家的外省人，其後代已融入台灣社會，在不同行業貢獻所能。

1948年起依憲法規定，《考試法》修改為「高普考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並未取消此制度，初期造成在一個實際上在台灣「本省人」居多的領域裡，錄取全國性公務員的名額卻絕大多數是『外省人』之現象。以1950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為例，本省籍錄取7人，外省籍錄取179人佔了全部錄取名額的96%。本省籍即使加上「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所錄取的30人，外省籍仍然佔全部錄取名額的83%。以1956年為例，「台灣省公務人員考試」加上「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本省籍共錄取392人，佔本省籍人口比例0.061%。而「全國公務人員考試」，外省籍錄取428人，佔外省籍人口比例0.526%[10]。

唯1950年至1961年間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者並不分發任用（還是有任用新進人員，只是人數較少，主因由於國家中樞移駐臺灣後，造成人力過剩），於1954年開始通過新的「公務人員任用法」，改行「列冊候用制」，以作為反攻大陸儲備人才，但是新任用法對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也採彈性作法，「除考試及格外」，也容許「銓敘合格者」及「依法升等者」有任用資格[11]。自1950年至1968年為止，另外舉辦臺灣省高普考，限定本省籍國民應考且錄取者立即分發臺灣省政府實習期滿錄用，且不受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分區定額錄取之限制；1951年至1956年間，全國性高普考臺籍人士按定額2倍錄取，1957年起超過2倍；1962年修正《考試法》，規定可依考試成績按定額比例增減錄取，無人錄取的省區降低標準十分若仍無人達標，則任期缺額，此後1963年起每年全國高普考臺灣省籍錄取人員所占比例達70%以上，外省考生已無實質優惠[12]。

一些未婚或家室未跟隨遷台的外省人與台灣本省人結婚成家。遷台外省人中還有不少年輕男性軍人，其中部分人在中國大陸雖有婚室子女，但無法遷台。加上政府政策-軍人結婚必須先申請並經過上級同意，因此許多外省軍人未能結婚，造成晚年無依無靠，解嚴後期兩岸開放探親交流後，有不少老兵回到中國大陸探親。

管仁健指，有些老兵在大陆有妻室，后来在台湾结婚时都隐瞒有太太这一事实。1987年開放兩岸探親后，在大陆还有儿女的，因牵扯到遗产，情况很复杂，解决不了。[13]

外省人為原本散居在各省市的居民，飲食習慣多元豐富，帶來許多全國各地的美食。像魯菜、粵菜、川菜、湘菜、浙菜、蘇菜、閩菜、徽菜、中國宮廷菜、官府菜、京菜、上海菜而台灣傳統飲食中較少的麵食類，包括水餃、饅頭、包子等都已經成為台灣普遍的飲食，其中牛肉麵更是從眷村中改良發展出來。而像永和豆漿最初亦為其所創，現已發展至台灣甚至國外。

2006年臺北市大安區天橋上不知名人士的塗鴉

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移民階層在政治、政黨、軍事、媒體、藝文等領域的優勢在1990年代之後逐漸淡化。過去國民黨政府在政治及資源分配上讓外省移民掌握地方勢力（包括縣市長、省議會等），但外省移民籍官員（包括政務官與事務官）還是在中央政府佔有數量與位階較高的優勢。

二戰後，以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台灣光復成為中華民國領土，為中華民國三十五省之中一省。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雖然實際上失去了中國大陸上的全部省份，而只剩下台灣省和福建省的金門、馬祖兩地，但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依然依先前的省區來決定名額，台灣只是35省之中1省；是故，雖台灣人佔此時中華民國實際統治人口的75%以上，錄取名額卻不成比例地低，例如1956年只有0.061%。直到1962年修正《考試法》以｢加倍錄取｣方式來提高台灣省籍人士的高普考錄取名額，外省人佔錄取總數之比例才降到20~25%附近，比較接近、但仍高於外省人在全國的人口比例。[12][14]外省人之間也不對等，為數眾多的江浙人與少數的東北人之間也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15]後來政策修正，考試制度也變為更加公平，現今外省移民人士在政壇上層的數量已經減少。

此外對外省人優惠待遇的考試制度還有：

• 1981年之前的｢退伍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這錄取的人數遠高於上段所述的高普考，由於該時期的退伍軍人絕大多數是外省人，也就造成了外省人不成比例的高錄取名額和高錄取率。
• 1995年才取消的｢甲等特考｣，不定期釋出極少量名額，其分科和評審制度受廣泛批評是「為權貴子弟量身打造的當官捷徑」，一考上就是十職等起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