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無窮，自幼聪敏过人、反應敏捷，智謀足可使人拒絕規勸，言辭足可文過飾非。《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前1082年），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商朝国力逐渐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人方（周人称之为东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然而，对人方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民怨沸腾，但纣王依靠严刑峻法，结果引致众叛亲离，诸侯起兵，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2]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殷商发起进攻。商军主力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战俘临时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而此时帝辛已经受到了众多贵族和巫师等的集体反对，军心涣散，周武王以在距離朝歌（今河南淇縣）七十外的牧野与商軍交战，商軍倒戈而前军攻击后军。商军因而大败，史称牧野之战。周军随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以纵火自焚的方式献祭了自己，商朝就此灭亡。[3]帝辛死後頭顱被周武王斬下，懸在白旗，兩位妻妾的頭顱懸在紅旗上，被送入周太廟祭拜周人祖先。[4][5]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

周武王征服商朝之后，改封其子武庚为诸侯，令其统治朝歌一带，又派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其举动。

• 王后：
  • 妲己
• 后宫：
  • 武庚之母、名字不明
  • 九侯女

• 兒子：武庚

• 王后：
  • 姜王后
• 后宫：
  • 西宮黃貴妃
  • 馨慶宮楊貴妃
  • 王貴人
  • 胡喜媚

• 儿子：殷郊、殷洪

早在古代，就有少数学者对桀纣的罪状持怀疑态度，例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的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13][14]随着对商周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甲骨文、青铜器等地下史料的发掘出土，近现代学界质疑帝辛“暴虐”记载的声音越来越大。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所宣扬的帝辛的形象虽然负面，但却并没有实质残暴的内容，《尚书·牧誓》中列举的商纣王的罪状只有六条，分别是听妇人的话、不用亲戚为官、任用逃犯为官、不认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也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将领酗酒误事。而对于这些罪状，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来越多见，用于祭祀的器物则越来越少见，明显有“薄葬化”的趋势，且从祖甲实行周祭改革以后，更多采用谷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渐越来越少，祭祀仪式流程也愈发简化，商朝末期人牲和人殉比较少见。[15][16][17][18][19]此后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吸收并继承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习俗，又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人祭人殉习俗仍然在各个诸侯国保持了数百年以上，因此商纣王不认真祭祀在当时背景下反而是比较进步的表现，而周人自然会指责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弃厥肆祀，弗答”。[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现为自然性，周代出于神道设教祭祀天帝，因此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会指责商纣王“不恭上帝”。[32][33][34][35][36][37]雖然殷周時代都存在由婦女擔任的官職，如「世婦」可掌管祭祀、賓客等禮儀，受國君尊崇[38][39][40]，但據陈曦、张懋镕、王奇伟、王晖、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谢乃和等众多学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体地位相对于商朝大幅下降，主张“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而相对将妇女被排斥于军政事务之外，并开始趋于伦理保守和礼教束缚，这是《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牝鸡之晨”的缘由，同样也是后世儒家排斥性开放的“郑卫之音”并将其视为“纣俗”的原因。[18][41][42][43][44][45][46][47][48][49][50]商代方国联盟为主的制度下，政治組織不甚嚴密，儘管商代存在管理、徵集兵眾之行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句，但整體政治组织形式仍较为松散，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国，别国逃犯有时则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如《周禮》有“司民”之官，“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实行“有亡荒阅”，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将抓到的逃犯归还给各国，因此获取了部分西土诸侯的支持，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责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44][51][52]不用亲戚为官则是商纣王打击守旧派贵族的手段，酗酒则是商朝一直以来的传统。[19][53]“天命”则是争议较大的话题，部分学者如晁福林等认为商朝并没有后世的决定朝代兴亡命运的“天命观”，《商书》中的“天命”实际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和弃绝自己的生命）”，按这种理解则是帝辛虽然不认真祭祀祖先，却始终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会弃绝自己。[32][33][34]

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认为，后世文献中有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一个“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古史累积”的爆发期，诸子百家和游士说客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杂谈的举例论证中，把作为前朝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为了宣扬“恶有恶报”，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状，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作为成作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非酷刑。[54]“剖割孕妇之胎”也是《诅楚文》中秦王宣称的楚怀王的罪状，可见这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扣给敌人和亡国之君的一种帽子。“把人剁成肉酱”的醢刑在战国秦汉时期也是常见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当时的寓言杂说中加到商纣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缠子声称“桀为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这是将晋灵公的罪状张冠李戴到作为亡国之君的“桀纣”的身上。因此，《列子·杨朱》中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对于比干之死，《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自尽[10]。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继续把帝辛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经过千年积毁，商纣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55][18][19]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降，中国大陆持“殷商奴隶社会说”的历史学者中，有一部分会以牧野之战“奴隶倒戈”的说法作为論述“商纣王残暴”之论据。而主张商朝非奴隶社会的学者，例如无奴学派、西汉封建论者和魏晋封建论者，无人赞成“奴隶倒戈”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反对帝辛的守旧派贵族带头發起的叛乱。[56][57][58][59]

根据《左传》等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飞廉出使北方，对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诗经·商颂·玄鸟》：“武王靡不胜。”《诗经·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郭沫若認為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60]